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騎手群
平臺化的外賣勞動是原子化和過渡性的，大家相逢在街頭，偶有交集，說笑一陣，單子來了，又很快散開。這樣的流動性交往使外賣工作喪失了工業化大生產時期的集體認同和集體歸屬，騎手們沒有流水線、宿舍等集體生活的經驗，工作的節奏和時長全憑個人把握，轉而變成了非常個人主義的行為。為了抵抗這種邊緣性和個體性，女性騎手會積極尋求社群的組建和聯結。用其中一位訪談者的話來說，就是「能有一個說話的地兒」。
社交媒體為女騎手的聯結提供了可能。在前文中我已經提及，外賣騎手是強烈依賴社交媒體的一群人。一方面，他們的排班、工作安排等資訊會通過組建的騎手群進行散播；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也成為他們豐富娛樂生活、延展社會關係、積累社會資本的重要渠道。田野中的大部分女騎手會在勞動實踐中積極參與社群組建，充分利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從而結成自稱「姐妹」「大家庭」「一家人」的親密社群關係。這一部分想要展現的就是基於社交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女騎手關係網路的建立。這樣的網路往往呈現出基於「女性」和「騎手」相結合的社群文化特點。群裡豐富的內容時常讓我目不暇接，並驚訝於女騎手如此強烈的表達欲。
我加入的其中一個女騎手微信群大約有五十人，這個群的特別之處，除了全部是女性騎手，還在於它的活躍度和緊密性。群裡面每天會更新大量的交流內容，每次開啟這個群，都會顯示有幾十條甚至上百條的未讀資訊。
首先，女騎手會通過分享位置和派單資訊來建立社群認同感。在女騎手群裡，大家以姐妹相稱，如「大姐」「小妹」「姊妹」等。從每天早上6點左右開始，群裡陸續有騎手傳送「早上好」的問候或「美好的一天」表情包，這些表情包形式多樣，色彩鮮豔。九十點鐘是騎手上崗的高峰時段，這時群裡的女騎手紛紛開始傳送自己的定位。我曾經感到過疑惑，在一個有諸多陌生人的群裡傳送自己的定位，按道理講應該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尤其對於女性而言，但是她們似乎並不如此認為。我問了幾位女性，她們並不在意，並且表示這樣可以證明自己「已經開工」。同時，一些女騎手錶示，由於「工作起來會到處跑，發定位也沒什麼關係」。對於流動的外賣工作來說，「發定位」可能是她們建立一種共在感空間的方式，用亨利·列斐伏爾的分析來理解，這是一種創造共同空間的嘗試，基於工作的流動性，通過去地域性的、情境性的空間，她們創造了一種流動化的空間。
午高峰過後，大家忙碌了一陣子，開始在群裡「曬單」。「曬單」的意思是，女騎手會把系統派給自己的訂單的截圖，曬到微信群供大家討論。一般情況下，大家曬出來的單都是比較特別的單子，如單價高、距離遠或者配送物品奇特等。有一次，一名「閃送」的女騎手曬出了自己的訂單，一隻小狗。她拍了一個影片發到群裡，這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和討論。小狗的主人希望騎手把它送去寵物店美容。還有一次，一位女騎手曬出了一個長達五十公里的訂單，配送金額達到了120元。很多人看到之後，紛紛表示羨慕，說拿到這樣的大單需要靠人品。女騎手曬單也構成了一種遠端的分享，在獵奇的同時增加了大家的時空參與感。
當然，這個微信群裡的聊天內容並不止於配送，也會有養生、育兒、美容、家庭等五花八門的話題。由於大家聊天的頻率密集，時常出現上一條還未討論充分，就被新的話題霸佔了螢幕的情況。工作資訊的即時分享和告知是這些外賣群的顯著特徵。在淡季時，騎手等單困難，女騎手們會在群裡聊天，並相互通知哪裡有單可以接。群裡也會有人分享天氣預報的資訊，在遇到惡劣天氣時，大家會相互通報、問候，囑咐彼此注意安全。
