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頭
對於許多女騎手來說，走上街頭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送外賣是一項流動性工作，外賣騎手穿梭於大街小巷，在諸多目的地之間遊走。當外賣騎手穿上工作服，帶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個個流動廣告牌，不斷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現自己的勞動。外賣勞動既是流動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於大部分女騎手來自農村地區，受到「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傳統家庭分工的影響，習慣了從事諸多「不可見」的家務勞動與照料工作，不太「拋頭露面」。當不得已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下時，她們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對於這些女性而言，跑外賣的過程帶有鮮明的羞恥感。這種羞恥感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和社會情緒，即認為自己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帶有自我蔑視的體驗感。這樣的羞恥感與我們在第三章所闡釋的農民工汙名化、標籤化聯絡緊密。當然，對於女性而言，還多了一層應對鄉土社會公序良俗的壓力。
孫麗麗42歲，河北承德人。認識孫麗麗是在2021年疫情期間的一次採訪中。因為疫情，我們未曾謀面，一直用微信語音溝通。她說話直率，並不避諱。每次講起自己加入外賣的經歷，她都覺得「很丟人」：
看見路邊有跑單的外賣員，就問人家。下載了一個軟體，摸著石頭過河。一個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頭看手機，搞不明白，挺丟人的。（別人看見）一個女的來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麼回事。不知道等單去哪兒。導航也不會變通，面對的是一堵牆，封起來了。傍晚的時候，在那兒繞，怎麼也出不來。超時很急，感覺又害臊又難。
孫麗麗以前在河北老家種過香菇、做過餐廳服務員，但從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跑外賣。2019年冬天，丈夫因為腦血栓住進了醫院，家裡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一下子沒有了經濟來源讓她很慌張。孫麗麗從朋友的丈夫那裡得知，在北京跑外賣能掙錢。「說第一個月掙了六千，第二個月七千，到後面能掙到一萬多。」孫麗麗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可是家裡人並不同意，覺得太危險，讓她繼續留在縣城工作。她兜著縣城找了一大圈，沒有地方收留她。家人無奈鬆了口。2020年春天，孫麗麗來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幫助下，進了北京西城的一個站點。
自認為丟人或者羞恥這種情緒在女性剛進入外賣行業時尤為突出。作為初來乍到的「少數人群」，不熟悉路況、對外賣一知半解，難免會擔憂和害怕。「有點擔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話語常被她們掛在嘴邊。剛開始跑單時，孫麗麗不好意思與男騎手走得太近。臨近午休，當騎手們三五成群坐在路邊或躺在電動車上聊天時，孫麗麗很羨慕，但她並不靠近。她說自己「不好意思過去」。
那時候我不認識他們（男騎手）。他們在廣場邊上，一排排在那兒等單子。我不好意思跟他們說話，又不知道他們會對我是什麼態度，就一直沒理過他們。如果在那邊，我就會一個人躲在後面。
我在調研時經常看見諸如此類的場景，一邊是男騎手三五成群地抽菸聊天打遊戲，一邊是一個或稀疏的幾個女騎手坐在那裡靜靜地等單，並不怎麼說話。女性的難以融入尤為明顯。不少學者曾論述過職業或行業勞動實踐中的性別藩籬，朱迪斯·m.傑森（judithm.gerson）和凱西·佩斯（kathypeiss）使用了「邊界」（boundary）這一概念。她們認為，性別的邊界一方面有劃分類別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會空間分配上的性別關係，它彰顯著一種微妙的彼此隔絕的關係，即「誰應該被接納，誰應該被排除」。企業文化、夜間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帶有顯著的性別邊界感，對男性氣質的召喚往往使女性難以融入。多數女性在訪談時都會提到家人勸阻自己跑外賣，認為這份工作「不好」「不體面」。這種不好並不是說收入不高。相較於工廠，跑外賣的收入其實更加可觀。「交通事故」「拋頭露面」「風吹日曬」成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實際的勞動實踐中，女性走上街頭也的確會遇到性別審視的問題。
