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場所騷擾女性這件事，印度人把它叫作「挑逗夏娃」。我覺得挺有詩意的。這個短語讓我聯想到的畫面是，地球上的第一個男人踮著腳尖、歡快輕佻地跟在地球上的第一個女人身後，他遮羞用的無花果葉隨風輕舞著。在敘利亞，這種行為有時被稱為「taltish」，這個詞就不那麼詩意了。它有兩個發音刺耳的字母t，描述的是一種輕快利落地述說某事的方式，感覺就像把一杯馬提尼酒潑在聽者臉上。「piropos」這個詞在整個拉丁美洲都很有名，它來自古希臘語單詞「pyropus」，意思是「火色的」。據說，古羅馬人用這個詞表示「紅色的珍貴寶石」，類似紅寶石：它代表著心臟，因此男人追求女人時就會送她這種寶石（沒錢送女人寶石的男人們，就改送花言巧語）。但我用來代表騷擾女性行為的詞只有一個，它是在18世紀的英國被髮明出來的，那時它指的是對脆弱的戲劇演員起鬨的行為：「衣服不錯啊，美男！」，或者「滾下去！」。在英語中，我們稱之為「catcalling」（喝倒彩；吹流氓哨、街頭言語性騷擾）。
很多語言中都會有一個短語來形容一個人（通常是一個男人）在街上對一個他們不認識的人（通常是一個女人或具有女性外表的人）大聲進行性評論的行為，因為幾乎能在每個國家找到這種街頭言語性騷擾行為。儘管很多街頭流氓（catcaller）聲稱他們這是在誇讚別人（「寶貝兒你這是去哪兒啊？」「肏，看那屁股！」），但社會科學家和遭遇街頭流氓的人都能看出這才不是他們的真正意圖。當我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我會因為別人覺得我性感而激動，不管我穿著什麼衣服，從迷你裙和高跟鞋到藥妝超市裡隨手買的萬聖節睡衣套裝，我總會在街頭被這樣「搭訕」。我那身萬聖節睡衣上寫著「boo！」（噓聲），然後街頭有個人就「噓」了我，還向我求婚。
那個男人並不是真想和我結婚，也並不是想讓我覺得我自己很棒，他只是希望我聽到他的聲音，讓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幾秒鐘能控制我。因為街頭騷擾本質上與性無關，它只關乎權力。
自父權制出現以來，語言一直是男性維護其統治地位，確保女性和其他受壓迫的性別無法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場合猥褻地調戲陌生人可能是他們最浮誇的策略之一，但這並不是他們唯一的策略。其他剝奪權力的策略還包括，給女性貼上「overemotional」（過度情緒化）、「hormonal」（荷爾蒙過剩）、「crazy」（瘋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標籤，以此將她們的經歷貶低為不可採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場合稱女同事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潛意識地）貶低到從屬於他們的地位。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個辦公室裡，公司老闆用頭髮顏色指代每一個女員工：「你今天來得可真早啊，金髮美女。」「那篇文章寫得怎麼樣了，小粉妞？」——我還有一個同事是男員工，他的後腦勺剃著鋸齒形的髮型，但老闆叫他時只叫他的名字「丹尼爾」。
其他基於性別的權力遊戲包括以一種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氣與女性交談，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說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說教」的例子之一，來自2017年的一段影片，影片中有六位傑出的科學家在進行小組討論，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韋羅妮卡·胡貝尼（veronikahubeny）。討論進行一個小時後，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學家）終於向胡貝尼提出了一個問題，但他的音量馬上蓋過她，試圖替胡貝尼解釋她的研究，卻沒有成功。此時一名觀眾喊道：「請讓她說話！」觀眾們隨即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主持人終於閉上了嘴。
不停地打斷女性發言也是一種類似的控制策略。許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場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斷（1975年的一項規模不大但意義重大的調查發現，記錄在案的男女對話中，幾乎98%的打斷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還有完全不做回應的行為。羅賓·拉科夫曾指出，打斷別人發言所傳達的含義是說話人在此沒有發言權，或者他們說的話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應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發言的存在。這就像是在說，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價值的貢獻；所以對聽者來說，女人的發言可能只是一陣噪聲有點大的風，根本不值得回應。記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創造力的高層人物推銷一個專案，他們的老闆是一個60多歲的英國人，他在整個會議中一句話也沒說，當我發言結束時，他立刻開始和同事繼續談論我來之前他們在聊的話題，彷彿我剛剛45分鐘的講話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男人還有一種行為是，當一個女人指出他們的不妥行為冒犯了自己時，他們會反駁並否認女人的指控。
