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告訴你為什麼我覺得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喪嗎？」在節目最後，戈登-史密斯這樣說，「在街頭採訪的這幾天，我一直相信人們是想要變得更好的，相信所謂街頭騷擾的出發點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樂子和誇讚別人。但是現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為當我告訴人們街頭騷擾讓我們多麼憤怒、多麼難過.當我告訴人們性暴力的統計資料時，男人們的反應並不是‘我覺得這些很重要，我不應該再這麼做了’，而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很遺憾，戈登-史密斯是對的。僅憑告訴一個街頭流氓，或其他任何實施言語性騷擾的人他的話很傷人，根本不足以讓他改邪歸正。但這並不是一個人的品行問題，如果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就好了。不，這是一個群體性的大問題：我們社會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們可以擁有什麼、支配什麼。
街頭騷擾.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個男人用他永遠不會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觸控陌生女人——比如在擁擠的酒吧裡，一個男人從一個女人身邊經過時把手放在她的臀部——這些惡劣行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樣的。任何形式的性騷擾和性侵犯都潛在地依賴於一個假設，即男人對女人的身體有自主控制權。性騷擾和性侵犯是社會控制的一種表現，是向女人發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訊號，因此女人無權享有隱私。
當一個男人觸控一個陌生女人，或者對她說一些露骨的話，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擁有支配受害者身體和性的權利，這樣就把女人變成了一件玩物，使人們不再關注她所具備的更有價值、更優秀的身份和品質。學者貝絲·a.奎因（betha.quinn）曾指出，根據對性侵犯事件的研究，關注女性的性特徵可能會「抹殺對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賴性，乃至人性的認可」。換句話說，一個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執行長，智商180，或者一個在法庭上論辯的檢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師稱她為「親愛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剝奪否定了。——形成對比的是，當一個男人炫耀自己的異性戀性取向——比如進行街頭言語性騷擾——時會讓他顯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說：「性權力是不對稱的，我這麼說的原因部分在於，同樣被認為‘性感’時，女人和男人要面對的後果是不同的。」
順便說一下，這種過度親密的言語騷擾並不只發生在女性身上。我們的社會文化有一個令人擔憂的習慣，那就是總以一種自負傲慢的親密態度對待各類邊緣群體，比如有色人種、酷兒群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等。2017年，對一段隨身攝像機影像記錄的研究顯示，與白人司機相比，警察對黑人司機使用「我的夥計」等態度隨便的稱呼的可能性要高出61%。這種互動不是感情好的表現，也不代表聽者身上有什麼應該被誇讚的地方。它本質上只是一個訊號，表明說話者認為對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識地覺得宇宙給自己頒發了什麼資格證，允許他們如此居高臨下地怠慢聽者。
為什麼很多男人覺得他們有權利評論女性的身體，有權利在會議上無視女性發言，或者以她們來例假、歇斯底里發作為藉口任意打發女性？這些問題有一個共同的答案：因為他們缺乏共情。對性騷擾者的研究表明，當一個女人反擊一個男人的性騷擾（對於男人來說，她不應該這樣做，她只是他的性物件而已），而這個男人奇蹟般地跟她討論起來的時候，他大機率會為自己找各種藉口辯解開脫。他會說你誤會了，說他並沒有惡意，他是一個「好人」，不應該被抱怨，也不應該因為說幾句機靈的俏皮話就名譽掃地。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只是在裝傻罷了。因為研究表明，當性騷擾者被要求與他們的騷擾目標互換位置時，他們能夠很快地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他們並不是行為欠考慮，然後被別人誤會了意圖.而是對自己造成的傷害漠不關心。他們缺乏共情。這一切背後的深層問題，與我們的社會文化如何教導男人「是個男人」有很大關係。
