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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〇章 來見見社會語言學家吧:酷颯的女性主義者們在聊什麼?(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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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性別偏見一直存在於語言中,但直到現在,英語文化才意識到應該進行語言革命了,這是因為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翔實語言資料,以及我們對於探究以下問題產生了空前的情感動力:我們談論性別時有什麼具體的不同之處?我們在感知男性、女性和非二元性別者的言語時又有什麼顯著差異?

物理學和地質學研究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與之相比,對語言和性別的研究是全新的,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關於該主題根本沒有任何論著和實驗資料。這一研究領域的興起恰逢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當時在政治上亟須理解英語中隱藏的性別歧視。那時,幾乎社會語言學領域裡的所有人,都想談談人們每天是如何使用語言來創造和反映他們的性別的。這些問題之前從來沒有被正式分析過,而語言學家們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犯了很多錯誤,因此學者們有大量的問題需要解決。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流文化逐漸認為女性的權利問題不再具有緊迫性,許多研究也隨之被淡化——儘管女性主義理論研究在學術界不再流行、但幸運的是仍然有許多少數族裔學者在該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比如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crenshaw),她在1989年提出了「交叉性」」的概念——總的來說、語言和性別的研究受到了阻礙,停滯不前。

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隨著對性別譜系和性別平等的興趣重新湧入我們的頭腦,普通人和語言學家才再次提出如下問題:一個男律師在法庭上叫他的女同事「親愛的」算是性騷擾嗎?「slut」這個詞可以去汙名化地使用嗎?女性比男性更頻繁地道歉嗎?假如的確是這樣,那這是件壞事嗎?

講英語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得到這些答案,這給了語言學家新的機會來收集資料,並糾正許多人仍然抱有的關於「男性和女性如何使用語言」的錯誤看法。是時候讓他們的研究超越教室和學術期刊的限制,走向我們的會議室、早午餐桌和議員的辦公桌了,因為這些發現能在推動性別平等的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批新研究中最令人興奮的新觀念之一是,女性所擁有的隱秘而強大的語言特質武器庫——儘管這些特質受到了嚴重誤解——是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的。(她們容智的「武器」包括更快地適應語言變化的傾向,以及提出利於團結的問題的能力。)深入當代女性主義語言學家的研究成果之後,我們就會明白日常語言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而這將幫助我們把語言從阻止我們插話的力量中收復回來。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此。

我不打算在這幾頁過多談論自己,但我想簡略地告訴你們我是如何對語言和性別研究一見鍾情的。這要從我還不懂語言學的時候說起,那時我還只是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長大的一個健談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學家,性情溫和,他們說我還沒到三歲,就已經是他們見過的最話癆的人了。我從小就對語言著迷:為什麼說某種方言或外語會完全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單詞在一個人的腦海中怎麼會有無數種不同的組合方式,從而能描繪出不同的畫面呢?——比如你說「recalcitrant」(倔強)或是「stubborn」(固執),會激起聽者不同的情緒反應。前者「敢於」使用冗長的音節,並且將發硬音和發軟音的字母c靈活地組合在一起;而後者總是讓人聯想起某個頑固不化、不斷受挫的蠢貨。我的父母在我十歲生日時送了我一本同義詞詞典,它一直是我最喜歡的禮物。

後來我上了大學,從基礎入門課開始修語言學課程,你可以想象,當突然有一屋子的人和我一樣,都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話時,我有多高興。在我上過的所有課程中,最令我著迷的是一門叫作「性、性別與語言」的課。事實上,在2011年我在紐約大學註冊系統上發現這門課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性別與我們說話的方式有任何關係——儘管在上學前班的時候,我曾表示我應該成為整出班級戲劇的導演,而不是演一個叫丹尼·奧爾特曼的小角色,然後我就被不可挽回地貼上了「bossy」(專橫)的標籤。當然,最後我成功當上了導演,而且這出戲大獲成功,但它使我背上了「苛刻女·蒙特爾」的綽號,直到上中學我才擺脫了它。另外,多年來,我的談吐也一直受到老師和職場主管的斥責,他們認為我說話聲音太大,「like」說得太多,更不用說他們十分厭惡我喜歡說髒話,認為這是不成熟的表現。但當時我想,或者至少是希望,所有這一切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女孩,而是因為我說話的音量超乎尋常地高。畢竟,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喋喋不休」的女孩。

在大學裡的社會語言學課上,我開始瞭解到英語中隱藏的一些微妙的性別刻板印象,比如「penetration」(插入)這個詞是如何暗示並強化「性是從男性的角度出發,以男性為主體的」這一觀點的,即性被定義為男人對女人所做的事。與之相反的詞可能是「envelopment」(包住)或「enclosure」(包裹,包圍)。你能想象如果我們用這類詞來形容性,那生活將會多麼不同嗎?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場景中,語言都把女人定性為主導者(主體),這是否意味著女性的性高潮會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為性生活公認的終極目標?這類問題讓我震驚。

