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以上分析結果中還有一個問題：英語使用者中不只男性會預設並堅持這種潛規則，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寶貝）、「cupcake」給別的女性貼標籤，還總相互調侃「sluts」、「hos」和「cunts」。這是為什麼？舒爾茨說：「顯然不是女性自己創造了……這些諢名。」她們也不是第一個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sissies」的人。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附和它們呢？為什麼這麼多女性願意使用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發明的隱喻來互相貶低，卻從未問過其中原因？
我先說個簡單的答案。在我們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則被教導要跟隨他們的領導、要取悅他們，因此我們會想方設法去適應為我們設定的語義範疇：假正經或者妓女，賤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戀。但是我也有一個略微複雜的答案，即上述現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長傾聽。康奈爾大學的語言學家薩利·麥康奈爾-吉內（sallymcconnell-ginet）認為，總的來說，女性更善於捕捉與她們交談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觀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這通常會給男性更多的空間，讓他們把自認為合理的特定隱喻投射到我們文化的集體詞彙中，彷彿只有他們的視角是重要的。
麥康奈爾-吉內這樣解釋道：「當一個人說得越多聽得越少，他的觀點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識一樣產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識。」她這樣說的意思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對於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認為只有自己的觀點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們才不會也無法選擇能代表女性立場的隱喻。如果他們真這麼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會是稱呼好朋友的詞，「pussy」也許會代表「驍勇善戰的女王」。「然而，亦如麥康奈爾-吉內所說：「一個人對與自己不同的觀點越關注，就越有可能通過理解這些觀點而趨於認同——有時甚至是不自知地——開始支援這些異見。」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傾聽者，卻因此走上了被壓制貶抑的道路。
男性編造的那些關於男性和女性的觀點隱藏在大量髒話的潛臺詞中，即使是那些沒有明確性別區分的俚語。想想「nasty」（討人厭）、「bossy」和「nag」（愛嘮叨）這些詞吧，儘管這些詞並非明顯地與女性有關，但它們已經淪為專門用於女性的一類侮辱性用語。2017年，社會語言學家伊麗莎·斯克魯頓（elizascruton）進行了一項研究，她檢查了網際網路上的一個有超過5000萬單詞的語料庫——這是一個很大的語言樣本集合，以確定像「nasty」「bossy」「nag」之類的單詞的性別傾向性有多高。簡而言之，非常高。她的資料顯示出，這些詞在使用上明顯偏向於女性，經常出現在「wife」（妻子）和「mother」（母親）這些詞前面。
jstordaily」的計算語言學家和語言專欄作家陸弛（chiluu，音譯）曾經指出，辱罵是為了指責一個人的言行不符合說話人的標準，其最終目的是規訓受辱者的行為以使之符合說話者對該群體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評女性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甜美和溫順——因為她們想要太多的權力。同樣，「wimp」和「pansy」（娘娘腔）這樣的詞指出了一個男人沒有達到男子氣概的標準——男人應有的樣子。在一個如此重視男性的強硬和進取好鬥、女性的優雅和恭順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責你不具備你所屬的性別該有的樣子，通常會讓人感覺遭到了最嚴重的羞辱，因為這是在告訴你，你連自己最根本的東西都沒做好，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基於性別的侮辱是有害無益的，因為它們是在傳播關於男性和女性的有毒傳言，而這對性別平等十分不利。那麼我們就應該完全摒棄這類俚語髒話嗎？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雖然我很討厭在吵架的時候被罵「bitch」，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會主動使用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別諢名並且樂在其中。就我個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義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們也喜歡這樣稱呼彼此。說來有點慚愧，不過我也覺得像「tart」和「hussy」這樣的詞說出來很有趣。
