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語法上的毛病。2013年，buzzfeed·釋出了一篇名為《讓你憤怒的17個被誤用和生造出來的詞》的文章，列舉了一些常見用語錯誤，比如「irregardless」（不管）、「supposably」（應該）和「icouldcareless」（我不在乎），每一個錯誤短語都配上一張動圖，動圖裡的人要麼在絕望地扯頭髮，要麼在對著天空尖叫。我25歲的弟弟最近告訴我，他最討厭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問候別人「howareyou？」（你好嗎），對方回答說「i'mwell」，卻不說「i'mgood」（我很好）。
「聽起來太蠢了。」他咯咯笑著說。
每當聽到這種常見的語法錯誤，我都會本能地渾身難受。但我儘量從不責備說話人。「i'mwell」就是語言學中「過度矯正」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話者過度應用自己心中的語法規則，導致句子乍一聽語法正確，但嚴格來說並不正確的情況。另一個例子是，該說「meandyou」（我和你）的時候卻說「youandi」（你和我），比如，「let’skeepthisbetweenyouandi」（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另外還有錯誤地用「whom」代替「who」，比如在這個句子中：「whomeverdrankmydietcokeneedstoreplaceitbytomorrow，orelse.」（誰喝了我的健怡可樂，請在明天之前買同款補上，換成其他飲料也行。）·
每個人都喜歡在發現別人語法錯誤時那種「逮到你了」的感覺，尤其是當你知道說話者故意想讓自己聽起來很聰明的時候。然而，過度矯正的本意一般是好的。語言學家發現，過度矯正在中下層階級的女性中最為常見，例如，她們把副詞「well」看作較高社會階級的標誌——你更有可能聽到高盛的高管說「heknowsthemarketwell」，而不是「heknowsthemarketgood」（他非常瞭解市場）。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提到過的，掌握更能代表聲望的語言技能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實現階級流動的有力工具。因此為了顯示自己向上流動的願望，她們試圖採用地位更高的人使用的語法形式，但她們用力過勐了。被用錯的「well」和「whom」肩負著提升說話者社會經濟地位、為其贏得尊重的重任，只是事情並不總能遂人心願。
「好吧，你這麼一說，我現在感覺很糟糕。」我解釋完之後，我弟弟這樣說。
「只是增加一點思考角度。」我告訴他。
類似我弟弟這種出於本能隨意評判別人副詞使用錯誤的做法並不少見。事實上在西方文化中，譴責別人的語法錯誤是最典型的傲慢行為之一。「當批評物件是語言時，你會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併為此感到驕傲，」德博拉·卡梅倫曾經說過，「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搞種族滅絕的法西斯主義者來炫耀你的極端敏銳：‘我有點像語法納粹，我不能忍受人們的語法錯誤。’」
然而，有這樣一種人，你絕對不會聽到其糾正別人的語法，那就是語言學家。這聽起來違反直覺，但語言科學家對語言應該是怎樣的並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語言實際上是怎樣的。德博拉·卡梅倫說，公開糾正別人的語法是「不體面的行為」。人們傾向於認為規定語法（prescriptivegrammar）——也就是你的英語老師讓你學的語法——是一種強大的、不變的力量，它永遠存在著，就像引力或太陽一樣。我們忘了，語法規則是由人類發明的，它們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今天被認為是「正確語法」的東西在50年前可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反之亦然。還記得「ain't」這個短語嗎，它曾經屬於英國上流社會，溫斯頓·丘吉爾就很喜歡用它。但是自20世紀初以來，它已經成為英國曆史上最受歧視的語法形式之一。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世界上許多語言都有某些特定的語法規則承載著比其他任何語法規則都更重的壓力。說話者每天使用的一些最常見的語法結構——名詞、形容詞、字尾等——都正在悄悄洩露著說話者關於人類性別的想法。所以下次當你的同事、你的兄弟姐妹或推特上的某個混蛋試圖嘲笑你的副詞用法時，你要準備好本章的知識，予以回擊。
