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外賣經濟發展迅速，已成為當下中國社會重要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本書的田野資料來自我在2017年5月至2024年3月間對外賣員的持續觀察。其間，我所在的調研小組以訪談、田野觀察、問卷、跟跑單等形式參與對外賣產業尤其是外賣騎手的觀察。問卷調查地點以北京地區為主，在2018年到2023年6年間連續發放。參與問卷的外賣騎手人數分別為n（2018）=1339，n（2019）=771，n（2020）=1306，n（2021）=1209，n（2022）=1208，n（2023）=1264。訪談則伴隨田野調查，每年不間斷進行。截止到2024年3月，我訪談了兩百餘位騎手，其中包括三十餘位女騎手，也包括二十餘位站長、排程員、騎手小組長等。調查的時間維度跨越了新冠疫情，所以疫情期間的訪談多線上上進行。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外賣騎手作為「朝不保夕者」的身份更加凸顯，「手停」「腳停」意味著「嘴停」，沒有收入給他們帶來的衝擊極大。因此，本文的部分內容也記錄了疫情期間外賣騎手的勞動與其面臨的困難。
除了外賣騎手，我也儘可能地採訪了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加盟商、代理商、消費者、餐飲店家以及騎手家人，並蒐集了相關的資料和資料。其中，我對三十餘人進行了正式採訪，其他大多是日常閒聊和交流。在這些資訊中，有的是一手資料，有的是來自政府、媒體、市場機構或者個體觀察者的二手資料。這些資料對於我拼湊整個外賣行業「過渡勞動」的故事十分重要。
我關注的大多數騎手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濟南等地跑單，與此同時我也訪談了一部分在縣城，如陝西渭南和宜君、江西景德鎮、雲南勐海、山東菏澤曹縣等地跑單的騎手。騎手是一群十分具有流動性的人，大城市的騎手來自五湖四海，這樣的地域多樣性幫我更好地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勞動者境況。他們有的家裡還在務農，秋收時需要趕回老家收糧食；有的已經舉家搬來大城市，幾乎與老家斷了聯絡。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讓父母帶，有的讓孩子進了寄宿學校，也有的即使吃力也要把孩子帶在身邊。他們有的已經結婚生子，也有的才十幾歲就跑來大城市「看世界」。家庭和未來對於每個人的意義非常不同。我們調研小組分析了在北京地區所做的外賣騎手問卷發現，騎手幾乎來自全國各個省份，多以農村地區為主。騎手最多的一個身份，依舊是農民工。跨越兩個時代的兩份職業有著鮮明的連續性，這讓我在後續的分析中多少有了一些歷史的延續思考。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外賣騎手不僅包括送餐的騎手，也包括送檔案、藥品、生活用品的騎手，如「閃送」和「uu跑腿」等細分業務的騎手等，但不包括快遞配送員。
與千禧年前後出來務工的大批農民工一樣，騎手們多是通過老鄉、熟人、親戚關係等跑來特定的城市打工，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他們的不安全感。根據調研小組2021年對北京市外賣員的調查，通過老鄉或朋友介紹進入外賣行業的騎手佔被調查總人數比例的74.03%；網站招聘次之，佔10.67%；通過微信群招聘廣告、微信朋友圈、勞務中介、qq群、廣播等渠道加入外賣員行列的人數佔比均不足5%。但與農民工群體略有不同的是，加入騎手隊伍的勞動者似乎更願意「賺快錢」。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一些勞動者頭腦更靈活，想要乘著快速崛起的網際網路之風賺一波紅利；也有一些勞動者迫於現狀，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不得不送外賣。同年的問卷調查發現，外賣騎手多揹負債務，負債人數佔被調查總人數的62.94%。其中，84.91%的負債騎手負債金額在1萬元以上，12.47%的負債騎手負債金額在30萬元以上。在揹負債務的騎手群體中，近半數（48.16%）騎手因買房/買車而負債，有些因養育小孩/贍養老人（37.40%）和創業失敗（36.61%）而負債。外賣騎手的負債原因多來自住房與家庭，這也讓我們看到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對農村人群的影響日益增強。
送外賣是一項太過生動的數字勞動，每天奔跑在街頭巷尾的騎手會讓我產生一種資料唾手可得的樂觀。可實際情況是，在街上「捕捉」騎手並不容易。他們像池塘裡游來游去的小魚，極易受到驚嚇。靜止的時候你撲上去，他們會立馬躲開或逃跑。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一道去陝西渭南調研。在一家肯德基店裡，我們發現了幾個正在玩手機等餐的騎手。一個同學跑上前去詢問其中一個騎手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可能是同學說得太正式，那個騎手連連拒絕，甚至嚇得跌倒在地，爬起來之後立馬跑了出去。在一次次被拒絕的嘗試中，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們不斷地學習、摸索「開啟」這群人的方式，逐漸有了經驗。多次拒絕讓我開始變得厚臉皮、自來熟，有時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打足了雞血的銷售冠軍，即便被拒絕也可以笑嘻嘻地站在那裡，淡定且從容，繼續等待「捕捉」下一個騎手。