表面上看，這些偏好似乎是對女性主義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數語言學家會原諒我的。這是因為許多針對女性的俚語都朗朗上口，聽起來很可愛。從語音來講，「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戀）恰好擁有英語使用者最喜歡的、最常用的，有時甚至是幼時最先學會的詞語所具有的發音模式。類似於「mama」（媽媽）、「dada」（爸爸）及其衍生詞，英語中最流行的俚語——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肏）——都既簡短又含爆破音。人類從一出生就極其喜愛b、p、d和t這樣的塞子音（stop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學語的嬰兒一起待過就肯定知道——而且這份愛會持續—生。一個詞說起來越有趣，就越會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這樣的詞擁有一個有趣的詞所具有的所有發音特徵，它們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這並不是說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腦才想用這些諢名稱呼彼此，而是經驗證明它們的語音的確能帶來愉悅感。
但是，之所以女性傾向的侮辱性詞語如此令人難以抗拒，除了它們具有語音愉悅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數詞語不再被視為是完全貶義的。這要完全歸功於詞語的「收復再定義」，即人們主動地重新定義某些詞語，徹底改變其含義及感情色彩。「收復再定義」最成功的詞語出自文化中最受壓迫的群體。比如說，「queer」（酷兒）這個詞可能是近來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經是針對同性戀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現在它是經過學術界和lgbtq+⁺群體重新定義的普通稱呼，其過程令人讚歎。儘管有些人仍然認為「queer」一詞作為稱呼不甚妥當，但總的來看，它已經演變為一種自我肯定的總稱，用於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別規範的人。今天，人們可以在各種語境中看到這個詞，比如真人秀《粉雄救兵》」的輕鬆標題；它也會被寫在正式的工作申請表的性別欄裡，緊挨著「男」和「女」。
儘管「bitch」「ho」「dyke」「cunt」等詞語仍然被用作罵人的髒話，但它們也已然演變成了女性群體內部的愛稱，這往往也是一個詞語經歷收復再定義的開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可以這麼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規則會變得越來越寬鬆。還記得勞蕾爾·a.薩頓1992年的俚語研究嗎？薩頓也發現，參與調研的許多年輕女性會稱自己的朋友為「bitch」和「ho」，但並不是作為一種侮辱，而是為了表達喜愛和幽默。我的體驗也是這樣.我自己就總是說「hey，hos」（嘿，婊子們）、「loveyou，bitch」（愛你喲，賤人）之類的話。
這類收復再定義是怎麼發生的呢？我們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非裔美國女性，是她們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ave）⁺為美國年輕人提供了豐富的俚語來源。它創造了許多寶貴的俚語.如最新的「squad」（小隊）、「fleek」（正點）和「woke」（對歧視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閃亮，光彩照人）、用「bad」（壞）表示「好」，以及短語「24-7」（一天24小時，一週7天）——得克薩斯大學的語言學家索尼婭·萊恩哈特（sonjalanehart）曾經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聽到一個白人新聞主播在電視上使用「24-7」這個短語時，她差點把飲料吐出來。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的特定方式，對於性別侮辱類俚語的重新定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使用者都是語言遊戲大師，特別擅長「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語幽默地把對方撂倒的辱罵藝術。多年來，這項精妙的技能已經在黑人群體之外流行開來。
對「bitch」的積極的重新定義，也與嘻哈音樂界的女性有著特殊的緊密聯絡。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黑人女性音樂人就開始用「badbitch」這個短語來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滿敵意的女人」——此處要讚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颯拽姐》（「dabaddest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颯姐》（「badbitch」）。嘻哈音樂還創造出了「heaux」這個詞，這是「hos」更時髦、更討人喜歡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從2017年開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標題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這個詞，這首歌是少年說唱歌手丹妮爾·佈雷戈利（daniellebregoli）的《這些妓女》（「theseheaux」）。順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無疑是從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中學會了巧妙地重新拼寫單詞的技巧。「heaux」一詞的發明可能只是出自玩拼字遊戲的頑皮心理，但這足以驅動女性對它進行改進，使它隱隱地讓人感到它可以賦予人力量、擁有新的含義。