我們的社會設立的男性氣質的既定標準是非常極端且不恰當的：人們要求男人要強壯有力量，只能是異性戀，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與女性氣質劃清界限。為了展現男性氣質、保護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學會了一條生存法則：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用自己的觀點壓制女人的觀點，必須無視女人的痛苦。正如貝絲·a.奎因在2002年所寫的那樣：「男人無法與女人共情，因為男性氣質的束縛使他們無法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而男人在與女人相處時的道德立場也因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這種對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無疑也反噬了男性，因為男性氣質的標準不允許男性表現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體或語言特徵。於是他們總是把自己鎖在一個叫作「異性戀本位的男性化行為」的僵化盒子裡，害怕自己因被認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權被剝奪的危險境地。
我認為共情缺失也是造成打斷女性發言、不回應女性、男性說教、稱女性「歇斯底里」，以及目前已知的許多其他用語言凸顯男性權力的行為頻頻出現的原因。因為正如我們所知，男性氣質會阻礙男性與女性團結在一起，所以當一個男人無視或用暴力壓制女性的聲音時，他就是在按照社會標準行事，而且做得很好，充分履行了他性別角色的職責。而這種性別角色所造成的傷害，就變得不足掛齒。
女性主義者戴爾·斯彭德（dalespender）曾說過，當女性或酷兒的經歷無法被講述時，人們就會以為這兩類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們有「性別歧視」「性騷擾」「恐同」這樣的標籤之前——這些詞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出現——人們只會指責受害者，說是他們自己的行為出了問題：女人過度敏感、神經質（或者說是她「自找的」），同性戀者都面目可憎、令人噁心。但即使我們命名和承認他們的經歷，我們仍然經常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們教導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從地鐵站走到公寓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壓制，那麼你就有責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責任，找到讓自己被傾聽的辦法。比如在2017年，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在參議院的發言被米奇·麥康奈爾（mitchmcconnell）制止，但她無所畏懼地繼續發言。或者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建立自己的組織、走上街頭，告訴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我想花點時間從語言學的角度簡單批評一下這種錯誤做法，就是在談論性同意時，我們教女人說「不」，同時教男人傾聽女人的拒絕。對現實生活中拒絕案例的分析表明，講英語的人往往會遵循一套明確的模式，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拒絕事物，這其中並不包含大聲說「不」。相反、這套模式通常是：表現猶豫+使用模煳限制語+表達遺憾+給出一個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這項作業」，或者「哦，對不起，我得回家餵貓了」。作為聽者，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推斷別人話裡的意思，不管對方是委婉含蓄還是直截了當。——想象一下，如果一個朋友邀請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卻直愣愣地說「不！」.那該有多奇怪！更不用說在有人實施性侵犯的情況下，如此強硬地拒絕可能會導致更危險的情況發生。教導人們「不就是不」的問題在於，它實質上免除了性侵犯者應該依照常識傾聽並領會說話者意願的責任，於是他們就可以說：「可是她並沒有直接說‘不’啊。我又不會讀心術。」然後我們的社會文化會說：「有道理。還是她的錯。」另外，正如我們已經瞭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說「不」，性侵犯者也不會聽的。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他們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為我們的社會文化告訴他們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當然，鼓勵邊緣群體大聲而明確地自我主張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實際操作中，這隻能解決一半問題。另一半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原本就給女性和酷兒為自己挺身而出設定了重重阻礙。
明尼蘇達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學院的性別和哲學學者佩格·奧康納（pego’connor）這樣解釋道：「我們的性格和處境都與伊麗莎白·沃倫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強硬拒絕性騷擾或是大膽指控性侵犯，就會遭到解僱。在她們的私人關係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說出真相可能面臨的後果。」對於因反對性傷害而受到懲罰的恐懼是全方位的，並最終從內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動，使女性自己選擇了沉默。「這絕不是在指責受害者，」奧康納解釋道，「而是在確認被支配或被壓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監管’或變得‘溫順’的。」