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carey）認為，傳播是一種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繫、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在這一論述中，凱瑞將傳播不僅視為一種「傳遞」，同時也視為一種「儀式」，是人們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徵。女性騎手是這種共享儀式的踐行者。微信群裡的位置分享、「曬單」、天氣變化提示等，這類資訊溝通並不只是一種傳遞行為，更是一種共享的「傳播儀式」，它幫助女騎手建立了屬於自己社群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在無形之中形塑了女騎手的群體認同，實現了自我話語的媒介化表達。
「外賣娘子軍」
除了線上的媒介化溝通，一些女騎手也十分願意嘗試線下聯結。她們努力打破區隔性的平臺勞動藩籬，依託在地關係，建立社會生產場域的「小團體」。這樣的小團體往往由一兩個核心成員負責維持，其他人參與其中。大家相互幫助，彼此照應，共同尋找歸屬感。
在深圳龍崗區的一個「美團」站點裡，顧大娟用了兩年的時間組建了自己的「外賣娘子軍」。這支配送隊伍由十幾名女騎手組成，並且擁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賬號，可以說是實現了隨時隨地的女騎手「發聲文化」（call-outculture）。2020年的夏天傍晚，我和學生在深圳龍崗區一個城中村的居民樓底商見到了顧大娟。她一米六五上下，眉毛濃密，穿一件紫色的防曬衫，身材豐滿，說話直率。我們進去的時候，她正在跟幾個女騎手拍短影片。見到我們出現，她把我們從大廳請到旁邊的一個小屋。裡面大約有四五平米，放著一張桌子，上面雜亂地擺放著茶具和一次性紙杯。桌子旁邊有三腳架上面放著一個小相機，還有耳機、麥克風等小裝置。顧大娟熱情地給我們倒水，並講述了她拍短影片的經歷。
2015年前後，她和老公從快遞業轉出，加入龍崗的一個「美團」站點，開始跑外賣。當時正值平臺的發展擴招期，顧大娟敏銳地發現許多女性既想跑外賣，又不知道如何做，害怕自己做不好。於是，她萌生了用短影片教大家跑外賣的想法。根據顧大娟的說法，女騎手的聚集主要歸因於她在「快手」釋出的外賣相關短影片。
她們可能覺得我說話特別接地氣，不虛擬，她們覺得這才是真實的。拍影片的時候我就想過我的優勢（在哪裡）。第一，我是女的；第二，我有的經驗是很多人沒有的。對於跑外賣，新手經歷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怎麼處理，我可以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顧大娟的短影片賬號裡釋出的內容幾乎都跟女騎手相關，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單的策略和送單過程。例如，她會根據自己的跑單經驗，教授新入門的騎手如何看導航、如何搶單、如何與顧客交流等。隨著粉絲量和觀看次數的增多，這些影片慢慢地被周邊的一些女性看到，她們開始萌生了跑外賣的想法。一些女性從周邊趕來找她，甚至有的坐火車、長途汽車來龍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跑外賣。顧大娟都熱情地幫助了她們。從買電動車、電池到租房子，再到將她們介紹給站點、帶她們跑外賣，幾乎是「一條龍服務」。接待了三五個人之後，顧大娟發現了其中的商機。她和丈夫商量，借了一些錢，開了一家賣電動車的店。這樣，以後來找顧大娟跑外賣的人都可以在店裡拿車、換電池、租車。
趕上了外賣平臺大擴張的時期，店裡生意不錯。我們訪談的時候，不斷有人進進出出，換電池或者修車。顧大娟的丈夫不在，她忙裡忙外地招呼前來問詢的騎手。根據說話的語氣，可以判斷來顧大娟店裡的人大多是熟人。有時，一些人進來並不是有事情，僅僅是為了打聲招呼或者坐著閒聊一會兒。顧大娟也很適應這樣的拜訪，笑呵呵地與大家聊天、喝茶。說起介紹女騎手跑單，顧大娟自豪地表示：「站點裡來來回回有十幾二十個女的吧，基本是從我這兒介紹的。有些現在不幹了，目前也還有八九個。」隨著跑外賣的年歲增加，大娟成了專門帶新人女騎手的師父。
