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兩位瘋狂、堅定的女性主義者，瑪麗·戴莉（marydaly）和簡·卡普蒂（janecaputi）出版了一本名為《韋氏第一版新星際邪惡英語詞典》（websters’firstnewintergalacticwickedaryoftheenglishlanguage）的書。這本激進的、充滿女性力量的新詞典旨在將英語，亦即二位口中的「父權語言」，轉變為一種為女性而生、關於女性的語言。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死硬派，她們真誠地相信女性性別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優越的，一個由女性領導的世界應該是我們的現實目標（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覺得所有女性主義者都是她們這樣的）。
戴莉和卡普蒂反傳統的《邪惡詞典》重新定義並調整舊英語單詞、引入新單詞，創造了一套靈動古怪、女巫般的新語言，直白地反映出了女性眼中的世界。以下是一些重要詞條：
dicktionary（老二詞典）：所有父權詞典；一群混蛋編出來的毫無創意的、被規訓與壓抑的詞彙系統。
hag（醜老太婆）：女巫，復仇女神，哈耳庇厄，出沒於父權制的樹籬（邊界）附近，恫嚇蠢貨，召喚並引導舉止奇特、迷茫流浪的女人們到達原野。
croneology（乾癟醜老太婆年代學）：激進女性主義年代學。
gyn/ecology（婦/科學）：乾癟醜老太婆用來揭露體制、意識形態與暴行之間聯絡的知識系統。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新的女性主義詞典——通常也被稱為「dyketionaries」（女同詞典）——開始出現，但《邪惡詞典》無疑是最著名的。作者的想法是，如果我們可以重新定義英語以反映女性看待世界的角度，那麼我們也可以重新定義世界本身。雖然語言並不以這種方式運作，但戴莉和卡普蒂絕對不是唯一認為現有的英語從根本上有負於女性的女性主義者。1980年，女性主義學者戴爾·斯彭德（dalespender）出版了一本名為《男人創造的語言》（manmadelanguage）的書，她在書中提出，由於英語是由男性創造的，故英語傳達的是一套完全男性化的觀點，這種觀點潛移默化地給女性洗了腦，讓女性誤以為男性的觀點是唯一重要且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需要一個重新想象的、由女性創造的英語系統來扭轉這種思維方式。
許多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活動家期待著與斯彭德的想法類似的理論邏輯能指導英語向前發展，並在發展過程中幫助實現性別平等。斯彭德的書反映出了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hypothesis）的一種解釋。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是在20世紀初提出的，用來解釋語言對使用者世界觀的影響。假說中的原理有兩個版本：較溫和的版本——也是更被廣泛接受的版本——認為語言只會影響人的思考；而較激進的版本——斯彭德的理論與之一致——則認為語言能決定思維方式。根據斯彭德的說法，母語的語法和詞彙決定了你對現實世界的內在固有感知——如果你的語言中沒有哪個詞是描述某個概念的，那麼你就根本無法想象出那個東西或者那個概念。正因英語詞典和語法都是由男性編撰的，所以女性亟須發明一種全新的、以她們自己的世界觀為中心的語言。
也許女性主義語言改革最令人欽佩——也是最失敗——的嘗試發生在斯彭德的書出版幾年後，當時語言學家蘇齊特·黑登·埃爾金（suzettehadenelgin）試圖發明一種全新的「女性語言」來取代英語。1984年，埃爾金出版了一部名為《母語》（nativetongue）的反烏托邦科幻小說，這部小說很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故事也設定在末日後的未來，美國女性沒有任何權利，只服務於一個社會目的——生育和撫養孩子，她們完全受制於丈夫和父親。在《母語》的世界中有一個例外：一群特殊的女性語言學家，她們在家庭之外從事翻譯工作，幫助跟那些與地球取得聯絡的外星人進行交流對話[就和埃米·亞當斯（amyadams）在2016年的電影《降臨》（arrival）裡的工作差不多]。在空閒時間裡，這些女性語言學家秘密合作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語言，拉丹語（láadan），該語言只表達女性的世界觀。利用這種新穎的交流系統，她們計劃推翻父權制，將自己從奴役中一勞永逸地解放出來。
蘇齊特·黑登·埃爾金所創造的拉丹語比戴莉和卡普蒂的《邪惡詞典》走得更遠：她創造了一種功能完備的語言，就像《星際迷航》（startrek）裡的克林貢語（klingon），但比克林貢語更強大。拉丹語擁有完整的語法結構（其特點之一是包括修飾語，可以讓說話者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圖，埃爾金認為這似乎是天然的女性化特點），也有一個發音系統（包括不同的聲調，就像漢語普通話一樣——德博拉·卡梅倫認為埃爾金這樣做不是出於女性主義，而只是因為她「覺得有聲調很酷」），以及一個精簡的核心詞彙系統。埃爾金希望拉丹語詞彙系統能囊括那些她認為所有女性共有的，有關身體、社會和情感經歷的詞彙，而這些經歷和感受從來沒能被講述出來，抑或需要好多個複雜的英語句子才能描述。