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
小武基村是北京東四環外的一個城中村。在土地規劃、城市地理學的範疇內，「城中村」主要指在城市化擴張中轉型不完善而兼具城鄉二元結構的農村社群。之所以得名「城中村」，主要是因為其坐落於城市區域內，但其內部的社會關係、生活習慣等依舊延續了鄉村的生產生活傳統。城中村伴隨著中國加速的城鎮化、農民工群體的大量流動而出現。20世紀90年代，城鎮化快速發展，城市邊緣地區用地被大範圍納入城市規劃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圍其中，但因為村民補償和土地安置費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選擇「獲取農村耕地、繞開村落居民點及村民」的辦法。於是，城中村成為中國大城市中一道獨特的景觀，大量外來人口寄居於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農民工群體為主的流動社群。
大城市中現代都市風貌與星羅棋佈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國城鎮化的特色。據傳，小武基村舊時有集市，每月初五趕集，「五集」的諧音是「武基」，又因為其東南處有一個叫作「大武基」的地方，因此得名「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北京朝陽區十八里店鄉，位於東四環外。從地圖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歡樂谷，一個主題公園，村中有一條名叫「蕭太后」的小河，歷史上說此河通航運，現如今幾乎變成了一條小溪。河兩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飯館、修車鋪、水果攤。聽住在村裡的騎手說，村落很大，有數千人。
夏日的一個傍晚，我和學生第一次來到小武基村。相較於不遠處林立的高樓，小武基村是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聽到蕭太后河水流的嘩嘩聲，還能夠看見不遠處煙霧繚繞的燒烤攤，聽到偶爾傳來的水果叫賣聲。與珠三角地區的「握手樓」類似，小武基村裡的建築密集，縱橫交錯。但歷經多輪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兩三層的建築。這些建築多由當地村民建造，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聯排的出租屋。走廊狹長，站在樓梯口能夠一眼望到頭。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廚房和衛生間，稍微好一點的有單獨的廚衛。走進村裡，撲入眼簾的是擁擠感和煙火氣。樓梯附近的電線杆上纏繞著一圈圈雜亂無章的電線，電線杆之間的細繩上曬滿了各色衣物，窗戶外的護欄邊堆放著裝在編織袋裡的、不知道是什麼的雜物。街道望過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燈下的一圈亮著，大人找了野餐墊鋪在地上，圍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邊打鬧。走過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見已經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龍頭前洗臉或者在佈滿油汙的爐灶前炒菜。
聽村裡開電動車行的老闆說，數千人的小武基村裡，大約住著三四百號外賣騎手。隨著疫情的到來，做騎手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以前做小生意的、擺路邊攤的，因為疫情生意慘淡，都加入了跑外賣的行列。路過小武基村，我們會不時地看到配備餐箱的電動車和摩托車停靠在路邊。
北京城在過去二十年急速擴張，不得不在近些年採取人口嚴控的政策。其中有兩條「紅線」不得突破：2300萬的常住人口總量不能突破、城區人口總量1080萬不得突破。在過去的十年間，北京的房價增長了5—10倍之多，高昂的房價與租房成本成為其限制外來人口的重要工具。為了養家餬口，外來流動人口自動聚集在諸如小武基村這樣的城中村中。這裡有相對低廉的房租和熟人關係。在小武基村住，一個單間一個月大約在600—1000元，根據面積、是否有獨立廚衛而存在差異。也有的騎手與自己的配偶、孩子住在一起，他們租的房屋面積相對大一些，租金在1000—2000元左右。我們對歷年北京騎手的租金狀況做了分析，發現在過去的四年間，月租金在1000元以下的騎手佔比在四五成左右，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騎手佔三四成。選擇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騎手中，七成以上都是與家人、老鄉或者朋友共同租房。此外，在調研中，80%以上的騎手認為北京的租金正變得越來越貴。
孟天河曾經是「餓了麼」的一名騎手，一直住在小武基村。不幹騎手之後，他在小武基村村口開了一家電動車店，主要給村裡的騎手修理、出租電動車。因為一直沒有拿到營業執照，他的店面一直沒掛招牌，頭頂著一塊破舊的美容美髮招牌。他之前幹過騎手，認識不少人，生意漸漸地為人所知。周邊的騎手也都會找他租車、換電池。村裡騎手的來來去去他最清楚，但與此同時，他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來去與離別：
