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
2020年10月的最後一天，我和調研小組的一位同學趕往醫院探望出事的李燁。他是一名「閃送」騎手。一週前，他在北京房山區良鄉鎮的一個岔路口被小汽車撞倒，頭盔飛了出去。李燁腦袋著地，失去了意識。路過的「閃送」騎手將他送進附近醫院。醫生開啟他的腦顱，從裡面抽出了一托盤的淤血凝塊。醫生走出手術室的第一句話是，「再晚來幾分鐘，人就沒了」。由於陷入重度昏迷，他住進了重症監護室。
重症監護室不允許家屬入內，李燁的家人沒有地方可去，只能在走廊裡打轉。李燁的弟弟也在北京打工，當晚趕來守夜班。他買了一些泡沫墊子，帶了一床被子，睡在醫院icu外走廊的一個拐角處。李燁的妻子郭霞也來了。出事當晚，她帶了幾萬塊錢，匆匆從河北坐火車趕來。做ct的時間到了，醫生把李燁從病房推出來。我第一次見到了李燁。他的半個腦袋被紗布包裹著，有些血跡滲出來，身上橫七豎八地插著管子。郭霞看到時，眼裡含著淚珠，彎著腰喊：「李燁，李燁，你能聽見嗎？沒事哈，治治就好了！」李燁被迅速推進電梯，見面的時間大約只有幾十秒。這是郭霞和李燁的弟弟每天唯一的盼頭。
我們和郭霞聊天。她嘴裡一直唸叨，不相信李燁會出事。事故發生一天後，郭霞依舊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她說，李燁平日騎車是一個自己都瞧不上的「膽小鬼」，「肉得很，速度不快」，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會出事。對於一個來自農村的三口之家，擺在面前的壓力是巨大的：家裡的主勞力命懸一線，需要支付鉅額的醫療費，而且因為沒有社保，賠付問題陷入僵局。家裡還有四位老人和一個上小學的女兒。
因事態緊急，出事當晚撞倒李燁的汽車車主墊付了四萬元手術費，之後便拒絕繼續墊付。雙方在責任認定上起了爭執。因為事態嚴重，公安部門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查。2022年6月，距離事故已經過去近兩年。我託人打聽李燁的情況，之前跑單的同事說李燁至今沒能醒來，仍處於昏迷狀態，醫藥費已高達三十多萬。李燁的家人和車主、平臺打官司，至今未有說法。
外賣勞動是一項極具風險的勞動。我們在2021年的問卷調查顯示，47.8%的受訪騎手錶示自己曾經有過交通事故的經歷，包括一般性的剮蹭、摔倒等。在跑外賣的整個過程中，一旦接單，「將訂單送達」便成為外賣騎手的全權責任。高峰時段，高速的流動狀態和多單量的身心壓力讓外賣騎手極易出現交通事故，威脅人身安全。平臺公司深知其中的危險性，因此在騎手入職時，便通過勞務協議、站長訓話、同事交流、平臺培訓等各種渠道將這樣的風險意識充分傳達給騎手。騎手知曉其中的嚴肅性，並且對於「自己可能發生交通事故」這樣的預設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是正如郭霞所說的：「知道有危險是一回事，真攤上了，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採訪的騎手大多對「事故」的認知比較平和，都表示希望儘量避免，如果真遇到了也沒有辦法。令他們較為苦惱的是，當下的交通事故傷害險賠付多是「顧大不顧小」。遇到較大的事故，勞務方和平臺公司多會出面，而諸如摔倒、剮蹭等一般性的交通事故則傾向於個人解決。現實就是，日常「小打小鬧」的交通事故發生率比較高。
有一次過一個很窄的地方，腳被擠了。當時就麻了，感覺自己的腳沒了一樣，還是堅持送完了當時那一單才回家。沒上醫院，腳腫得像個雞蛋，在家躺了一個星期才下床。
剛開始乾的時候，搶不到單。好不容易半夜的時候搶著一個，困得要死，迷糊著出去送。有個木頭樁子在地上，沒看清，沒剎車。兩隻手套都摔破了，褲子也破了，腳就是疼。第二天還疼，去醫院說骨裂了，醫生讓我休息。
幹外賣這行，摔下、跌下（是）家常便飯。尤其雨天、雪天的時候，速度快了就會摔倒，騎車的話，特別容易傷到膝蓋，留下後遺症。
上面的話是外賣騎手在訪談時回顧的自己遇到事故時的情境。幾乎在每一個訪談中，我們都會談到交通事故和傷痛。在下雨天，我也經常有意無意地發現有騎手摔倒，他們的餐車倒在一旁，餐食也撒出來了。騎手一方面非常鮮明、直接地知曉送外賣遭遇交通事故給個人可能帶來的傷害，另一方面對於病痛和事故則採取非常個人化的應對方式和策略，例如停止工作、在家休養或者忍受因為事故帶來的後遺症等。我詢問騎手是否可以走保險，得到的答案多是「比較麻煩」「提交的材料太多」「不太清楚怎麼走流程」等。多數情況下，騎手會選擇自己應對「小打小鬧」的交通事故。
卡蘿爾·烏帕德亞（carolupadhya）和a.r.瓦薩維（a.r.vasavi）在論述印度的it產業時，認為現代化使程式設計師的勞動與工作變得越來越個人化，缺少集體認同。任務未能完成會被歸因為個體的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同樣的道理，事故之於騎手，也成了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正在慢慢進化成「跑外賣」所帶來的一種附加風險，不可避免卻又無可奈何。在某種程度上，甘願承擔身體受傷的風險以賺取較高收入成為外賣騎手區別於其他社會勞動者的特徵之一。在其他職業的人看來，外賣騎手所承擔的風險表明他們是一群勇敢的、敢於挑戰生活的「孤勇者」，但社會和個體對於這樣一種「承擔風險」的話語闡釋卻往往帶有無可奈何的意味，正如李燁的妻子郭霞感慨，「不是被逼無奈誰幹這個」。騎手深知跑外賣有很高的風險，這也是其汙名化的一個方面。騎手工作的風險帶來了這個職業與社會其他職業的區隔，長此以往，這種區隔也會帶來個人身份方面的區隔。
