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口哨的水手，司晨的牝雞，罵髒話的女人，應該一起下地獄。
——美國諺語
理查德·斯蒂芬斯博士（dr.richardstephens）和他的研究團隊已經徹底證明了我是對的。2017年，他們在《人格與個體差異》（personalityandinpidualdifference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人格型別和日常習慣之間的關係的論文。對1000名參與者進行調查研究之後，斯蒂芬斯博士及其團隊找出了不同人類特質與行為之間的各種關聯，比如喜歡黃色笑話的人一般比較外向，喜歡在淋浴時唱歌的人更隨和。但其中我認為最棒的研究結果是：一群人中智商最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講髒話。
這其中的關聯似乎是個人性的。和大多數美國孩子一樣，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高中老師和朋友們的嚴厲爸爸宣揚的說法，即說髒話的頻率高意味著你易怒、粗魯、不淑女、詞彙量有限，一直伴隨著我。我當然希望別人都覺得我既聰明又優雅，但我對這番言論始終心存懷疑。無可否認，我是我認識的人當中嘴最臭的。在我九歲的時候，一個女生在課間休息時問我敢不敢對食堂阿姨說「shit」——我說了，也沒惹上麻煩——從那以後我就迷上了說這個「髒詞」。對我來說，斯蒂芬斯的發現是個絕好的訊息。我還把它分享到臉書上.私心希望我十二年級的英語老師會點選檢視。
英語中的大多數髒話可分為三個主要的語義類別，它們反映出了我們社會文化特有的焦慮和迷戀。這些類別包括：性，比如「fuck」「dick」「cunt」；糞便及排洩器官，比如「shit」、「crap」（糞便）、「asshole」（屁眼）；宗教，比如「damn」（詛咒，該死）、「holyshit」（「聖屎」，我靠）、「christonacracker」（「餅乾上的基督」，我嘞個去）。在我的整個青年時代，我都清楚知道一個小女孩說這些詞是不合適的、不禮貌的，但令人沮喪的是，這樣說話很可愛。不管別人怎麼想，反正這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壓制我對說髒話的熱情。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偷聽過父母正在看的r級電影，也在超市聽到過大人一把接住掉下來的酸黃瓜罐頭時大叫「shit！」，然後自己偷偷地練習這些話。說那些開頭有爆發、結尾有強拍的詞，比如「bitch」「fuck」「dick」這些詞，就像是在嘴裡開派對----「fuck」這個詞就同時用到了嘴唇、舌頭和牙齒。這是語言健美操，而且是「成年人的語言」——孩子的禁區。沒有什麼比這更吸引人的了。
多年以後，我在大學裡學到了語音象徵（phonosymbolism）的概念，即一些語音本身就具有意義並能表情達意，比如「chop」（剁，砍，噼）和「slap」（拍擊）這兩個詞的讀音本身就很刺耳，「slither」（滑行，滑動）讀起來給人一種溼軟黏煳的感覺，而「velvet」（天鵝絨）會讓人感到柔和舒適。髒話裡總有噼裡啪啦的爆破音，讓我覺得特別有趣，它們在語法上的「萬能」也讓我十分著迷。例如，「fuck」這個詞不僅單獨說時很有趣，而且還是英語中可塑性最強的單詞之一，它幾乎可以自然地適配任何語法形式來表達說話者的情感。你可以把它用作名詞——「youcrazyfuck！」（你丫就一瘋子！），用作動詞——「thistrafficistotallyfuckingme」（堵車堵死了），用作副詞——「ifuckingnailedthat！」（我可太牛了！），形容詞——「thissituationistotallyfuckedup」（完蛋了），或者用作感嘆詞——「fuuuuuuuck」（我靠）。如果你像我一樣習慣說「fuck」，你也可以把它當作「um」或「well」這種話語標記語或填充詞來用，比如：「fuck，so，youwanttogetsomepizzalater？」（嗯，那你待會兒想吃比薩嗎？）