有一個不會看地圖。是真不會。讓我們現在說，肯定你覺得不相信。她總是跑錯方向，不知道往哪兒拐。有一天，我和她坐在這裡，看導航。我發現她不知道導航裡那個小三角怎麼看，就是那個圖示。那個箭頭，它不是有三個角嗎？她分不清是哪個方向。我說是長的那個角。她（就）慢慢明白了。
隨著女騎手在這個站點越聚越多，顧大娟的素材變多了，可以更頻繁地製作和釋出短影片。除了講述日常的送單勞動，顧大娟和姐妹們開始嘗試一些帶些表演性質的內容。例如，顧大娟會和大家一起策劃整齊規整的動作，認真排練，在鏡頭前表演，然後在後期配上精心挑選的音樂，以此在鏡頭前展現女性幹外賣的不易和堅強。她們在影片裡自稱「外賣娘子軍」。這些影片的釋出很有效果，它進一步觸動了很多想要嘗試當騎手但又有些猶豫的女性。
顧大娟在影片裡時常以「親人」「家人」「姐妹」稱呼觀眾，鼓勵女性走出家門，參加工作。顧大娟的女騎手小組常年保持在十人左右，以一種零散卻有吸引力的方式組織起來。小組裡的女騎手會定期參加影片錄製，遇到忙的時候也會請假。當一些影片釋出後賺來了流量，顧大娟會組織聚會，邀請小組裡的女騎手一起吃飯、唱k、爬山。同時她們把這些共同的經歷當作一種媒體創作的素材積極使用。例如，大家參加活動之餘會進行錄製和拍攝，並將其做成電子相簿和短影片，同時釋出到各個媒介渠道。在顧大娟釋出的一條影片中，她將自己與其他女騎手送餐、聚會的照片拼在一起，用《從頭再來》作為背景音樂，以ppt簡報的方式呈現。同時，在照片上，顧大娟新增了諸如「努力工作，開心生活」「沒有什麼阻止你，除了你自己」的字幕。
我問顧大娟為什麼會做短影片，她的回答包括兩個原因，從最開始希望幫自己和丈夫的電動車店招徠顧客，到後面希望鼓勵與她一樣的女性參與工作。顧大娟也表達了自己希望姐妹們能夠全心投入、配合組建社團的希望，但是由於女騎手的流動性較大，她組建的社群也在不斷經歷流失、補充和過渡。顧大娟努力與曾經認識的姐妹保持聯絡，因為她覺得這是一份「難得的情義」。
「外賣娘子軍」形塑了超越傳統家庭再生產的性別話語。在這個小社群的集體展演中，女性傳統的勤勞、顧家、隱忍等性別規範不再被強調。相反，獨立自主、敢於挑戰、團結一體的女性形象開始出現。正如顧大娟自己所說，她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她相信「愛拼才會贏」。在訪談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女生要獨立，不能依附別人，「要自己找到路，活出自己的精彩」。沿著這樣的理念，她在自己的微信簽名中寫道，「我要像鷹一樣展翅上騰，自由地飛翔在天空中」。諾曼·費爾克勞（normanfairclough）認為，話語即行動，話語本身闡釋了社會性、結構性因素如何與個體的能動性互動。說回到顧大娟和她的女騎手小組，她們基於性別的媒體展演和線下社群的建立，成功地塑造了「女性獨立」和「姐妹情誼」的社會話語，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作為勞動女性的可見性。在此過程中，女騎手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服、頭盔、外賣餐具等符號化的道具，在男性主導的勞動場景中獨闢蹊徑，建立了屬於女性且不具有依附性的社會話語，這十分難得。諸如此類的女騎手小社群，雖然不是基於血緣紐帶所形成的緊密關係，但是她們組建社群、實踐群體發聲的性別抗爭對其自我實現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平臺勞動下女騎手的社群聯結與通常意義上以男性為主導的騎手社群有著明顯的差異。外賣騎手多為男性，這使他們建立線上社群變得更加簡單易行，但這種「簡單」也會成為社群凝聚的阻礙。調查發現，男騎手會加入很多外賣群，但這些群多承擔「工具型」功能，如二手車和電池的買賣、招工、找住處等，騎手們很難在這種微信群建立在場的、深度的社交關係。但是，女騎手的社群卻不同，它利用平臺勞動進行聯結，反而努力促成了原本邊緣化的小團體建立起具有緊密性的關係。這裡的緊密性一方面體現線上下的聯結，另一方面也體現在群組中個人情感、資訊交流的密度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