控制是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問題。傳統的勞動控制理論認為，資本家需要擁有對於勞動者的控制權。注意，這裡說的是「勞動者」而非「勞動」。這一觀點不難理解：對於資本家而言，只有有效地控制了勞動者，讓他們聽從於自己的安排，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生產效率，從而保證工廠獲得更多利潤和市場份額。無論在工廠手工業還是機器大生產時代，勞動過程理論都圍繞著資本如何保證「勞動者」在固定時間裡認真、高效地完成任務而展開。對於人的肉身的、在地性的控制成為勞動過程理論展開討論的基礎。即便是在八小時工作制的語境中，資本也一直在強調如何更加精細而有效地對勞動者進行管理。佈雷弗曼對於工廠標準化管理以及流水線生產的研究、布洛維對於工廠政體下「製造同意」與「趕工遊戲」的研究，以及諸多對於富士康工廠的勞工研究等，都十分細緻、深入地闡釋了資本想要控制「勞動者」所做的嘗試。對於勞動者或者一般意義上的人的身體的管理與約束，是勞動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平臺經濟的語境下，資本的執行邏輯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它的控制物件由「勞動者」本身變成了「勞動」。平臺資本對於「勞動者」是誰變得並不在乎，它不在意為其從事勞動的人是誰、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重要的是，這些人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出現並能夠按照平臺的要求貢獻自身的勞動力。換句話說，由誰來幹這個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這個工作。只要能夠按照要求完成勞動，無論你是張三、李四還是王五，都可以參與其中。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讓資本方放鬆了對於勞動過程中身體的整體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點狀連線式的遠端控制。這樣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門檻的特點，也使超大規模的零工就業成為可能。
在此，勞動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資本對於勞動過程的控制出現了有趣的二律背反，變得既精細，又廣泛。對於廣大的外賣騎手來說，他們的「工廠」從固定、封閉的場所被搬到了大街小巷，他們獲得了流動、穿梭的自由；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得不服從演算法與站長隨時拋來的指令，嚴格按照指令執行勞動。有訂單時工作，無訂單時休息，工作與生活的隨機轉換成為零工勞動者的日常。上一秒騎手還在馬路邊與工友抽菸吹牛，下一秒就要跨上電動車跑往餐廳；前一小時騎手還在家裡補覺，下一小時就被站長要求穿上雨衣出來搶救超時訂單……
對於「送外賣」這樣的工作，勞動場景與生活場景越來越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勞動日常即生活日常，使人難以分清其邊界。這與大工廠時代的勞動與休息、生產與再生產的嚴格區分有了實質性的不同。澳大利亞學者梅麗莎·格雷格（melissagregg）敏銳地發現，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白領階層工作場所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將筆記型電腦帶回家，生活與工作的邊界隔絕已經不復存在。現在不僅是白領階層感受到了工作與生活之間邊界的模糊，廣大的藍領、灰領、農民工群體的再生產時間也在被侵佔。移動端的app不但牽引著娛樂族的注意力，更時刻影響著勞動人群的工作節奏和勞動意識。當流動的、自由接入的數字勞動成為一種趨勢，身體第一次從固定的場所中得以「解放」，「勞動」變得比「勞動力」本身更加重要。我隱約感受到，這既是一個關於控制的問題，又超越了控制本身。因此，用傳統的勞動控制理論來全權代理分析平臺語境下的零工勞動有欠妥當。
勞動過程理論闡釋的是一個生產性轉化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勞資雙方的對立性成為其論述的前提。結合工業化大生產時期的歐洲歷史，這樣的分析有其洞見性。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歐洲逐漸形成了勞動罷工和權益爭取的傳統，這使集體的、組織化的協商成為可能。但是，在零工經濟的語境下，鬆散而高速流動的勞動現狀對傳統的勞動理論分析視角提出了挑戰。勞動者不再是一個有機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體。換句話說，這是一群來去自由、十分鬆散的人。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並不居住在同一社群，沒有共同從事生產工作的固定場所，也很少有關於集體的回憶，更別說自我的身份認同。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成為新的不穩定階層——這是我們重新看見和思考平臺勞動時不得不承認和麵對的問題。同樣，外賣騎手也是如此，雖然勞動控制的問題在他們的勞動過程中十分明顯，也十分重要，但是單一的「控制-反抗」的分析邏輯不能完全適用於對這群人的分析，也不足以闡釋為什麼他們形塑了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他們「脫嵌」了傳統的製造業、工業化的生產模式，邁入到服務性勞動領域，而平臺的出現帶來了全然不同的組織、傳遞、生產生態。在控制的問題之外，似乎有一個更加宏大的、關於勞動形式和意義變化的時代之問，等著我們去解答。
再進一步說，數字平臺語境下的勞動問題不單單是一個資本與勞動的問題，它是一個超越簡單的「控制-反抗」邏輯的複雜系統。在這個系統當中，控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但絕對不是全部。除了控制，這裡有千千萬萬個體的生命故事，有勞動的重啟及其意義的重建，有關係的斷裂與聯結，也有一種正在生成的過渡性。個體與組織、社會正以無比緊密卻又十分鬆散的方式聯絡在一起，它所展現的是一個勾連宏大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轉變的過程。本書期望展現的「過渡勞動」，正是個體勞動故事與時代變遷之間互動交織的過程，它既是一種勞動狀態，也是一種經濟狀態、一種文化和社會狀態。
傳統的勞動控制研究雖然有著極其豐富的理論積澱，卻也存在諸多研究盲點。例如「控制-反抗」的框架讓我們只見勞動不見生活，但零工勞動者與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工人全然不同，他們工作的時間、空間都發生了變化。固有的工廠場地消失了，配合與流水線消失了，甚至監工的小組長和經理也消失了。他們變得來去自由、無人在意，生活與勞動自成一體。對於當下的零工勞動者而言，勞動與生活、生產與再生產從未如此緊密地繫結在一起。這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後疫情時代下全球零工勞動的意涵。與此同時，新技術的結構性力量同樣不容忽視，因為它正在全面重塑勞資關係，這種新的技術力量所形塑的勞動政治不再是簡單地提高生產率、增強控制性，它衝擊了社會主要勞動群體的工作倫理和對工作的想象，給農村和處於不利社會地位的女性帶來了新的可能，帶來了對「勞動與資料」關係的新思考，也帶來了一個重新討論媒介技術與個體選擇的場域。
因此，本書希望跳出單一的控制框架來描述數字平臺的零工勞動。數字勞動者的生活嵌入在社會的肌理之中，與此同時，他們也成為肌理本身。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本書希望看到個體生命歷程與勞動的張力互動，看到個體與系統的關係，看到零工勞動者的敘事與傾訴，看到關於平臺勞動理論與現實對話的枝葉漫展、游離縱橫。這當然不是說全然不談控制，而是希望將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與更廣闊的勞動生活世界並行進行分析。我希望將更多、更大的篇幅放在展現外賣騎手日常的勞動和生活的故事上，看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感所想。歸根結底，我希望這是一部關於勞動者的書寫，而不是關於控制的申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