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因為疫情，吳之峰所在的周口村被封。他無法正常出來跑單。他去找村大隊，要求做志願者。在後面的二十多天裡，他每天跑到村口，協助村委管理人員出入、登記車輛、檢測體溫核酸。5月底，北京城區解封，村委為了確保安全，要求「只出不進」。吳之峰與妻子、兩個孩子、丈母孃住在一起。一家人等著吃飯。他十分想出去跑單。通過做志願者的關係，村大隊給吳之峰開了「出村不返回」證明。吳之峰帶了一床毛毯和幾件換洗的衣物，告別家人，從六環外的周口村趕進城區，開始跑單。吳之峰每天從早晨6點幹到晚上10點。下線後，他就找個戶外的地方睡下。
我是特別「扛造」的一個人。本來想著就不住帳篷了，因為帶（到摩托車）上太麻煩。南四環邊上有條小河，河邊是個公園，那兒有個涼亭，我就在那兒睡。現在不冷，也沒蚊子，睡在公園裡很舒服的。好多人都知道說我是在外邊住。
吳之峰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北京城區，但是他不想給別人添麻煩。他的摩托車後座上一直都用藍色的線繩捆著一個瑜伽墊。走到哪裡，帶到哪裡。這個瑜伽墊就是他睡覺的行當。吳之峰在外借宿並不喜歡搭帳篷，他覺得五六月份的北京天氣爽朗，讓人睡得香甜。用他的話說，自己「是一個‘大男人’，沒什麼好怕的」。可是偏偏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這件事情給吳之峰不小的衝擊，讓他不得不在後續街頭宿營的日子裡加倍小心。下面是他的自述。
那天晚上，我已經進入深睡眠狀態，說實在的，在家裡都沒有睡那麼舒服。我發現有人拉我的褲子，特別誇張的那種。我當時想這是不是在做夢。對，然後我感覺眼前有一張臉，熱乎乎的，誰的嘴在靠近我。我睜眼一看，直接跳起來了。我直接一個鎖喉，立馬伸手掐住那人脖子。他個子挺高的，比我都高。我估計最多也就一秒鐘的時間，不到兩秒鐘，我心裡的善念已經出來了。（畢竟）這個是公共場合，誰都可以來，我還不知道對方是惡意還是善意。所以我心裡就想不能掐得太嚴重了。我要掐太重死了，到時候一報警，我就有麻煩，是吧？所以就掐得比較松。
那人回話也比較及時。他說我不是圖你錢財的，就直接這麼說。我當時手下去一摸，兜裡的倆手機都在。一看手機沒事，然後我說你要幹什麼。他給我來一句，我喜歡你。媽的太到位了，突然之間的表白。我跟你說我的頭炸了，渾身嗖地一下，寒毛炸起來。覺得這輩子就沒有受過這樣的屈辱。
我說你趕快走吧，趕快走。他不走，說，哥，我就喜歡你這款式的。我靠！你說怎麼弄，我說你趕快走。我跟你說，我直接崩潰了，就那種刺激……後來他走了，離開200米左右的時候，我還給拍了個影片，就是背影離開的那種。我怕回頭萬一需要證據。後面的時候，我就沒敢睡，不敢睡，聽到有人走過去我噌地就坐起來。一直捱到凌晨四點多，實在扛不住了，睡了兩個小時。六點賣菜的商販經過，我就醒了。
第二天，吳之峰立馬聯絡了妹妹，要了一個帳篷。之後的露營，他都睡在帳篷裡。「拉上拉鏈，就沒有人敢輕易動我了」。又過了幾天，吳之峰的同事說另外一個閃送員的小區也封閉了，他沒法回家。吳之峰聽到了，覺得應該幫他。吳之峰與那個閃送員加了微信，兩人一起搭伴過夜。這樣吳之峰的心裡也踏實一些。吳之峰從小在外打工，隨遇而安是早已養成的本事。雖然經歷了被騷擾的驚險，但是這仍舊沒有打消他在外露營的想法。最長的一次，他有四個月在外露營過夜，用他的話說，就是「四個月沒見過屋頂」。
我在2022年5月的時候找他吃飯，那段日子他正好「露宿街頭」。我們聊天，他熱情地向我傳授野地住宿的注意事項和經驗。他在五金店買了一個便攜卡式爐和一口小鍋，每天給自己做兩頓飯。他計算好了每頓飯需要的火候，兩頓飯一小罐燃氣正好夠。大部分時候，吳之峰給自己煮麵、煮粉，有時候，他會做一些拌麵就著辣椒醬吃。他笑著說，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天傍晚，他給我發來一段微信影片，影片中他把車停在一片建築工地的外圍，周邊七七八八長著野草，他在露出的黃土地上鋪開瑜伽墊，用卡式爐燒水，煮了一些燕麥和螺螄粉，並配音說「這個搭配味道好極了」。
除了吳之峰，我也聽說過其他騎手「露宿街頭」的精彩故事。他們普遍對「睡大街」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好感甚至讚許。他們不認為這是一種苦難，恰恰相反，他們會懷念一起在公園的長凳上躺著聊天的時刻，會時常想起黑夜裡的寂靜和天上閃亮的星星。還有的騎手會在深夜等單無聊的時候，跑去旁邊郊外的河邊釣魚。他說，一天的吵鬧可以通過釣魚時的安靜被消化，自己也可以有個喘氣的機會。
