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工廠
初三就不上學了。14（歲）那年，跟我媽媽來到北京，跟著她去給公園澆了10天花。後來去餐廳當服務員，幹了三年，掙錢少，累。2017年10月，開始去工廠裡上班，在廣東惠州，有個電子廠，給華為的平板電腦後殼做代工。朋友說缺人，就去了。挺無聊的，一直坐著，低頭幹活。平常工資不高，訂單多、缺人的時候，（工資）多點兒。2019年，有兩個半月，掙了一萬，還不錯。白黑加班那種。後來朋友介紹，回來北京，幹「餓了麼」全天兼職。在望京中央公園這邊。
小蔡師傅是我和調研小組在2020年疫情期間認識的騎手。他是望京吳站長站點裡的騎手。採訪他的時候，他只有21歲，卻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調研小組的同學用「英年早婚」來形容他。轉行到外賣僅僅一年的時間裡，小蔡師傅已經幹過外賣裡所有的工種：團隊、兼職和眾包。與他聊天能夠發現，他雖然年紀小，但說話利索、思路清晰，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小蔡師傅喜歡幹外賣，不喜歡進工廠，是典型的「逃離工廠派」。如果說有誰能夠充分體驗工廠和外賣的不同，小蔡絕對算一個。
對於從傳統生產製造業中走出來的農民工來說，平臺勞動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勞動模式。它把工作場地從工廠搬到了大街小巷，似乎變得更自由、更靈活，甚至什麼時候幹活、什麼時候收工，都可以「自己說了算」。對於農民工來說，這樣的勞動模式充滿了對於逃離工廠監管、實現「自由勞動」的美好想象。小蔡說：
（外賣）比建築工人好。不用搬磚、出大力，基本不太累。……以前在工廠也幹過。（外賣）好乾一些。沒有工長或組長在背後時時監督你，看到偷懶就罵你。上廁所還要請示。
關於跑外賣「更自由、更靈活」的說法，我在與外賣員的訪談中屢次聽到。正如小蔡所言，對於沒白沒黑加班加點或在工地下力氣幹活的人來說，跑外賣確實是一份挺美好的職業。也正是在這樣的美好設定中，伴隨著網際網路平臺產業的迅速擴張，中國勞動力人口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轉移。「逃離工廠」成為近幾年勞動就業的一種常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群體和其他無法一一細述職業類別的社會群體加入外賣行業。我在第一章中曾講過外賣平臺上的「拉人大戰」和擴張的中介系統，這也是促使外賣勞動者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2021年，我所在的調研小組關於北京市外賣員的調查問卷顯示，有工廠做工經驗的外賣騎手佔比高達43.26%，有建築工地做工經驗的人數佔比達25.97%。
網際網路服務業對於製造業的人口吸納造成了傳統產業與平臺就業難以調和的矛盾。根據2021年《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的表述，到2025年，中國製造業重點領域人才缺口將達到3000萬。而截至2021年，中國的靈活就業人數已達2億。一端是製造業產業升級，人才缺口不斷擴大；另一端是年輕人逃離工廠，加入零工就業大軍。
為什麼年輕人寧願跑外賣也不喜歡進工廠？學界、媒體和社會層面都曾對此有過討論。很多人認為，「跑外賣」成為受歡迎的就業去處與當下國內宏觀經濟發展、就業壓力、社會就業政策導向等有著密切關係。隨著產業的升級轉型，平臺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勢必對傳統制造業形成虹吸效應。與此同時，後疫情背景下的失業浪潮湧來，「跑外賣」作為一項零工就業成為很多人獲取收入的不得已選擇。面對持續不斷的媒體報道和社會討論，我也曾經疑惑作為當事人的騎手會如何理解這個問題。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的回答簡單直接：
