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之峰在出事的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錶行的老闆和警察也在，櫃檯前圍了一大圈人。吳之峰嘗試與錶行老闆溝通，但老闆看他穿著「閃送」服裝，並不怎麼搭理。警察取證後，撂下一句「等通知」，便讓大家散了。一個多鐘頭過去，老劉依舊沒能平復心情。他坐在街邊的板凳上，像是丟了魂，一言不發。吳之峰讓老劉先回家。他待在錶行，繼續嘗試和老闆溝通。可能是因為他很有禮貌，也可能是因為他的堅持，錶行老闆終於願意開口和他聊天。內容主要關於手錶和老劉的後續賠償。錶行老闆一口咬定問題出在騎手身上。老闆和店員已經聯絡了平臺，平臺表示會繼續調查。
吳之峰從與老闆的談話中得到了幾條重要的線索：首先，破碎的手錶屬於二手商品轉售，實際價值無法達到之前所說的一百多萬；其次，如此貴重的手錶，寄送的錶行的包裝卻顯得十分簡單，只是用塑膠袋簡單地進行了包裹，並未裝盒；最後，平臺對劉良國的處理，除了看警察的判斷，主要還是看錶行的態度。這些線索讓吳之峰覺得這件事情像個「陷阱」。
當我說老劉就是一個打工的，沒多少錢，家裡有三個孩子的時候，老闆的態度開始出現鬆動。他變得支支吾吾，說如果給不了原價賠償，也可以按照二手商品的二十多萬進行賠償。我堅持稱老劉沒有那麼多錢。說到後面，老闆又說，可以按照成本價賠償，大約是十三萬，他們可以開發票。……我覺得這中間有些蹊蹺，為什麼這麼貴的表可以反覆折價。這不奇怪嗎？
吳之峰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當晚，我找了幾個律師朋友做了一些簡單的諮詢。律師朋友給出的各種法條解釋起來十分繁瑣，一時難以完全說道清楚。但確實有一些疑點：手錶尤其是錶殼的包裝、手錶本身的質量和價格以及拆封的過程，都存在可以進一步確認的細節。
當天回到家，老劉整個人處於崩潰的邊緣。他的賬號裡預存的2000元保險金已被平臺扣除，後臺顯示的餘額變成了「負28萬多」。「我當然知道這是手錶，又不是沒送過。走的過程很仔細。錶盤就算碎了，也應該是有裂痕，為什麼碎成了玻璃渣渣一樣？……要是罰我這些，我可能一年都白乾了。也不想活了。」老劉說。可能是因為情緒過於激動，老劉回家後頭暈目眩、呼吸困難，他的家人打了急救電話，120來了後發現老劉血壓躥到了兩百多，當晚就讓他辦理了住院。
第二天，當我們與錶行提出對手錶材質進行重新核查時，錶行表示事情已經解決。根據錶行老闆的說法，他們已經與平臺進行協商，不再要求賠付。第二天，平臺發來訊息說已與顧客協商解決。三天後，劉良國的賬號解封，又可以正常跑單了。
當我再次回憶起事情的解決過程時，總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原本以為會持續很久的糾紛，竟然在幾天之內忽然消失。還沒等老劉從悲傷中回過神來，這件事情便已經過去了。在與錶行的後續交流中，他們也並沒有像當天那樣死死咬住老劉要求他進行賠付，而只是表示「會去修復一下表殼」。
吳之峰後來又去找人詢問修理這款手錶的價格，一位業內朋友告訴他修復錶殼只需要千元左右。我們後面聊天，吳之峰戲稱錶行的人是「騙子」，來「組團忽悠可憐的老劉」。雖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這是一場騙局，但是老劉關於錶殼破碎的質疑以及吳之峰關於賠償金不斷降低的質疑，的確讓我看到了騎手承擔的另外一重風險，那就是一部分人刻意創造出來的對於騎手的惡意欺詐。這樣的情況不會天天發生，但一旦遇到，對於個人的傷害將是巨大的。吳之峰還給我列舉了騎手送電腦、手機、相機的種種風險陷阱。
如果老劉真的被要求賠償幾十萬或者十幾萬，我們很難想象他將會如何面對這一切。在訪談中，我也碰到過不少受騙的騎手。他們或是在找工作時被騙錢，或是在勞動過程中被誤解、要求賠付。有些時候他們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但大部分時候，面對這些惡意，他們無路可循，只能默默忍受。這樣的「被傷害」記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跟隨著他們，有時也讓他們心生厭惡和憤懣。走在路上的騎手們，歷經摸爬滾打，內心始終裝著這是一個「風險社會」的自我提醒，過於熱情和友好並不被鼓勵。
變身「個體工商戶」
2020年的秋天，陳化兵剛剛入職北京一個新的站點。有一天早會，站長突然召集大家，並要求大家提交材料，說公司有任務要大家配合完成。陳化兵聽得沒有那麼仔細，但從站長的傳達中，他知道需要掃描身份證、進行人臉識別，把騎手註冊成商戶。站長解釋說，註冊成商戶之後，個人到手的錢會變多。陳化兵稀裡糊塗搞不明白其中的緣由，但還是「隨大流」註冊成了個體工商戶。
有騎手對此提出疑問，一些地方的加盟商和代理商的回應十分強硬，說不弄就不給發工資。這讓原本就搞不清緣由的騎手更加反感。部分騎手把自己的遭遇以短影片的形式發到了網上，引起了不少媒體的討論。一位「餓了麼」的專職騎手在完成註冊後，發現自己被下發了一個「個體戶工商營業執照」。他十分不解，在「抖音」上發了一個短影片質疑此事：