吳之峰和其他騎手「露宿街頭」或者尋找安靜時刻的故事道出了許多外賣騎手在疫情期間的共同經歷，他們一方面受到空間上的管束，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創造屬於自己的、不被管控的空間，儘管這樣的空間有時會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我時常在晚間寫作的時候禁不住想，此時吳之峰和他的騎手朋友，不知道又睡在什麼地方。他們在聊什麼，又在擔憂什麼。很明顯，騎手諸如此類的空間流動並不符合主流意義上城鎮化的要求，它也很少與城市中的居民發生互動。騎手的露營之地多是地下通道、天橋走廊、工地或者市郊荒地等少有人駐足的地方，他們不希望被打擾，也不希望被管理。這樣的區隔，與其說是被動形塑的結果，倒不如說是騎手主動創造空間的過程。這既是一種謀求生計的探險，也是生命歷程中豐富自我的體驗。
上海疫情
上海爆發疫情後，日感染人數破萬，很快進入了封閉管理。虹口區被列為重點封控區，所有居民居家隔離，不得外出。這可急壞了赫小川。他是虹口區一個外賣站點的站長。區域封閉執行得十分迅速，當時他正好人在站點，當即就被要求就地隔離。赫小川就這樣被封在站點裡面。周邊有疫情的小區逐漸多起來，封控管理使越來越多的騎手無法送餐。到了3月底，整個站點徹底停滯，沒有騎手可以上線跑單。中間有七八個騎手嘗試申請通行證出去跑單，都因為小區先後出現病例而被召回。
赫小川獨自一人守著昔日人來人往、十分熱鬧的外賣站，有些發懵。忽然被封控在了站點，況且並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他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生計問題。第一步是解決吃的。他在雜物間找到一口小鍋，想辦法修好了許久不開火的爐灶，開始籌劃一日三餐。周邊社群陸續被封，商店關門，食物不好買，赫小川把一日三餐縮減成兩餐，到後來變成一餐。由於沒有太多廚具，麵條和泡麵成為赫小川的主食。過了一段時間，居委會開始每隔三四天給赫小川送一次補給物料，包括蔬菜、麵條、口罩。赫小川逐漸放下心來，不再為吃食擔心。
但是另一頭，一個巨大的問題正在顯現。作為站長，赫小川站點裡的六十多號騎手陸續被封控，沒法跑單。沒有單就沒有收入，騎手的吃住和生活維持成了大問題。尤其是對於站裡剛開始幹外賣的騎手，還沒工作多少日子就趕上封控，沒有收入，囊中羞澀，生計受到威脅，他們變得十分焦躁，悶在小屋裡除了刷手機，不知道幹什麼。果然，封控不到兩週，赫小川就收到了站裡騎手的求助資訊。有的給他打電話，有的給他發微信，還有的直接在微信的工作群裡求他幫忙解決租金問題。赫小川知道站裡兄弟們很難，只要騎手開口，他都會借錢，少則兩三百，多則上千。不到兩週，赫小川已經借出去了五千多。「沒辦法，非常時期，能幫一點算一點」。
到了4月中旬，赫小川站裡的騎手已經待在家裡近一個月。隨著收入斷流的壓力增加，騎手的負面情緒越來越重。站裡的一名騎手小宋，剛入職兩天便碰上了疫情。這一個月對他來講充滿煎熬。他從赫小川那裡得知有一個來自北京的調研小組要採訪騎手，只要聊天就可以有誤工費，小宋很積極地報名。
3月中旬來的上海。剛入職，幹了兩天，就疫情了。買了電動車、餐箱和工服，交了房租，身上剩了不到五百塊錢。想著做外賣反正來錢快，先幹著應該沒事。誰能想到封城了。剛租的房子，家裡沒有東西。幸虧（4月）5號的時候，一個騎手給我帶了兩盒自加熱的米飯，還有幾袋泡麵。夠吃幾天。站長說這棟樓四樓也住著一個騎手。（他）有時候給我送些炒米飯、菜。一天一頓，好的時候兩頓。……就是沒錢，不踏實，心裡著急。
赫小川能夠體會小宋獨自一人來到上海卻被封鎖的苦楚。他主動借給小宋500塊錢，小宋十分感激。拿到這個錢，他急忙去網上訂購食品，卻發現許多線上app的食物早已被搶購一空。他說，自己第一次體會到有錢花不出去的感覺是什麼樣。
在很多大城市，騎手的居住地與其說是一個穩定住所，不如說是一個臨時寄居地。多數騎手的住處面積小、衛生差、缺少廚具，很難有什麼空間來儲備食物。他們把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時間用來跑單，吃飯也主要在外解決。住所變成了一個睡覺的地方，別無他用。也是因此，疫情居家隔離對他們來講無聊卻也充滿了挑戰，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在狹小的空間中排擠無聊和寂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整日面對缺少餐食的內心恐懼。站點的另外一個騎手小胡，也遇到了食物短缺危機。