在以上語境中，「ho」和「bitch」不再是蔑稱，而是成了團結和解放的訊號。當然，有的女性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這些詞，但對於這些感到不適的女性來說，把自己描述成「bitch」和「ho」其實可以是用來拒絕舊的女性標準的方式。薩頓這樣分析道：「也許當我們用‘ho’稱呼彼此時，我們是在認可一個事實，即我們都是女人，我們都有性生活，我們都自己掙錢，不依靠別人。而當我們稱呼對方為‘bitch’時，我們是在直面這個男人世界的現實，並肯定我們在其中生存下來的能力。只有抵抗，我們才能重新定義。」
一個詞的再定義不必完全「去貶義」。收復一個詞並將其重新定義的道路向來不那麼順暢。「queer」和「dyke」仍然會被用作辱罵同性戀者的髒話，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的「收復再定義」結果是失敗的。語義的變化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相反，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中的一個意思會慢慢地與另一個意思重合，然後完全蓋過後者。只要一個詞的正面含義穩定地趨於普遍、變得更主流，到下一代開始學習這門語言的時候，他們就會首先掌握這些新賦予的含義。
當然，詞語的收復再定義是一個道阻且長的緩慢過程，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把舊詞用在新語境中才會發生。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系統化的方法可以加速這個程式，行動主義」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這個詞發生過什麼變化吧：如今我們不再認為這個詞是羞辱人的髒話，但它最初被髮明的時候是「suffragist」（一個拉丁語派生詞，表示意圖擴大投票權範圍的任何性別的人）一詞的貶損版本，本意是對20世紀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者的貶低和誹謗：膽敢要求投票權的都是沒人要的醜老太婆：。顯而易見的是，女性解放運動還遠遠沒有取得成功，目前從中獲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從語言學意義上講，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這個詞一經發明，她們就毫不猶豫地把它搶了過來，把它放到海報上張貼出來，在街上大聲喊著「suffragette」，還用它來命名她們的政治雜誌，於是現在大多數講英語的人已經完全忘記了它曾經是一個蔑稱。
最近幾年，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活動家試圖複製這種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議強姦文化⁵的「艾波·羅斯蕩婦遊行」（amberroseslut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戀者驕傲月活動：女同遊行（dykemarch）⁺。當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第一次女同遊行之前，女同性戀者群體就已經用「dyke」來形容自己了，但是1.5萬名女性將「d-y-k-e」驕傲地寫在標語、運動衫和裸露的乳房上.在街道上昂首遊行的景象，無疑非常有助於這個詞的詞義發生演變。
在網際網路時代，模因（memes）——病毒式傳播的網路符號——也推動了將一個詞的所有權從施暴者轉移到受壓迫者手中的過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woman」（惡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輪總統辯論中，全世界都聽到唐納德·特朗普稱希拉里·克林頓是「nastywoman」。不到24小時，這個短語就迅速被製成了gif動圖、印上了一系列馬克杯（我就有一個），還成了美國計劃生育協會（plannedparenthood）的數字籌款活動名稱。這群「網路暴民」只用了大約一天的時間，就成功地從最先說出「nastywoman」的男人那裡搶回了這個短語。這種時候網際網路真是酷爆了。
現在到了有趣的部分：瞭解了性別侮辱如何演變以及它們的作用之後，我們必須弄清楚接下來要做什麼。我們怎樣才能進一步確保像「bitch」「slut」「pussy」這類詞徹底去汙名化且不再倒退回侮辱性詞語呢？我們如何才能以一種既有趣又活潑的方式來使用語言，同時又不會延續有毒的性別刻板印象呢？
女性主義媒體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zeisler）聯合創辦並經營著「bitchmedia」——一個非營利傳媒組織，其名稱中就有一個收復再定義後的侮辱性詞語。她告訴我，為了減少性別羞辱帶來的傷害，我們可以採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們來辱罵別人，也就是隻在褒義的語境中使用它們：「wow，impressive，she’sabadbitch！」（哇，太颯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evilbitch」（肏，臭婊子）。
另一個辦法是，我們可以完全摒棄它們，畢竟並不是每一個侮辱性詞語都能被收復再定義。有些女性主義者就認為「slut」這個詞就應該被取締而不是重新定義，因為用一個詞「專門」來形容性經驗豐富的女性，本來就是居心不良。就連「蕩婦遊行」的創辦者艾波·羅斯自己也希望這個詞徹底消失。2017年，這位模特兼活動家告訴《花花公子》雜誌：「我今年的目標是……把‘slut’從字典裡抹去。我要找到《韋氏詞典》的總部在哪裡，然後讓我的粉絲來和我一起抗議，因為字典裡對‘slut’的定義是女人——一個濫交的女人。」
我們主動在日常對話中根除或重新定義「slut」，無疑比衝擊《韋氏詞典》的總部更有影響力。正如德博拉·卡梅倫曾經說過的：「向國王請願是沒用的……有意義的鬥爭向來源自草根運動。」但我很欣賞羅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種社會文化不再如此強烈地厭惡女性的性主權，「slut」的概念以及這個詞本身就不會再引起共鳴，隨後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某種語言表達消失的現象以前就發生過，例如「oldmaid」和「spinster」（老處女，老姑娘）·這類詞早就過時了，因為到了21世紀，人們不會再批評一位女性到了40多歲仍然單身了。簡而言之，當侮辱性詞語所包含的偏見瓦解，這些詞自然也就過時了。
