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超藝是一名「餓了麼」的騎手，有一次，她去送一個生日蛋糕給顧客。當時天正下雨，除蛋糕外，她還有另外一個單子眼看就要超時。為了趕時間，她選擇了抄近道走小路，結果路面泥濘，她騎著電動車摔倒了，車輪陷在泥裡，任憑她怎麼使勁都推不出來。她滿身泥巴，手也摔破了，悲傷的情緒湧上來。
當時我就哭了，蛋糕摔在泥巴里。想著自己為什麼要來幹這個。從小我也沒吃過這個苦。一個女生，被路人看笑話，還要被顧客說。
身份的除錯對女騎手來講是一個動態嘗試的過程，性別身份帶來的認知差異會在勞動過程中的關鍵節點，如著急、無助、不被理解時湧現。對此，她們應對的辦法是相互吐槽平臺的規則設定，或者回到家庭領域、爭取家人的支援。吳超藝後來與顧客達成和解，賠付了蛋糕錢，自己把帶泥的蛋糕帶回家，並早早結束了當日工作。因為丈夫也跑外賣，她打電話給丈夫抱怨糟糕的經歷，同時提前回到家準備晚飯。她認為，自己做騎手是為了補貼家用，但是如果做得不開心，就不如回家換換心情。在女騎手的外賣勞動中，勞動身份和性別身份並不是完全割裂的。面對勞動身份的挑戰，女騎手通常會利用家庭領域的性別身份來尋找慰藉和支撐。這一點在已婚女騎手身上的表現尤為明顯。
示弱勞動
在送單的過程中，女騎手慢慢習慣了在騎手身份和性別身份之間快速切換，以確保自我勞動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為高強度、重體力的職業，外賣配送一直被認為是高度男性化的。雖然進入門檻低，但是它的職業特徵決定了女性在該領域的留存十分困難。縱觀女騎手的勞動實踐，在逐步適應外賣勞動後，她們會有效地利用和「盤活」自己的既有資源，其中既包括傳統的女性性別氣質，如仔細、謹慎、耐心，同時也包括她們從家庭場域「移植」而來的交流技巧、社交技巧和親情支援。這些優勢有效地幫助女騎手在勞動條件艱苦的外賣行業留存下來，甚至有的還會因此「翻盤」，將性別優勢轉換為勞動優勢，成為所在站點或者片區令人羨慕的送單能手。
女騎手跑外賣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體力。「幹外賣是體力活，賺的是辛苦錢」，這是她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對於女騎手來講，這裡的「體力」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單量大的時段需要持續高強度的體力支撐，二是在她們生理期出現不適的情況下請假困難。尤其是做專送，為了保證團隊績效，騎手通常很難請假。衛瑋是一名專送騎手，四十歲上下的她在2019年與丈夫離婚，從湖北隻身一人來到北京打工。她長得略胖、白淨，笑起來有兩個酒窩。遇到生理期，衛瑋渾身難受，肚子也不舒服。她鼓起勇氣跟站長請假。站長雖然表示理解，但迫於團隊「人效」壓力，仍然沒有答應她，而是讓她跑完一天的最低績效——十單之後再休息。「那能怎麼辦，挨著跑唄，十單一上午能跑完。跑完了回家躺著。」很多時候，一些女騎手難以承受這樣高強度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作需求，不得不從專送轉為時間更加靈活的眾包。
另外一個問題是駕駛。駕駛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廣泛存在於社會建構的方方面面，外賣領域也不例外。同女司機的性別汙名化一樣，女騎手經常會被貼上「不擅騎車」「方向感差」「路痴」這樣的標籤。這樣的刻板印象通常由女騎手和周邊男性共同建構。前面提到的老高和樑子是夫妻檔跑單，老高負責騎摩托車，樑子負責看導航。訪談時，兩口子對於女性「沒有方向感」的說法都表示認同。老高直言不諱地說，女騎手方向感不好；樑子也主動承認，自己在給老高指路時會出現方向錯誤。
樑子：女的麼，都有一點路痴。他（指老高）是活地圖，我說一個大致位置，他就能找到。我呢，完全找不到。
老高：女同志沒有方向感，在自家周邊還丟呢，方向感很差。她（指樑子）的外賣群，經常有女同志丟餐了、找不到路。逗死了。
可以看到，女騎手對於自身「強」與「弱」、「做女人」與「做騎手」的矛盾性不僅僅來自勞動實踐，同時也來自周邊男性的言語和反饋。他們可能是自己的另一半、同事或者路人。走上街頭也就意味著女性身體和勞動的可見性不斷增加，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意見、判斷、感知，這些難免會反過來加重女騎手跑外賣的矛盾心理。
洪大哥就是典型的一例。我對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便是：「這工作不適合女娃。」2023年2月的一個早晨，我在渭南街頭第一次碰到洪大哥。他皮膚黝黑，腫眼皮，笑嘻嘻。大約上午十點，他一手騎著電動車，一手提著一個早餐袋，慢悠悠地來到華潤萬家的樓下。他開啟早餐袋，裡面裝了兩個肉夾饃，表皮酥黃，熱氣騰騰，他邊啃肉夾饃邊喝百事可樂，跟我們聊天。發現我不停地向他提問，他就起了疑惑，問我是幹嘛的。我表達了自己想跑外賣的想法，他一聽，連忙搖頭，表示不贊成。