世界上大約四分之一的語言中，性別和性別刻板印象已然深深地融入了它們的語法體系。在某些為人熟知的語言中，每個名詞都有性、英語不是其中之一，但法語、西班牙語和其他許多語言都是如此。在這些語言中，每個名詞都被分入陽性或陰性的「名詞類別」，這會影響到單詞字首或字尾的改變。（也有的語言有「中性」的名詞類別；有的語言甚至有多達20個其他名詞類別，劃分標準基於「有生命的/無生命的」「可食用的/不可食用的」「理性的/非理性的」之類的屬性，這些我們很快就會講到。）名詞的性也會影響到句子中的其他修飾語，比如形容詞和動詞過去式.它們的性必須與名詞「一致」。
在法語句子「ledînerestsurlatableverte」（晚餐在綠色的桌子上）中，「dîner」（晚餐）這個詞是陽性的，但「table」（桌’子）是陰性的，形容桌子的形容詞「verte」（綠色的）也是陰性的。在西班牙語句子「elnuevojefenecesitaunarecepcionista」（新老闆需要一名接待員）中，名詞「jefe」（老闆）是陽性的，用來形容老闆的形容詞「nuevo」（新）也是陽性的，而「recepcionista」（接待員）是陰性的。（如果這個西班牙語例子中的性給你一種別有用心的感覺，你就已經發現一些問題了。）
這樣的名詞分類系統叫作「語法性」（grammaticalgender）。
在英語中，我們不會給名詞指定性——除了當我們用代詞「she」指代自然災害、國家和汽車時（這不是巧合，因為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危險的，男人覺得需要征服、控制它們。這一點稍後再談）。但是英語確實有一個被稱為「自然性」（naturalgender）的系統，也就是英語中僅有的性別名詞，例如「man」、「woman」、「brother」、「sister」、「king」（國王）、「queen」（女王）、「actor」（男演員）、「actress」（女演員）等，字面上直接對應被談論者的性別，第三人稱單數代詞「he」和「she」同樣如此。
人們總覺得語法性和「自然」性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僅僅因為一個名詞在西班牙語或法語中被歸類為陽性，並不意味著這個東西本身就是男性/雄性的。很多情況下的確是這樣。當然，不會有人因為西班牙語中表示眼睛的單詞「ojo」是陽性的，表示下巴的單詞「barbilla」是陰性的，就想當然地認為講西班牙語的人都覺得眼睛是男性化的身體部位，而下巴是女性化的部位。
但到了20世紀末，語言學家蘇珊娜·羅曼（suzanneromaine）認為，語法性和「自然」性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那麼不相關。1997年，羅曼發表了一篇頗具開創性⁺的重要論文，名為《性別、語法，以及二者之間》（「gender，grammar，andthespaceinbetween」）。也是在那一年，發生了戴安娜王妃去世、泰森咬人事件。羅曼在牛津大學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理論：在世界各地的語言中，語法性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人類性別的認知之間，存在著一些毋庸置疑的「滲透」。羅曼的主要觀點是，在有陰陽性名詞分類的語言——從西班牙語到梵語——中，一個詞的性很有可能，有時甚至是不可避免地會滲透到說話人對這個詞的理解中去。
如果一種語言將「醫生」一詞指定為陽性、將「護士」一詞指定為陰性，那麼說這種語言的人可能會在潛意識中從性別角度來看待這些職業。羅曼認為，語法是一個女性主義問題。字尾和名詞的陰陽---致性問題在法國女性主義運動中是中心議題，但在美國不是，其原因在於，在有語法性的語言裡，性別歧視的含義是公開顯現的，毫不掩飾地在言語的每個地方上躥下跳。而性別歧視在英語中隱藏得就比較深了。但在這兩類語言中，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
那麼，究竟為什麼有些語言會有語法性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回到1000年前的那個時代，那時性別只被用來給詞分類，而不是給人分類。英語中的「gender」一詞最初來自拉丁語單詞「genus」，意思是「種類」或「型別」，一開始它從未被用在人類身上。幾個世紀以來，名詞的陽性和陰性類別也可以被理解為「東西1」和「東西2」，這是構建語言的一種有效方式，基本上沒有人會把名詞的陰陽性與人類的生理性別聯絡在一起。當時有語法性的語言非常多，包括英語。事實上在古英語時代，我們把名詞分為陽性、陰性和中性三類，這種結構在今天的許多印歐語言·中仍然存在，比如德語、希臘語和俄語。直到1066年，瘋狂的征服者威廉帶著古諾曼法語登上了英語的舞臺，英語的三種性才消失，大多數區分性的字尾也消失了。最終，講英語的人認為我們不再需要語法性了，於是我們決定採用雙向「自然」性系統，如今仍在使用。
