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敏離婚之前也是一個全職媽媽，與前夫育有一個兒子。當時她丈夫在甘肅做一些擺攤的小生意，曉敏負責打下手，但是他不許曉敏管錢。曉敏大大咧咧，並不計較。後來，兩人因為一些瑣事發生爭執，曉敏傷了心，想要離婚。但是丈夫不願意，並威脅她。為了讓他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她許諾丈夫自己可以淨身出戶。這起了作用，前夫拿走了房子和商攤，並帶走了兒子。「我什麼都沒有，就是淨身出戶。」
離婚之後，曉敏回到老家，父母面露難色。因為自己離婚，父母覺得在村裡抬不起頭來。曉敏只好趕緊找工作，她在附近的工廠找了份服裝加工的活，迅速離開父母家，搬進了工廠宿舍，正式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半年後，工廠倒閉，曉敏在朋友的接應下，隻身來到北京，被朋友介紹跑外賣。她住在南六環一間沒有衛生間的小平房裡，只有十平米左右，每月房租四百塊。曉敏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會帶上在拼多多上買的餅乾、饃片。
曉敏有攢錢的習慣。一個月七八千的收入，一大半都留給兒子。前夫與她離婚之後又成了家，把兒子帶去新的家庭，不允許她經常見兒子。曉敏與兒子是微信好友，社交媒體成為母子二人維繫關係的重要橋樑。兒子正上初中，既喜歡打電子遊戲，也喜歡買零食。曉敏怕兒子與自己疏遠，只能用錢維護兩人的關係。
兒子嘛，我要是跟別人結婚就等於把我兒子放棄了，捨不得。……他也在手機上買東西、打遊戲，都需要錢。他從來不跟後媽要錢，跟他爸要不出來，就找我要。十塊，二十，有時候五十，我都給他。
曉敏最大的心願也緊緊地與兒子綁在一起。她想掙錢買一輛貨車，把廚房和淋浴室裝在車裡，改造成房車。這樣，她既可以開著車「去送單，也可以去看兒子」。曉敏說，每次去前夫那裡看兒子都要住旅館，貴。有了房車，娘倆就可以住在車上，省下住宿費。談到兒子考第一名的時候，曉敏掩飾不住自豪之情。她每週都給兒子打影片電話，「淡季的話就多打兩次」。
「已經四十大幾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買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幹個安穩的活。」一個人在北京生活不易。打工的這幾年，曉敏說自己也遇到過中意之人，但每次想到自己的兒子，就覺得不能這麼早結婚。在她的想法中，自己再婚就意味著「與兒子斷親」。曉敏也沒有放棄要在老家買房的想法。她以前在服裝廠做過裁縫，所以想攢些錢回老家做一個服裝品牌，開個網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五百強，我們為啥不能努把力呢！」我問她為什麼如此有想法時，曉敏笑著說。
小城母職
在女性選擇跑外賣的諸多原因中，有一類最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為了照顧孩子和家庭選擇做兼職騎手。在我的調查中，這類女騎手佔到兩成左右。她們不像前文提到的夫妻檔或者離異媽媽那樣幹全職，而是奔走於家庭和工作之間，希望能夠靠「打零工」賺取一些零花錢。她們一般選擇跑眾包，因為需要接孩子上下學、準備晚飯、輔導孩子作業等。這樣的女騎手年齡多在三十上下，處於育兒任務繁重的階段。她們的身影一般出現在小城市或者鄉鎮上，大城市鮮有。
根據觀察，這類女性屬於典型的「城鄉兩棲人」。一方面，她們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其中大部分有中專、大專學歷，作為年輕一代，她們對於現代化的育兒知識、家庭認知並不排斥，甚至有些喜歡追隨；另一方面，她們又因為在地化就業、身處小城或鄉鎮之中，被沿襲傳統女性角色的諸多期待所包圍。在這樣雜糅的情況下，這群女性受到城鄉文化的雙重影響，其認知出現了有趣的「文化除錯」：一方面，她們變得更加在意自身的母職實踐，強調對於孩子的陪伴、輔導等精細化管理；另一方面，她們也十分在意自己作為傳統家庭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預期，例如要按時做飯、照顧好家庭，盡到自己的責任。她們的母職實踐雖然不屬於大城市中精英媽媽們所展現出來的「密集母職」（intensivemothering），但也確實受到了這類主流話語的影響和衝擊。
蘇秀琴來自陝西渭南，是「餓了麼」的一名老員工。2023年春節剛過，我在渭南最大的超市華潤萬家的後門見到了她。雖然已是春天，但是氣溫並不高，她穿著厚厚的衣服，戴著頭盔、口罩和圍脖，只露出兩隻眼睛，坐在電動車上刷手機。我走近才發現這是一名女性。我們閒聊起來，旁邊的一個男騎手，也好奇地加入聊天。聽到秀琴正在給我介紹外賣，他忍不住說：「你問她就對了。這是我們這裡的‘女單王’！」秀琴有兩個孩子，一個在渭南師範學院讀大二，漢語言文學專業；另外一個才七歲，剛上二年級。三十多歲的她，皮膚白嫩，略略發黃，很難看出來已經有一個上大學的孩子。而且她性格外向，言語利索，顯然與周邊的騎手已經熟絡。
之前我在杭州打工，一個電子廠，那一天干十四五個小時呢。有人看著你，中午的時候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外賣自由多了，幹這個就是靈活嘛，早上一起（床），做上飯，就出來（跑單），早班。沒單的時候來這兒等。大家聊天。這裡要求幹夠九個半小時。我就六點出門，中間的時候，沒有單，把娃一送（去幼兒園）。到下午四點半，我把娃一接，回家了，不出來了。（站長）不會為難，入職的時候跟他說好。有娃娃，不會為難你。
