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多數讀者對於外賣騎手相當熟悉，畢竟在過去的十年間，沒有吃過外賣的人少之又少。這一部分的寫作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講述這一人群出現的政治經濟學動因，二是簡述過去十年左右中國外賣經濟的發展狀況，三是對外賣騎手這一職業做些介紹，方便後續討論的展開。
「外賣文化」由來已久。早在中國宋代《東京夢華錄》中便有記載，「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盒器皿，車簷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甚至在《清明上河圖》中，也有人發現了最早的「外賣員」的身影。店夥計或挑著擔杖，或兩手各執餐盒餐具，步履匆匆，外出送餐。遙想宋朝文人思潮興盛，街市商業發達，餐飲外送出現也不足為奇。進入到近現代史，從事外賣服務最著名的案例是印度孟買出現的「達巴瓦拉」（dabbawala）。「達巴瓦拉」意為「運送盒子的人」。由於當時孟買出現了大量英國人，他們無法適應印度的餐食，就出現了幫助把提前準備的午餐送至工作地點的服務。該服務一天可運送20萬個左右的餐盒，據說配送錯誤率極低，每600萬次運送中只有一次差錯。這在純人工運輸的商業案例中也算是一個奇蹟。在過去的數百年間，吃外賣多是地位和階層的象徵，是隻有少數人才能夠享受的服務。而外賣真正成為全球社會的主角，也就是過去十年間的事情。
一個令人吃驚的資料是，過去十年間全球範圍內點外賣的人口數量陡增了幾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這一數字在不同的地區變化不同。2004年，grubhub外賣平臺在美國出現，成為世界上第一家線上外賣平臺。2009年，國內第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麼」正式成立。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全球外賣平臺市場遍地開花，中國、美國、巴西、印度、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大量線上點餐平臺。預計到2024年，外賣市場的收入額將達到1.22萬億美元。而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賣平臺。從2015年中國網際網路絡資訊中心（cnnic）將外賣消費列入統計以來，中國線上訂外賣的人口就增加了4倍之多（見圖1）。
2022年，中國線上訂外賣的人數就已超過5億。相應地，「外賣騎手」也逐步演變為一種容納龐大就業人口的新工作。
從職業發展的角度講，外賣騎手是一個新職業。2023年初，外賣騎手才以「網約配送員」的稱謂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而這一工作人群的大規模出現，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外賣騎手奔走於大街小巷，身著各種顏色的工作服。那麼，這群人是如何出現的？他們的出現與當下社會的運轉有怎樣的關係？
外賣騎手在中國的大規模出現，主要歸於四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市場經濟與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提升了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和靈活性。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國企改制和市場競爭迅速影響到了社會人口就業。在這一語境下，市場彈性的增加表現為國企改革和「鐵飯碗」的終結。20世紀末出現了工人「下崗潮」，也有不少人放棄穩定工作主動「下海」。恰在此時，我國正在經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大量農民工群體進城務工。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17.92%，2020年已達到63.89%。改革激發了市場活力，也催生了彈性勞動力市場機制，使大量勞動者成為「朝不保夕者」。
第二個因素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量化寬鬆政策的持續。這一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為了拯救市場、提振經濟，全球開啟了量化寬鬆政策，通過購買國家擔保的金融資產來重建金融信譽，並向信貸市場注入流動性。如此一來，一大批「熱錢」遊走於世界各地尋找投資標的，而此時的網際網路成為金融資本一個重要的去處。千禧之年前後的網際網路已歷經十餘年的飛速發展，風投資本的注入更是為諸多網際網路創業公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促成了包括外賣產業在內的平臺經濟商業模式的大發展。
第三個因素是過去十年間製造業的產業轉型和升級。千禧年前後，中國是著名的「世界工廠」，擁有大量的就業人口和低成本勞動力，但近些年，我國產業結構出現了明顯變動，主要表現在服務業所在的第三產業比重大幅增加，製造業所在的第二產業比重逐年下降。截至2020年，第三產業佔gdp總量超過一半，而第二產業為37.8%。資訊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衝擊了傳統制造業，倒逼產業結構轉型，大量的工廠工人開始謀求就業的轉型，這為零工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第四個因素是媒介技術的發展。零工經濟的發展以移動終端為基礎。在中國，智慧手機經歷了普及化，廣大的農民工群體也在過去的十年間統統換上了智慧機。手機深度嵌入勞動實踐，並通過智慧技術與演算法實現遠端掌控。技術的高可及性和就業的低門檻，使大量勞動力湧入成為可能，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外賣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和就業。