直到幾百年後，「gender」這個詞才擴充套件到用來形容人。從那之後，「sex」和「gender」就開始互換使用了——那時我們還沒有將人的身體和文化相區別。就這樣混著用了幾個世紀，然後在你意識到問題之前，瞧，語法意義上的「gender」和人類性別意義上的「gender」已然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了一起。
今天，像法語和西班牙語那樣將每個名詞歸類為陽性或陰性，對大多數講英語的人來說可能過於複雜，但英語的自然性系統對沒有該系統的語言來說同樣煩瑣。匈牙利語、芬蘭語、朝鮮語、斯瓦希里語和土耳其語是世界上少數幾種完全沒有「he」和「she」這類性別代詞的語言。假如不提及性別，你怎麼知道說話者到底在說誰呢？這個問題一般可以藉助語境解決，不過有的語言擁有其他更有創意的中性方法。北美原住民的阿爾袞琴語（algonquianlanguages）有兩個不分性別的第三人稱單數代詞，誰使用哪個代詞取決於誰在會話中處於更核心的位置。在這些語言中，你所使用的代詞會隨著你討論的話題而變化。這個系統被稱為「另指人稱」（obviation）.真是絕頂聰明的方案。
除了代詞，還有一些語言本質上是沒有性別區分的，其中只有很少幾個詞語指代一個人的「自然」性別。約魯巴語（yoruba）是尼日利亞的一種語言，它既沒有指示性別的人稱代詞，也沒有英語中那幾十個性別名詞，比如「son」（兒子）、「daughter」（女兒）、「host」（男主人）、「hostess」（女主人）、「hero」（男英雄；男主角）、「heroine」（女英雄；女主角）等。相反，約魯巴語中最重要的區別物件是你所談論的人的年齡，所以他們不說「兄弟」「姐妹」，而說「長親」（egbon）和「幼親」（aburo）。約魯巴語中唯一與人的性別，或者說生理性徵有關的詞是「obirin」和「okorin」，意思分別是「有陰道的人」和「有陰莖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稱某人為你的姐姐，你應該說「egbonmiobirin」，也就是「我那個有陰道的長親」。當你說得如此具體時，就會反過來發現英語對迅速辨識性別的執迷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
我在高中的外語課上學了義大利語，這是一門有語法性的語言。在學習哪些單詞是陰性的，哪些單詞是陽性的時候，我總是想知道每個名詞到底是如何得到其性的。為什麼桌子、椅子和叉子這些詞是陰性的，而餐巾、食物和刀這些詞是陽性的？表面上看，這似乎完全是隨機的。但是語言學家表示，給名詞指定性其實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形態學家格雷維爾·g.科位元（grevilleg.corbett）曾經寫道，性的指定背後的原理在不同語言中存在很大差異。有些語言是基於單詞的發音或結構，有些語言是基於詞義，而大部分語言會同時考慮單詞的結構和意義。此外，一個詞的性的指定及其背後的動機，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
歷史上一直有少數男性學者試圖操縱語法性和人類性別之間的關係，以反映他們對男性和女性的個人看法。19世紀初，德國語法學家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將語法性的指定視為生理性別的直接延伸，他認為這一概念對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說語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個物體上的延伸，」羅曼解釋道，「在格林看來，用陽性名詞命名的東西出現得更早、形體更大、更堅固、速度更快、更剛硬、更活躍積極、更靈活敏捷、更有創造力；而那些陰性名詞命名的東西則出現得更晚、形體更小、更柔和、更安靜、更隱忍/被動、更願意傾聽和接受。」
格林有個朋友叫卡爾·萊普修斯（karllepsius），是普魯士的語言學家，他同意這種精準的詮釋。萊普修斯甚至聲稱，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類歷史上能領導世界的強國」才會區分名詞的性。在他看來，有語法性的語言的使用者對人類的兩種生理性別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沒有語法性的語言？它們在「衰落」。
