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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社群(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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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更多的朋友」

我曾在第四章裡提到過孟天河,一名住在北京城中村的「餓了麼」眾包騎手。第一次知道孟天河是在一個自媒體平臺上。朋友知道我研究外賣,轉發給我。鏡頭裡的他二十多歲,圓臉,戴著頭盔,穿一身藍色的配送服。在一個人潮湧動的路口,孟天河騎著電動車,一邊走,一邊講述平臺送單價格如何不合理。後續我在好幾個平臺找到了他釋出的短影片。影片裡的他喜歡開玩笑,表達欲很強。這讓我十分想認識他。

幾經週轉,我加到了他的微信,並在2022年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和學生一起去北京周邊的一個城中村找到了他。孟天河做騎手的時候,因為「鬧事」蹲過監獄。從裡頭出來後,他在自己住的城中村裡開了一家電動車修理店,順便做租賃電池的生意。現實中的他個子不高,頭髮略長,有些害羞。寒暄了幾句,他跑去旁邊的小超市給我們買了礦泉水。我們聊起來,發現他與鏡頭裡侃侃而談的形象並不相同。現實中的孟天河更加簡單、直白、實誠。城中村旁邊有一條小河,天色黑下來,我們坐在小河邊的燒烤攤聊天。

孟天河之前做餐館生意,在北京租了一個七百平的餐廳空間,想趁著外賣平臺「補貼大戰」時好好賺一把。沒想到餐館擴張後,平臺補貼急劇減少,鉅額人工費和租金讓他在半年內虧損百萬。他屢次嘗試轉租未果,最後不得不停了生意,欠下了六七十萬的債。面對鉅額的虧損,孟天河慌了手腳,有些「找不到北」。歇了兩個月,他決定從頭再來,開始跑外賣。

2018年冬天,孟天河跑外賣時出了一次車禍。根據他的回憶,那是一箇中午,有位顧客點了麻辣燙。因為跑得著急,到的時候撒了一些湯。顧客說不要了。孟天河只好送回餐廳,路上他有些不高興,腦子裡一直在想這個事情。過十字路口的時候,他被小汽車撞到,電動車被撞出四五米遠,整個人飛了出去。眼睛、胳膊、腿都受了傷。恍惚之間,他被送進了醫院。

就在華威橋那裡,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有沒有闖紅燈。……腦袋是走神了。

眼睛腫了,臉擦傷了。醫生讓我住院。我沒錢,就在急診室外面的走廊裡躺了七天,掛點滴。就我一個人,也沒有朋友。沒人來看我。

孟天河跑外賣還不到三個月,就遇到了車禍。他一人躺在急診科的走廊裡,身體腫痛,無人照看,覺得十分孤獨。因為之前在工作群裡表達對平臺政策的不滿,他被片區負責人踢出了群聊。沒有人聊天的病痛時間讓他覺得十分難熬。這些經歷刺激了他,也成了他「尋找團結之路」的開始。

我當時就想,為什麼不能認識更多的朋友?片區負責人把我「踢」出群,為什麼不能建一個外賣兄弟群,再也不會有人「踢」我們了。

我開始加騎手。最多的時候,一天加了一百多個。要付出時間。朋友、同事拉進來。有人說搞個標誌吧,我想了想,那是違法的吧,還是算了。打個廣告吧,去列印店搞了一個塑封,把我的(微信)二維碼放上,貼在騎手餐箱上。慢慢有人加我,我拉他們進群。好玩,你知道嘛。有一幫兄弟,隨叫隨到。

以外賣騎手的流動餐箱作為廣告牌,孟天河「尋找更多朋友」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實現。騎手看到了微信二維碼,有的覺得新奇,也有的希望加入一個群組。加他微信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很多騎手專門跑來打聽他的個人訊息。孟天河充滿激情地跟我講述當時聚集騎手的情景,他憧憬的眼神更像是一個老江湖講述自己的崢嶸歲月。根據他的說法,最多的時候,他們有十四五個微信群,每個群有幾百人。大家在群裡踴躍發言,聊天,吐槽平臺,不再擔心被平臺踢出去或者封號。孟天河把微信群的名稱改成了「全國騎士聯盟總群」,並自稱「盟主」。一時間,孟天河是「騎手盟主」的訊息在很多騎手群傳開。大家聞訊而來主動要求加入他的「聯盟」。在孟天河看來,騎手眾多的地方就是一個江湖,而有江湖的地方,就要有聯盟。在訪談中,孟天河對於成立「騎士聯盟」微信群給出了三個解釋:結交朋友、好玩、替外賣騎手說話。

作為一個從農村來到城市摸爬滾打十多年的年輕人,他與其他從外地來打工的人一樣,有著作為流動人群的孤單與苦悶。多數農民工忙於生計,辛勞地從早幹到晚,剩餘的時間幾乎只

有睡覺。長此以往,內心孤獨,一顆渴望交流的種子便埋在心底。但在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打工社群中,拓展網路、維繫人脈關係變得十分不易。孟天河是少有的敢於嘗試去編織自己交友夢想的打工者。更多時候,他覺得這是一項「有趣的探險」,是個體打工者「看世界」的一種方式。通過社交媒體的聯結,他嚐到了友誼的味道,這讓他興奮不已,也變得更加自信。在跑單之餘,他用心經營十幾個微信群,並在閒暇的時候與大家聊天、聚會。

