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成為騎手，既是一個適應平臺組織管理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身份協商的過程。騎手是一份服務業工作，這也意味著個體的規訓和服從不可避免。正如《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所言，幹快遞時，「自尊心的確是一種妨礙」。在某種程度上，快遞員、騎手這樣的職業具有相通性。在這一章中，我將重點描述外賣騎手如何進入外賣行業、學習服務，並最終在平臺上形成一種黏性勞動的趨勢。我試圖在分析田野資料的基礎上給出一些關於數字勞動的理論反思，如為何當代年輕人會選擇成為外賣騎手，在成為外賣騎手的過程中，他們對於自己身份的認知發生了哪些變化。
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學做騎手」的過程彰顯著中國農民工群體甚至是更廣泛的數字中下層人群的工作倫理變遷。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零工人群，並不想像自己的父輩那樣在工廠或工地工作，乖乖地服從工廠、企業的管理支配。他們不想「被人管」，他們「更喜歡自由」。「追逐自由」正在成為當下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擇，雖然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無法解釋清楚現在的工作到底是更自由還是更受限。相較於穩定、省心、離家近等更討自己父輩喜歡的就業方式，中國二代、三代農民工似乎更加在意自己的選擇和自我的感受。
吉登斯在討論現代性與現代社會時，提出了「自反現代性」的概念。他認為，個體不斷地自我反思、除錯自身實踐並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是現代人的重要特徵。這樣的闡釋放在投身外賣的勞動者身上十分適用。中國當代勞動者的職業倫理正在發生顯著變化。面對加速變化的社會，工作不再是為了穩定和長期收益，而是更趨向於追尋短期勞動利益的最大化。據我的觀察，從事外賣的勞動者雖然也有猶豫和糾結，但會主動消解傳統社會捆綁在自己身上的諸多束縛，他們會與傳統認知進行協商，並在合適的時候果斷脫離，積極投入到零工經濟的平臺勞動市場中。工作的流動性、可變性和不穩定性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
根據「美團」和「餓了麼」釋出的研究報告，兩個平臺分別有77%和75%的外賣騎手來自農民工群體。這是相當龐大的一個數字，同時它也告訴我們一個重要資訊：平臺勞動雖然是新職業，但是參與其中的依舊是耳熟能詳的「舊人群」。而恰恰是這樣的「舊人群」，他們的職業倫理出現了「新變化」，才更值得我們注意。對於離開農村的農民工來說，城鄉的差異和平臺的分化管理加劇了他們個體化、原子化的生活方式。一個人在外打拼成為一種習慣。那麼，他們真的只是原子化的人嗎？答案是否定的，也是複雜的。因為他們不但未能成為個體化的自由人，反而因此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
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曾經闡釋了「制度化個人主義」的概念，他指出，晚近現代性中的個人看似越來越自由，但實際上並不是無拘無束的個體，而是與各種社會結構、網路、規則、制度越來越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我想，外賣騎手也正在上演此種「制度化個人主義」。他們逃離工廠，追逐「自由」，但卻在「學做騎手」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深刻地與系統、平臺、消費者等各種元素綁在一起，而在此過程中，他成為首要且唯一的責任人。在外賣的江湖裡，獲得收入、學習話術、忍受汙名、打架反抗等均成了個人需要獨立面對的事情。學做騎手，既是一個被平臺服務規訓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接受個人主義的過程。
外賣勞動的工作形態成為塑造騎手身份認知以及自我與社會關係的重要基礎。騎手勞動伴隨著平臺不斷細化的勞動組織形態和彼此競爭的機制而變得越來越缺乏聯結性。它變得個人化、變得難以聯結和分享。平臺勞動者似乎喪失了工友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化的沉默與零星碎片的表達。超長的勞動時間和按件計價的薪資規則讓越來越多的人沉迷其中，患得患失、囿於比較。內在的關注遠遠大於外在的聯結。我逐漸領悟到，這群逃離工廠、遠離老家、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勞動者加入外賣行業，折射出了中國資訊化和平臺化帶給個人的巨大沖擊。當越來越多的騎手專注於比較彼此間的收入而非共同利益時，制度化的個人主義便形成了。在追逐自由、「用腳投票」的高速流動中，他們的數字勞動旅程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