拉珍是一個藏族姑娘，來自四川康定。2021年採訪她的時候，她二十歲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賣。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間往返工作，並在成都跑過半年外賣。
在成都的時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調戲我，客戶（都）從來沒有調戲過我。我就想，都這麼大的人了，調戲我幹嘛。但是你不能表現得特別脆弱，就是軟弱的那種，你越軟弱他越會調戲你。要表現得強硬一點，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罵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態度就是那種很強硬的，給他一個眼神，讓他自己體會。
拉珍講自己和成都「老保安」鬥智鬥勇的故事，言語幽默，逗得調研小組的同學哈哈大笑。但是這背後她為此吃的苦頭以及產生的內心波瀾，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夠深切體會。在外賣領域，「男性審視」依舊非常明顯地存在著。這給初期加入外賣行列的女騎手帶來了嚴重的身體羞恥和情緒焦慮。對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別藩籬和基於此而形成的羞恥感十分有挑戰性。在勞動的過程中，女騎手一方面要規劃自己並不熟悉的接送單路線，另一方面因無人指導而焦慮難耐，經常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關站點的一位女騎手，加入眾包騎手時的新手經歷讓她難以忘懷：
眾包需要搶單，不停地刷手機，老搶不到。一開始有新人獎勵。每天給10單，一單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飯好幾十。拿到手裡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學校，也還有消費。其他外賣員介紹我外掛神器，沒什麼用。你會搶單心切，搶一個距離有五六公里的單，到了結果電瓶車沒電了，只能推著回來。
孫麗麗和柳方的入職經歷十分相似。作為女騎手，她們一開始很少參與街邊對話，也難以融入男性騎手社群，因此她們也無法參與男騎手們臨時發起的轉單、搶單活動。這對她們一開始的騎手成長之路產生了影響。街頭的男性騎手三五成群，時而開口說黃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麼參與。由於脫離街頭社群，她們無法知道搶單的技巧，也無法得到騎手間轉單的庇護和照應。這在客觀上增加了她們跑外賣的難度。柳方跟我講述自己熟悉環境過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剛開始那鬧的笑話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輝超市拿貨。不知道配送點在哪裡。我從正門進去，沒找到，收銀員跟我說在另一邊。我走過去，還是沒找到。我又從正門進去，碰見保安，保安見我不知道，帶著我去了樓下倉庫，才知道取貨點在那裡。從倉庫拿了東西出來，發現是從後門出來的。電動車還在正門。離著有兩公里，可遠了。不知道怎麼辦。（笑）碰見一個同事，騎電動車把我給帶到正門。
也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許是慢慢習慣了街頭人們並不怎麼關注的眼光，孫麗麗和柳方在後面幾個月的跑單過程中變得大膽了起來。柳方開始嘗試在等單的時候跟男騎手主動搭話，問他們一些問題。一旦邁出第一步，打破尷尬，她開始發現身邊的男騎手其實「比較好相處」。有的人聽說她是新手，會熱情地給她講一些搶單的技巧，告訴她如何根據遠近、樓層、餐品來挑選「好單子」。柳方逐漸開始知道其中的竅門。有的騎手在她送餐著急的時候，還會主動幫她在送餐櫃上找餐。幾個月後，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眾包外賣員混熟了，知道了騎手們相對固定的聚集地。在沒有單子的時候，她會主動跑去聚集點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們找她做採訪時，她甚至跑去了男騎手的宿舍，跟他們一起聊天、玩遊戲。
