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個屁！」
2020年，對母親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如果要讓她描述記憶裡的2020年，她會說，新冠疫情發生的那一年，女兒帶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可能是因為我老家所在的陝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處於邊緣，那裡的人們心裡自認為在」底下」。所以我母親這一代陝南鄉民，去哪兒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廣州、上上海、上深圳……上深圳，是因為母親失業了。她連續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斷了，在縣城找不到工作。
在她大半輩子的生命歷程中，掙錢是最最要緊的事。她希望多掙錢。她說：「錢又不咬人，你還嫌錢咬手？越多越好。」
我的母親出生於1968年春天，因為春天的緣故，她的名字也與春天緊密相關——春香。外婆連生了六個兒子後，又連生了三個女兒。九個兄弟姐妹，母親排行第八，因為眾多無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學三年級只上了幾天便輟學了。
那年母親九歲。此後，整個童年與青春期，她都與我不識字的小腳外婆及其他陸續結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母親與外婆形影不離，接受她的教導，就連和我父親結婚這件人生大事也是聽了外婆的話。
二十一歲那年，她遵父母之命與同村的我的父親結婚。此後便是漫長的生育、養育過程。九十年代中後期，父親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外地打工，母親操持起家裡的所有事務：種田，養豬，養雞，照顧我的弟弟，監督我學習，處理人情關係，還上山搞副業——主要是挖或採摘中藥材賣錢。我和弟弟開始上學之後，父親基本都是家裡的」甩手掌櫃」，只負責從外面帶」錢」回家。但有時候也會出狀況，打幾個月的工，卻沒路費回家。
到我們姐弟倆先後考上重點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時，我們整個家庭經濟最緊張，父母在為供兩個大學生做準備。
當我們姐弟倆開始真正長時間離家生活，母親已人到中年。四十二歲那年，她開始以一整年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親常常正月離家，冬月或臘月歸來。他們有時候去同一個地方，有時候分開，哪裡能掙到錢就去哪裡。假期的時候，我和弟弟經常在各個親戚家流轉，或者乾脆待在學校所在地，偶爾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在漫長的勞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親已經把小學三年學的漢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幾十年來，她幾乎不看書，很少寫字，認路靠記標誌。
但母親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邏輯，她用鄉土社會那一套熟人關係運轉自己的世界。她聰明，敏感，記憶力極好，善於捕捉細節，說故事像唱歌一樣。她也爭強氣傲，不甘人後。也許正是因為母親沒有受過多少正統教育，語言與行為方式都遵從本能，我常在一些時刻覺得，母親的思想比我自由，行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實。最重要的，我很確信，她愛我。
在母親的記憶裡。她這麼回憶那些她拼命做工掙錢，耗費心力經營的打工年月。
「在離家十里路之外的釩礦上當了一整年大鍋廚師，給五十多個工人做飯。一個月1000塊。」——2010年
「仍舊在那家釩礦上給工人做飯，做到九月二十幾，一個月1100塊。後來回家休息了半個月，然後又去藍田栽樹，春節前回來。多勞多得，掙了1萬多。」一2011年
「我在韓城下峪口煤礦工地上給老闆、會計、貨頭、修理工們做飯，順帶開了一個小賣部，一個月能賺2000塊。你爸在礦上遞料，多的時候，一個月賺4000塊。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廁所重新修整。隨後又跟你爸去礦上，待到臘月二十幾回來。回來的路上，得知你鄰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歲，那年夏天走的時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遠，回來人沒了。那年暑假，你還去礦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頭看到了黃河，你還記得嗎？你弟考上大學，我跟你爸沒工夫送，你給送到學校的。」——2012年
「我先在鎮上的另一座釩礦’滾球子’（處理礦土的一道工序），做到七月二十幾，又去給老張家摘香菇。還去垃圾場上做了半天，跟經理吵架，幹不成，就走了。最後在盧氏縣的建築工地上給工人做飯，冬月回來。回來後在山上打連翹，搞副業，準備過年。那年，我掙的總共有2萬塊。」——2013年
「春天去磚廠，幹了一天，幹不了，活兒太重了。隨後去河南洛陽釩礦’滾球子’，四月回縣城，在縣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釩礦’滾球子’，’滾’到冬月，山裡下雪，路上結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裡打連翹，準備過年。這年掙得多一點，有3萬塊。」——2014年
「本來要去茶廠摘茶葉，但西安工價更高。正月就去浦橋蓋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來，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掙了2萬多塊。冬月回老家後，上山打連翹搞副業，賺了四五千塊。」——2015年
「一整年都在縣城附近的古磨溝農場給工人做飯。1600塊一個月。」.2016年