都是來打工的。想幹了在這裡幹一陣子，不想幹了捲鋪蓋走人。誰也攔不住。這個村裡還行，住得還行，就是疫情之後很多人沒回得來。估計也不會回來了。有些去了南方，有些留在家裡。……來修車的不少，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
現如今的小武基村，外來流動人口已經遠遠超過原村居民，它逐漸變成了一個底層勞動者的社群空間。來到這裡，擁擠而熱鬧的街頭、嘩嘩流淌且略帶雜物的小河，讓人有一種自己還生活在鄉村的錯覺。伴隨著北京諸多城中村的拆除，像小武基村這樣能夠為大量流動人口提供住宿的村落正在減少。疫情時期的管理也使得流動性急劇減少，如今，留在小武基村的騎手主要是長期在北京生存的打工者。
在既往的研究中，城中村一直被視為一個需要整治、規範的雜亂空間。一方面，政府對違規建築、電動車違規充電的間歇式整治加劇了人員的不確定性流動；另一方面，城中村經常出現的「蝸居」情況，也讓大部分寄居於此的人成為被治理的物件。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一場因電氣線路引起的火災致19人死亡，8人受傷。這起嚴重的事故使政府開始大規模整治違規經營和違規出租，其中，對於電池、電線、電動車的違規操作成為重點調查物件。對於外賣騎手而言，他們不得不時常面對突如其來的檢查。
平日不敢把電瓶拿出來充電，一般就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櫃子裡。有人敲門就趕緊藏起來。被他們（城管）看見就沒收了。只要樓下有電動車，每天就都會有人敲你門，不給開門就一直敲，你知道是他們（保安、城管等）。後來就拍門。拍不開就找房東，房東拿鑰匙直接把門開啟。進來二話不說就翻你的床底、櫃子，找電瓶。……每天活得心驚膽戰，掙分錢就這麼難。
（地方）不好找，到處都在拆。主要還得能給電動車充電。樓裡不行，村裡行。（因為樓裡）不讓放家裡。
2019年以來，老趙已經換了五六個住處。最終，他在老鄉的介紹下來到小武基村，結束了自己長達半年的「游擊戰」。老趙現在住在一棟聯排的二層小樓的樓上，房間大約15平米，衛生間和廚房與其他十人共享。他覺得小武基村合適，這裡戶外有給電池充電的地方，也有換電箱，不用因為電動車的問題擔驚受怕。
遙遠的老家
儘管外賣騎手這樣的過渡職業由五花八門的人群組成，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跨省流動務工人員。這樣的人口來源決定了外賣騎手大多要奔走於老家與城市之間，成為「城鄉兩棲人」。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往往使大部分騎手對於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掙了錢回老家」是他們最本真而樸實的願望。因此，他們在大城市並不講究居住條件，更願意省下租金來補貼遠在家鄉的老人、孩子、配偶等。老家對於騎手們來說，是一個擁有美好憧憬的空間。他們在地化的辛勤勞動往往寄託於有朝一日自己能夠攢出足夠多的錢，回到老家，翻新老屋、購買縣城的房子，或者讓老人、子女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老家這條線牽引著騎手對於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是騎手在重複而又忙碌的送單勞動之餘為數不多的情感慰藉。
認識張文友是在2022年秋天的一個晚上。他是美團同城核心的眾包騎手，也在小武基村住。我通過電動車店的孟天河聯絡到了他。張文友四十歲，曾經在西藏昌都當過16年兵，退役後去山東濰坊找到了一份消防工作。在之後的幾年裡，他經歷了一段並不順利的婚姻。2020年，他離了婚，帶著九歲的大兒子回到了老家貴州，而小兒子被法院判給了前妻。在畢節，他與兄弟販了一段時間的水果，生意並不如意。2021年，張文友再婚了，找了一個附近寨子裡從小一起長大的女子。他聽說那女子也是離異，便主動找她搭夥過日子。兩人很快結了婚，並有了一個兒子。2022年春節後，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張文友想來想去，鼓起勇氣隻身來到北京，決定在這裡闖一闖。
幾經周折，張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紹下開始跑美團眾包，並在小武基村河東側租了一個小單間，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元，網費30元。他對於自己的小單間十分滿意，主要是因為便宜。的確，這應該算城中村裡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兩三平米的樣子。一張單人床，一個小衣櫃，夠了。」張文友笑著說。我幾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間，他顯得十分不好意思，說「沒啥可看的」。房間裡外都沒有廚衛。平日張文友使用村裡的公共廁所；想要洗澡的話，就去橋對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張文友捨不得花錢，有時就會找個臉盆在屋子裡擦擦身，隔幾天再去澡堂。
省了錢，可以給兒子交學費。之前在縣城買了房，還有房貸。今年7月份回家，我又貸了10萬裝修貸。一個月加起來要還5000多吧。壓力不小的。但是我真的感謝這個眾包。北京的單子真的多。別看騎手是最底層的服務業，掙得不少。現在還完了貸款，還能剩下一兩千。