與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幫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恥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剛開始跑外賣時那麼唯唯諾諾，有時候甚至可以在街頭很大聲地與男騎手逗樂、開玩笑。當然，這樣有效的融入並不多，眾包的女性多被困於母職需求中，勞動時間相對靈活，難以像男性騎手那樣形成持久的街頭社群關係。
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
具體到實際工作中，身兼家務勞動或者母職勞動的女性往往會面臨身份的衝突。平臺化的數字勞動規則如高效、快速、及時等不斷規訓著女性，鼓勵她們建立一種職業化的身份。這種規訓將女性以家庭為核心的性別身份轉變為以顧客需求為核心的服務者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女性需要隱藏既有的來自家庭領域的性別化身份，轉而變成一個追求效率、善於把控時間的騎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女性不得不由在家務勞動中「主動安排事務」的角色變為聽從平臺、站點、顧客的「被安排」角色。在諸多勞動實踐中，她們對這一轉變十分不適：
之前不會看導航。站長教了我好幾天，我還是不會，太難了。以前在家裡也沒什麼需要（看導航）。有一次找顧客的位置，不明白導航的意思，就在原地打轉，二十多分鐘才找到。這個事（跑外賣）不能慢慢幹，要跑，使勁跑……一個高峰期下來，心臟怦怦跳，半條命快沒了。
在以往的性別規範，尤其是家務勞動和母職的情感勞動中，都需要女性作為一個「穩定主體」存在。妻子或者母親的角色被定義為「勤勞」「溫柔」「兼顧」「善解人意」等，這些「品性」圍繞著家庭生活展開，以長期性的陪伴為特點。但是在平臺勞動的環境中，女性「穩定主體」的性別身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流動性、即刻出發與使命必達的身份建構。換句話說，女性氣質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需要，女性反而需要用男性氣質來武裝自己，以此保證自己在外賣勞動中能夠存活。
最顯著的例子來自送單高峰期，即每日的午晚餐時段。在此期間，高強度的勞動需求使女騎手必須按照平臺統一化的、強勢的勞動標準來要求自己。在單量陡增時，騎手要承擔比平常時段多3—5倍的工作量；遇到極端天氣時，騎手需要超時待機來保證平臺運力線上，並不斷化解訂單積壓。對於女性騎手而言，體力和耐力都是巨大的挑戰。
有時女騎手會在深夜送餐，遇到荒涼偏僻的地方，很多女騎手回想起來會擔心當時自己的人身安全。曉萌是北京門頭溝一個專送騎手，每天在崗的時間是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有一次臨近晚上9點，她剛要下線，來了一個單子，她只好去送。沒想到沿途需要穿過一片湖，道路兩旁有一排排的柳樹，卻不見一個人：
心裡害怕，但也只能硬著頭皮走。誰讓我接了單。到了發現是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繞進一個大院子，往裡又騎了兩分鐘，才發現有一處亮燈的。出來的時候才發現是一處墓地，嚇得我渾身冒冷汗。好容易走出來，看見前面有一個「美團」騎手，顧不了那麼多，跟他打招呼。大哥挺好，帶著我一路走出去。現在想想還是害怕。
面對這些，女騎手展現出的是鮮明的勞動者身份，她們會強調「別人能幹自己也能幹」「沒有什麼辦法，派給你了就得幹」這樣的職業身份意識，而不會去刻意強調自己的性別。有時高強度的平臺工作使女騎手不得不打破傳統的性別規則，援引與男性氣質相符合的騎手身份來隨時準備應對挑戰，包括臨時的加派單、轉單、路線改變等。在送單的勞動過程中，大部分女騎手一頭扎進訂單中，在慌亂中努力求生。「騎手」的勞動身份顯而易見地戰勝了「女性」的性別身份，流動的、去穩定性的、隨時準備戰鬥的騎手身份取代了女性穩定的、陪伴的認知，這也成為女騎手身份轉換的矛盾點所在。
之所以說這是身份轉換的矛盾點，是因為這樣的性別展演一方面說明了女騎手在努力地為自身的平臺勞動爭取合法化身份；另一方面，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她們不得不應對不斷湧現的性別身份差異，不得不與自己的女性身份進行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