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是如何被生產和塑造出來的？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本書嘗試從組織、技術、勞動生產、性別和數字韌性的角度出發，探索最終促成過渡勞動這一狀態的諸多可能。它的形成機制十分複雜，很多並行的線條交織迭蕩，共同形塑了今天中國零工勞動的初步模樣。「過渡性」的塑造既勾連著勞動與工作的發展歷史，也牽連著當下平臺資本運作的組織和生產模式；既關聯著全球化與數字化過程中的時間加速與空間流動的增強，也凸顯出勞動者的個體化與工作倫理的變遷。換句話說，過渡勞動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結果。
從宏觀來看，過渡勞動的過程和結果所展現出的未來影響，可能遠遠大於我們當下對平臺和零工勞動的分析。零工經濟帶來了「過渡勞動」的普遍化，也帶來了一個「過渡時代」。這種過渡性讓越來越多的人變成水面上的浮萍，隨波逐流，任由河水把自己帶去未知的遠方。大家不約而同地相信，平臺零工是一份暫時的、在自己並未想好要幹什麼時所接納的臨時的、跳板式的工作，選擇這樣的工作有時出於無奈，有時僅僅是為了生存本身。過渡勞動的政治就這樣產生了，並在潛移默化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看不見、摸不到，卻可能對我們的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都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它預示著一種懸浮、無根的工作狀態，一種可能永久存在的過渡性。
平臺經濟給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勞動的零工化和過渡性毫無疑問是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平臺化的過程更像是一個媒介化的過程，它不僅帶來了勞動方式、組織形態的改變，也藉由技術媒介塑造了一種「平臺式的勞動文化」。這既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不安定與臨時性成為特質，適應和順從過渡性成為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勞動者的必經之路。如唐士哲所言：「個人或集體作為傳播或溝通性的主體參與者，其對於科技的使用方式、賦予的意義，甚至藉由特定傳播技術發展出什麼樣的制度化作為，是使得技術中介的社會性格得以用何種風貌展現的關鍵因素。」勞動的平臺化過程，形塑了當今過渡性的「平臺話語」，也給人們帶來在勞動、技術互動和自我意義建構等層面上更加宏觀的認知改變。加入平臺零工意味著接受一種居無定所、隨時變動的生活，接受快速的流動和不安穩的勞動現狀。
當然，除了過渡文化，平臺經濟也帶來了整個社會運轉邏輯的轉變，包括人們對於平臺送餐便利性的高度依賴、對於工作與生活節奏加速的認知等。當今社會的平臺經濟更像是一個能夠生產關聯性的技術系統，將越來越多的參與者拉入到自己的運營系統之中，並不斷催生一個逐利的資本運營體系。羅傑·西爾弗斯通（rogersliverstone）等在考察電視時發現，電視節目幫助規範了家庭作息時間，而電視作為一種擺設也能夠彰顯主人的生活品位。現如今，人們對於媒介的使用已經從電視等大眾媒介轉至平臺這樣的數字媒介。不同於電視的是，平臺不再是一種單一媒介形態，而成為一種多元異質性的技術系統，以自己獨特的組織形式迅速嵌入人們的生活與工作，整體性地帶來了對於時間、空間、流動、勞動等體驗層面的重新想象與建構。這些改變有些是可見的、短暫的，也有一些是不可見的、緩慢而長期的。例如，自從有了外賣，上班族會將「點外賣」作為「不想做飯」或「節省時間」的生活替代選項；隨著外賣產業的擴張，越來越多的個體工商戶、小企業主、物流商等開始按照平臺的運營邏輯架構生產與經營，其中既包括對堂食與外賣的生產平衡，也包括對平臺流量、曝光度、排名等機制的研究與想象。
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說，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和組織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平臺執行的方式展開日常生活。如2022年上海疫情期間，當外賣配送和線上訂單量暴增而無法滿足需求時，眾多小區開始湧現出自救式的「團購」行動，而「團長」成為聯結小區居民需求與線下配送的重要中介。團購的運作模式雖然帶有強烈的自發性，但也有效地參照了既有的平臺化組織模式——社群與小區以數字化的方式關聯在一起，通過聯通供給、履約和需求實現了有效對接——如「團長」的自我平臺化過程彰顯了數字平臺對於社會的深度媒介化影響。
本書所闡釋的「過渡勞動」這一概念根植於當下蓬勃發展的平臺經濟，它是蓋伊·斯坦丁筆下全球「朝不保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過渡勞動」闡釋了對於未來勞動狀態的深深擔憂，在技術、資訊、平臺化等一系列社會變革因素湧現時，我們似乎已經無法控制勞動變革以及由此引發的勞動文化本身了。
在19世紀英國工人生活中，報紙是其必要的生活資料。換句話說，精神活動對於工人的生存、發展十分重要。如馬克思所言，工人積極爭取出版、結社、言論自由，就像是爭取火和水一樣。兩個世紀以後，工人精神生活的豐富性似乎並沒有增加。雖然相比於18世紀，工人與勞動者的媒介使用渠道大大增多，但是其話語、勞動、生活等層面的可見性依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他們的發聲往往依靠他人「代言」，如媒體、文化機構、政府和平臺公關等對他們的觀察、採訪與描述，當然也包括我在內的諸多學者，而他們個人的表達與分享並不太多。
一個亟待關注的問題是，參與到零工勞動中的人缺乏身份認同，部分勞動者自我資本化嚴重，繼而喪失了對於政治的熱情以及對於文化、社會的關注。或者說，在忽多忽少的收入下，承受生活重壓的他們，可能根本無暇關注。他們沒有休閒，只有勞作。「商品化市場最糟糕的結果之一是，人們不再敬畏休閒，不再尊重具有再生產能力和創造性的‘無所事事’。承擔高強度工作和勞動的人發現自己的大腦和身體都被透支，下班後幾乎沒有精力再做其他事情，連思考都變得費勁，只能沉浸在被動的‘玩樂’中。」2022年的調查問卷顯示，77.63%的外賣騎手每日勞動時間超過八小時，近五成的騎手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正如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一書中警示的那樣，要提防史學家對於工人文化與政治生活過於積極的描述。他這樣說道：「但是，我從這類著作中有時確實得出了一種印象，即他們的作者高估了政治活動在工人群體生活中的地位，他們並非總能恰當地理解那種生活的草根性。」
工作的工具性存在越來越普遍。對於從事平臺零工勞動的人來說，沒有多少人真正熱愛自己的工作，即便他們非常勤奮和努力，也只是因為工作付出、時間和體力消耗能夠帶來些許回報。一項針對農民工流動人口監測的研究發現，城市流動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總效應並不顯著，而「用腳投票」對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作用，但是這並不代表高質量就業。正如有的騎手在訪談中所說：「幹外賣是剛逃出了一個坑，又跳進了另一個。」對於大多數逃離工廠的勞動者來說，跑外賣更多的是一份具有工具性而非價值性的勞動方式。
外賣騎手是一個碎片化的群體，一個匆匆忙忙的群體，一個在工作倫理大轉型時代被催生出來的無所適從的群體。他們像夏日的椋鳥，時而迅速聚集，時而四散離去。勞動的過渡感使他們模糊了對未來的規劃，卻也增加了他們對於把握當下和主動投入的積極性。這樣的發現令我既擔憂又矛盾。我糾結於勞動的「能動性」與「被動感」兩端，卻忽然發現，自己的思維困境像極了身為外賣騎手的他們，既迫於眼下的生計，也要時常抬起頭，想象一下未來的大致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