女娃天生駕駛技術不行，馬路殺手嘛，都是專有稱號。而且也不安全。
他說，前幾天下雨，光他看見出車禍的女騎手就有兩個。他打量了我一下，繼續搖頭，連連說「不行不行」，然後指著跟我一起做田野的男同學說：「你可以跑。你沒有問題。你是男娃，行。」他咬了一口肉夾饃，繼續轉過臉來，對我說：
女娃，我給你指條路，去肯德基做前臺。跟顧客打交道，雨淋不著日頭曬不著，挺好的。我之前就在肯德基後廚，炸雞肉。那女娃雖說忙，但是不危險。……出去送餐，你就是自己一個人。什麼都要（靠）自己。給客人送餐晚了，是你負責；出了事故，站長、組長不能第一時間趕到。但是在肯德基，值班經理、負責人都照（看）著你，不害怕的。女娃的話，最好不要幹這個。
受到體力和駕駛的雙重「標籤化」，很多女騎手在送單過程中會選擇遵從、援引傳統的性別規範來策略性地化解自身遇到的困難。例如，一些女騎手會在勞動過程中主動承認自己是一名體力弱、方向感差的女騎手，並樂意尋求男性騎手的幫助。這與馬丹所研究的女性卡車司機的策略不謀而合，即女性會靈活使用自身的「性別工具箱」，「在不同的勞動情境下辨認出性別突出性之不同的程度與方向，以採取與該情境相對應的性別策略」。這樣的傳統性別規範往往是女騎手「翻盤」的開始。
利用「弱女子」的身份，女騎手會積極排程自身主動性來尋求幫助。例如，有的餐品含有礦泉水、西瓜時，女騎手難以承擔其重量，會主動與顧客或者周邊熱心人士溝通，請求幫助；遇到路途較遠或者難以定位的情況，女騎手會求助身邊的其他騎手；甚至在送單超時引發顧客不滿時，女騎手也會更加耐心地與顧客交流。部分顧客在看到來者是一名女騎手時，也會「心生憐憫」而化解不滿情緒。萊奧波爾迪娜·福圖納蒂（leopoldinafortunati）在談及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時也表示，溝通和交流雖然是家庭場域重要的「非物質勞動」，但為社會生產提供了有力保障。平臺資本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依靠社會關係和熟人網路所形成的供需關係鏈條，轉而關注服務的正規化和標準化差異，要求外賣騎手呈現情感勞動「表演」以建立與顧客的良好關係、突出消費者的「至高無上」。對此，相較於男騎手在情感勞動方面的無所適從，女騎手對於情感勞動的表現則更加得心應手、細緻入微。
我在調研中發現，女騎手在「示弱勞動」中並沒有極力壓制自己的性別身份，而是有效地將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進行對接和融合。通過繼承傳統父權制下的性別標籤，女騎手在平臺勞動中努力尋求自己的優勢。她們在這一過程中捲入了情緒、情感、身體表徵等幫助與人進行交流、聯結的各種「軟技能」。下面是一些女騎手在訪談時給我傳授的跑單經驗：
和保安打交道，要嘴甜一些。不禮貌的話，保安有時候就不會給你指路，不告訴你這個小區有多大。
有些男的等餐著急了，跟餐廳幹架。還是慢慢說比較好，人家也能理解你。
在平臺勞動情境下，精細化的數字管理落實到具體場景中時，具有很強的指令性和歸責性，留給外賣員「自我發揮」的空間較小。雖然女騎手的身體示弱、溝通、交流、耐心等是傳統性別分工下的刻板標籤，但是在平臺勞動中，這些標籤也可以成為「弱者的武器」，即女性通過發揮自我主體認知和交流的能動性，有效利用這些性別化標籤來服務自己的勞動實踐，從而將自己的平臺勞動轉變為一種「優勢勞動」。
下面是兩位女騎手講述自己在遭遇交通事故時，如何受到交警同志的「特別照顧」從而化險為夷：
出過小事。逆行取餐，餐廳在對面，必須逆行過去天橋。下雨天，我淋透了。我把他車颳了。我逆行。他讓我賠他一千塊。我說我沒錢。他說不行，不給就報警。交警來了。交警看我一個女的，渾身溼透了，頭髮也溼了，就問他（小轎車司機）怎麼回事。那人（小轎車司機）一直想跟我要錢，說是我的責任。交警背對著我，跟司機聊。然後背後給我打了個ok的手勢，暗示我沒事。他一個車，也不是什麼好車，幾萬吧，跑「滴滴」的。
拐彎讓直行。我是直行，但我逆行，和一個「滴滴」網約車師傅撞一塊了。速度慢，沒事。我倆平責。交警可憐我，威脅「滴滴」師傅，讓他把駕駛證拿來，要不先給他扣六分，要不讓我們自己解決。後來網約車（司機）同意協商。交警走了。網約車（司機）先降到五百，再降到兩百，後來我一分錢沒給他。我說自己沒錢。他不信，開啟我手機，看我入職才沒多少天，賬號才幾十塊錢。他也洩氣了。我說我也是從農村來的。裝可憐。後來就這麼過去了。
可以看到，女騎手的「示弱勞動」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對傳統的父權制性別分工的順從與忍耐。在外賣產業裡，「女性身份」本身已經被概括為一個「弱者的形象」，這使女性有意無意地受到了來自他者的苛責為難或者有意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女性「示弱勞動」的圖譜複雜性，它並不是單一的強弱對抗，而是糅雜了弱者同情、男權主導等諸多因素，這樣的複雜性為女性創造了一定的優勢，使她們的「翻盤」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