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超的交際技巧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不僅限於使用模煳限制語這一個方面。另一個被忽視的技巧被語言學家稱作「最小反應」（minimalresponses），指的是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聽者所說的諸如「yeah」（是的）、「right」（對）、「mm-hmm」（嗯嗯）等小短語，來表示科茨所說的「積極的傾聽」。
1995年，紐西蘭的社會語言學家珍妮特·霍姆斯（janetholmes）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男性與禮貌》（women，menandpoliteness）的書，在書中她引用了下面的對話，對話中兩個名叫蒂娜和琳恩的女人在談論她們喜歡的老師。注意蒂娜說話時，琳恩運用的最小反應策略：
琳恩總是在一個完整的意義單元的結尾，或在停頓間隙恰到好處地插入感嘆詞，永遠不會強行搶過話頭或打斷會話，它們的作用是向說話者表達認同，同時表明聽者在關注對方的敘述進展。這些感嘆詞使得會話富有成效，因為所有的「mm-hmm」和「yeah」都代表琳恩對談話的投入和對談話內容的支援，說明她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一堵任憑蒂娜自說自話的牆。
科茨說，這些策略性的短語「說明女性會在談話中敏銳地做出最小反應……這是一種成就，體現了談話參與者在預測談話如何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的非裔美國人語言學者索尼婭·萊恩哈特曾告訴我，說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許多黑人社群中流行的一種系統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長做出最小反應。「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間時，會發現她們的對話中有很多閒談，很多的‘mm-hmm’、‘girl，you’reright’（姐們兒，你說得對），」她說，「黑人女性之間的談話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識和團結。」
女性在談話中用來建立聯絡的另一種策略是一種特定形式的提問，這也被誤解為缺乏安全感的表現。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數講英語的人的標準，如果一個女人問「太多」問題——其中包括具有陳述功能的問題，例如「現在該去吃晚飯了吧？」，以及句尾附加問句」，例如「今天天氣真好，不是嗎？」——那是因為她膽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專屬空間裡，提問——包括陳述式問題和句尾附加問句——是非常方便的增進合作的手段，由提問可以引入新話題、確認其他說話者的觀點，或者開始一段敘述。具體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個話題——比如她們去過的音樂會——開始談論她們的不同經歷，她們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見過某音樂人的故事，這時一個人問另一個人：「嘿，姐們兒，你去年不是見過蕾哈娜嗎？」或者：「你去看的那場帶有狂舞區的精彩演出叫什麼？」
科茨發現，當男性互相提問時——他們和女性一樣頻繁地這樣做，但他們從來沒有因此被指責缺乏安全感——他們通常是在詢問資訊和尋求答案，但就女性來說，提問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問的用意是歡迎每一位參與者加入對話，並保持整體對話的順暢進行。全女性對話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結構，是因為任何一個參與者都不將自己定位為當前話題的主導者，而且她們提出的問題都要符合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尋求資訊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她們願意相信說話者‘知道答案’，是一個內行。」科茨解釋道，「在友好的交談中，女性會避免把自己當作瞭解一切的專家，因此也會避免導致談話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談話也有獨特的輪轉結構，科茨把這種談話風格比作即興演奏會。「一場即興演奏會的決定性特徵，」她說，「是整個會話同時對所有參與者開放。」在這類會話中，你可能會聽到幾個人同時在說話，相互重複或者複述對方的話。談話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構建交談的意義，所以「每次只能一個人說話」的規則在這裡不適用。「幾個人同時說話並不會影響理解，」科茨解釋說，「相反，這會促進話題在多個層面上向前推進。」
