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就是這樣一位精神病學家，他於20世紀50年代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性別認同診所（genderidentityclinic）進行了這項研究。斯托勒相信，他稱之為「核心性別認同」的東西是有生物學基礎的，並將其定義為「一種認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的先天感受或意識，並且通常在出生後第二年固定下來」。他同時認為，後天因素也發揮了很大影響。作為弗洛伊德的學生，斯托勒也相信一種觀點——現已被摒棄——即一個人性欲的發展，尤其是所謂的「性倒錯」（同性戀、異裝癖、施虐受虐症），是對創傷性的早期生活事件的直接反應，這些事件「威脅」到一個人的核心性別認同。
自斯托勒的時代以來，人們對性別的好奇心和研究大大增加了，但這個詞的定義並沒有因此變得簡單。恰恰相反，它甚至變得比以往更復雜了，即使對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來說也是如此。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單詞的含義一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可避免地演變和擴大。正如任何一種特定的文化都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我們也不能認為它的語言和詞義會恆久不變。
不過令人沮喪的是，「gender」，或者「man」和「woman」始終沒能有一個簡單的定義。有的人用「gender」來指代一套文化習得的行為，或者基於生理性別而強加給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有人用它來表示源自他們本能直覺或大腦思維的一種固有的身份認同感。還有些人用這個詞來表示以上兩種意思。德博拉·卡梅倫將「gender」定義為「一種異常複雜和多層次的現象，它不穩定、有爭議，與其他社會劃分密切相關」。她的同事，康奈爾大學的語言學家薩利·麥康奈爾-吉內，則稱之為「通過基於生理性別對人進行分類，將認知、象徵、行為、政治和社會現象整合在一起的複雜系統」。根據麥康奈爾-吉內的說法，任何特定社會性別的意義和內容都可能因文化、個體、人生階段——甚至臨時情況——的不同而改變。翻譯一下就是：該死的，這太複雜了！
一直以來，總有一些人在想談論生理性別的時候，用的卻是「gender」這個詞，比如懷孕的父母透露他們未出生嬰兒的「性別」時。我的理解是，一些講英語的人繼續這樣做，只是因為拘謹的西方人太害怕大聲說出「sex」這個詞。兩個人可能會在一段對話中都使用了「gender」這個詞，但他們聊的可能根本不是同樣的東西。
既然社會性別不是在出生時就已完全形成的，那麼我們的每一種不同的性別到底是怎麼來的呢？這似乎不是一個語言問題，有些哲學家的理論認為，性別實際上是通過語言本身構建出來的。他們的觀點是，人們並不是因為屬於某種性別所以會那樣說話，他們不是簡單地用語言來反映自身的性別——比如說，因為你知道自己是女人，所以就把自己稱為「女人」；或者你只使用「女性化」的髒話，比如「goshdarnit」而不是「goddamnit」（天殺的），因為你從小就被教導要有禮貌——事實恰恰相反：人們之所以被歸類為某種性別，是由於受到了他們說話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交談中收到的反饋的影響。語言才是社會性別誕生的溫床。
我們一直處於持續不斷的、使用語言來構建性別的過程之中——20世紀90年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性別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她提出了一種叫作「性別操演」（genderperformativity）的理論，其核心含義是社會性別並不意味著你「是」誰，而是你「做」了什麼。在巴特勒看來，當我們做某些事情，我們才成為「人」，在此之前，「人」並不存在。也就是說，一個人是誰與一個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步」產生的；當你在瞭解與參與社會實踐的時候，你和你的社會性別身份就會同時浮現出來。
所以我們使用的詞語不僅反映了我們是誰，而且還能動地創造了我們的身份。這是怎麼實現的？一種主要的方式是，人們通過特定的標籤、代詞和稱呼來認定自己的社會性別。順性別（cisgender）、跨性別（transgender）、灰色性別（graygender）、泛性戀（pansexual）、無性戀（asexual），以及其他各種性別和性向認同術語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只需知道這一系列詞彙是不斷演化發展的就行了。這些詞彙對於一些人來說很難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得明白，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讓你挑個新標籤來代表自己，以此顯得你時髦又前衛，然後在感恩節聚會上把家族裡的老一輩們說得或氣得暈頭轉向。」社會語言學家一致認為，創造這些不同的性別型別與人類對劃分物種型別的深層次渴望——識別生物群體，將其分類，並試圖找出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有關。這是分類法的一種形式：我們創造這些標籤來幫助我們理解周圍的世界和我們自己。
