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可以一分為二地看待。首先，媒介產業帶動了勞動者的就業。既往的資訊傳播技術（icts）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這個問題，即媒介和資訊科技如何催生了以此為業的諸多勞動類別和勞動形態。21世紀初，資訊傳播技術帶來了全球化和資訊化的就業浪潮，並在此基礎上催生了富士康資訊產業鏈的工人、呼叫中心接線員、簡訊寫手、遊戲代練師等數字化工種，關於他們的勞動狀況已有諸多研究，這裡不再贅述。其次，媒介也帶來了勞動者勞動實踐與日常生活的諸多變化，尤其是在其家庭和社交關係層面。例如，有學者關注農民工群體的手機使用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與自己遠在農村的孩子進行更及時的交流，從而形塑一種更好的親子關係。也有學者發現，對於在城市打工的流動勞動者來說，手機或者it產品給他們帶來了社會榮譽感，讓他們有了更多闡釋自我的機會，成為他們豐富業餘生活的重要渠道。在智慧手機出現以前，qq或者簡訊是農民工群體相互溝通、彼此聯結的重要渠道。在智慧手機出現以後，勞動者的媒介化進一步加深。
外賣騎手這一職業伴隨著新型技術形態的出現而日漸規模化，與其他行業的農民工相比，他們與媒介技術的捆綁更加緊密。他們越來越難以離開手機，除了工作需要，其日常生活也日益被媒介全面介入。換句話說，他們的生活半徑開始圍繞媒介展開並進行再建構。
我統計了過去三年間（2021—2023）自己所在的調研小組在北京地區開展的騎手媒介使用調查的資料，發現騎手的業餘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被網際網路佔據。其中，聊微信/qq和瀏覽微信公眾號、刷短影片、看電視劇/電影、打遊戲成為排名靠前的活動類別。隨著短影片的普及，觀看短影片的騎手比例有所上升（參見圖24）。
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介成為外賣員尋找「共同體」、展現自身數字韌性的重要渠道。在流動勞動的場域下，溝通與交流面臨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挑戰。除了早會和培訓，外賣員很少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因此，微信群裡的「引用」和「@」功能可以幫助騎手有效實現緊急時刻的互動。在沒有聊天內容的時候，很多外賣員喜歡在微信群裡傳送自己的gps定位，然後隔空喊上幾句話，包括是否有訂單、去哪裡的訂單，以及單子質量如何。大部分外賣群十分積極踴躍，每個群每天的發言次數多達幾百條。發言的形式也非常多元，包括文字、語音、圖片、小影片，以及五花八門的連結、投票廣告等。站長如果有什麼通知，通常要不斷地推送好幾次，免得被不斷刷屏的對話和資訊沖走。
與傳統線下的工廠勞動不同的是，微信群幾乎成為外賣員拓展社交和社會資本的「萬能存在」。依靠外包、眾包工作關係所形成的微信群具有強大的「再生產」能力。它們催生了圍繞電動車、物流、房屋租賃、找工作等多個面向的「次生」微信社群，極大地拓展了外賣員的訊息觸達範圍和資源集結的可能。例如，如果有人在眾包群詢問二手電動車的買賣情況，他就會被拉入二手電動車買賣群；如果有人諮詢某地的招人情況，很快就會有人跳出來，告訴他加微信私聊等。雖然涉及的話題範圍和內容十分多元，但大都圍繞外賣相關的情境展開（參見圖25）。每天，就業、二手買賣、保險、租賃甚至個人娛樂等話題在微信群裡飛來飛去，外賣員在等單之餘不時加入分享和討論，這種對話結構沒有時空限制，大大增強了外賣騎手獲取工作資訊和社會資本的途徑（參見圖25）。
邱林川提出了「資訊中下階層」的概念，用以闡釋中國廣大底層勞動者如何使用門檻低、普遍性的技術來增強彼此的聯結。例如，qq群曾經是農民工群體實現自我組織化的重要工具。當下，有一部分外賣騎手仍舊在使用qq群，與此同時有大量的騎手使用微信群（參見圖26）。外賣騎手會充分利用微信群來服務自己的勞動和生活。有外賣員會截圖自己的訂單資訊，發到微信群裡。大家也都會跟著這樣做，然後對各自的訂單評論比較一番。雖對勞動實踐並無影響，但此種日常交流作為一種儀式性的互動，成為外賣員闡釋自身流動特徵的維持機制。
