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裡，我嘗試對女騎手做一個超越其職業勞動本身的定義。這個定義的一端連著勞動，另一端連著家庭。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與女騎手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這是一群無法用單一外賣場景去解釋的人。橫跨在天平兩端的，是無比豐富、細緻卻又充滿張力的性別化闡釋與行為。她們並不是被限定在數字勞動框架內的勞動者，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揹負著生產與再生產、市場與資本多重影響結構的性別化個體。正如麥克爾·哈特（michael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negri）在與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對話中所提及的那樣，在「情感勞動」裡，資本主義和國家從女性的身體和再生產勞動，包括互動和接觸中的情感表達、溝通行為等中汲取了創造生命的力量，並通過文化和溝通傳遞，促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女性的生命歷程正緊緊地鑲嵌在全球化、城鎮化和數字化的脈絡之中，並以自己獨特的勞動體驗豐富著這些宏觀框架的細節。
女騎手的勞動場景讓我看到，性別的展演並不單純地存在於市場或家庭中的某一場域。相反，性別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場和家庭兩個場域。如果把性別的建構看作個體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麼，平臺的送單勞動與家庭再生產場域的非物質勞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在具體的、情境化的性別實踐中，家庭和市場的關係並不是傳統意義上所認為的相互分離、彼此獨立，而是一種彼此依存、相互支撐的狀態。這一點在女騎手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她們並沒有將自身的家庭和平臺的勞動分開，恰恰相反，她們在既有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所積累的經驗成為其平臺勞動的重要支撐。在此過程中，再生產勞動通過「補給」和「除錯」的方式支撐著她們的生產勞動，生產勞動又通過市場化的支援反過來「支撐」和「改造」女性的現有生活。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論走到今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我們需要看到一個主體如何同時遭受多重權力關係的壓迫與剝奪，以及在此過程中這些權力關係「彼此交錯連結的制度」。對此，我深感認同。對於女騎手來說，她們所展現的是中國城鎮化和數字化程式中一部分在地的、中下層女性的聲音與實踐。只是，在這個交叉對比的過程中，不僅有性別與勞動的無奈和宰制，也有個體積極的參與、表達和自我救贖。這裡面的雜糅與交織，似乎難以用單一的「父權壓迫」或者「資本壓榨」來概括。
例如，女騎手在參與送餐勞動時面臨著由性別身份向勞動身份轉型的挑戰，這樣的身份除錯使女騎手在具體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現「示弱勞動」的一面，而基於家庭場域形成的策略和強支撐關係常使女騎手的「示弱勞動」轉弱為強，有效地幫助其實現個人勞動效益的最大化。同時，以平臺外賣勞動為契機，女騎手積極參與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體的「儀式性」展演，她們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誼」，形塑了基於獨立自強和「家人關係」的社群文化。雖然受到再生產領域性別規範的羈絆，但是她們在外賣場域下的性別勞動並沒有完全複製傳統性別規則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帶有強烈的能動性和策略性。
換句話說，女外賣員是具有理性的、主體性的個體。她們進入外賣行業有著自己具體的、個人的原因，包括賺取額外收入、照顧家庭、爭取經濟獨立等。平臺勞動的低端數字紅利給予了她們一定的機會，女騎手利用這一機會來獲取自我收益。平臺勞動可以作為其臨時性的過渡。在這一過渡中，零工勞動的市場化正在對家庭領域形成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市場化生產領域。外賣平臺承載了勞動賦權和性別隔離的雙重角色職能。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平臺為女性提供了爭取權益平等的渠道；作為一種組織管理形態，平臺複製了不平等的性別勞動關係。但女騎手並沒有被束縛於平臺既有的性別規範之中，而是在送餐實踐中展現了一種「橋接式」的性別展演。這種展演從家庭再生產領域進入了市場生產領域，並最終產出了基於女騎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獨立的性別身份認知。
性別是社會建構的表徵機制之一，換句話說，性別是一種複雜的政治機制。它不僅是解釋社會行為的重要變數，更是解釋社會等級差異的重要變數。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過於偏向流行文化、語言符號、內容話語等層面的不平等，卻忽視了女性在根本上無法佔領物質性生產資料的普遍事實。女性主義的研究需要我們從「她」的實踐經驗出發，觀照和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輕率地對她們進行判斷或評價。
幾十名女騎手，牽連著幾十個家庭、幾十種情形和幾十種生活意義。對於女騎手而言，家庭既給她們溫暖和力量，也給她們悲傷和苦楚。生產和再生產同時壓在她們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對於大多數女騎手來說，家庭和工作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時而需要做出選擇，時而需要全部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