我的想法與老師和家長通常勸導的相悖，我倒傾向於認為，能流利說髒話的英語使用者通常也能更具創造性地運用這門語言。音系學入門課上我最喜歡的關於髒話的一個事實是：髒話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綴的英語單詞型別。中綴是插入單詞中間的語法意義單位，類似於出現在單詞開頭的字首，如「unusual」（不尋常）中的「un」.或出現在單詞末尾的字尾，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語言會頻繁使用中綴，但英語中只有兩個中綴：「fucking」和「damn」。舉個例子：「i’llguaran-damn-teeyouthatyou'regonnalovecali-fucking-fornia.」（我敢他×的保證，你肯定會愛上他×的加州。）
狂飆髒話可能是每個語言書呆子的夢想，然而髒話的爭議性真的太大了。在我看來，我們文化對髒話的忌諱和恐懼——電視節目裡的髒話消音「嗶」聲，母親用肥皂給孩子洗嘴的影像畫面——總體上似乎有點……帶有清教徒式的保守色彩。太誇張了。畢竟、髒話和語言侮辱是有很大區別的。這兩者雖然有重疊之處，但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提到過的，你既可以罵人不帶髒字，比如改用「nasty」「wimp」「pansy」，也可以說髒話而不以侮辱別人為目的。
語言學研究表明，現代人說髒話實際上很少帶有敵意或冒犯；相反，髒話成了一種極其複雜、豐富多彩的語言類別，幾乎可以用於表達一切情感——幽默、震驚、悲傷、團結。在一些語境下，有的髒話可能會被認為是禮貌的。大多數時候，髒話能促進社會和諧，比如你可能會對別人這樣說：「thatisafuckingbrilliantidea」（我靠，這主意真贊），或者「thesecupcakesaretheshit」（這些紙杯蛋糕好吃到爆）。語言學家說，僅有的幾種不禮貌的情況是你故意使用髒話威脅別人——比如「don’tfuckingtalktomelikethat」（別他×的用那種口氣跟我說話），「backoff，bitch」（滾開，婊子），或者當眾表達強烈的情緒，或者在某種情況下誤解了社交規則。但總的來說，在21世紀，人們對髒話的日常使用大多都被認為是無傷大雅的。正如蒂莫西·傑伊（timothyjay）和克里斯廷·揚施維茨（kristinjanschewitz）兩位研究人員在2008年所寫的那樣：「研究收錄了數千個髒話使用案例，其中沒有任何案例導致任何形式的身體攻擊。」
然而在歷史上，人們對髒話的態度——尤其是當女性說髒話時----並非一向如此正面。由於髒話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具有毋庸置疑的攻擊性，所以說髒話的女性就會被視為破壞了女性氣質的傳統規則，也就是要求女性甜美、恭敬，並經常照顧他人感受。當然，違背這種期待會招致批評。就拿我來說，我曾多次被告知我「說髒話的方式像個男人」，但我不確定這到底是誇我還是批評我。
說髒話代表著男性氣質，這種觀點可謂歷史悠久。雖然語言禁忌可能很早就存在了，但「髒話」直到中世紀才真正誕生，當時的宮廷禮儀傳統創造並定義了「文雅」的概念，並由此產生了「乾淨」言語的新標準。這套「優雅」標準不但強化了言語禁忌，同時也把女性置於「聖壇」之上，也就是說，女性不可以說髒話、男性不可以當著女性的面爆粗口成了人們的共識。
「女人的雙唇和耳朵嬌嫩無比，不能被髒話玷汙」這種文化糟粕，其實連莎士比亞也曾諷刺嘲笑過。在《亨利四世》中，霍茨波因妻子潘西夫人發誓時用下等人的口頭禪而取笑她。他說：「來，凱特，我也要聽你唱歌。」潘西夫人回應說：「我不會唱，真的不唬你。」霍茨波說：「什麼‘我不會唱，真的不唬你’！親愛的！你發起誓來怎麼像個糖果師傅的老婆！……凱特，像個優雅貴婦那樣向我發誓吧，發個漂漂亮亮的誓。」
讓霍茨波懇求潘西夫人不要像一個下等糖果師傅的老婆，而是要像一個貴族淑女那樣發誓，莎士比亞由此證明了人們不僅把髒話與性別聯絡在一起，還與社會階級聯絡在一起。人們的普遍觀點是，窮人說髒話的次數比富人多，而且罵髒話的方式與富人不同。幾個世紀後，講英語的人仍然持有這種預設觀點。1997年的一項關於性別和髒話的研究顯示，聽者認為滿嘴髒話的女人不僅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而且道德水平也較低。言下之意是，喜歡說髒話的女人比不喜歡說髒話的女人更有可能亂扔垃圾或欺騙配偶。然而研究參與者對罵髒話的男人並未做出如此評判。