這個「個體戶工商營業執照」到底幹嘛用的，我要搞明白。在入職的時候，站點要求我們註冊了一個叫「好活」的微信小程式。註冊完了，裡頭有一個營業執照，以我的名字（註冊的）。這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我就是一個員工；如果是合作的關係，它（指平臺和合作商公司）就不應該用管理員工的方式管理我。
騎手變身個體工商戶這件事確實存在爭議。一方面它幫助一些騎手減少了交稅額度，但另一方面，它也讓騎手面臨身份上的困惑。「我到底給誰幹活」成為他們的一大疑惑。這正是當下平臺勞動者面臨的一大困境——勞動關係的認定。平臺、合作商公司與騎手之間的關係是目前學界爭論較大的問題。從合作模式上講，諸如配送這樣的在地勞動模式，平臺以外包的形式將人力管理交給人力資源公司，而後者多采用「自願合作」的方式招募勞動者，即雙方不具有勞動關係。這樣的情形可能適用於時間靈活的兼職騎手，但平臺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行全天候勞動，遵從人力資源公司和平臺的雙重管理，存在並具有實質發生的勞動關係用工特徵。對於專送騎手來說尤其如此。如果變成「個體工商戶」，就有了一種權責自負的意味。這讓諸多原本有社保記錄轉來從事騎手工作的勞動者難以接受。
2021年，我們的調研小組針對北京市外賣騎手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有23.49%的騎手不清楚自己是否簽訂了勞動協議，16.9%的騎手不知道自己所簽訂的勞動協議型別（如勞動合同、勞務派遣等）。一位騎手開玩笑說雖然自己註冊成了個體工商戶，但並沒有什麼工商資產，「就是光桿司令，一無所有」。
變身「個體工商戶」並不是外賣平臺的獨創，而是當下眾多外包公司組織化運營中的一種普遍現象。這也是一種極具中國本土特色的社會現象，按照學者的觀點，它源於幫手學徒制。從事工商業的手藝人會帶徒弟或者邀請別人幫忙，這種情況下的各方是協作關係，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並不存在實質僱傭。而在改革開放後，個體經濟不斷發展、經營主體範圍不斷擴大，「個體工商戶」逐步成為一些市場經營主體用以模糊勞動關係、提升自我市場效益的重要手段。將騎手變成個體工商戶，是出於經營成本和市場利益的考慮。根據平臺代理商易欣的說法，其核心原因在於「規避勞動關係，從而規避社保義務」。騎手被轉成個體工商戶，可以享受月收入三萬以下的免稅優惠，同時也具有了自行購買社保的資格。一旦騎手轉變成個體工商戶，便意味著與平臺、合作商公司無法構成勞動關係，這也就意味著，平臺無須承擔對於勞動者的勞動權益的保障。
個體工商戶登記時並沒有註冊資金的要求，申請門檻低。騎手註冊成個體工商戶的話，平臺公司可以通過委託業務的「服務費」來給騎手算工資。騎手就可以給平臺公司開具相應的發票，這樣平臺的稅負也降低了。相當於說是雙贏。
（轉個體工商戶）最早是一批做人力資源和財稅業務的人想出來的，打一些政策的擦邊球，試探灰色地帶。……在家政、保安等行業用得比較多。一開始很多加盟商也不知道。後來逐漸用的人多了，平臺公司知道了，也開始引導，定了一個官方供應商名錄，必須用那幾個供應商。
截止到2021年9月，我國現存「外賣」相關企業達到197萬家，而其中個體工商戶為183萬家，佔比超過92%。由於這一事件引發的媒體討論不斷發酵，平臺公司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回應。2021年9月15日，「餓了麼」釋出公告表示「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各地有關部門的合規要求」，禁止合作商「以任何形式誘導或強迫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轉為個體工商戶」。
將參與用工的人員註冊為個體工商戶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早些年卡車司機和一些製造業零工也會被企業註冊為個體工商戶以求避稅。從法律規定的角度來說，這樣做並不違法。如平臺代理商易欣所言：「平臺從財稅管理的角度打了一個‘漂亮’的擦邊球，巧妙地躲避了自己的責任。」學者史蒂文·瓦拉斯（stevenvallas）和朱麗葉·朔爾（julietschor）在其分析中指出，平臺善於將自己打扮成「機構化的變色龍」（institutionalchameleons），根據周邊政策和社會環境的變化靈活運用各種策略，不斷確證自己的盈利機會。將騎手轉變為個體工商戶的做法正是這樣一種策略化的「變色」，通過財稅方面的變革調整並增強自身對於勞動者責任的「免疫」，從而拓展自身的盈利邊界。
變身「個體工商戶」，將繳納社保的決定和責任給了勞動者自己。調查發現，出於各種原因，大部分外賣騎手並不會主動繳納社保。他們大多漂泊不定，停留在一個固定城市的意願並不強烈，也更看重眼前的生計而不是未來。2021年北京的調查問卷顯示，超過一半的騎手錶示自己並不繳納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