同時，這種互動對於外賣員認識自己、想象他人具有重要的意義。丁未在研究深圳移民社群中的攸縣計程車社群時提出了「空中共同體」的概念，並指出了計程車上的車載對講機如何幫助流動移民群體賦權，形成「一呼百應」的強信任和強聯動機制。對於外賣員而言，雖然這樣的機制並不存在，但資訊的傳遞在無形中構築了大家對於「外賣人群」的共同想象。騎手們通過媒介技術的跨時空參與，有效融入了線上社群，也不自覺地將線上生活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為他們「想象他者」的重要渠道。
外賣騎手加入的線上社群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平臺、勞務公司、站點等機構建立的，主要用來傳達各種排班資訊和注意事項。另外一種主要是由騎手自主建立的，群裡涉及的話題較廣，除了討論外賣工作，也有閒聊、發牢騷、二手買賣等。
以塗大哥為例。他來自河北吳橋，是一名「閃送」的外賣員，同時也是一名熱心的微信群管理員。他自己經營著多個400人以上的外賣騎手微信群，包括「北京騎手群」「二手買賣群」「電動車駕駛證群」「排程/督導/站長異常處理群」等。塗大哥也因此成為我們調查組招募訪談騎手的重要渠道。在管理微信群時，塗大哥還敏銳地發現了外賣員的各種需求，包括二手勞動物資的流轉、找工作、找房子等問題。有一次聊天，他告訴我自己除了跑外賣，還做一點「小生意」——幫助外賣員辦理健康證、考摩托車駕照，以及辦理車險等。在微信群裡，塗大哥會拍攝自己幫助外賣員去辦證的現場小影片，或是站在辦理點門口排隊，或是辦理好的一堆保險單據，以此作為宣傳自己「業務」的證明。塗大哥善於社交，講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雖然很多經手人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但這並不阻礙他們像熟人一樣，在群裡熱情地交流。塗大哥有時候會在群裡發他跟其他騎手吃飯、喝酒、抽菸的場景，還會轉發配上《好兄弟》背景音樂的抖音影片。
如果說平臺經濟的發展本身利用了中國農民工群體的轉移趨勢，那麼反過來，流動人口本身也在充分利用網際網路經濟的紅利，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個體的發展從來不是完全被動的、順從的，而是充滿了反身性和動態的調整。生活在多元的社會中，個體一方面充滿了無力感，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依靠一些脫域機制（disembeddingmechanisms）來實現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不過，過度的媒介化也給騎手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騎手使用手機上癮，他們在等單空閒的時候會看直播、打遊戲，甚至有的會參與線上賭博。一些騎手在看直播時不停地給主播打賞，甚至花光了自己的積蓄；一些騎手因為陷入線上賭博而欠下不少外債，被人追債而不得不變賣房產，舉家搬遷。對於底層勞動者而言，媒介使用的風險性始終存在，而且隨著媒介內容和形式的不斷變化，這種風險還在不斷增加。
媒介化抗爭
哪裡有勞動，哪裡就有抗爭。可以說，控制與抗爭一直都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跑外賣」的勞動者多是農民工群體，相較於城市中產，他們較少利用社交媒介發聲，屬於社交媒體世界的邊緣人群。但是，作為一項依託網際網路技術中介的工作，騎手們的抗爭方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簡單來說，他們比傳統工廠制時期的工人更加善於使用社交媒體，其媒介素養已有顯著提升，這使他們能夠更容易、更頻繁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將騎手的媒介化抗爭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動利用媒介進行發聲的人群。