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語言學專業的學生並不是唯一應該學習這些思想的人。顯而易見,語言是現代性別平等運動的下一個前沿陣地,我們需要讓世界看到這一點。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瞭解到以下內容,比如在你最常說的罵人髒話中隱藏著的性別歧視;為什麼說話帶有氣泡音、喜歡說「like」實際上代表著語言悟性高;街頭混混對陌生女性吹下流口哨、大喊「嘿,辣妹!」的時候,他們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我們還會討論,為什麼以一種更具性別包容性的方式說話很酷,而居高臨下、愛糾正別人語法的傢伙遜爆了;為什麼「男同性戀聲音」會得到關注,而「女同性戀聲音」卻無人在意。另外,我們還將討論「cunt」(屄)這個詞的歷史;「gossip」(八卦)到底是什麼;如果男人從地球上消失,語言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只是從理論上來說!我可什麼都沒暗示);我們可以如何利用所有這些資訊,來實現真正的改變。

我們也會碰到一些複雜的問題,比如,真的有可能完全收復再定義「slut」這個詞嗎?我們能夠永遠杜絕街頭的言語騷擾嗎?我們無法百分百肯定地回答這些問題,至少現在還沒辦法。但讀完這本書,你就會掌握所有你需要的「書呆子」知識,讓你說話聽起來像房間裡最敏銳的語言忍者。我以我的經驗告訴你,這種感覺不是一般地棒。

下面講一段我自己的經歷。我曾經用我僅有的一丁點語言學專業知識,成功說服一個和我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個對女性應該如何說話有著自己頑固信念的人——改變了想法。那時我19歲,在紐約大學的課餘時間照看一位教授的女兒,她在曼哈頓上東區的一所預科學校上學。與她同年級還有一個女孩,那個女孩的母親常穿花呢裙套裝,頭髮顏色像黃色水仙花,這位母親成長於重視言行舉止得體高於一切的家庭,而她立志要把這些優良原則傳授給自己的女兒。

我在地鐵6號線上遇到了這位母親,當時我們帶著各自的五年級小朋友,要去曼哈頓下城的布利克街。我們坐下來寒暄了幾句,然後我挪到旁邊和兩個女孩聊天,說著說著,我用了縮略語「y’all」(你們)稱呼她們:「sohowdidy’all’sfrenchtestgo?」(你們法語考得怎麼樣?)

穿花呢套裝的母親不高興了。「y’all?」她喘著氣,用手撫著胸口,「你不能不顧場合隨口亂說‘y’all’,阿曼達。這是糟糕透頂的英語!人們會認為你很愚蠢……或者更糟,以為你是南方人!」「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兒,搖了搖頭。

我等的就是此刻。

「其實呢,」我從座位上滑回去說,「英語中缺少第二人稱複數代詞,我覺得人們社交時有意識地使用‘y’all’就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這位母親揚了揚眉毛。我接著說:「我本可以用‘you’(你/你們)這個詞來稱呼她們,但我想讓你女兒知道,我是把她也包括在談話中的。我原本也可以說‘youguys’(你們)’,這在日常交談中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但據我所知,這兩個孩子都不認為自己是男性。我一向儘量避免使用表示男性的詞來稱呼非男性,因為這樣稱呼別人會從根本上助長語言性別歧視,而語言性別歧視是許多人多年來一直反對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兩個女孩都不是男生,那麼當然不能用‘guys’稱呼她們。你覺得呢?」

母親對我露出懷疑的微笑。「也許是吧。」她說。

「是這樣的沒錯!」我很高興她讓了寸步,就繼續口若懸河,「還有其他有趣的詞可以用。我也可以說‘yinz’’,這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和阿巴拉契亞的部分地區很常用,但我個人認為它不太好發音。總的來說,我覺得‘y’all’是解決棘手的詞彙缺口的最佳選擇。我還知道,這個詞被高度汙名化了,因為人們將它與特定的地理區域和社會經濟背景聯絡了起來,就像‘ain’t’:這個詞一樣。哦對了,‘ain’t’在19世紀的英國上流社會中被大量使用。」

「這是真的嗎?」母親坐直了身體。

「是真的。」我確認道,「話說回來,我很想了解你反對使用‘y’all’這個詞的原因。可以跟我說說你的成長經歷嗎?」

接下來的十站,這位母親都在講述她的人生故事——講她的移民父母,講她小時候父母為她設定的、嚴苛到難以想象的言語標準——當我們在布利克街下地鐵時,我敢肯定,下次她想教訓別人不可以說「y’all」之前會三思。我其實傾向於相信她再也不會這麼做了。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幫助女性,以及其他被邊緣化的性別群體,從語言文字中汲取力量,就像我那天在6號線地鐵上那樣。為了將長期以來被用來攻擊我們的語言收復回來、重新定義,我們必然需要用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厭倦了別人教訓你該用什麼聲音說話?好訊息是,語言學家對此也煩透了。現在就是改變這一切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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