騎手交通事故頻發這一現象引發了眾多關注和討論，工傷認定難的問題首先引起了關注。很多騎手尤其是眾包騎手，並未與平臺或者外包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於工傷認定的前提必須是用工雙方存在勞動關係，因此在發生交通事故時，騎手個人承擔的風險大大增加。這意味著他們既要承擔「在交通事故中無法得到保障」的社會風險，也要承擔事故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身心傷害。為此，國家近些年也不斷出臺各種政策，旨在降低騎手事故率，規範交通事故發生後的責任險認定和保障工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政策是「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職業傷害保障嘗試在勞動關係之外建立一個新險種，繞開勞動關係認定的難點，優先解決交通事故的難題。第一批試點工作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等七個省市首先展開。這種「單工傷」的保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交通事故的後果，但也有騎手反映，職業傷害保障與工傷險較為類似，存在手續繁瑣、報銷時間長等問題。
惡意
2020年12月末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吳之峰的求助電話。他與我在2019年的一次線上訪談時相識，每次回答問題時，他都十分真誠、認真地作答。雖然只有三十出頭，但其社會閱歷已經十分豐富。吳之峰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做「閃送」騎手之前，做過建築工地小工、裝修工、蛋糕店送單小哥、理療師、代駕員等十幾種工作。雖然只上過三年學，但他邏輯縝密，表達清晰，對於做田野的學者而言是一名理想的訪談物件。吳之峰為人熱心，在瞭解到我的研究之後，曾與我多次進行討論，並將周邊的騎手朋友介紹給我認識。我們後來變成了朋友，經常一起聊天、吃飯。吳之峰跑「閃送」已有七年，積累了不少人脈，有時候也會出鏡公司或者媒體活動。
電話那頭，他有些著急地告訴我，老劉碰到了事情。老劉叫劉良國，五十歲上下，是吳之峰跑「閃送」的同事、好朋友。兩人都是最早一批加入「閃送」的騎手，經常一起等單、吃飯。按照吳之峰的說法，老劉在跑單的時候打碎了一塊價值百萬的手錶，現在店家要求他賠償。老劉慌了神。吳之峰希望我幫忙找律師諮詢，他覺得這樣發展下去，後期可能要鬧官司。我讓他慢慢告訴我事情的經過。當時我並不認識老劉，下面是吳之峰的轉述：
那天跟平常一樣，他（指劉良國）接到一個訂單。客戶是一家錶行，要配送四隻手錶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我們看了監控。店家當時拍了照片。老劉到了，看見（店家）正在打包。錶行那人用了一個塑膠袋，先放進一隻表，然後纏幾道，再放進另外一隻（表），纏起來，兩隻表打包在一個袋子（裡）。另外兩隻也是這樣。老劉拿了表，放進背包，去送了。跟平常沒什麼兩樣。……送到目的地，人家說行了，老劉就轉身走了，剛走出門口又被收貨（的）那人喊回來，說表碎了。劉良國看到那隻表時，整個人都愣住了。錶殼全碎了，錶殼玻璃變成了一點一點的渣粒，像是很嚴重的撞擊那種。
老劉說自己在路上騎車一直比較安穩，也沒遇上大的顛簸。收貨方打電話給錶行，錶行立即投訴了劉良國，並報了警。他的平臺賬號立馬被封了。接下來，最擔心的問題還是出現了。店家說碎掉的表是江詩丹頓的，名牌手錶，價值一百多萬。老劉自己估計都沒聽說過。錶行說，包裝的時候好好的，到了就碎了，肯定是送貨員的責任。那就是老劉的責任。
老劉當時又害怕又著急，拼命跟錶行的人解釋。他說話快、模糊，人家不聽，也不理會，一口咬定是他（在）配送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老劉白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感覺快要哭出來（了）。
突如其來的事故給劉良國帶來很大的打擊。跑「閃送」五六年，這次是老劉遇到的最大糾紛。一百多萬的賠償，對老劉這樣的打工人來說是天文數字。老劉來自山東菏澤，年過半百依舊和媳婦在北京打拼。老家有三個兒子，都沒結婚，在未來幾年給兒子們買上房子、娶上媳婦是兩口子的「重要任務」。為了多掙錢，老劉跑單非常賣力，經常從早上幹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