這種即興演奏會式的輪轉結構在全男性的會話中非常罕見。事實上，科茨發現男性會話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一個有助於維持其垂直等級結構的特點——就是他們的會話往往是交替的獨白，或者是一名發言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發言，其間沒有任何打斷，甚至連最小反應式的插話都沒有。這個特點使說話者「成為專家」，並向別人展示自己關於某個話題的知識儲備。科茨解釋說：「因為大多數男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選擇‘每次一個人說’的輪換模式，所以多人同時說話被認為是反常的、企圖搶奪主導權的違規行為。」由於這個原因，男人有時候就認為女人之間即興演奏會式的多人會話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魯。1992年，語言學者瑪麗·塔爾博特（marytalbot）記錄了兩對異性戀情侶的四人約會，其中一名男子講述了自己在機場的一段經歷，他的伴侶時不時插話，做一些協作性的評論或表達支援。過了一會兒，這位男士終於忍不住舉起雙手，說：「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斷我了！」瞎，他要是個爵士樂鑑賞家就好了。
隨便看一看全女性會話的記錄，你馬上就會發現這種即興演奏會式的談話是什麼樣子的。下一頁的插圖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是珍妮弗·科茨收集到的對話記錄，她和其他四位講話者正在討論類人猿如何用語言彼此交流。
這段有趣的、書呆子式的交談展示了科茨所描述的即興演奏式閒聊的許多元素。梅格、瑪麗、貝亞和海倫使用了諸如「是啊」「嗯嗯」「沒錯」等最小反應短語來贊同說話者，並把會話向前推進。我們看到瑪麗和貝亞在討論類人猿怎麼稱呼「巴西果」時，不斷地重複對方的話，補完對方的句子，並且異口同聲地說話。奧托·葉斯柏森在《語言論》一書中提出了許多讓人白眼翻上天的觀點，其中一個是：「女人之中幾乎沒有語言科學愛好者。」顯然他只是沒有認真聽女人說話而已。幸運的是，珍妮弗·科茨認真聽了。
至於「為什麼」女性傾向於以這種互動協作的方式對談，學者們提出了一些理論。其中最愚蠢的理論之一，來自約翰·l.洛克那類人，洛克曾認為，女人「自然而然地」演化得更傾向於水平式交談，就像長頸鹿演化出了長長的脖子一樣。他的觀點是，女人喜歡在背後議論別人、在談話中喋喋不休，這是我們的祖先被限制在家庭空間----比如廚房中、手工桌旁——導致的結果。待在這些地方的女人骨子裡形成了通過吐露隱私並相互認同培養親近感的傾向。所以女人就應該一直待在廚房和手工桌邊。洛克還認為，男人具有競爭性的語言風格是因為他們「被選中去進攻、去主宰，但這可能會導致他們最後被殺死，（所以）他們需要一種更安全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男人不再使用真刀真槍拼命，轉而選擇用言語進行儀式化的決鬥。決鬥總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即使決鬥的傳統消失已久，男人依然繼續用決鬥的形式說話，以分出勝負——至少洛克的理論是這樣的。
對於性別化的語言差異，有些解釋不那麼似是而非。其中一種解釋來自語言學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tannen）出版於1990年的暢銷書《你根本不懂：會話中的女人和男人》（youjustdon'tunderstand：womenandmeninconversation）。坦墩在書中指出，女人和男人的社會化過程是不一樣的，從童年開始.女人和男人就生活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兩種完全相反的價值觀中，所以他們長大後對事物的理解大相徑庭。不是誰更好或更差，只是不同而已。結果就是，男人說話的目的是交流資訊，而女人交談的目的是建立聯絡。