儘管只有十餘年的發展，但中國的外賣產業增長迅猛，已經成為當下平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和勞動形態，外賣經濟有很多的別名，包括「新業態經濟」「共享經濟」「新型網際網路經濟」「零工經濟」等。在過去的十餘年間，中國外賣產業高效地完成了一個產業週期所需要經歷的多個階段，並開始趨向穩定化發展。概括來說，外賣產業共經歷了四個階段：初始創業期、平臺擴張期、競爭兼併期、寡頭壟斷期（參見表1）。
外賣行業自2009年起步，在2014—2016年迎來發展高峰，並從2019年開始趨於平穩。在外賣平臺的發展初期，外賣公司的數量不斷增多，市場競爭趨於白熱化，自2014年「價格戰」開始後，外賣平臺普遍通過「燒錢」賺取市場佔有率，一些資金鍊薄弱的企業被迫退出。因為平臺之間打「價格戰」，所以消費者可以用極低的價格買到一份不錯的外賣餐品。我還記得當時一個朋友向我誇耀，他只用了五元就買到了一份原價四十多元的肯德基套餐。用大家的話來講，那是一個紅包、獎勵、補貼滿天飛的時候。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外賣騎手開始變成一個熱門職業，大街小巷開始流傳「外賣小哥月入過萬」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廣泛傳播，並迅速在社會上產生了連鎖反應，一些農民工或賦閒的人聽說送外賣很賺錢，紛紛開始進入外賣業，做起了騎手。
那麼，外賣騎手真的可以月入過萬嗎？我們的調查顯示，確有其事，但這樣的比例並不高。在2021年我們調研小組的問卷反饋中，僅有8.85%的人表示自己每月可以拿到9000元以上的收入。其實外賣產業「先燒錢後壟斷」的發展模式並不利於騎手的收入增加。相反，不少騎手都表示自己的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勢。只是，在外賣產業的後續發展中，「月入過萬」確實成為平臺招工的有效宣傳語。直到2020年，我問一些騎手為什麼進入外賣行業時，仍舊有人告訴我，因為他們聽老鄉說「外賣行業一個月可以拿到一萬多」，雖然那時他們的月均收入僅僅能到4000元上下。對於來自廣大農村的流動人口，「月入過萬」構築了他們對於外賣勞動美好的初始想象，也在無形中構築了他們對於一個新興產業的希冀和自我實現的目標。
於是，外賣騎手這個職業，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如此高頻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如同網購帶動了快遞行業一樣，外賣經濟的快速擴張迅速帶動了配送就業。截止到2020年6月，「餓了麼」線上外賣平臺已經覆蓋全國2000個城市，其入駐餐廳達300萬家，日均配送450萬單，使用者量達2.6億，服務於蜂鳥即時配送平臺的註冊配送員超過300萬人。美團的內部參閱則提及，在2020—2021年，有470萬騎手從美團平臺獲得了收入。由於目前缺乏官方資料，我將主要的外賣平臺就業人口進行加總後發現，國內外賣騎手數量實際已突破1000萬人，而且這一數字在疫情後仍在繼續增加。下一章將展示，隨著外賣組織和管理的完善，外賣騎手依據工種的不同被分為了專職、眾包、樂跑（優選）等類別。這些騎手有的屬於站點管，有的是「散養」模式。自2018年後，已經不存在與平臺具有直接勞動關係的騎手了，大部分騎手都是與中介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協議。保障的不連續和不穩定使「幹幾個月就走人」成為常態。
外賣行業的進入門檻低：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無犯罪記錄、有健康證。對於想掙點零花錢的多數人來說，這樣的門檻非常容易達到。我所在的十幾個外賣騎手的微信群裡，每天都有大量中介發廣告，表示可以快速幫辦理健康證、開具無犯罪記錄的證明。他們將自己辦理過的成堆的健康證拍成照片，發到群裡，配上「你還在等什麼」「不要猶豫，機不可失」等話語，鼓勵大家來跑外賣，並藉此賺取收入。群裡只要有人詢問與外賣就業相關的問題，就會有一大堆人「跑出來」答疑解惑，並主動要求新增提問人的微信，聲稱自己可以幫助解決問題。在這樣一種熙熙攘攘的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流水線和工地，拿起手機、騎上電動車，跑起了外賣。
按照既往學者的分析，平臺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這裡面存在兩類勞動者：核心勞動力和邊緣勞動力。前者多負責技術性工作，通過軟體研發、產品運營和市場公關等來幫助平臺確立市場競爭力和壟斷地位，比如我們俗稱的「大廠」員工；後者則被安排了勞動密集且繁重的工作，通過數字化的管理被控制在一個動態的物流網路之中，比如騎手——他們通過繁重的身體勞動將這樣一套外賣配送的系統變為現實。
雖然他們在勞動分工中相對來說處於邊緣，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對這樣一份勞動注入希望。很多人希望通過跑外賣過上體面的生活，而他們的話語中總會出現「將來」「等到有一天」「未來的時候」等。但是，他們確實並不知曉自己會工作到何時，沒有明確的規劃正是他們的常態。可以說，他們是資本產業催生的新一代「朝不保夕者」。他們的勞作和生活與技術緊密相連，他們帶著願景、夢想和希望，與資本協商、合作、博弈，有時候，騎手勞動與經濟理性和工具理性緊密糾纏；有時候，騎手勞動也會與社會、技術發展的特定階段相融合，留下自己短暫卻值得記錄的數字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