也會線下見面。一起吃飯,抽菸,侃大山。人都是這樣,見到了,給人家買瓶水,遞根菸。人在江湖,大家會覺得你這個人不錯,能處。有事了,可以相互照應。

除了結交朋友、相互關照之外,孟天河表示這些群也是為了「給騎手說話」。很快,這樣的事情便出現了。2019年10月,主要的幾家外賣平臺降低了騎手配送獎金,這引發了騎手的不滿。孟天河所在的幾個微信群裡罵聲一片,騎手紛紛表示抗議。孟天河深以為然。他覺得既然有了一幫兄弟,當然應該反擊平臺的不公平做法。於是,他在微信群裡號召大家集體不跑單,以示抗議。我問孟天河他是不是想要領導罷工,他非常明確地否認了:

也不是罷工,罷工是違法的。不能幹。我就說,那大家在10月21號這一天,都不跑單。集體不接單,讓平臺嚐嚐滋味。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那幾天,我們就做了這個倡議,貼在箱子上。很多人都看見了。

「不接單」的訊息經由微信群和餐箱公告迅速傳開。根據孟天河的說法,這一訊息也傳到了平臺的耳朵裡。很快,有人報了警,孟天河以煽動他人為由被警察帶走並拘留。孟天河告訴我,按照這一罪名,他應該被拘留更長時間,但是由於他的「煽動」並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後果,所以他被取保候審,拘留23天后放了出來。公安對他建立諸多微信群等事情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問話,他一一照實回答。最終因為沒有其他更加嚴重的事情發生,他被放了出來。「不接單」的行動尚未開展就被終止。這一倡議後來也不了了之。從尋找更多的朋友到號召騎手抵制平臺的低價,孟天河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在接受審訊時,孟天河變得老老實實。「(公安)原本以為我們很有組織,是個大團體。沒想到釣上來是一個小蝦米。」他笑著說。

從「裡頭」出來以後,孟天河變了一個人。他有些害怕,也有些無奈。自己原來建的十多個外賣群解散了,多個自媒體賬號也被封。不想再幹外賣,但也不知道做什麼。幾個月後,他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做電動車維修。電動車修理店開在一個城中村裡,臨街,旁邊有一條小河穿過。傍晚時分,騎手們開始忙碌,孟天河的店裡也變得熱鬧起來。陸續有騎手跑來換電池、修輪胎。孟天河的妻子在店裡一角隔了一個大約兩平米的地方作為廚房,除了孟天河忙不過來的時候會出來幫忙招呼,多數時候她一言不發地在裡面準備飯菜或者看手機。孟天河的妻子因為這個事情受到了牽連,也在裡頭待了幾個月,時間比他還長。也許是這段經歷讓她難過,孟天河的妻子對於前來打聽或採訪孟天河的人並不歡迎。

不得不承認,從事個體化的勞動實踐和極度不確定的外部狀況使外賣騎手的聯合行動變得十分脆弱。相較於工廠的工人,騎手的聯合性和凝聚性大大降低,這既體現在勞動生產的組織模式變化上,也體現在他們聯合對抗的黏合性與持續性上。在我的田野調查中,外賣騎手的「江湖團結」可能更多地以兄弟友情的形式存在,這些短暫、流動的關係最終無法成為永續性的聯盟和對抗力量。正如蓋伊·斯坦丁在談論朝不保夕者時所講的,雖然學者對於朝不保夕者是否正在形成強有力的階層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點大家都認同,那就是大多數朝不保夕者有一些共同特徵,「但對於應該做點什麼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

涂爾幹在《社會分工論》中曾經強調過法人社團,即職業群體的社會作用。「在職業群體裡,我們尤其能夠看到一種道德力量,它遏止了個人利己主義的膨脹,培植了勞動者對團結互助的極大熱情,防止了工業和商業關係中強權法則的肆意橫行。」在大工業時代,法人社團的存在感一度很強,法人社團的進一步組織化就是後來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在工業化時期於領導工人運動、提升工人權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當下數字化用工時代,工會的組織化和作用機制尚需完善,傳統意義上的聯盟、組織、行會等職業性聯合的影響力越來越弱。在零工經濟中,嚴格意義上的「法人社團」已經不存在,個體化和原子化成為日常,留下的只有因勞動者個體主動聯結而形成的短暫的、流動的社會網路。

媒介化生活

孟天河以餐箱作為廣告牌,利用社交媒體在短時間內建立了能夠有效溝通的騎手網路。同時,他也通過各種社交平臺積極發聲,增強自己作為「騎手」的可見性。與媒介技術的緊密繫結成為平臺勞動區別於傳統工廠勞動的重要特徵。在這裡,媒介技術不僅被用於消遣娛樂,還承擔著社群建設與溝通的工作。

那麼,媒介對於勞動者來說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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