另一種更為複雜的理論認為，女性的會話風格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應對策略，能反映出她們在我們的文化中的地位。這個觀點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啟發，她認為我們的社會要求女性成為情感勞動者，也就是成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並承擔同情他人的任務。所以當女人們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談時，基本上你就會看到她們非常出色地同時完成著上述社會期待，並且享受著情感回饋。我想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個感受過另一個女人的真摯共情和支援的女人都知道，這個過程讓人非常有滿足感。
但是很難說女性是否天生就更能共情，反正專家學者對此是表示懷疑的。2017年，性別社會學家莉薩·許布納（lisahuebner）在接受《時尚芭莎》採訪時表示，我們應該拒絕的觀念是：女人「總是在生理上天生能夠比男人更好地感受、表達和管理情緒」，因此應該負責做這些事。當然，有的人的確能夠比其他人更好地處理情緒，這是他們的個性使然。但正如許布納所說：「我認為，我們仍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種能力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
心理學家妮奧貝·韋（niobeway）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女性並非天生就比男性具備更強的共情和建立聯絡的能力。2013年，韋出版了一本名為《深藏的秘密：男孩的友誼和關係危機》（deepsecrets：boys’friendshipsandthecrisisofconnection）的書，探討了年輕異性戀男性之間的友誼。韋追蹤了一組男孩從童年到青春期的成長，發現在小時候，男孩與其他男孩的友誼就像女孩之間的友誼一樣親密和情緒化。男性氣質規範被灌輸到他們身上之後，男孩才停止向彼此傾訴或表達脆弱的感情。到了18歲，社會上「我不是同性戀」（nohomo）」的信條在他們心中已經變得根深蒂固，以至於他們覺得唯一可以尋求情感支援的人就是女性，而這進一步強化了「女性生來就有義務承擔人類情感事務」的偏見。
然而，無論女性合作式的語言風格是不是天生的，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她們中的許多人似乎都十分精於此道。誠然，許多女性並不是主動選擇習得共情能力和協作技能的，所以當她們被動地嫻熟運用這些技能時，我們不該因此而責備她們。
當然，女性也並不是一向相互關照的。關於女性的語言對抗，1994年的一項研究給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語言學者加布麗埃拉·莫丹（gabriellamodan）發現，女性之間對話的標準「合作」模式有時候並不會出現，尤其是在猶太女性當中。猶太女性傾向於通過「對立」——也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樣暴躁地爭吵——來建立話語上的團結。莫丹寫道：「觀點對立的討論本身就能創造親密感，因為它表明雙方的關係足夠牢固，可以承受嚴重的意見分歧。」「我早就知道了。」我的姨媽弗朗西非常同意這一點。她是我家族裡的猶太女家長之一，在幾年前的一個感恩節，我給她大概講了講這篇論文。她說：「我有幾個朋友，我根本受不了和她們聊天，因為我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分歧。我太愛她們了。」
女性——不管是否是猶太女性——還有其他方式來違抗社會對她們的語言期待，以此擺脫父權制的監視。在1996年的一項研究中，得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的語言學者阿莉莎·布朗（alysabrown）錄下了女子網球隊八名大學生運動員的自然對話，布朗發現在只跟隊友交談時，她們之間言語爭鬥、自誇和攀比的激烈程度，與一群男人之間的舌戰相差無幾。其中有一段對話是，一名運動員告訴隊友自己上一場比賽的表現多麼出色，她說：「我可太厲害了，我一個球都沒失誤……我整場比賽一直在笑，因為對手實在打得太爛了。」這些運動員還使用了更多的髒話，也很少使用合作性的提問；不過，她們的對話依然是（科茨發現的那種）即興演奏會式的，充滿感嘆詞。綜上所述，這些女性的會話同時表現出了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語言風格。