將不同的性別和性向進行分類以便更好地理解，這種需求不是什麼新鮮事。在19世紀的德國，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研究機構，叫作「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現在被公認為第一個lgbtq+權利組織——專門致力於這種精確的分類。該組織由猶太醫生、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hirschfeld）創立，他的研究內容是柏林人的性向和性行為。赫希菲爾德被稱為「性學界的愛因斯坦」，他是最早認識到存在性別光譜——與男性一女性、男人一女人的二元劃分相對——的西方科學家之一，他建立了一個類別系統來描述這個連續體中不同的點。赫希菲爾德的分類涵蓋了64種可能的性向和性別型別，從男性化的異性戀男性、女性化的同性戀男性，到「transvestit」（異裝癖者）——這是他在1910年創造的一個術語，現在我們稱這些人為跨性別者。在赫希菲爾德看來，每一種性別標籤都有一個獨特的、準確的、基於生物學的定義，就像從環節動物到刺胞動物，每一種無嵴椎動物都有一個這樣的定義。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逐漸意識到，不能單純地基於生物學來劃分或解釋人類的性別和性向，人類的大多數現象——從智力到成癮——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由先天和後天因素共同作用產生的。儘管如此，赫希菲爾德的貢獻仍然是重大的，他為這些看似無法解釋的個體身份尋求命名和生物學基礎的衝動非常合情合理。他認為，如果他能對不符合傳統二元標準的性別和性向提出科學解釋，給它們命名並證明它們不是道德缺陷，那麼就會改變很多人的政治處境。在赫希菲爾德的時代，以及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性別和性向超出二元標準的人群會遭到法律的嚴懲，這不僅限於德國，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是這樣。赫希菲爾德和他的同事們相信，只要能夠科學地驗證那些被視為「反常」的身份的合理性，那麼或許就能推動法律的變革。
幸運的是，如今你再也不會因為你想和誰上床或者你的性別而被逮捕了——儘管仇恨犯罪仍然十分普遍——至少在大多數英語國家是這樣。但人們仍然強烈地需要找到一種語言來描述這些不同的身份。我們仍然渴望標籤。語言學家說，這是因為語言具有使經驗合理化的力量，類似於一個想法只有被正式命名才能生效。「這顯然能賦予人們力量，讓他們發現自己不是唯一擁有這種體驗的人，而且這種體驗是可以命名的。」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性別和語言學者拉爾·齊曼解釋道。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被劃分到現有的類別中並因此感到被賦權，可能將來有一天，非標準的性別和性向會被世人廣泛接受，那麼到時候這種標籤光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但目前來講，標籤可以使許多曾經感到被孤立和被忽視的人們得到認同。
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nonbinary」（非二元）一詞開始進入日常詞彙。2018年，加利福尼亞州成為首個將非二元性別作為第三個類別納入官方出生證明的州，這樣那些間性人和/或非常規性別者（gender-nonconforming）就擁有了日後合法更改自己性別身份的權利。一年之後，俄勒岡州成為第一個允許在駕照上使用非二元性別符號「x」的州。隨著人們對性別的態度緩慢但持續地改變，我們的語言也會發生變化。
不過，在非標準性別方面，講英語的人可別以為只有自己是具有創造性或進步的。因為西方人絕不是描述性別光譜的先驅。在世界的每一塊大陸上，幾十種繁榮的文化自人類文明誕生之初就承認了多元性別的存在，並提供了描述三種或四種，有時是五種性別的詞。正如語言學家薩利·麥康奈爾-吉內在她的定義中提到的那樣，社會性別的差異不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也存在差異，這取決於人們如何理解特定的身體和行為。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詞指的是被認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國人可能會將海吉拉描述為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amab）·的跨性別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個獨立的第三性別，在社會中扮演著特殊的性別角色，是不參與生育的神話人物，這使他們擁有了保佑別人生育或者詛咒別人不孕不育的力量。