男人經常隨意地用語言來支配女人並不是什麼新聞。我們很難忘記，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義上還不被認為是「人」（美國女性直到19世紀末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財產，半個世紀後才擁有投票權，而這還僅限於白人女性）。儘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優秀代表越來越多，但整體而言，女性的境況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好轉。相反，事實往往是，隨著女性獲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權，男性藉助話語凸顯權力的行為也在相應增多。因為男人們早已習慣了自己作為全人類的代言人，這真要感謝幾千年來的「傳統」；所以當女人開始進入他們的領地時，男人們覺得必須做些什麼來鞏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權威。在某種程度上，街頭言語騷擾、打斷女人發言、無視女人並說她瘋了，以及其他的噤聲手段，都是在回應女人對他們權威的漸進挑戰，都是讓女人的想法和言論變得無關緊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奪回權力的詭計。
「堵嘴噤聲永遠是一種政治策略，」羅賓·拉科夫在1992年的論文中寫道，「失去了聲音就意味著失去對事情的‘發言權’，失去講述自己遭遇和經歷的‘發言權’，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論是在被剝奪者眼中，還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剝奪話語就等於被剝奪了人性。」當一個人的人性被剝奪時，平等對待他們的義務也同時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讓女人噤聲的目的都不僅僅是為了讓男人更享受交談，」拉科夫說，「它是製造、強化政治不平等，並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滿希望的事實是，不平等實際上不是在所難免的。要糾正這個錯誤，我們需要做的是說服那些目前霸佔著麥克風的人——也就是壟斷社會和政治控制權的人——聽從幼兒園老師當初給我們的教導：輪流來，讓別人也有機會拿麥克風。另外需要做的是，讓那些一直以為自己不配獲得麥克風的人有機會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們必須首先理解為什麼這些語言支配行為會以這種方式發生——我們必須理解街頭言語騷擾、打斷女人發言，和其他形式的基於性別的語言騷擾的社會功能----否則以上種種都是空談。理解上述行為將幫助我們瞭解為什麼我們現有的處理話語權力行為的策略到目前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後我們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近年來，語言支配行為並沒有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2017年的一項研究分析了最高法院1990年、2002年和2015年的庭辯記錄，結果發現，隨著更多女性法官坐上了法官席，女性發言被打斷的情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多。如果你期待女性法官越多，女性權力就能常態化，你可能會大失所望。「打斷髮言是為了建立主導地位⋯⋯因此，女性越有權力，被打斷髮言的次數就會越少。」研究者這樣寫道。然而現實情況是他們發現：在1990年，當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dayo'connor）大法官是法官席上唯一的女性時，35.7%的打斷髮言是針對她的，這在九位大法官中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了；十二年後，在露絲·巴德·金斯伯格成為大法官後，這兩位女性法官發言被打斷的次數所佔的比例達到了45.3%；2015年，當三名女性法官——金斯伯格、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和埃琳娜·卡根（elenakagan）——坐上了大法官席位，這個數字上升到了65.9%。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在法庭上取得重要地位，情況反而變得更糟了。」該研究的作者們寫道，他們同時證明了打斷髮言的動機絕對包含性別因素，與大法官資歷是否深厚毫無關係。得出這一確鑿結論的根據是，研究者發現女性法官不但比男性法官更經常被男性同事打斷髮言，而且也更經常被法庭職權低於她們的男性打斷，也就是那些試圖說服她們的男性辯護律師。由此作者總結道：「儘管最高法院大法官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一部分人，但性別在他們身上的影響力大約是資歷的30倍。」——更別提在2015年，最常見的打斷法官發言的現象是男性辯護律師高聲蓋過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的聲音發言，這種情況佔到當時法庭上所有打斷事件的8%。索托馬約爾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有色人種女性法官。
大多數女性沒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斷髮言的經歷，但她們都經歷過言語性騷擾。在所有貶低女性的語言策略中，我們經常聽到的往往是街頭言語騷擾，因為（1）這是一種幾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視為女性的人都經歷過的性別壓迫形式，而且（2）經歷過的女性幾乎都對此深惡痛絕。根據非營利組織「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頭騷擾」（stopstreetharassment）在2014年進行的兩項調查顯示，65%到85%的美國女性在17歲之前經歷過街頭騷擾。有此遭遇的女性涵蓋各年齡段、種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區，受害者中還包括許多男性，尤其是非異性戀和非順性別男性。來自「停止街頭騷擾」組織的資料顯示，自我認同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或跨性別者的受訪者明顯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頭騷擾。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頻繁的街頭騷擾。