「正月，腿痛開始暴發，但我堅持又在農場做了一年飯。那年搬家到縣城。」——2017年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給我介紹了做保姆的活兒。」——2018年
「一整年都在山腳下的別墅裡當保姆，照顧董事長的媽媽。一個月2000，做到臘月，你回來過年，我就不做了。」——2019年
「我在縣城找了一些活兒幹，都幹不了，你讓我和你爸上深圳。」——2020年
2020年整個春天，父母都待在陝西老家的縣城，商南縣。
那是一個位於秦嶺南麓的小縣城，沒有可靠的支柱產業，近些年因為扶貧攻堅，大量山區的農民搬遷到縣城，我父母也是藉著」移民搬遷」的脫貧政策在縣城安了家。
對父母而言，那是一個被焦慮圍繞的春天。大半輩子靠打零工賺錢養大我們姐弟倆的父母，找不到賺錢出路，一時間有點慌張，尤其是母親，每打一次電話都感受到她的焦慮多一分。
於是，我建議父親和母親來深圳，我幫他們找一份工作。我大學畢業後來到深圳，在這裡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這裡遇見自己的愛人，成立家庭。我們租了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
這一年，母親五十二歲，父親六十歲。這是他們第一次一起出門遠行，來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一開始，母親是拒絕來深圳的，她擔心給我帶來負擔和麻煩，擔心找不到工作，畢竟她來深圳的話，最重要的目標是賺錢。她的擔心不無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確診為滑膜炎。經過一年多治療，才慢慢康復，但走起路來還是有些僵硬。
我那些住在縣城的親戚，我的舅舅們、舅娘們、大姨、小姨，聽說母親要來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攔態度。甚至父親也有意無意對母親透露出對她腿疾的擔憂，不明確支援或反對。我一直鼓勵她來，哪怕是來看看也好。從秦嶺深如礦井的大山往出走，無論往哪個方向都是開闊之地。
「媽媽，你怕什麼？以前外出打工的時候，你的口頭禪可是’我怕個屁！’」這一次，母親聽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兒的話。
夏天就開始提議的事情，到秋天快結束她才做好準備。
母親把縣城的家裡裡外外都清掃了一遍。她和父親還回了一趟秦嶺大山深處的老房子，採摘了門前樹上的核桃，把留在糧倉裡十年前的小麥鋪在席子上晾曬，把種有中藥材的田裡的雜草拔了，把屋後長了三十多年筆直的楊樹伐倒了，把房前屋後的雜草全砍了。留下一個清清爽爽的屋場。
他們從老房子出發，走山路搭班車去縣城，一路上還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黃瓜和南瓜。離開的前一天，母親在縣城老家做了豐盛的午餐邀請親人們相聚，生著病的姑姑也到場了。
在流動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親也獲得了難得的閒暇。她和父親在縣城郊區的山腳下花20塊錢租了一塊20平米的地，種糧食和蔬菜。沒有錢掙的日子，母親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裡，種玉米、種青菜、種花生。兩人還約著一起上山摘茶葉、挖菩菜，一起下河洗衣，和親人聚餐，走長長的路，聊長長的天。母親離開縣城的時候，地裡的芝麻還沒完全成熟。她把這片地託付給了姑姑。
等可以自由出門的時候，她開始在縣城找工作。但她處處碰壁。
母親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養豬場，準備幹起大鍋廚師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馬就受不住。強撐了半個月，拿著500多塊錢的工資離開那裡，回家。
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她在家門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員的活兒，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裡經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學會打秤，這是超市裡最輕鬆的活兒。為此，她讓父親幫忙，把菜名和價格抄在紙上，在心裡默記了幾十種蔬菜和食物的價格。但她始終沒能爭取到這個活兒，另一位年輕的打秤員知道她在學習，便故意刁難她。母親雖唸書不多，但一輩子最恨別人看不起她，一氣之下，辭了職。這份工作讓她賺了2000多塊。
這時候已經5月了，茶山上的茶葉開始收穫，縣城茶廠開始招女工去擇茶葉。母親敏銳捕捉到了這一資訊，約著幾個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準時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線上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5塊錢一個小時。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長時間坐著。她的腿活
動太少，有時候就腫了，腫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勞寫在她的基因裡，怕缺錢也寫在了她的基因裡。只要有機會掙錢，她一定會去試試。
母親一直堅持到茶葉季結束，她把每天掙的工錢記在小本本上，算起來有5000多塊，但直到她離開縣城，直至我寫完這本書，這份工資也沒拿到。按照老家慣例，工錢一般是春節前幾天給，一連三個春節，母親發去微信詢問，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覆。
8月，她又找到一個新活兒。縣城附近的大棚蘑菇開始採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莖。僱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點，母親拉著父親起床去往僱主家，在蘑菇堆裡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時候，他們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賺百來塊，零零碎碎，一季蘑菇採摘結束，兩人掙了1000多塊。