就語法性理論而言，格林和萊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語現在不還活得好好的嗎？——我們也得有點19世紀普魯士男人的自信。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語言是否反映「自然」性這一問題持有極端觀點。事實上，許多學者認為語言和「自然」性之間根本沒有聯絡，沒有「滲透」。不過格林和萊普修斯在一件事上是正確的，即語法性與說話者對男性和女性的態度並不總是無關的。語法性既不客觀、也不必然為真。
有的時候，語法性中的性別歧視能把人氣死。
在有語法性的語言中，有很多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無法按照規定標準用「語法正確」的方式進行交流的。例如在法語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稱謂都是陽性的，比如警官、醫生、教授、工程師、政治家、律師、外科醫生以及其他幾十種工作稱謂（而「護士」「看護人」「僕人」這些詞恰好都是陰性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法語說「醫生很勇敢」，但這位醫生恰好是女性並且你想指出這一點，那你就倒霉了，這句話沒法說對，因為從語法上講，法語名詞「ledocteur」（醫生）和形容詞「courageux」（勇敢）都必須是陽性的。
法國女性主義者試圖想出幾個替代詞，比如「ladocteur」「ladocteure」「ladoctoresse」」。但在法國有一個真實存在的語法警察，即一個叫作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française）的官方語言委員會，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些詞，也拒絕將它們收入詞典。——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法蘭西學術院目前的36名成員中只有4名是女性；也不知道為何其中有6名男性成員的名字都是「讓」（jean）。
在義大利語中，陽性名詞「segretario」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書職位，比如傳統上由男人擔任的國務卿，而陰性名詞「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較低的接待員，傳統上由女人擔任。
今天，如果一名女性從政府部門的「segretaria」起步，一步步晉升為政要秘書，她就必須把頭銜的字尾改為陽性的。對她來說，事業的上升就意味著她頭銜的「男性化/陽性化」。
這些語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對人們看待現實世界的方式產生多大影響？有研究證明，其影響是巨大的。1962年，學者們進行了一項實驗，向講義大利語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編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詞，這些名詞有的以o結尾，有的以a結尾——在義大利語中，通常o是陽性字尾，a是陰性字尾。這些人被要求想象這些假名詞可能代表什麼，然後用一系列形容詞來描述它們，比如好、壞、強、弱、小、大等。然後，他們被要求用相同的形容詞描述男人和女人。結果呢？陰性名詞和女人都被描述為「善良的、軟弱的和嬌小的」。陽性名詞和男人都是「惡劣的、強壯的、高大的」。這項研究證明，語法性不可能不滲透到語言使用者的世界觀中。
還有很多語言的名詞分類系統並沒有明確的性別區分（並不像萊普修斯所說的——不管他是什麼意思——對生理性別有「較低階的理解」）。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語中，名詞按種姓的高低來區分。一種名為「奧吉布瓦」（ojibwa）的美洲原住民語言根據「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差異給名詞分類（在我看來這似乎比陰陽性區分法更符合邏輯）。
泰米爾語和奧吉布瓦語這兩個例子很好地證明了，語言的分類系統完全不是任意的，而是直接基於使用者對每個單詞含義的理解而產生的。人、動物、樹木和神靈都屬於奧吉布瓦語名詞中有生命的一類，而且在奧吉布瓦人的文化觀點中，雪和炊具也是「有生命的」名詞。但是在語法性有陰陽性之分的語言中，名詞分類的文化意義就開始出現問題了。因為語法性與語言使用者在文化上對人類性別的認知是密不可分的，理論上他們對男人和女人的印象不可能擺脫語言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會在他們學說話的時候就開始固化。