印度尼西亞的布吉斯人有五種社會性別：女人、男人、「calalai」（錯誤的男人）、「calabai」（錯誤的女人）和「bissu」（神的使者）。「calalai」是afab，但呈現出男性化的性別身份；「calabai」是amab，但呈現出女性化的性別身份。「bissu」是「超越一切的性別」，意思是他們身上同時具有所有性別身份，在布吉斯人的傳統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有時等同於基督教的司祭。
在美洲原住民祖尼人的部落中，有一種第三性別被稱為「lhamana」，亦被描述為混合性別或「雙靈」（two-spirit），指的是同時以男人和女人兩種身份生活的人。「雙靈」其實是amab，但他們既穿男裝也穿女裝，主要從事傳統的女性工作，比如製陶和烹飪。最著名的「雙靈」之一是威瓦（we’wha），她是19世紀末訪問美國政府的祖尼代表團成員之一。威瓦在華盛頓特區待了六個月，據說她在那裡深受喜愛。華盛頓政府的那些白人兄弟們完全不知道威瓦不是他們標準中的「女人」，他們只覺得叫她「女人」很合適。但回到祖尼部落之後，威瓦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性別標籤。
更令人著迷的是，社會性別並不是落在光譜內的唯一身份，生理性別/身體上的「男性」與「女性」也存在著文化差異。在多明尼加共和國，一種名叫5-ard的罕見遺傳性間性狀況的出現率非常之高。具有5-ard的嬰兒出生時有可見的女性生殖器，但在青春期，他們的身體從臉到下體開始變得男性化，到成年時，他們看起來就是毛髮旺盛、胸圍寬大的男人。在多明尼加文化裡，具有5-ard的人被稱為「guevedoces」，字面意思是「12歲的陰莖」。他們會被當作女孩撫養，但青春期一過，他們餘生都被認為是男人，而且常常會起一個新的、男性化的名字。在多明尼加人看來，「guevedoces」不過是身體和思維突然變成「男孩」的「女孩」罷了。
在一萬英里之外的巴布亞紐幾內亞，5-ard的數量也明顯很多。但與「guevedoces」不同的是，這些人並不是先被認為是女孩，然後是男孩；相反，在青春期前後，他們會被視為第三種完全不同的性別。他們被稱作「turnim-man」，並被人們認可為他們的終身性別身份。也就是說，儘管這些人和多明尼加的「guevedoces」有著相同的身體——相同的xy染色體，相同的難以界定的生殖器——但巴布亞紐幾內亞人出於不同的文化認知，為他們賦予了不同的稱謂。
在英語中，我們不斷想出新的名稱來描述性別光譜中的不同部分。我們正身處這樣的文化時刻：齊曼所說的「自我定義」正驅動並影響著我們看待性別和整個人類社會的方式。多虧了網際網路、個人品牌和其他關於個人主義的現代觀念，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定義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誰，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斷調整這些定義。我們畢竟不是環節動物，也不是類人猿；我們是有著複雜思想和經歷、不斷演化著的人類。我們身份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幾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術語來定義，包括社會性別。不論你的身體、言行習慣、穿衣風格是怎麼樣的，如果你是一個女人，那麼你就是自我認同為「女人」的人。「這實際上拋棄了傳統偏見，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為她們小時候都喜歡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為他們都喜歡體育運動。」齊曼說。這些外在特質不再是能定義我們性別的要素。「與此相反，」他說，「你的性別認同只與非常個人化的、發自內心深處的‘我是誰’的直覺感受緊密相關。」
如果「woman」「female」「man」「male」這些詞沒有明確的定義，那麼我們怎麼知道該如何使用它們呢？恐怕沒有什麼所有人都能遵循的簡單規則，在任一不同情形下，談話的語境和意圖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我就有自己的語言偏好。比如說，如果有人想稱呼我為「womanwriter」（女作家）或者「femalewriter」（女性作家），我很無所謂，反正我總是寫很多與女人緊密相關的內容。但是有些詞就讓我十分厭惡，絕對無法接受。我不喜歡別人叫我「ma’am」（女士，夫人）」，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黃臉婆——在我們的文化中，黃臉婆不是一個女人應有的樣子——我也討厭被人叫「miss」（小姐），聽起來有點小瞧人的意思。男人可太幸運了，不管他們年齡多大、結沒結婚，都只會被叫作「sir」（先生）而已。