原先通知4月1號到3號是臨時封控，我準備的食物只到5號。結果5號才通知要繼續封控，到6號早上。我沒吃的，很餓，就一直找人幫忙。我的同事跑遍三個區，找到一個小超市開門，那天找了水果和食品，給我了一部分，這才有口吃的。那天他也沒跑單，就是給我買這些東西。
對於按單計價的外賣勞動來說，疫情的阻滯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居家隔離使他們無法正常勞作，而這意味著勞動收入的徹底斷絕。那些隔離在家的騎手十分羨慕能夠在外跑單的騎手。甚至在訪談的過程中屢次問及調研小組得以上街跑單的騎手的外出策略。
通過私人關係，我和調研小組的同學有幸採訪到了一些外出跑單的騎手。他們願意在每日高強度的工作之餘，與我和小組同學們聊天交流，這使我們非常感動。在外出跑單的騎手中，吳曉苓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32歲，四川人，是上海寶山區的一名騎手。從微信頭像的自拍照看，她長得白淨，笑起來兩隻眼睛彎彎的像月牙。這個來自西南地區的妹子不但能吃苦，也很有闖勁。
隔離期間，她接到公司通知，說有兩家超市和一家藥店亟需騎手。由於她所在的小區疫情並不嚴重，符合外出跑單要求，吳曉苓果斷報了名。小區仍舊實行封閉管理，只進不出。所以，公司安排她與另外報名的騎手住在臨時租用的一個培訓學校裡。培訓學校上家公司的租賃期已到，當時空置。外賣公司與地方政府商量了一下，將其改為騎手臨時借宿點。這個建築物共有三層，二層住女生，三層住男生，一層空著。一棟不太大的樓裡上上下下塞了五十多人。根據情況，每個屋子住2—4人，符合外出跑單要求的騎手自帶被褥、自負餐食。離開家的時候，吳曉苓帶了一套被褥、一點洗護用品和一口煮麵的小鍋。住進臨時宿舍，吳曉苓發現屋子很小且悶熱，住在裡面讓她覺得頭疼，所以她不願意待在那裡，一有機會就出去跑單。「現在整個寶山區，就靠我們這五十多個騎手。」吳曉苓心情複雜地說。
封控期間，符合條件上崗的騎手十分有限，這使訂單價格一度飆升，騎手訂單數量也大幅增加。看到單量比平時多，單價也每單提升了一元，吳曉苓既高興又有幹勁。她平均一天跑六十多單，收入在五六百元。曉苓心直口快，說話不隱藏。「超市那些人看著我拎那麼多東西，說我真厲害。我說我就是個女漢子，不怕累，就怕沒錢。（笑）……平常我也沒什麼煩心事，就怕沒單，沒單我就煩得很。」我問她吃飯如何解決，她說：
老公做給我，他做好了就給我打電話。我去小區門口。他隔著柵欄把飯遞給我，我吃完再把碗筷遞回去。我蹲在小區門口，他等我吃完，收走碗筷。……大家說我像個要飯的。
說到這裡，她哈哈大笑起來。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從小區樓上拍到她蹲在門口吃飯的情景，並轉給周邊的騎手看。大家在微信群裡紛紛評論，覺得既好笑又心酸。吳曉苓對此並不在意，她覺得自己能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候出來跑單很幸運。同時，她覺得自己能夠在大家都需要騎手的時候為大家服務，也很開心。她分享了自己如何跑了很多地方，給住院的老人買到藥品並免費送過去的事情。「做點好事，心裡舒服」。
如果既往的論述是在強調騎手的流動勞動如何製造了他們不同於城市居民的時間、空間和風險並最終使他們進一步對城市產生一種疏離感，那麼這場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騎手開始嘗試感受並認識自己與城市的聯結感。在大難面前，情感的聯結再一次湧現出來。
一個剛從成都跑來上海打工的19歲騎手，在疫情期間，除了外出跑單，每天下午都會堅持在小區做義工，他說，「掙錢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互相幫助」。毫無疑問，即便所來之處是臨時的生存空間，做義工的這位外賣騎手仍舊帶著自己的責任感和行動力。疫情防控的共同困難讓一些騎手更加積極而努力地融入到城市服務中。送單服務和城市生活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聯結，這種聯結感隨即轉化成了他們的自豪感，即當大多數人無法走上街頭之際，騎手的流動勞動能夠幫到很多人，緩解他們的燃眉之急。上海疫情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與調研小組希望一起記錄下這一特殊時期的騎手勞動。希望有一天，當我們再次回頭觀望騎手的區隔勞動時，仍舊能夠記得，疫情如何短暫地成為外賣騎手融入城市和社群的催化劑，讓他們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