在廣播節目《美國生活》（theamericanlife）的一期裡，澳大利亞記者埃莉諾·戈登-史密斯（eleanorgordon-smith）試圖在悉尼的繁忙街道上採訪每一個挑逗她的男人。為了說服她遭遇的其中一名男性，讓他相信女性實際上並不喜歡陌生人不友好的性評論，她引用了一項民意調查，該調查顯示：67%的女性認為與街頭騷擾者互動會招致暴力傷害；遭遇街頭騷擾後，85%的人會感到憤怒.78%的人會感到厭煩，80%的人會感到不知所措.72%的人會感到噁心。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項小調查，讓我在社交媒體上的朋友們用一個詞來形容街頭騷擾帶給她們的感受：「渺小」「被貶低」「被物化」是最常見的回答。「喊回去！」組織的調查顯示，在美國只有3%的女性認為街頭言語性騷擾是一種稱讚。
3%這個數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慮到大多數被指控性騷擾的男性都說他們只是為了表達欣賞讚美。「我沒那個意思」「我是在誇你啊」「我們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個招呼而已」，這些是語言學家從街頭騷擾者那裡收集到的一些回答。撇開統計資料不談，這些強詞奪理的說辭最大的邏輯漏洞是，對從身邊經過的陌生人吹流氓哨，主動評價他們的穿著或行為舉止，對福斯一般不會關注的特殊身體部位發表性評論，這一系列行為完全不符合專家們觀察到的任何一種稱讚行為的標準。——2008年的一項研究通過觀察分析這類行為得出了最中肯的結論，即男性對女性的稱讚大多與外表無關，而是為了在向女性提出可能有損面子的要求或批評時緩和語氣，而且總是發生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例如：「凱特，你知道你是我的最愛，但你能不能明天儘量準時出現？」2009年，語言學家內莎·沃爾夫森（nessawolfson）和瓊·馬內斯（joanmanes）在一篇名為《稱讚作為一種社交策略》（「thecomplimentasasocialstrategy」）的論文中表示，無論其直接功能是什麼.「稱讚都有一種潛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創造或加強稱讚者和被稱讚者之間的團結」。如果有一個不熟悉人類社會互動模式的外星人，我們要用一種善意的方式與其建立聯絡，我想我們都會同意「微笑」是個不錯的辦法，而「讓我拍拍你的美臀」絕對不合適。
2017年，喜劇演員彼得·懷特（peterwhite）對街頭騷擾者的荒唐辯解進行了精闢的糾正：「我認為男人應該遵守這條黃金法則：如果你是一個男人，不要在街上對一個女人說任何你不想在監獄裡聽到其他男人對你說的話。」
客觀地說，在街上被陌生人隨意評價身體的確非常奇怪，這與其他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都不同，真的會讓人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在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街頭騷擾總是讓我很苦惱，所以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都只是低下頭不予理會。但我20歲出頭時上了一兩門性別和語言課程，之後我內心的革命反抗精神就被激發出來了.然後我決定試著正面回擊街頭騷擾。因為我聽說很多男人這樣做就是為了看女人驚慌失措時的快速反應，朝他們微笑或者豎中指對他們來說都意味著騷擾成功，所以我想給那些街頭流氓一些出乎他們意料的東西。
有一次在聯合廣場公園，兩個反戴鴨舌帽的男孩朝我喊叫，要「讓我樂呵樂呵」。「我知道你們為什麼這麼做，」我回應道，「你們只是想向同伴證明自己是鋼鐵直男。我在學校專門研究你們這種人。想耍我，沒門兒。」我不確信自己是否能成功勸誡某個我遭遇的男人永遠不再用言語騷擾陌生人，但我確實唬住了其中一些，讓他們尷尬得無地自容，那些時刻對我來說都是小小的勝利。我記得有個人聽我說完後扭頭就跑，雖然我確信這是因為他被惹惱了而不是感到了挫敗，但我的回擊確實奏效了。
我在社交媒體上讓朋友們告訴我，她們個人最喜歡的應對街頭騷擾的方法，結果得到了一堆回應，其中有用外語大喊來嚇唬他們，做鬼臉來迷惑他們，緊盯著他們看讓他們感到被凝視的不舒服。我還問過德博拉·卡梅倫，面對街頭騷擾她是怎麼做的。「我偶爾會說‘滾遠點’，」她告訴我，「但像大多數女性一樣，我也十分警惕，儘量避免跟他們發生衝突，因為的確可能會有危險。」
不幸的是，卡梅倫認為在街頭流氓身上花任何時間，比如試圖與他們講道理或改變他們的行為，都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他們才不會聽，尤其是當他們有一群人的時候，」她說，「假設你對一個街頭流氓說：‘你能給我解釋一下你剛剛為什麼這麼說嗎？’並且不斷質疑他的每一個答案，看著他掙扎著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這樣做可能的確挺好玩的。但我真的不認為大部分街頭流氓能有耐心接受這種‘訪談’。」
而且就算他們願意跟你交流，結果也往往不盡如人意。戈登-史密斯在那期《美國生活》節目中說，在街頭騷擾她的人有幾十個，但是她只成功說服其中的一個停下來和她進行真正的交談。作為一名前演講辯論賽選手，戈登-史密斯給了這個傢伙各種合理的論據——統計資料、深刻犀利的提問、充滿情感的個人逸事----讓他反思自己的行為。但最終他還是無法被說服。在和這個男人——戈登-史密斯說他挺友好的，「不是個壞人」——相處了120分鐘後，戈登-史密斯唯一做到的就是讓他保證不再在街上對女性進行肢體侵犯（他很喜歡拍女人的屁股）。這個男人覺得沒有必要停止進行性評論，但他也想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他說：「夸人嘛，我要是覺得沒啥不妥……我就還是會說啊。」然後戈登-史密斯爭論說，他這樣還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了女性的痛苦之上，根本不在意女性的感受。那個人說：「好吧，可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