張文友掛念著老家的親人。父母年紀大了，和兩個兒子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為與當地政府談不妥搬遷費用，他們沒有搬下山，如今變成了村裡唯一一戶住在山裡的人家。「下暴雨的時候，山體會動，安在我們家旁邊的山體地動儀會響，房子已經裂開了一個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體滑坡，連著我們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時候，我和學生們給他出主意，讓他撥打當地政府的市長熱線，他摸摸後腦勺，為難地說「回頭試試吧」。
張文友的大兒子上六年級，與後媽一起生活，難免叛逆。張文友在外務工，覺得愧對大兒子。為了減少母子間的摩擦，張文友在學校附近餐館給兒子訂了午飯，放學後他可以過去吃飯，不用回家。張文友還給兒子買了兒童手錶，保證兒子可以隨時給他打電話。大兒子隔三差五就跟張文友要零花錢買些瓜子糖果之類的，張文友也不過問，一般都會給錢。有一次，兒子打來電話，告訴張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塊錢的粉，讓他付錢。他加了米粉店老闆的微信，轉給老闆11塊錢。後來打電話過去，老闆告訴張文友，他兒子只吃了3塊錢的粉，把剩下的8塊錢「套現」拿走買零食了。這讓張文友十分生氣。
我使勁兒說他。我說：「爸爸給你錢，是為了讓你好好吃飯。我還特地給粉店的老闆交代，多給你加點肉。我怕你吃不飽。……爸爸在北京打工很辛苦，你也知道，你這樣，我很生氣。人要講理，不能撒謊。你撒謊騙我，這樣好嗎？」他也不吭聲，後來就說：「好，我知道了，以後不了。」兒子還是有些怕我，他聽進去了。
在來到北京半年多的時間裡，張文友從分不清東南西北到對北京無比熟悉。「不誇張，整個北京城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檔案、送鮮花、代辦事……與其他我遇到的騎手不同，張文友喜歡全城跑，因為這樣接到的單子路程遠、金額大。他每天六點半出門，晚上十點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單路上解決。他給自己定的額度是每天跑200公里。這樣可以保證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長距離的訂單時，張文友會走神，會想家。他會想他的孩子，他的婚姻，還有他在西藏當兵那些年吃過的苦。
也想過把老婆孩子接來。不是時候。爸媽年紀很大了，需要她照顧。她父母年紀也大了，小兒子也很小。不方便。租金也會很貴，還不如在老家。（但）這樣就是兩地分居，感情會變淡。不過我倆都是離異的，我跟她說我們不要吵架。我們基本不吵架，挺好的。
與其他騎手相比，張文友的婚姻家庭略顯複雜。他經歷了婚姻重組，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維護現有的家庭。對於很多已婚騎手來說，來大城市送外賣意味著長期的異地分居，這給婚姻和家庭帶來了挑戰。但即便如此，調解家庭矛盾、與妻子和兒子溝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奮鬥的動力。親情的聯結與對於家鄉的空間想象讓他覺得安心。等單的時候，張文友偶爾會與孩子影片。他對著螢幕笑，兒子喊他爸爸，有時候會眼淚汪汪，看得他難受。
從某種意義上講，「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構成了區隔勞動的一部分。正如藍佩嘉在描述東南亞女傭時所強調的，她們之所以不顧家人的反對而出國工作，是因為空間上的轉移使她們從家庭領域的無酬勞動中解放出來，變成了國際空間裡的有酬勞動力。對於騎手而言，空間上的跨越和分離是其獲得高收入所付出的代價。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們不得不選擇流動。在此過程中，「老家」是承載其寄託和希望的港灣，對於老家未來的美好想象與建構支撐著外賣騎手在大城市的空間拓展。送單勞動是一種階層化的空間轉移勞動，它用農村過剩的勞動力供給填補了城市發展中對於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勞動人口因此不得不變成「城鄉兩棲人」，服務於空間上同時等候的兩批人——客人與家人，並不得不更加偏向於前者。
帳篷下的家園
如果說前文我們探究的是結構性的、主流的空間如何被徵用和彰顯社會不同人群的權力關係，那麼在這一章，我們更希望看到平臺市場經濟生產語境下的「空間盲點區域」。它們是一些被忽視的、不可見的「碎片空間」，往往是模糊的、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是極其混亂而不安全的，也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極力想要避免與其產生交集的。它們是「城中村」，是遙遠的農村，是帳篷下的棲身之地，是疫情期間「蝸居」的屋子。
新冠疫情下的流動勞動也時常因為疫情管理而變得更加瑣碎、間歇。病毒傳染的不確定性增加了騎手送餐的風險。疫情初期，這種風險來自個體對可能被傳染的擔憂，而到了疫情後期，更多的擔憂則來自因為疫情管理無法正常外出送單。沒有收入來源變成了最需要擔心的事情。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很多小區或城中村執行「只出不進」的政策。為了逃離封鎖，許多騎手不得不選擇「睡大街」或者「住帳篷」，送外賣的勞動者失去了歇息之地，變成了真正意義上居無定所的流動勞動。同時，這樣的流動勞動，也讓不少騎手有了難忘的經歷。一些騎手以此作為談資，與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