幾年前，我也對講英語的人如何使用「youguys」產生了興趣。「guys」既輕鬆又友好，經常被用來稱呼任何性別的一群人，而且還解決了英語中沒有第二人稱複數代詞的語法問題。很多人真誠地相信「guys」已然變成了中性詞。但是學者認為，「guys」是又一個男性化的類指，只是用起來比較舒服而已。「yougals」（姐妹們）這種叫法絕對不會贏得同等的喜愛，而且就連積極避免使用含有性別偏見的詞語的人們，也還是用「guys」稱呼別人，彷彿這個詞就不帶性別傾向似的。20世紀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當它演化為將女人也包含在內的稱呼時，眾多社會語言學家驚掉了下巴。哈佛大學的語言學家史蒂文·j.克蘭西（stevenj.clancy）曾評論過這種用法：「在‘政治正確’導向的語言改革壓力下，我們正親眼看見一個新的類指名詞朝著與我們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這也就是我不用「youguys」，而是選擇「y’all」作為第二人稱複數代詞的原因，正如我50多頁之前提到的那樣。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上述用法有意見。我可不會一聽到有禮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歸入「youguys」就立即糾正，那可太讓人尷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說，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談話題與性別無關時，如果我們可以用一種不預先假設他人性別——性別問題過於複雜——的方式稱呼對方，特別是我們不認識的人，不失為一個好選擇。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詞來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們）；或者就徹底省略性別相關詞語，比如不說「excuseme，ma’am」（勞駕，女士），只說「excuseme」就很好。
另一種可以讓我們的語言更包容的做法是，當談話內容與性別相關時，用詞選擇要更具體。假設我們在談論生殖健康。我們不應該說「女人應該定期接受宮頸癌篩查」，我們可以說得更具體：「有子宮頸的人應該定期接受宮頸癌篩查。」齊曼說，這樣的說法是很好的示範，因為它並不暗示任何性別。而且這種更具包容性的說話方式其實也表達得更準確，因為並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宮頸，並非有子宮頸的就一定是女人——有子宮頸並不會讓你成為一個「女人」，這只是說明你是一個有子宮頸的「人」。「有子宮頸的人」也是一種更巧妙的營銷用語。
這些細微的語言調整會促使人們對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嗎？強迫人們說「hi，folks」，而不說「hi，guys」，或者讓人們稱呼伊馮娜·布里爾為「工程師」而不是「女工程師」，真的能從整體上改變人們對性別的看法嗎？
語言學家承認，這在實踐中很難判定。然而，我們清楚的是，即使改變我們自己的語言不一定會改變我們的想法，但是我們從別人那裡聽到的語言卻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館規定店內不能再稱呼人們「女士們」「先生們」「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統一使用中性稱謂「顧客」和「mx.」「，肯定會有某個服務員從心底反對這種規定。但是經理會讓這個服務員遵守規則，對餐廳的顧客——包括小孩子——使用中性稱謂，那麼聽到這些稱謂的人很可能就會受到積極影響，就算說話者的想法沒變化也不重要。
世界上確實有些地方實行了這種規定，並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傳媒’的一部紀錄片記錄了瑞典幼兒園裡兩名兒童的成長，他們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著長髮，被允許玩他們喜歡的任何玩具，從恐龍到指甲油什麼都行，玩什麼玩具跟他們的性別沒有任何關係。在瑞典，自1998年以後，學校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任何行為都會被視為違法。與此同時，政府會資助「性別中立」的幼兒園，在那裡你會發現老師叫孩子們「朋友們」而不是「男孩」「女孩」；課堂教學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絨動物替換掉了玩具娃娃；書中對人物的描繪也挑戰著傳統的性別角色，比如女性海盜、女同性戀國王、揹著嬰兒懲惡揚善的蝙蝠俠。毫無疑問，瑞典女火箭科學家的僕告開頭也絕不會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經常變動的丈夫身邊」。
話說回來，《紐約時報》那位撰寫伊馮娜·布里爾認告的專欄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個男的。自現代英語出現以來，新聞業就像大多數涉及語言的正式行業一樣，一直由男性主導。但是，如果擺脫了男性和男性的影響，語言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們很幸運，社會語言學家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研究：當女性同時是說話者和傾聽者時，我們的詞彙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專家們的研究已經深入這些珍貴的空間——女性合租的公寓、女子壘球聯賽的球員休息區。在這些地方，女性暫時逃離了一個由男性掌控的社會，以及它附加在女性身上的觀點和期待。實話實說，專家們的發現令人十分振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