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二十出頭的巖暉濤決意離開外賣行業。在這之前，他在北京朝陽潘家園的一家粥店做駐店騎手。每個月五六千元的工資，他攢了兩年，想與哥們兒一起開一個小龍蝦餐飲店，結果並沒有成功。自己攢的十多萬打了水漂。他想離開這個傷心地。在姐姐的介紹下，他去了江西的一個工廠，「每天干15個小時，一個月能掙一萬多，攢上幾年錢，就可以娶媳婦了。」臨走的時候，他笑著對我說。
2020年，來自河北唐山的劉朵朵非常不捨地離開了自己的專送站點。家裡人得知她跑外賣，十分生氣，認為「這不是女孩子乾的活」，讓她立馬回家。她走的時候有些難過，自己剛剛適應了跑外賣的生活。三個月後，我聯絡朵朵，她在唐山找了一份酒店大堂的夜班工作。愛美的她說自己因為總是熬夜，長了很多斑。
2022年7月，在「閃送」平臺幹了六年之久的老騎手吳之峰決定離開。在這之前，他與一名顧客在送單的時候發生爭吵，被投訴，平臺封禁了他的賬號。作為老騎手的吳之峰認為平臺過於偏袒顧客而未能考慮騎手的感受。他覺得委屈。
上面的三個故事在某些層面上反映出騎手應對「碎片式無助」的辦法——離開，即主動或被動斷開。多數騎手加入外賣的想法可能只有一兩個，無外乎「相對更高的收入」或「更低的門檻」，但是導致他們離開外賣這個行業的原因卻有很多，包括做生意失利、受夠了不平等的對待、無法抵抗汙名化、工作的消耗感過於嚴重。對於多數個體來說，離開外賣平臺而不再回來的決定往往有著艱難卻又無奈的原因。
外賣經濟的增長本身帶有巨大的矛盾性。作為一種流動勞動，送外賣帶有強烈的職業危險。這可能是外賣業區別於家政工、網約車司機或其他零工勞動的主要特點之一。2023年我們對於北京外賣員的問卷調查顯示，53.48%的外賣員表示自己曾「因為送外賣而出現身體勞損或受傷的情況」。儘管如此，送外賣的吸引力依然強勁，源源不斷的農民工大軍加入到送外賣的隊伍中。疫情影響之下的外賣就業不降反增：2023年疫情結束後的就業重新啟動，不少外賣平臺傳出「騎手一崗難求」的訊息。
對於過渡性的問題，政府與平臺都展現出了較為矛盾的態度。前者既希望平臺快速帶動就業，促進經濟平穩發展；與此同時又忌憚平臺急速膨脹，成為社會治理的不安定因素。後者既希望有源源不斷的勞動人口加入自己，擴充套件市場，又不得不面對騎手的高流轉率。政府和平臺都需要掌控這樣一種過渡性所帶來的問題，於是，政府不斷地出臺檔案和規範，而平臺則不斷促進技術的精確化和標準化，以此應對過渡性帶來的諸多問題。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中講道，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痴迷於秩序和標準的建立。在當下的平臺經濟中，秩序與標準的建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對於勞動者個人來說，過渡性代表了一種生活狀態。他們不得不為了更好地參與到零工勞動中而重新認識自我。對他們而言，過渡並不是最終目的，而是達成安穩生活的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外賣員不得不無時無刻保持或服從一種流動的狀態。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旋渦之中，不斷有人退出，帶著個人或者家庭的記憶創傷；也不斷有人加入，帶著對新生活的希冀與嚮往。平臺經濟的發展正在形塑一種「過渡文化」，這種文化以隱蔽、不可見、細緻入微的方式貫穿勞動的始終，並最終形塑了個體勞動者對於平臺的依賴和服從。一旦個體勞動者開啟流動，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很難停下來。因為按單計價造就了掙錢的快感，猶如打怪升級的遊戲化帶來了全然不同的勞動感知。毫無疑問，多數勞動者對於提高自身收入的渴望十分強烈，金錢帶來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他們可以供養家庭、補貼主業，甚至在發展好的時候攢下一筆數目不小的積蓄。因此，他們可能被「黏」在平臺上。黏性勞動成為一種選擇、一種趨勢，許多騎手被迫捲入加速的、自我消耗式的流動勞動中，卻發現找不到退出這種過渡機制的路口。如果不是非走不可，更多的人會以「過渡」的名義選擇留下。
零工經濟的「下沉」無所不在，干支體系的觸角走向縱深，外賣員雖然可以選擇在不同的平臺之間跳來跳去，選擇不同的工種，卻最終發現自己游離在各種零工經濟之中，無法尋得安穩、有保障的生活。回到對概念的分析，「過渡勞動」想要展現的是一種「脫嵌式」的勞動和生活邏輯，即過渡作為一種勞動手段本身的出發點在平臺市場邏輯的滲透下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意義，反而變成了一種常態化存在。這種常態化存在既是當下平臺市場邏輯得以存在、維繫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形塑未來社會接受不穩定性、塑造過渡文化的現實基礎。
本書通過對於外賣業的闡釋，旨在表達過渡性如何成為內嵌於中國外賣勞動最突出的景觀。對於過渡的闡釋使我們得以從延續的視角出發，既看到歷史脈絡下中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的舊問題，也可以窺探技術變革與工作場域更迭帶來的新困惑。在平臺經濟和零工勞動如此興盛的背景下，「過渡勞動」的概念不僅適用於外賣群體，也可能同時適用於更廣泛的零工就業人群。以「過渡勞動」之名行「永久零工」之實正在成為當下的一個勞動趨勢。在此過程中，平臺資本邏輯的逐利、規制、冒險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建構了這樣的一種勞動邏輯，對於過渡勞動的改變嘗試十分困難，它更像一輛加速奔跑的列車，幾乎不可能使其在短時間內停下。
從一定程度上說，「過渡勞動」並不意味著這些零工勞動者比製造業、建築業工人獲得了更多的主體性。相反，有一種可能是這樣的過渡、流動狀態正在變為資本發展的能動載體。正是依靠這樣的過渡勞動，平臺資本得以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順滑的姿態進行自我擴張和自我豐富。零工勞動者沿著尋找個體自由、不願受到約束的方向找到了送外賣這份工作，卻發現在實際的行動中作為主體的自我仍舊難以順從。他們的身體和認知被逐一放置於精細的標準和規範之下。他們不斷地除錯、矯正作為零工服務者的身體、認識和行為，這是為了更好地合規而非追尋最初的、與勞動相關的公平。他們無法真正感受到勞動的體面與應有的尊重，也罔談更加持久的認同與歸屬感。
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過渡勞動」，它帶給我們的思考兼具兩面性：一是這種短暫的、流動的工作指向了一群極具適應性和靈活性的人群。作為新興勞動群體，他們主動地自我企業化、自我資本化，成了資本擴張和發展的重要載體。二是也因為如此這般令人感到不安穩、不平等的勞動實踐，外賣員的過渡有了某種反抗的可能。他們利用送外賣高度流動的特點獲得了「斷開的權力」。這似乎成為他們最後的可能——不加入、不合作、不配合。只不過，令人擔心的是，這樣的斷開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可能，又在何種意義上可以彼此呼應和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