更重要的是，由於幾個世紀以來社會文化一直灌輸著女性脆弱、過度情緒化、不適合掌權的資訊，許多女性便內化了一種信念，即認為女性沒有話語權是很自然的。她們無意識地認為沉默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太張揚、太果決意味著會失去女性身份，而女性身份是她們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珍貴組成部分。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人們根本不需要考慮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騷擾，或者自己穿牛仔褲時被陌生人評價臀部，自己應該準備什麼樣的猙獰面孔或巧妙的話語進行回擊。在這樣的世界裡，性和調情將是人們在雙方同樣渴望並一致同意的情況下所做的事情，強調同意或者拒絕將變得不再必要，因為每個參與者都將提前花時間運用共情來了解對方的想法。「hysterical」這個詞會和「oldmaid/spinster」一道被葬入遺忘的墳墓。每個人，無論性別，無論在什麼時候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說，麥克風都在那裡，觸手可及。
要創造這個完美世界，一開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而是要教育男性——從他們小時候開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並不只屬於他們。當男人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作為他們的父母和老師，我們必須打破社會文化中無處不在的男性氣質傳統觀念。我們必須接受並真正鼓勵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試圖從語言或其他方面攻擊貶抑女性時，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邊、站出來維護她們。就像德博拉·卡梅倫曾經說過的那樣：「把自己作為人的原則置於兄弟之間的忠誠之上。」要讓他們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當成入侵者是錯誤的。
2015年，謝麗爾·桑德伯格·向《紐約時報》講述了一個叫格倫·馬紮拉（glenmazzara）的人的故事，他製作了一部熱播電視劇《盾牌》（theshield）。馬紮拉在該劇的推介會上注意到，該劇的兩位女性編劇從來不發言，於是他把她們拉到一邊，鼓勵她們不要那麼害羞。兩位編劇直言這不是「害羞」的問題。馬紮拉也很快發現，幾乎每當這兩位女性編劇之一想推介什麼，她就會被打斷，不得不住口，或者她的想法會在說完之前就被一個男人竊取並因此獲得功勞。馬紮拉是個大忙人，他本可以忽略這兩位女性，也可以告訴她們要練習如何才能更好地堅持自己的主張；但相反，他試著通過改變推介會現場的互動模式來幫助她們，讓她們的聲音真正被聽到：他設立了一條「不可打斷」規則，這樣任何人都不被允許在任何性別的人把話說完之前打斷他們。事實證明，新策略奏效了，兩位女性編劇的想法得到了傾聽，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和創造力都提高了。
手握權力的男性應該把以此方式伸出援手視為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們最終也能從多元化的聲音中獲得好處。從美國曆史上最有權勢的男人之一那裡得到一點啟示吧：在2014年的一場新聞釋出會結束時，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請八名記者提問——全都是女性。這一行為立即登上了國際新聞的頭條。「如果一位政治家只給男性提問的機會，那就不會是新聞，那是普通日常，」謝麗爾·桑德伯格評論道，「我們想知道，如果我們在會議上都像歐巴馬那樣，儘可能為女性提供發言機會，會發生什麼。」
這並不是說，男人在著手解決整個問題的時候，女人都去坐嘉年華大郵輪，從陰道形狀的鴨嘴杯裡咂咂地喝著椰林飄香雞尾酒，什麼都不用操心，坐等母系革命勝利就行了。儘管這聽上去十分令人振奮，但現實地說，我們也必須在這一過程中自己站出來抗爭。當受到委屈和被誤解時要大聲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動申請有權勢的職位，要多聘用女性。羅賓·拉科夫在1992年寫道：「假如我們自己順從地不發出聲音，那麼人們就不會感到恐懼或羞愧，從而會失去任何做出改變的動力。」
取得話語權、得到人們的傾聽和尊重這一過程著實不易，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令人沮喪。畢竟語言非常有趣，而且除了不允許在電影院大喊「著火了」之外，很少有法律會管控我們可以說什麼。對那些喜歡用並非人人覺得「合適」的方式說話的人來說，這尤其是個好訊息。而在我看來，採用某些人認為「不合適」的說話方式和詞彙，是你在語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義的事情。
你準備好享用美味的「不合適」的語言了嗎？如果美國電影協會要對下個章節進行評級（我很高興他們沒有這麼做，幸好書不需要像電影那樣接受評級），那下一章必然會因為髒話被評為r級（限制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