為什麼幹外賣？收入高呀！
這行也不是什麼好工作，但是它給錢及時，不拖工資。到了時間，你就去賬戶提現。
靈活，沒人管。我討厭被人管著。
掙得多些。有老婆孩子，要養家餬口咧。
「跑外賣」的選擇與勞動者個體的、家庭的經歷和喜好密切相關。其中，「收入高」「不拖工資」「管理鬆散」成為農民工「用腳投票」、奔赴外賣的主要原因。在這個加速流動的市場中，個體勞動者彰顯出了很強的能動性，外賣相對更高的收入讓他們變得實際且敢於決斷。我也發現，外賣騎手很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很多騎手錶示，自己加入外賣是因為聽別人講「外賣掙錢」，所以自己也想試試。「外賣小哥月薪過萬」成了很多人口口相傳的美好勞動故事；「只要來跑外賣，月入過萬不是夢」這樣的話語激發了很多人對於勞動致富的美好想象，也最終幫助他們開啟了逃離工廠的行動。這是一群腦袋靈活且善於流動的人。說得形象些，這些逃離工廠、來跑外賣的新生代勞動者就好比一群訊息高度靈通的蜜蜂，無時無刻不在蒐集更加符合自身利益或者高收益的工作機會，一旦發現哪裡有蜜可採，便迅速飛向哪裡。
2022年曾有專家因提出「建議年輕人多進工廠，少送外賣」而衝上新聞熱搜。對此，很多外賣騎手和年輕人並不買賬。他們認為自己「逃離工廠」有理有據，對專家的意見不以為然。有位「嗶哩嗶哩」影片平臺up主在影片中討論此事時這樣說：
其實我想告訴你的是，哪有什麼招工難呀，哪有什麼用工荒啊，無非就是招馬難、用牛荒。當然了，肯定有很多人會說，哪有什麼招馬難，哪有什麼用牛荒。你不信你問一下那些大神們，你問一下提桶跑路的那些老哥們，為什麼跑路啊？無非就是吃不飽啊，無非就是幹累的幹不下來唄。你說要是解決用工荒的話，還用得著咱鼓勵年輕人不要去送外賣嗎？對吧？把工資提一提，待遇稍微漲一漲，管理上稍微那麼人性化一點兒，提桶率它絕對會大大降低的。
這位up主用「招馬難、用牛荒」的戲謔描述來傳達製造業工廠的用工現狀，認為工廠招不到人根源在於工作量過大、工資過低、管理嚴苛。他認為應該首先去想辦法改善工廠勞動環境，而不是質疑年輕人的「外逃」。此話不假，「逃離工廠」背後是一個處於轉型期社會的複雜就業矛盾。改革開放後，「進工廠」「幹建築」成為一代農民工的主要就業去處。依靠龐大的人口紅利，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作為「世界工廠」迅速崛起。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中國工廠勞動和農民工群體逐漸被「汙名化」的過程。諸多建築和製造業過度追求利潤、壓榨工人福利，將自己變為「血汗工廠」，欠薪討薪和勞資矛盾不斷。既往的諸多研究展現了傳統制造業、加工業的工廠勞作充斥著父權制的管理、嚴苛的訓斥和進度緊張的流水線。工廠因此被貼上了「工資低」「牛馬不如」的標籤。
我把影片發給小蔡並詢問他的看法，他看了之後覺得這樣的提案又好氣又好笑，回覆了一句：「這人肯定沒在工廠幹過！」
「憑本事吃飯，不丟人」
多數騎手對跑外賣這件事既愛又恨。他們在這個行業裡拿到了其他工作無法與之相比的收入，卻在旁人面前羞於承認自己是個外賣騎手。很多騎手選擇對家人和朋友隱瞞自己跑外賣的工作。伴隨著這份工作而來的汙名化與合法化矛盾糾纏著多數騎手，他們不得不經常進行自我協商。
一位騎手說：「跑外賣和進工廠沒啥兩樣，只不過前者把工廠搬到了大街上。」這一比喻十分有趣。如果要給外賣勞動在空間上下一個定義，它確實是把工廠的流水線勞動通過數字化技術放置在了更大的城市空間中。其間，外賣騎手要經歷等單、接單、取餐、送餐、完成訂單等一系列任務。同工廠的流水線勞動一樣，跑外賣也存在時間限制和諸多重複勞動。學者聞效儀將外賣勞動歸結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業態」。此話不假，無論是從勞動方式還是勞動的組織形態來看，外賣產業同工廠勞動一樣，通過使用大量勞動力、進行大量體力消耗來完成工作任務。換句話說，「跑外賣」雖然披著數字經濟的外衣，但在某些場景下，仍未能跳出工廠勞動的流水線邏輯。也是因此，「跑外賣」非但沒有獲得廣泛的勞動認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工廠勞動的汙名化。
