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調查問卷顯示，六成以上的騎手曾經在不止一個外賣平臺工作過。之所以跳去不同的平臺，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要更高的收入。例如，在夏冬的外賣高峰時節，外賣騎手往往供不應求，各個地方就會出現「拉人大戰」，站長和城市經理相繼給出高價吸引騎手。例如，一些站點會在日常工資的基礎上多給1000—2000元的補貼獎勵。這個數額足以引起一些騎手的興趣，即便補貼獎勵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辭掉當前的工作，跳到下一個平臺。畢竟，多賺一點比什麼都重要。對於騎手來說，在不同的平臺「跳來跳去」已經成為稀鬆平常的事情。他們會精確地「算計」如何用流動來平衡自己的收入得失。
陳康（加盟商）：平臺為了保證配送質量，對騎手人數考核異常嚴格。騎手和勞務中介也都知道，所以到了旺季，招聘費水漲船高，他們跳來跳去都能拿到招聘費獎勵。這個跟工廠走過的路是一樣的。
赫小川（上海某站點站長）：騎手在夏天和冬天的流動性會加強，因為招工的需求大，給的「推薦費」高。
對於騎手來說，流動既是多元的，又是單一的。他們換工作非常頻繁，可以從一個站點跳到另外一個站點，從一個平臺跳到另外一個平臺。但不變的是，他們的流動似乎被固定在零工經濟的領域之內。他們的工作選擇看起來非常多，來去也比較自由，看上去能夠非常輕鬆地掌握工作的節奏。但這些零工跨越到穩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則十分困難。這在側面印證了學者邱林川所論述的數字勞動者「微觀賦權，宏觀減權」的社會現實。平臺化的零工經濟包裝了一種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可以擁有自主的選擇權，自己決定要在什麼樣的平臺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這樣的「美好平臺話語」背後其實是日漸固化的階層流動以及被限制的職業發展。騎手積極主動形塑的流動性背後其實是普通人日益困難的階層躍升，這正是韋伯探討階層問題的核心意旨——個體所處的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個人的「生命機會」（lifechances）。對於騎手來說，他們階層內的流動非常頻繁，但階層的躍升卻不常見。
送外賣是一份流動的工作，來去自由，沒有太強的計劃性。這幾乎是大多數進入外賣行業的勞動者的感知。在送外賣之前，他們做過工廠工人、建築工人、銷售、餐廳員工、服務業從業者、司機，或者自己做過小生意。這些所謂的職業，幾乎都是零工經濟的組成部分。調研小組2022年騎手調查問卷中問及「您還會幹多久外賣」，其中有43.77%的騎手錶示「不太確定」。一個更發人深思的觀點是，一些騎手抱著「幹一段時間試試」的想法投入其中，卻發現轉眼三四年過去了，自己依然沒有想好要幹什麼，似乎也找不到一個比跑外賣更合適、收入更高的工作，於是就索性繼續跑外賣。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暫時過渡」變成了「永久過渡」。外賣平臺似乎有這樣的一種魔力，讓勞動者不斷內化勞動和工作的不穩定，並將此形塑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2022年4月，北京房山楸樹街的美食城因為油料起火而不得不關閉整頓。原本在此「駐紮」等單的眾包騎手們不得不散開，重新尋找等單的地方。楸樹街菸酒超市門口往日熱鬧的等單場景不復存在，人煙冷清。美食城一條街的店鋪都關閉了，騎手發現這裡的單子少了，不得不另謀出路。眾包騎手有的加入了專送，有的加入了樂跑，也有的離開了這片區域。
看著眾包騎手們解散，流散在良鄉周邊五公里大大小小的商家附近，我有些傷感，但是大強哥不以為意。他說，老騎手「聚在一塊沒飯吃」。因為大家都幹了挺長時間，系統有派單優先權，如果聚在一起，大家變得都一樣，無法凸顯老騎手的派單優勢，所以只好分散等單。老騎手有些去了附近的華冠地下美食城，有的去了南關、北關的公交車站，還有的去了自立市場。大強哥看著冷清的美食街，嘆了口氣，「幹騎手，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