這樣的騎手一般熟練掌握各種社交媒體的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各種短影片平臺等。有些騎手甚至擁有自己的個人賬號和規模不小的粉絲群體。當與中介僱主或者平臺公司產生矛盾與衝突時，他們會藉助社交媒體的力量增強自身的可見性，引發社會討論。這也成為外賣騎手與僱主和平臺談判時的重要籌碼——潛在的、可能引發社會輿論的導火索一直存在，這會影響到勞務公司或者平臺的聲譽，往往會加速他們與騎手的和解。另一類是積極與媒體合作進行發聲的勞動者。這樣的騎手往往不太熟悉社交媒體，在遇到不公正的事情後多次碰壁，無奈之下只好主動尋找媒體曝光，以此幫助自己爭取權益。這樣的例子在近些年的媒體報道中並不少見。外賣騎手是隨平臺經濟興起的零工人群，在近些年廣受媒體關注，「騎手提供事例+媒體進行報道」的模式也成為騎手抗爭的重要形式。這些媒介不但包括自媒體，也包括主流媒體，其影響範圍較廣。下面分別來舉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新冠疫情後期騎手通過社交媒體來抗議單價的下跌。故事發生在2022年下半年，那時疫情接近尾聲，很多人賦閒在家，送外賣成為大家的一種選擇，站點湧現出了一大批剛入職的騎手。當地的加盟商看到了機會，開始籌劃削減騎手的送單價。原有的階梯式單價全部進行了降價調整，最大單價調整幅度超過了1元。在深圳龍崗的一個站點，訊息一齣，騎手們群情激憤。騎手對於送單價敏感，紛紛表示不能接受，因為20%—30%的單價削減並非小事，這意味著他們的月收入也將同比例大幅減少。
屬於過河拆橋。現在人多了，不怕招不到，就來削減單價……真是不想幹了。夏天缺人的時候，還是我們（指老騎手）一單一單送。現在倒好，一單少20%的價錢。本來單子就少，這樣下去真的沒法幹了。
丁彥是這個站點裡的老騎手。他雖然不是組長，但因為從站點建立之初就在這裡跑單，屬於老資格的騎手，大家都稱他為「彥哥」。看到大家這麼氣憤，丁彥去找了站長，但是站長表示降價是加盟商對於所有管理站點做出的決定，不只針對自己的站點，因此沒有商量的餘地。丁彥聽完很是氣憤，他不理解為什麼要一下子扣減這麼多。站長的回答則是，加盟商的經營利潤越來越薄，而且市場競爭激烈，不得不調價。下午，丁彥和一群騎手在等單的時候，決定將事情「曝光」。他找來其中一個年輕的騎手，將公司大範圍調低騎手送單價的事情發到了微博上。不用微博的騎手，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釋出訊息。一下午的時間，站裡有幾十個騎手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了這個訊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站長當晚就在站點的微信群裡表示，公司將重新調整單價。這次降價幅度太大，大家接受不了，接下來公司會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騎手們看到這個訊息，有的表示高興，有的持懷疑態度。但總體來說，媒體的釋出是促使加盟商重新調整方針的重要因素。後來，我聽丁彥說，是因為一個騎手的朋友圈被平臺公司的一名公關人員看到，這名公關人員害怕出現輿情，於是聯絡了加盟商，要求加盟商重新考慮降價的事情。「平臺肯定不希望出現輿情，到時候各種媒體都報，不好收場。」丁彥說。
當然，通過社交媒體發聲帶來的並不全是好結果。有一些騎手覺得自己遭遇不公而訴諸社交媒體，非但沒有換來好的結果，反而使自己的處境更加艱難。張曉峰站點裡的另外一個騎手，因為商家出餐慢、對自己態度不好，發微博抱怨。被發現後，站長受到了處罰，站點的績效也被扣了分。站長因此很生氣，認為他連累了站裡的其他人，也給站裡丟了人。後來，這位騎手不再受站長待見。站長不再給他順路單、對他的請假要求也變得嚴苛，甚至有時候當他聯絡不上顧客報備時，站長也並不理會他，最後他不得不離開。