女性經常同時使用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會話策略這一觀點，其實非常有趣，因為它提出了「女性化的語言到底是什麼樣的」這一首要問題。這些運動員的語言之所以具有多樣性，僅僅是因為大學體育競技場是一個會激發更多粗俗語言和優越意識的競爭環境嗎？還是說與其他任何環境相比，這些球員在隊友的陪伴下才感覺最舒服自在、可以不用掩飾真實的自我，而她們的話語反映了這一點？假設後者是真正的原因，那麼如果所有女性一直都可以感到輕鬆自在，她們的交談和話語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研究人員偶然捕捉到了一些言語樣本、展示了女性完全未經過濾的原始話語的樣貌。有一個樣本，每次開啟文字記錄都會使我大聲笑出來：20世紀90年代，社會學家珍妮·庫克-岡珀茲（jennycook-gumperz）記錄了幼兒園裡三個三歲孩子之間的一段對話。這三個小女孩在玩過家家，假裝自己是媽媽，玩具娃娃是自己的嬰兒。表演家庭場景是這個年齡段大多數女孩都會做的事情——我知道我做過——庫克--岡珀茲說，這是因為「媽媽—嬰兒」的遊戲結構使年輕女孩有機會「探索她們成為‘女人’後的性別角色」。這很容易理解，因為長久以來，我們所在的文化環境一直在教我們，當一名好母親是成為一個好女人的一部分，玩過家家就是對此進行探索的途徑之一。
然而，由於沒有人在旁邊監護，也因為做什麼會被打上「壞媽媽」標籤的概念還沒有完全進入她們的大腦，這些小女孩在遊戲中並不總是表現得像「完美」媽媽，有時候其實與「完美」媽媽完全相反。在庫克-岡珀茲的錄音中，三個女孩正在給她們的寶寶洗澡，其中一個提到水太熱了。「我們把寶寶煮了吧！」她的朋友回應說。「好啊！我們把它們煮一遍，再煮一遍！」第三個女孩高聲叫道。
幼兒園小朋友的這種明目張膽的殺人行為和沒有母性的對話既恐怖又歡快。奇怪的是，我也有類似的童年記憶。記得有一天在幼兒園的課間休息期間，我玩過家家時扮演母親，假裝滑梯下面的空間是地牢，然後我把扮演我孩子的女孩強行鎖在那個「地牢」裡不讓她動，直到我允許她才能出來。「我是你的主人！」我大聲宣告。難道我天生是虐戀女主人？
會說出這種話的不只小孩子。1999年，科茨觀察了三個30多歲的英國女人之間的對話，她們是多年的好朋友。在錄音中，她們在討論另一個朋友的孩子表現不好，特別是那個朋友永遠不允許她們說自己孩子的壞話，這讓她們覺得不高興。「不可否認，」科茨說，「生為女性的負擔之一就是被命令必須友善（nice）·。」然而，在私密的談話中，這三位女士放鬆了警惕，憑藉一個「不淑女」的共同發現——用她們的話來說就是，她們發現那幾個孩子「糟糕透頂」「令人厭惡」——加強了彼此的聯絡。
語言學家說，女性之間的這種相互坦白有一個更大的作用，即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相互承認‘不友好的態度’……和禁忌的感情⋯⋯能夠強化團結。」科茨解釋道，並把這類交流命名為「後臺談話」。「在女人們的後臺談話中，我們發現她們放鬆了，放下了她們通常在前臺保持的傳統的‘友善’姿態。像這樣的後臺‘行為不端’----也就是展現我們不那麼友好、不那麼禮貌和合群的情感——是可以被朋友接受的，甚至是受歡迎的。」
女性之間的後臺談話，其意圖與《走進好萊塢》錄音中唐納德·特朗普的下流戲謔沒有什麼不同，本質上都是建立團結關係和親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談風格有重大的不同之處。首先，在「更衣室閒聊」中，團結關係並不總是需要通過真誠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時只要語言粗俗就能達到效果。因此，聽者是否相信他說的話似乎並不重要。特朗普或許從來沒有真的「一把抓住」過一個女人的下體，但是在與比利·布什的談話中，他願意講這件令人作嘔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我敢打賭，世界上的男人們在更衣室裡發表的所有性別歧視言論中，至少有50%不能真實反映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行動。他們讓自己看起來更下流，只是為了拉近彼此的距離。
而這裡有個更大的問題：他們說的話是真是假暫且不提，但是他們閒聊時輕佻隨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經歷——即使他們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強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這一錯誤想法。正如卡梅倫所言，「當你物化一類人，並將其非人化」——無論是女性還是少數族裔，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虐待他們就會更容易，不會產生任何罪惡感」。對於這種通過兄弟情誼來建立權力，同時排斥兄弟情誼之外的人並將其非人化的社會結構，學者們找到了一個精準的詞來形容，即「兄弟權制」（fratriarchy）。許多人認為這個詞可以更準確地描述我們的後封建的社會文化結構，這種結構不是由父家長統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間建立的兄弟網路統治的。將所有女性因素排斥為異己的後臺談話是保證兄弟權制的圍牆堅不可摧的砂漿。尤其當你隸屬於其中的某個親密團體時——就像唐納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你就更難表達異議，因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著放棄這種兄弟聯結和隨之而來的權力，因此，你最終也會像比利·布什一樣跟著對方一起笑。