甚至有一些語言學家相信，髒話有著本質上的「男女」之別，而不遵守這些區別規則的人違背了他們的自然本性。我們的老朋友奧托·葉斯柏森在1922年寫道，女人「對髒話有一種本能的畏縮，她們骨子裡偏愛精緻優美的、（在某些方面）含蓄而間接的表達方式」。羅賓·拉科夫在《語言與女性地位》一書中也給出了類似的看法，她指出，因為長期以來女性被社會規訓說話要更有禮貌，所以她們更有可能說「goodgrief」（天哪）和「oh，shucks」（哦，哪裡）之類的話，而男性則會說「goddamnit」和「holyshit」。在拉科夫看來，女性弱化了的髒話不那麼有力，能傳遞的情緒也更少，因此更「淑女」——這種不髒的髒話反映了她們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和抱怨者的角色。她說：「女人不使用下流或不雅的表達方式。」
這些關於女性和髒話的錯誤看法初看似乎無關緊要，但它們會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嚴重的影響。1991年，一項關於煤礦井下性騷擾的研究表明，女礦工職業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她們的男同事以她們過於敏感而不敢罵人為由，將她們排擠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還發現，如果這些女性開始說髒話，她們也並不能獲得與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為說髒話實際上通過反差並置（juxtaposition），強化了她們的女性氣質。換言之，當女礦工們採用了充滿「男性氣質」的說話方式，她們的女性氣質被反襯得更加顯眼，類似於霹靂嬌娃（charlie’sangels）留著長髮、穿著緊身衣，卻手拿九毫米手槍的效果。你有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一個男人認為會開槍、會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樣的道理。研究發現，男礦工實際上把女礦工說髒話的行為解讀為一種「邀請」，同時說髒話的女性受到的性騷擾明顯多於不說髒話的女性。不過，那些選擇完全不說髒話的女性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她們被排除在對話和參與之外，最終被排除在了權力之外。正如一名女礦工告訴研究人員的那樣：「骯髒的語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一條無形的界線。」女礦工們最終發現自己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說髒話，或者不說髒話，她們都是輸家。
在日常生活中，髒話使用上的性別差異並不像在礦井環境中那麼極端。語言學家發現，決定大多數人如何說髒話的最大因素是語境和環境，而不是性別。孩子們學到的關於髒話的第一課，就是發現他們在課間休息時可以隨意爆粗口，但在數學課上就不行。葉斯柏森、拉科夫和其他許多現代傾聽者沒有意識到的是，女人和男人一樣享受限制級語言的樂趣，女人的性別本質並不會導致她選擇說「fiddlesticks」（胡扯）而不是「fuck」。對現代髒話的研究一致表明，每個人說髒話時都一樣激烈有力。唯一的差異是女性使用這些詞的動機略有不同，而這種不同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人們會說髒話」，這是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的社會心理學者凱倫·斯特普萊頓（karynstapleton）的一個研究課題。2003年，斯特普萊頓在愛爾蘭的一個城鎮進行了一項關於男性和女性說髒話習慣的調查，共採訪了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在她所研究的人群中，說髒話是一種常見的日常行為——大多數人說出的髒話並不被認為淫穢下流，而且男女說髒話的頻次是等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