總的來看，騎手訴諸媒體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決於事件本身想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一事件正巧擊中了平臺或者勞務公司的軟肋或痛點，是他們想要逃避社會討論的部分，那麼往往相對容易達成和解，而如果事件本身並不是他們關注和關心的，騎手可能無法達到目的，有時還會使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
還有的騎手會選擇在內部社群裡發聲、表達不滿。為了促進站點騎手的相互交流，平臺在送餐app內部也建立了交流群。平臺方負責騎手事務的人員說，這些群一方面是用來傳送各種通知、排班公告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騎手「洩壓」，聽取一些騎手的意見和建議。不少騎手在內部群建立以後，積極地給站長、勞務公司、平臺和相關大區經理提意見。按照站長的說法，一些騎手的言辭和表述往往帶有強烈的情感指向，甚至在群裡直接「開罵」，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站長和負責人對騎手的諸多牢騷和不滿「不堪重負」，甚至會採取解散群的方式來處理此事。以北京大興區南苑商圈的眾包群為例，因為騎手總是在群裡言辭激烈地反映問題，站長或無力回應，或覺得騎手說的話「無厘頭」，於是選擇解散群，踢出一些「刺頭」，重新建群。在一個月之內，站長解散的群超過了十個。
在短影片上發聲也是騎手進行抗爭的一種形式。一些騎手善於使用社交媒體，在送單之餘經營著自己的短影片賬號。他們往往在送單的過程中，把一路上遇到的有趣、離奇、愉快、不滿的事情記錄下來並剪輯成影片。這些騎手以年輕人為主，一般採取一次錄製、多平臺分發的策略，以此增強自己的可見性。他們在短影片平臺上釋出的內容主要包括日常送單、對於平臺政策的意見和不滿、與消費者的互動、與店家的互動等。平臺對騎手採取新的管理措施時，往往是騎手影片釋出最多的時候。例如，2020年前後，「美團」推出樂跑計劃，鼓勵眾包騎手轉入樂跑，成為半全職的勞動力，以期穩定平臺運力。但是，樂跑模式本身也存在諸多騎手並不認同的地方，包括單價低、勞動強度大、需要連續簽約等。這一時期，「抖音」和「快手」出現了大量騎手在各地釋出的「討伐」樂跑計劃的影片，還有一些騎手「抗議」樂跑的影片。在影片裡，四五十個眾包騎手站成幾排，高舉橫幅，上面寫著「抵制樂跑，拒絕樂跑」。大家在一名騎手的帶領下高聲重複著「抵制樂跑，拒絕樂跑」。類似主題的影片在社交平臺很快得到關注，有些影片的播放量很快就超過十萬次，甚至達到幾十萬、上百萬次。
短影片具有很強的傳播力和網路效應。很多騎手在「抖音」「快手」「西瓜」等短影片平臺釋出外賣相關的影片，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傳播渠道也為騎手建構了外賣平臺之外的話語空間。這一話語空間不受外賣平臺約束，騎手在此擁有更多的表達自由，也擁有更多的被看見的可能，因此，這些短影片平臺成為騎手對抗平臺的一個「平行流量空間」。因為市場所屬權和經營權的不同，這個流量空間有自己的可見性分配規則和話語釋出標準，只要騎手在這裡遵循短影片的生產規則，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建立一個與外賣平臺公關宣傳相對的新流量領域。而且，這一流量領域因其龐大的使用者數量，往往會產生較強的影響力。這也是平臺公司不願意看到的。
楊國斌在《連線力》一書中曾詳細地闡釋了網民如何利用網際網路形成集聚力量來對抗各種結構性的不公。他認為當下正在經歷一場「傳播革命」，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它擴充套件了民眾的發言權和非官方的民主。在網際網路時代，普通人被賦予了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話語和發聲可能引發巨大的社會效果。在這裡，短影片成為外賣騎手反抗平臺霸權的一個重要武器。他們通過利用短影片這個「平行流量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開闢了自我的話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