例如，拉丹語用不同的單詞來表示「月經提前」「痛經」「月經輕鬆愉快」；有一些詞用來區分沮喪和憤怒之間的細微差別，不論這種情緒是事出有因還是毫無由頭，是別人造成的還是自動產生的；有一個動詞是「doroledim」，用來描述一個女人暴飲暴食的行為，而引發這種行為的深層原因是她缺乏好好照顧自己的能力，同時又因過度沉溺某物——比如食物——而感到極度內疚自責；有一個名詞「radiidin」，翻譯過來是「非假日」，指往往變成了女性負擔的假日，因為女人必須一個人包攬做飯、裝飾房子、準備招待眾多賓客的工作。這些只是埃爾金1800多個詞中的區區幾個，已然描繪出了她認為女性群體皆能產生共鳴的現象。埃爾金創造拉丹語並不是純粹為了娛樂，她真誠地希望並推測，這套新語言會對現實的政治世界產生巨大影響。「我的假設是，」她在2007年接受採訪時說，「如果我設計一種語言，專門為女性提供一種更完善的機制來表達看法，女性可能：a）會接受它並開始使用，或者b）接受這個想法，但不接受這套新語言……然後建立其他‘女性語言’來取而代之。」
顯然，她假設的兩件事在《母語》出版之後的許多年裡都沒有發生。拉丹語俏皮的語調和古怪的詞彙並沒有取代英語，甚至沒能給講英語的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那個時期寫就的任何一本女性主義詞典也都經歷了相同的命運。單一「女性語言」的想法存在著根本問題。德博拉·卡梅倫評論道：「我一直對‘表達女性看法’的語言這一想法持懷疑態度。這些看法是什麼樣的？它們屬於哪些女性？沒有任何一套看法是能讓所有女性都認同的。」儘管相信集體姐妹情誼的想法非常美好，但女性經歷是一個龐大複雜的光譜，而「姐妹情誼」並不意味著同一種經歷。
過往那些用女性主義詞典取代傳統詞典的失敗嘗試證明，英語實際上並不是天生的男權語言。從實用的角度來說，無論語法指南是誰寫的，我們其實都不需要徹底顛覆英語。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女性在語言上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新能力——從她們的俚語到她們的單詞發音——她們可以很好地運用現有的英語來表達自己。更不用說，讓一門語言女性化並不是從母音、子音甚至詞彙的女性化開始的，而是從改變語言使用者的意識形態開始的。
戴莉、卡普蒂、埃爾金和斯彭德對英語的看法是，只要改變一個人的說話方式就能改變其政治主張，這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理論。但拉爾·齊曼提醒我們，事情不是按照這種順序發生的。他說：「任何語言改革都必須在文化變革的背景下進行。你不能先有語言上的變化，然後指望人們接受文化上的改變。」
不過，這些女性確實做對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們成功揭露了無處不在的男性中心主義，這種男性中心主義在正式的語言指南的編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簡單，從古至今詞典編纂、創制語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許男性從事。比如說，你知道「lesbian」這個詞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語大詞典》嗎？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爾·戴-劉易斯（cecilday-lewis）的以下寶句被列為了該詞的例句：「ishallneverwriterealpoetry.womenneverdo，unlessthey'reinvalids，orlesbians，orsomething.」（我永遠寫不來真正的詩。女人永遠寫不出詩，除非她們身體殘缺，或者是女同性戀，或諸如此類。）
埃爾金和斯彭德等女性還準確地推斷出，語言是社會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母語》、《邪惡詞典》、羅賓·拉科夫的《語言與女性地位》都出版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時，這並非巧合。在那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社會賦權引發了語言賦權。
但人們對性別和語言改革的興趣卻時起時伏。齊曼說，21世紀初他正在申請研究生，想找人探討跨性別身份認同和語言學，但是沒人在乎，沒人想聊。那時候，人們認為這個話題太小眾了，沒什麼實用性。但10到15年之後，性別和性別平等問題開始再次成為文化前沿，我們用來談論這些問題的語言也隨之發展起來。
然而，隨著女性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嘹亮（這預示著一場社會和語言革命即將到來），反對她們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我們親眼看見，這種能讓所有被壓迫者邁向更美好的世界的新進步敘事，不會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輕易就能成功，」齊曼在聖巴巴拉的一個大霧天對我說，「哪裡有社會變化，哪裡就會有阻力。」
與齊曼的對話是我為這本書進行的最後一次採訪。那是在2017年12月底，當時加利福尼亞州現代史上最大的山火----托馬斯大火正在我們身後的山上熊熊燃燒，將數千英畝森林夷為平地，空氣中瀰漫著灰燼。齊曼說：「我們越是朝著尊重非標準性別身份、建立與之相適配的語言的方向前進，遭遇的阻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