初期的田野調查以「偶遇」和「捕捉」為主，逮到願意與我多聊的騎手就儘可能多地與他們交流。其他騎手看了，會在一旁盯著我，並不上前，看得出來他們十分好奇但又不好意思多問。隨著田野時間的增加，周邊騎手的戒備少了很多。一些騎手甚至開始主動打招呼：「你們又來了？這次調查什麼？」慢慢地，我們與其中一些騎手變成了朋友，他們開始主動給我介紹願意聊天的人。甚至有段時間，一些騎手以接受我們的訪談為榮：「孫老師的調查，自然是要來的！」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傾訴和表達得到了重視，讓他們感到欣慰。有的騎手知道我是學者和大學老師，研究外賣騎手，就誇讚我，說我有同情心；也有的騎手在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做田野的時候，對我們進行「再教育」，認為我們「這些大學生、老師應該落地一些，多多關注社會上的真問題而不是跟隨網上的‘專家’胡說八道」。有好幾次，一些愛琢磨事情的騎手反問我：「你不是研究騎手的嗎？不是能幫我們嗎？那為什麼我們這個派單時間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短？」「你做這個研究有用嗎？真的有人關注我們這些人嗎？」
學者下到田野中被認為是有資源、有人脈關係，這種情況我和調研小組的同學也遇到過。在此過程中，騎手遇到一些具體困難時會求助我們。他們有的遭遇不公，憤憤不平，希望我們能夠聯絡媒體替他發聲；有的遇到困難，希望我們能夠動用關係，聯絡外賣平臺幫助其解決；也有的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說「保不齊有一天可以上新聞，就出名了」。對此，我時而努力幫忙聯絡協調充當問題解決者，時而又因為自己能力有限而哭笑不得。
外賣田野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與大多數騎手相處。作為一名來自象牙塔的「青椒」女性，在多數騎手是男性的情況下，深入和融入他們的生活並不容易。取得信任需要時間。人是複雜的，騎手當然也是。他們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等待被限定在特定苦難框架裡的二維存在。我時而傾聽，時而抉擇。在田野裡，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體驗和理解這個江湖，也體會到了經驗的重要性。人的經驗是複雜的，它有感受、有思想。每一次的田野，都讓我有所進步。有時候是我的嗅覺、觸覺、聽覺等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有時候是我理解空間、地方、流動的思維變得更加活躍。這不禁使我想到稻盛和夫所說的「現場有神靈」，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美妙的體驗。
「知識只屬於實踐者，只能在豐繁複雜的人民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內涵——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內涵，包括真情實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漲湧。」正因為如此，我在本書中並不甘於僅僅強調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而是希望看到勞動所聯結的千千萬萬的生命歷程和個體命運。在具體論述中，本書採用自下而上的展開方式，將話語的主體性重新歸還給個體勞動者，從他們的視角窺探過渡勞動形成的原因、過程和引發的社會影響。
作為一名觀察者，我有幸在田野中認識了很多樂於助人的騎手，甚至與其中不少騎手成為彼此信任、交心的朋友。這對於我而言是一段難得的經歷。我自認不是一個熟稔於開拓社會關係的人，但是外賣的田野讓我看到了這種可能。伴隨著外賣騎手的生命歷程，我也更加堅定了自己關注和記錄數字勞動者的使命。感謝我在2017年至2024年期間獲得的大大小小的學術資助，因為有這些資助，我可以力所能及地給騎手一些誤工費。數目雖然不大，但大致抵得了他們因為與我聊天而耽誤的本可以獲得的勞動報酬。這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與我聊天，也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瞭解騎手的工作和他們的心思。對於既無個人魅力也無熟人關係的我來說，訪談勞務費的存在是我進入田野、獲得大量一手資料不可或缺的支撐。出於對受訪者和支援者的尊重與保護，本書提及的所有訪談者姓名均為化名。
寫作的時間斷斷續續已有三年，細細算來並不算短。作為一名青年學者，中間總有諸多或細碎、或重要的工作任務需要處理，時常感嘆千頭萬緒，無法集中精力全力書寫。在編輯顧曉清老師的催促和幫助下，總算在時間的碎片中完成此書。每每做完新的訪談、見過更多的人、讀到內容好的材料，總希望將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也是因此，文稿一推再推，歷經反覆修改刪減，終成為現在的樣子。雖不夠完美，也已盡力。至於一應缺憾，皆歸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