秀琴的特別之處在於，她在只有全職外賣的站點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根據她的說法，站長是當地人，知道寶媽帶孩子不容易，所以也會「混雜經營」，找一些做兼職的寶媽來跑單，緩解一下人效壓力，並不會在工作時長上為難她們。雖然秀琴的工作時間相對靈活，但是也非常自律。她算過，早上六點到下午四點半正好是九個半小時，這樣的工作時間既不耽誤送娃，也保證了她能夠與其他全職騎手一樣幹足工作量。我問秀琴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她開心地開啟支付寶賬單，用手不停地滑動著手機螢幕上的收入流水，仔細地算。
11月份五千多，12月份四千多，中間疫情，大家都陽了，在家休息了一個多周。春節時候跑得多，單子多還有獎勵，我春節掙了六千九百多，還有個全勤獎兩百，沒發，發了就七千多了！……這錢還是不少，是吧？
在被問及這個工作苦不苦時，秀琴想了想，笑著說：「苦，也不苦，只要你肯吃苦。」在渭南這個小城裡，與秀琴一起跑單的女騎手並不罕見。通過詢問和觀察，我發現這裡的「寶媽」群體能夠佔到兩三成，遠遠高於在大城市中的比例。零工經濟在這些年有一個顯著的市場「下沉」，確實促進了女性的在地化就業。原本被困家中的媽媽群體，在這些年開始頻繁進出於電商、直播、快遞、外賣等行業。一位與秀琴一起等單的男騎手這樣說：
說句實在話，女的，能出來跑單的，都是娃兒他媽！懂嗎，都是有孩子的，閒著沒事，出來掙點零花錢。姑娘家，沒人幹。你去問問，（她們）都是當地人，熟悉交通，也認識人。到點下班，晚上回去帶娃。
與外賣夫妻檔、離異女騎手不同的是，小城女騎手更多地是出於「打零工掙點零花錢、補貼家用」的目的加入外賣。秀琴的丈夫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工作相對穩定，額外的收入讓她感覺手頭寬裕很多。當然，不同的家庭狀況對於小城媽媽們的影響是非常不同的。有些女性覺得自己是在「打下手」、「掙點小錢」，這份工作並非長久之計；也有一些女性面對家庭的經濟危機十分困擾，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奔波，疲憊不堪。
芳利是湖南湘陰的一名兼職騎手。她的丈夫在老家開彩票站，不怎麼賺錢。兩人有一個上初中的兒子。為了攢夠給孩子的學費，芳利2021年開始跑外賣。為了多掙點錢，芳利的工作時間與全職騎手並無兩樣，每天都在十小時以上。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對她進行了遠端訪談。由於疫情的衝擊，芳利不得不奔波於家庭和工作之間：
他幹彩票站，沒事在那玩牌賭錢，賠得不行，輸了很多錢。他讓我接著幹，他做別的生意去。我說你都把錢賠沒了才說，早怎麼沒有說讓我幹。之前他看店，我天天送孩子，回家（還）給他做飯，特別累。到下午，趕上賣彩票，四五點鐘我還得回來接孩子、做飯，可累得不行。
芳利讀過大專，畢業後結了婚，很快有了孩子。生活似乎並沒有朝著她期望的方向在走，相反，養育任務和家務勞動繁重，丈夫賭博、開店賠錢讓她無可奈何。芳利同時面臨「喪偶式育兒」和工作餬口的雙重壓力。孩子與工作成了她心頭的兩座大山，兩者都難以割捨，卻又找不到解決辦法。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2022年我們線下采訪她的時候。芳利到了晚上經常難以入睡：
就是憂慮。你看快四十歲的人，幹這行並沒有給自己帶來特別特別多的收入，其實它就是（保障）一個基本生活。然後工作經驗沒有增加，也沒有時間陪自己的孩子。幹這一行就覺得，影響最大的就是對自己的小孩。想多掙點，（就）不能過星期天，每天必須都得跑，沒有休息。你一跑可能半天過去了。沒有一個週六日。有的時候（比如）孩子吃飯的時候、放學的時候，剛好是送外賣最高峰的時候，你就沒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給他點外賣。作業的話，你不會很耐心地去管，就很潦草地看一眼就得了。……我感覺就是這樣，有的時候外賣有的人跑得好，可能經濟上稍微好一點。說實話，外賣行業雖然不分高低貴賤，但是它並沒有高貴到什麼程度，我們在外面受人欺負的時候，會帶到家裡邊發洩，對孩子就不好。
如果說秀琴是小城女性靈活就業的成功案例，那麼芳利就是小城母職語境下在生活和工作間疲於奔命的例證。在城鎮化不斷加速的今天，現代與傳統同時影響著縣城、鄉鎮裡諸多媽媽群體，履行母職責任的認知一方面變得更加牢不可破，另一方面又因為其不斷加劇的精細化程度而讓諸多女性感到疲憊。其中一個核心原因依舊在於家務勞動的不可見性。女性在母職、養育、家務勞動層面的付出無法得到認可，便會出現奔波於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第二輪班」母親。對於小城的女騎手而言，家庭的藩籬很大程度上來自對家務勞動的無視與忽視。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言：「在‘家務勞動是勞動’的認識之下，家庭這一神聖不可侵犯的‘黑匣子’被強行公之於眾，‘愛的共同體’神話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