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曾說過：「在不遠的將來，為了應對大規模失業和經濟危機，社會與技術創新將會為給個人化的程式（inpidualizationprocesses）開創新的機會，尤其是一個更加靈活的勞動市場關係和工作時長管理。」三十年後的今天，這句話已然成為現實。數字平臺下的零工勞動沿著個人化的軌跡不斷前行，解決了很多的就業燃眉之急，卻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個人化的勞動與生活方式意味著個體要比以往承擔更多的社會風險。這越來越成為一個趨勢。
外賣勞動是一份幾乎完全脫離集體化勞動模式的工作，這就意味著，在勞動的過程中，外賣騎手經常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情況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時也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回覆與幫助。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人可以問詢師父或者組長，而奔跑在路上的騎手，只能著急地看著手機等待回覆，有時候「遠水解不了近渴」，騎手不得不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尤其是剛開始跑外賣的騎手，他們不熟悉周邊環境，往往十分焦急狼狽，不得不隨時停下車找人打聽，急得滿頭大汗。也有的騎手處於「城鄉兩棲人」的狀態，到了秋收的時候需要回老家收莊稼，但是並不好請假。而且請假意味著系統排名的降低，回來之後等級下降，無法搶到高質量的訂單，收入也會大大減少。我將騎手在送餐過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稱作「碎片式無助」，這些困難和無助的時刻經常出現，而且種類多樣，包括但不限於系統操作問題、與周邊的人發生衝突、請假困難、交通事故、被偷車或偷餐、客服無人回覆、電動車拋錨、小區無法進入、轉行和創業困難等。
例如在疫情期間，社群的網格化管理為送餐騎手的流動增加了挑戰。最常出現的是外賣員和小區保安的矛盾。隨著防疫需求的增加，社群保安的「權力」也在增大，除了例行進出社群測量體溫、出示健康碼、進門登記等職責，社群保安還會對外賣員的進出進行人為限制。每次提到保安，騎手都變得有些激動，認為一些保安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感」而故意為難他們。
保安與騎手的矛盾持久地存在著，它折射出來的是階層的區隔化。物業和房產公司需要宣告自己對於城市空間的佔有權和管理權，這些權利經由商業化的包裝和社群治理的執行邏輯轉變為一種高檔性和優越性。而這種高檔性和優越性往往需要通過對比得到確證和生產。物業公司的保安承擔了進出人群的管理任務，也掌握了區分人群階層的權力。騎手與保安之間的衝突看似是兩個小群體之間的衝突，其實背後是更大的階層與社群之間的矛盾。
空間使用的有限性時常讓騎手陷入無處等單的尷尬境地。在夏天與冬天，酷熱或嚴寒讓他們無法長時間待在室外，但是諸如餐廳、咖啡店等出單的場所常常需要接待堂食顧客，騎手無法長時間待在那裡。等單的焦慮和時間的碎片化讓他們變得不耐煩，對於時間的掌控幾乎為零。很少有騎手錶示能對等單的時間加以有效利用。2022年的問卷資料顯示，66.63%的騎手在等單之餘選擇刷短影片，69.94%的騎手選擇聊微信/qq、瀏覽微信公眾號，35.70%的騎手選擇看電視劇、電影，26.75%的騎手選擇打遊戲。儘管外賣平臺一直在嘗試建設線上大學，企圖讓更多的騎手在等單之餘學習知識，但實際情況是，很少有騎手願意在等單之餘進行線上學習。諸如媒體所歌頌的外賣小哥獲得《中國詩詞大會》冠軍這樣的情況少之又少。
於是，在騎手身上我發現了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所描述的現象，即勞動者一方面十分認同知識和有效的學習可以改變命運，對於自己一直跑外賣、沒有未來規劃而焦慮。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於這些枯燥的知識不感興趣，對於學習的畏難情緒很重。他們認為線上的學習過於枯燥，「離實際太遠」，也說沒有太多時間拿出來學習。由於經常接觸餐廳，他們對於技能以及未來自身發展的認知往往設定在「開一家餐館」這樣的目標上。一位曾在外賣平臺負責騎手職業發展的工作人員說：
我們的騎手轉崗就業的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會想開飯館。這可能跟他們常年接觸餐飲有關係。他們往往跑了幾年外賣，拿著積攢的錢，一下子砸上十幾萬甚至幾十萬開個餐館。發現不賺錢。餐館倒閉了，他們欠了錢。沒有辦法，又出來跑外賣。
很多騎手都是這樣陷入一個惡性迴圈之中。「破產」往往是他們生活中的常見風險。其折射出的是諸多社會結構性問題，但大多數時候，它卻以十分個人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似乎騎手作為當事人是唯一需要為其買單或承擔後果的人，這使騎手變得焦慮、抑鬱、憤怒。在騎手的勞動過程中，有很多的無助瞬間會刺激到他們，讓他們心生去意，決定離開。
這是一個過渡的時代，個體經驗和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在「努力就能成功」的勵志格言背後，外賣騎手不得不面對階層、性別、結構、關係等形成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在此過程中，固有的堅持和殘酷的現實讓個人變得搖擺不定。過渡勞動也由此產生。加入並不是目的，離開也不是終點。過渡勞動的「過渡性」正在延展成一種永恆的狀態。正如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