一個非常不理論化的例子來自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迪爾巴爾語（dyirbal）。迪爾巴爾語有四類名詞，第一類是陽性的，第二類是陰性的，第三類專門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類是指不屬於前三種型別的任何東西。這種分類聽上去十分簡單明瞭，但奇怪的是在迪爾巴爾語中，一隻動物總是首先被歸為陽性，除非該動物明顯比其他同類更有害或更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被歸為陰性。例如，在迪爾巴爾語裡，魚屬於陽性名詞，而危險的魚，比如石魚和頜針魚，就被標記為陰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與火、水、戰鬥有關的東西也是如此。「這種分類原理告訴了我們，迪爾巴爾人是如何看待他們的世界並與之互動的。」羅曼說。
迪爾巴爾語系統也是將「陽性」作為預設項的一個例子。彷彿在這個語言的世界裡所有的東西都是陽性的，除非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某事物不是這樣的。這種預設的男性/雄性模式出現在數百種語言的語法結構中，比如法語中只有陰性名詞用e做標記，或者在義大利語中，一群男孩和女孩會自動被稱為一群「男孩」（只有當一群人都是女孩時，你才會聽到人們使用陰性名詞）。有時候，男性/雄性的預設模式會毫不掩飾地出現在語言裡，例如衣索比亞的迪茲語（dizi）就把幾乎每一個名詞都歸類為陽性，除了那些「天生」為女性/雌性的東西，如女孩、女人、奶牛，以及小尺寸的東西，如小掃帚、小花盆。於是語言成了一種明目張膽地排斥所有陰性事物的終極手段。
在迪爾巴爾語的系統中，一個東西只要不能殺死你，就被認為是陽性的。將名詞按照危險與否的標準加以性別化的區分這種做法似乎離我們十分遙遠，但其實講英語的人在不知不覺中也做了類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詞「she」而不是「it」來指代非人類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車、船隻、飛機、海洋、國家、尼斯湖水怪和颶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家氣象局正式決定借鑑海軍氣象學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隻的傳統，只給颶風起女性化的名字。幸運的是，在1979年，兩個部門共同採取了性別平等行動並修改了該命名系統，將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內。以上所有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戰和威脅的，同時又有著被男人征服的漫長曆史。
1995年，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飛行員，他這樣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機：「我的妻子喬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競爭對手。在我們31年婚姻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知道‘另一個女人’的存在……當然，我說的是一架飛機……但這是一架多麼好的飛機啊。」一個爸爸炫耀他剛上過蠟的寶馬摩托車，說：「她可真是個美人兒！」一個it人員在你工作的時候停在你的辦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筆記型電腦，說：「把她開啟！」2011年，一群語言學家在《流行文化雜誌》（journalofpopularculture）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颶風過後商家銷售的帶有性別歧視的紀念t恤，其上印著的標語包括「卡特里娜，那個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騷擾、鄙視，還被她肏了：臭婊子」「讓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膩星期二狂歡節」。
20世紀20年代，男性語言學家為這種賦予物體人稱代詞的做法起了個名字，稱之為「升級」（upgrading），好像把這些東西叫作「她」，就把它們提升到了人類的地位。他們不明白的是，這樣做是同時把女性貶低到玩物和私有財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