話說回來，我們都和不同的侮辱性詞語有著獨特的關聯。「slut」之於我就不同於它對於艾波·羅斯的意義，我已經很多年不用這個詞罵人了，甚至想都沒有想過。這只是因為我根本不認為「slut」是貶義的髒話，就像我認為「性生活豐富的女性是可鄙的」這種偽命題根本就不成立一樣。我仍然在用「slut」這個詞——不是很經常，就偶爾用一下——而且總是以一種積極的、充滿力量的，有時還帶有諷刺意味的方式，類似於勞蕾爾·薩頓所觀察到的「ho」的使用情境，例如「ihadthesluttiestnightever，itwasamazing」（今晚玩得超級嗨，太開心了）。我和我的朋友們甚至經常用「slut」（和「whore」）來形容一個人對某物的狂熱，比方說「zackissuchawhoreformcdonald’sfries」（扎克真是個麥當勞薯條狂魔），或者「amandaisthebiggestwordslutiknow」（阿曼達是個超級無敵炫詞狂魔）。也許我喜歡說「slut」是因為它有我們都喜歡的那種有趣的、爆破性的單音節發音。也許是因為我個人沒有太多被這個詞辱罵的創傷經歷。或許，也可能只是因為如果你對一句髒話進行足夠多的分析思考，它帶的刺最終會被消除，就好像當你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說一個詞，它慢慢會變得沒有意義而且聽起來很奇怪。所以我願意相信，終有一天，女性的性行為會永遠不再受到譴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被稱為「slut」，他們也知道其中幾乎沒什麼冒犯的意思。
然而語言不可能總是積極的。實際上，侮辱是一種可能永遠不會消失的語言需求——我們人類太愛批評挑剔。因此，假如你發現你的確需要用到髒話來解決性別問題和性別歧視問題，可以試試想一些中性的詞來表達，比如別用「cunt」罵女人，也別用「motherfucker」罵男人。更具體和有效的辦法是，罵人只針對一個人的不妥行為，而不是針對其性別。比如說，任何性別的人做了什麼噁心陰險的事情，我們可以罵他們「shit-filled，two-facedsneak」（滿嘴噴糞、兩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villainouscrook」（天殺的惡棍無賴），這樣更有創意、更尖刻，而且直擊要害——別再說沒創意的「bitch」和「dick」了。
如果你想讓髒話庫變得更豐富多彩，試試外語裡的中性侮辱吧，我很喜歡。比如牙買加詞「bumbaclot」，意思是「擦屁眼的廁紙」，或者討人喜歡但有點難發音的俄語詞「perhot’podzalupnaya」，意思是「尿尿孔上的皮屑」。
蔡斯勒說，我們能做的另一件積極的事情是，注意在孩子身邊不要使用性別歧視詞彙。畢竟，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許多性別刻板印象已經固化。蔡斯勒建議說：「當年輕人稱呼某人為‘bitch’、‘slut’或‘pussy’時，他們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你要發揮積極作用，幫助年輕人認清這一點。」她指的是2008年的一件事，即一名大學生在希拉里·克林頓面前罵她是「bitch」。「我問他為什麼特意用了這個詞。」蔡斯勒回憶說。結果是這名學生實際上對希拉里·克林頓本人，或者她應該被怎樣稱呼並沒有形成堅定、獨立的觀點，只是因為從小到大都聽他父母這麼罵希拉里，他就學會了。就像蹣跚學步的孩子在車裡聽到媽媽說「shit」（屎；該死）之後，也開始不停地說「shit」一樣，我們從父母那裡吸收了大量未經思考的性別侮辱。不論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還是變得更糟，未來幾代人用語言攻擊別人的習慣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可以控制的。「語言中有太多的東西變成了默許存在的，」蔡斯勒說，「所以儘早意識到這一點並挑戰它的合理性真的至關重要。」
終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詞語並非出於政治正確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這是對既定規則的反叛。拒絕使用「slut」和「pussy」這樣的詞辱罵別人，你就是在拒絕針對女性性慾和男性氣概的不平等標準，就是在抗議社會對女性性獨立的譴責，男性藉此是在拒絕成為粗暴的男權沙文主義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夠多，那麼每個人都會是贏家，因為一個更平等的社會也是一個總體上更放鬆、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會被冒犯的社會。如果我們學習酷兒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們的詞收復回來並進行重新定義，那麼「冒犯」這個詞本身就會被廢棄淘汰。
提高我們對性別侮辱的意識，可以讓我們在描述別人的外表和行為時更慎重、更包容，從而表達得更準確。這種自覺意識反過來也會讓人思考，性別的概念是如何潛入我們日常語言的其他領域的。如果我們要分析「slut」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出處，以及我們為什麼說它、那麼下一步自然就是對我們習慣性脫口而出的其他性別相關詞語提出同樣的問題、比如「woman」、「man」、「female」（女性，雌性）、「male」（男性，雄性）、「guy」、「girl」（女孩）、「she」（她）、「he」（他）、等等。為什麼是性別和性，而不是其他可以用於鑑別人的特質在我們談論別人的方式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為什麼通過語言來區分一個人的性別對我們如此重要？
我覺得這裡面一定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