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夫妻檔
進行這一章的寫作時，我正好在與不少媒體接觸，他們對女騎手十分感興趣。大部分媒體朋友開場的第一句話都會問她們為什麼跑外賣。這是一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根據調查問卷的分析來看，八成以上的人選擇跑外賣都有經濟收入方面的考量，這也可以說是他們加入外賣最根本的動因。很多在工地幹過的騎手尤其表示，跑外賣從不會被拖欠工資，沒有討債的壓力，這讓他們很放心。如果具體到女性，她們跑外賣的基本動因也來自經濟層面，但具體到個人，尤其是作為女性的「生活世界」，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些。
我將目前採訪到的其中30位女騎手的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大致歸納出她們進入外賣行業的五個動因（參見表7）。這30位受訪女騎手年齡在20—47歲，平均年齡為37歲；27位來自農村地區，3位來自城市；主要在「美團」「餓了麼」「閃送」等平臺工作，加入外賣的時長從6個月到6年不等；大部分人已婚，並育有1—2個小孩。另外有4人離異，4人未婚。
超過1/3的女騎手錶示，自己來到大城市是因為丈夫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們需要一起攢錢，寄回家裡，養老人和孩子。之所以選擇跑外賣，有的表示是因為「找工作困難」，有的是覺得「跑外賣賺錢」。有趣的是，11位女性當中有6人表示自己的丈夫也在跑外賣。她們找工作的「一般模式」是，自己的丈夫先去大城市跑外賣，接觸一段時間後，感覺還可以，就介紹給自己妻子，妻子再加入。外賣「夫妻檔」是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的很有趣的現象。這樣的夫妻檔的生活背景也大致相似。他們往往來自農村，育有兩個娃娃，且多是男孩。來到大城市，他們的目標是「快速攢錢」，用來贍養老人、給娃娃交學費、蓋房子、還債等，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還會提到買車、在縣城買房等。由於孩子多留給祖輩照看，他們會比別的打工者更加頻繁地往返老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計現實讓夫妻兩人在大城市租房、吃飯時十分節省。
來自河北的陳美，2020年5月開始在北京跑外賣。2019年她丈夫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北京跑外賣，覺得活兒不累，就介紹給她。陳美初中沒畢業，17歲和丈夫結了婚，生了兩個娃。有了第一個娃之後，陳美來北京跟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裡帶娃。第一個娃三歲的時候，他們把孩子帶回老家，由婆婆幫忙帶著，兩口子開始一起在北京打工。跑外賣之前，陳美在小吃店烙過餅，在餐廳當過服務員。兩人在北京郊區昌平租了一間公寓，是三十多平米的一個大房間。他們用隔板把房間重新做了分隔，有了一個浴室、一個廚房。房租一個月七百，加上水電，共八百左右。陳美對租金價格很滿意。相比於住在城區附近的外賣員，他們的租金更便宜，房子空間也更大一點。陳美皮膚白皙，臉上有跑外賣曬出的斑點。她說話慢聲細語，有著年輕母親特有的溫和。問及兩人的收入，她低下頭，仔細地想了想，輕嘆了一口氣，開始盤算：
我們那邊是蓋房子，但是蓋房子也（需要）不少錢。孩子還要上學、娶媳婦……想想就頭疼。老大上小學，寄宿學校，一年大概一萬左右；老二跟著我父母，花不了啥錢。我想起來就給父母點錢，讓他們看孩子。兩個孩子自己玩，屬於散養，沒上興趣班。
他（丈夫）差不多一個月一萬，他掙得多點。我一個月七八千。租房子一個月八百，兩個摩托車油錢六百多，電話費兩百。忙的時候在外面吃，回家做飯很少，都是買著吃。不是點外賣，就是買點熟食、饅頭。兩個人（一個月）兩千五百多。其他的有個一兩千開銷。兩個人家務沒啥了，有洗衣機洗衣服。省下的錢攢著或者寄回家。
陳美一開始乾的是美團眾包，後來發現自己搶單不佔優勢，就開始幹專送。專送以派單為主，有專門的站點管理，有固定工作時長。但是她並不為難，因為兩人不在家吃飯，租住的房子家務活很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她可以幹全職專送。
另外一對夫婦，樑子和她的丈夫老高是地道北京人。疫情沖垮了老高所從事的境外遊行業，樑子所在的華爾街英語也走向衰退，線下課開不起來，嚴重依靠提成的業務收入幾乎為零。兩人防控期間在家裡待了三個月，沒有任何收入，眼看孩子要上小學，兩人心急如焚。老高最終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跑外賣。「因為外賣來錢快、進退無壓力。」兩人之前是摩托車愛好者，便開始騎車送外賣。與陳美兩口子不同的是，樑子與老高騎一個摩托車，樑子負責拿餐、給老高看地圖指路、聯絡顧客、送餐，老高負責專心騎車。「這樣他不至於分心，出事故的可能性就小。一個人上路太危險。」剛開始的幾天，樑子並沒有參與，負責在家帶孩子，老高一個人跑單。但是幹了幾天，老高發現騎車時分神的事情太多。樑子怕老高出事，就要求跟他一起跑。
由於樑子要照顧六歲的兒子，兩人不能出門太早。早上九點鐘，吃完早餐，兩口子把孩子交給父母，開始出門送餐。樑子坐在後座上，把手機固定在手上，時時盯著地圖，眯著眼睛給老高指路。老高免去了邊騎車邊打電話、看地圖的煩惱，送餐效率高了不少。我問老高為什麼不兩個人分開跑，多掙點錢，他說，「一個人等單無聊得很，兩個人可以說話。而且，她（指樑子）是個路痴，不敢讓她自己上路」。在大街上，兩口子騎著一個體型巨大且華麗霸氣的摩托車，看上去不像跑外賣的，更像旅遊觀光者。