然而女性之間的團結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為女性在社會的等級結構中處於較低的位置，本身也沒多少權力可失去，所以她們在會話中建立紐帶的方式是承認她們對性別現狀的反抗，而不是儘自己所能去迎合現狀。因此，當女性通過會話建立群體內部的聯絡時，她們的陳述必然是百分百真實的，否則這就不是一個值得分享的秘密，也不可能達成交流目標。
然而，無論我們最終做了多少研究，彙編了多少語料庫，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純粹的談話是什麼樣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覺最放鬆的時候，社會期待仍然盤旋在她們的頭頂上，導致她們總是下意識地檢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說話方式是否過於「後臺」。科茨回憶起她錄音中的一個例子，一個十幾歲的女孩透露說，她幻想她班上的一個男孩「把髮膠塗在他的陰毛上，然後梳毛」，此時她的一個朋友以不贊成的口氣驚呼道：「勞拉！」不論談話物件是誰，女性總有保持「正常」和「友善」的壓力，這也是一直陰魂不散的桎梏。「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徹底擺脫保持某種前臺姿態的需要。」科茨說。
儘管女效能夠在其他女性的陪伴下完全放鬆警惕，但是有時候她們在特定的環境中仍然會保持某種性別表演，我承認我不知道應該如何看待這一點。一方面來講，這是一件相當美好的事情——在世界上有著相似經歷的女性坐在一起，利用微妙的語言線索來連線彼此，並由此感到被理解。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在這種私密環境之外隱藏了什麼？
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對該現象持矛盾態度的人，科茨也十分糾結。「在後臺談話中公開展示顛覆傳統女性氣質的另類言行，是否只是為她們在前臺表演中遇到的挫折提供一條發洩途徑，從而使異性戀父權秩序得以延續？這還有待觀察。」她在1999年寫道.「或者說，這種後臺談話可能是她們為新的前臺表演所做的排練預演？」
幾年前，我在為一本美容雜誌寫文章時，瞭解到一位40多歲的化妝師永遠化著全妝睡覺。她的丈夫從來沒見過她不塗口紅、眼影和睫毛膏的樣子。她不想讓丈夫看到自己不那麼光彩照人的樣子，有一丁點瑕疵都不行。即使是凌晨四點，她脖子以上的部分也在竭盡全力地進行著前臺表演。
如果吹噓自己的勝利、講低俗的故事、表達對孩子的不滿，就相當於展示你沒有化妝的臉，那麼我很好奇，假如所有女人都同意不再使用睫毛膏，假如讓世界上那些和奧托·葉斯柏森、約翰·l.洛克一樣過度自信的男人們知道，我們可以和男人一樣偉大、一樣粗魯，會發生什麼？且不說我們會不會比他們更偉大、更粗魯。
當然，男性語言學家並不是唯一對女性的語言持有獨斷偏見的人。關於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如何使用語言，每天還有各種各樣的普通人得出錯誤和貶損性的結論。有沒有人告訴過你不要再用「like」，因為這會讓你聽起來很愚蠢？有沒有人教育過你不要頻繁道歉？如果你是35歲以下的女性，那麼這些「教導」你大機率聽到過，你甚至還有可能這樣自我告誡過。即使你這樣做過，我也不會指責你——我們這些講英語的人被訓練成，只要有人說話聽起來不像34歲的電視男主持人比利，或者不像64歲的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廣播員鮑勃（我們稍後就會說到），我們就會對之嗤之以鼻。
然而，今天最敏銳的語言學家提供資料表明，「少女腔」——最遭人厭惡和嘲笑的語言風格之一——實際上是標準英語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的樣貌。這種變化在很多方面已經發生了，而這讓很多中年男人非常暴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