對於大多數外賣員來說，雖然「跑外賣」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但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他們不得不面對社會和媒體對於「外賣勞動」的汙名化。大部分外賣員由農民工群體構成，因此，圍繞「跑外賣」所展開的社會話語依舊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農民工群體的汙名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餘年間，媒體對於農民工群體有過諸多負面的報道。這些報道的議程和框架形塑了社會對於勞動者普遍「看第一眼」的現實，而外賣員的汙名化過程同樣如此。
騎手的負面形象伴隨著他們的勞動過程而產生，「闖紅燈」「逆行」「車速快」「粗魯」「嗓門大」「不耐煩」成為他們隨身揹負的「標籤」。在實際的勞動場景中，外賣員可能遭受來自媒體、顧客、路人、保安、物業機構等主體的質疑和不信任。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時提出了「汙名化」的概念，他認為汙名化是一群人將低劣、下等強加於另一群人並加以維持的過程，是不同人群間權力關係不對等的表現。「汙名化」所呈現的過程是一種群體性行為，不具汙名的一方將負面的、消極的「標籤」不斷與被汙名化的一方聯絡在一起，並最終建立被汙名化一方的刻板印象。對於外賣騎手的某些刻板印象雖然並非毫無根據，但是這些建構往往忽視了他們是被「困在系統裡」需要趕時間的人。這些質疑、不信任給外賣員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很大困擾。
對此，有些騎手逆來順受，無意接受也無意改變；也有些騎手努力掙扎，試圖維護自己勞動的尊嚴。
阿嵐是北京大興東高地的一名女騎手。2021年在一次線上訪談時，我認識了她，並在之後多次與她線下見面。阿嵐四十歲左右，曾經是一名美髮師。她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盤著漂亮髮型的女生側顏，照片上的女生留著一頭棕褐色的長髮，長髮經過細緻的編排和打理，顯得十分精緻美麗。阿嵐告訴我，那是她之前的美髮作品，她覺得好看，就當了微信頭像。阿嵐略顯矮胖，留著一頭短髮，簡單利索。她面容姣好，喜歡笑。初次見面的時候，她有些靦腆，堅持要請我們在附近的小餐館吃飯。阿嵐喜歡傾訴，把我們當朋友。
2018年，阿嵐的丈夫染上了網路賭博，兩年時間，他深深地陷入其中，把兩人十餘年開理髮店積攢的170萬全部輸光，並欠下了三十多萬的網貸。根據阿嵐的回憶，有一天她在醫院看病，掏出銀行卡準備支付醫藥費。護士接過卡，告訴她卡里餘額不足。她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可能」。付款不成，阿嵐急匆匆地去了銀行，發現自己好多張銀行卡里的餘額都變成了零。
我在銀行櫃檯，看著打出來的賬單流水，少的幾十塊，多的幾千塊，有四五百頁。當時就癱坐在地上，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麼辦。
2020年，和丈夫爭吵多次之後，阿嵐放棄了離婚的念頭，她覺得兩人之間還有感情。她賣了店鋪，開始跑外賣。對她來說，這絕非易事。一夜之間，她從打扮精緻的美髮店「老闆娘」變成了身無分文的「打工妹」。巨大的身份落差讓她一時間很難適應。她害怕被鄰居取笑，害怕遇到自己曾經的顧客。為了躲避熟人，她專門在地圖上找了一個離家10公里遠的美食街，白天在那裡等單、跑單。按照她的邏輯，離家越遠，被熟人看見的機率就會越小。初涉外賣，人生地不熟，阿嵐前幾個月的日子並不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