無論是陳美夫婦還是樑子夫婦，他們的生活都緊緊圍繞孩子和家庭展開。對於每一個女騎手來講，兼顧孩子和跑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性別研究學者卡倫·克里斯托弗（karenchristopher）曾提出過「延展母職」（extensivemothering）的概念。在與四十位有工作的母親進行訪談後，她發現已婚母親會將大量照料勞動轉給他人「代理」，以此來保證自己的工作不受打擾，同時又兼顧了母職的需求。這樣的案例也曾經出現在學者對於臺灣地區新富家庭母職的研究中，對於臺灣年輕一代的母親來說，良好的家境使其可以憑藉經濟上的優勢免於瑣碎的照料勞動，同時又能保證自己對家庭內部的掌控權。而在大陸地區城鎮化的語境中，流動人口或城市弱勢打工人口所展現出來的孩子教養方式與此並不相同。
外賣夫妻檔多采用「亞洲型解決方式」來處理家務勞動的問題，即將自己的孩子交給祖輩照看，讓上一代人成為孩子的「全職保姆」，自己則全職跑外賣，拼命幹活，一天的工作時間甚至超過10小時。代際的母職外包是女騎手經常採用的方法。來大城市跑外賣一定程度上幫助女性實現了再生產勞動的重新分配。由於租住空間狹小，夫妻二人從事社會生產的時間嚴重擠壓了社會再生產的時間，女騎手得以從「家務勞動主要承擔者」的角色中脫離出來，與自己的丈夫一樣忙於工作。但是這樣的脫離並不意味著完全的解脫，因為它是在家務的二次外包的基礎上實現的。家務勞動、照料勞動並沒有因為她們外出工作消失，而是被轉嫁給了遠在家鄉的上一輩女性，如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由兩代人共同分擔母職。
破碎的家庭與離異的陣痛
女性受訪者中還有因為離異、家庭變故、破產等原因不得已外出跑外賣的，佔到近三成（表7中的前兩項）。因為離異而跑外賣的女性在之前多是家庭主婦，與丈夫離婚後發現自己沒有工作經驗，無路可走，只好先跑外賣過渡。
36歲的雪花就是一個例子。年近三十時她在東北老家認識了現任丈夫，家人覺得她年紀大，催她結婚。她受不了催促，與物件認識不到三個月就匆匆領了證。婚後，雪花發現丈夫有家暴傾向。「早就想離婚了，從生完孩子後就一直忍著，他打過我幾次，我們就這麼一直僵著，好多年了。」兒子兩三歲時，她發現丈夫在外面有了人，兩人關係更加冷淡，因為兒子才沒有離婚。在過去的幾年間，「湊合過」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態。2020年，兒子上小學六年級。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閉了，待在家裡，與丈夫三天兩頭吵架。沒有收入讓她變得憂心忡忡。
我得掙錢養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給我倆生活費。……家裡水電費、燃氣費、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業把我們水停了，（但）出於人道主義沒停電，我特上火。兒子也哭了。最後我弟跟他（指丈夫）談了一下，從那以後他把房租交了，但買菜、水電、養兒子還是一分都不給。
2020年秋天，猶豫再三，雪花決定跑外賣。她之前上下班就騎電動車，所以感覺送餐並不太難。週末的時候，雪花把兒子一個人放在家裡不放心，既怕他無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遊戲。所以她帶著兒子一起出來跑「閃送」，兩人戲稱自己是「上陣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氣突變，路上開始噼裡啪啦下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碴子打在雪花的餐箱上砰砰作響。雪花急忙騎著電動車帶著孩子跑到一個橋下，擠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帶了一件雨衣，兩人鑽進去取暖。兒子跟雪花說：「媽媽我太冷了。」雪花低頭看見兒子小腿和鞋子全溼了。冰雹下了一陣子變成雨，慢慢停了下來。雪花帶兒子去公共衛生間，用幹手器把他的衣服吹乾，又發現兩人的鞋子還是溼的。天氣不算冷，雪花索性就光著腳丫騎了半天車。
2021年，兒子上初中了，能管得住自己了。因為作業多，雪花讓他獨自在家，不再帶著他跑單。每逢下雨天，兒子都會叮囑：「媽媽小心點，注意安全。」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雪花就這樣一直跑外賣。把孩子安頓好之後，她放下心來，更願意走出家門。單子多的時候，會幹到半夜甚至凌晨。儘管生活艱難，雪花對於自己無法兼顧孩子和工作還是耿耿於懷。這種不滿既來自自己，也來自雪花所想象的自己的父母。
兒子對我幹「閃送」是有概念的。我現在都不帶他幹了，帶他乾的時候他還小，假期沒事幹，就帶他一起了。現在放假他就自己在家，他怕火也不會做（飯），就吃點小零食。
我爸媽沒看過我家孩子，我說其實我在這個家裡不是孤兒，勝似孤兒，沒有人真正地關心過我。沒離婚，但孩子什麼的都是我一個人管，我比誰都累。我也沒跟人要過錢，這不要強呢嘛，要幫忙還幫不上。去年夏天我媽因為我說這句話就來幫我看孩子了。來了一段時間，我弟妹（就）把我媽叫過去給她做飯洗碗去了。
對於家庭主婦來說，家庭的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經濟來源，她們需要面對經濟獨立的陣痛，想辦法養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陣痛不會輕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