母親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還是延續她以往的打工經驗，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續時間更短——做大鍋飯、擇茶葉、摘蘑菇……都是繁重的體力活。
9月的這次啟程，她實在是花了太久的時間做心理建設。好在她終於決定要來了，趁著國慶我們都放假。
這是她第一次坐長途火車，第一次經歷如此遠距離的行程。
在來深圳之前，她去得最遠的地方是河南洛陽。2014年，她在一個當地老闆的介紹下，到一家鋼礦上」滾球子」，按車計算，一推車1塊4毛錢，她每個月掙2000多塊。2月去，4月就返鄉了，活兒實在太重，她幹不了。
我買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從縣城出發直達深圳的臥鋪票。一夜之後，第二天下午，經過不斷的電話、微信語音聯絡，她和父親終於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在深圳火車東站接到了他們。
母親穿著長袖長褲，見到我第一句話是，這裡真熱啊。她和父親帶了很多行李，兩個人都肩背手拎的。母親包裡的東西，大部分都是那片花20塊錢租種了七個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曬乾的成品——幹木耳、幹芥菜、幹南瓜絲、幹辣椒、幹玉米。她還帶了從老屋門前樹上打下來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給的傳統制法辣椒醬，兩雙在縣城大潤發買的、有點像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她計劃找工作的時候穿。
「你媽什麼都要往裡裝。」父親說。包裡還有親人們送給他們、在路上沒吃完的零食，蘋果，爽歪歪飲料，達利園麵包，營養快線……她還懊悔忘帶了一些東西：在韓城煤礦上打工時摘好曬乾的花椒，一罐她親手做的用來拌冷盤的醬料。
我正月離開家後，已經有七個月沒有見到她，她的腿看起來還沒完全好。對於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親顯得信心不足。
她不認識多少字，不會普通話，不會騎車，智慧手機用得也不是很順溜，尤其是導航不熟練。在深圳頭幾天，她很慌張，總是緊跟著我，去到每一個地方她都生怕丟了，讓我告訴她怎麼辨別方向，但還是害怕。她以一種笨拙的姿勢開始學習怎麼與深圳這座巨型城市相處，我也在十幾年後，再一次嘗試與她在同一個屋簷下長期生活。
我在心裡說，我們要一起成長。那時，我還無法預想到，母親會跟我一起經歷疫情三年，我們會一起經歷那麼多事。
來深圳的頭一週，她第一次坐了地鐵，第一次坐了雙層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觸控了海水，並嚐了嚐它的味道。海邊像電線杆一樣筆直的風景椰讓母親驚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灣對面的香港。母親第一次觀看到了我在深圳並不如她想象中那麼輕鬆的生活，體驗到了深圳的高物價。她跟老家的親人們在影片裡開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見聞，但同時也不忘告訴他們，自己最擔心的是能否在這裡找到工作，實現再多賺一點養老錢的目標。影片結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們說，如果沒找到工作，過幾天就回縣城啦。她說：「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錢，路上那些騎車送外賣的年輕人，沖天衝地的。」
經過一個國慶假期的整頓與休息，考慮到希望母親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從我們住處1公里範圍內找起，而她能選擇的工作種類十分有限。我在求職網上給母親投了簡歷。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鐘點工、家政工需要靈活使用智慧手機，也暫時放棄；去服務行業，她不能太長時間站立或坐，放棄。最後家人一起商議，從能夠按時上下班的保潔找起，等她慢慢適應了深圳生活，再從長計劃。
倒是有不少電話打來，但要麼地址偏遠，要麼需要上16小時連班。一系列溝通過後，我們決定去線下看看。
最終，她的保潔工作，來得比我們想象中容易。
找到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簡單。我們去了樓下的商場、寫字樓、小區，去問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潔員和清潔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紀的叔叔阿姨，他們是怎麼找到工作的。在一連串的否定及拒絕之後，在一家高階商場的門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訴我們，這家商場正缺保潔。他給了我們管理保潔員的經理的電話，順便問了母親的年紀，跟我們說，應該能應聘上，現在很缺人。
我帶著母親去管理處找經理。
管理處設在商場的負一層，屋頂是各種管道通風裝置，我找到裡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經理。她看了看母親，問母親都幹過什麼活兒，母親用方言一一答覆，我又重新翻譯成普通話給經理。母親的話彙集起來只有一個意思：能吃苦。經理拿來一張表格，我在那張簡易的辦公桌上，幫母親錄入基本資訊，簽完一份簡單的合同，帶她錄入指紋。
合同上寫，全日制員工一個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時，一個月2500元；每天工作16個小時，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話，8小時制，加班費80元一天；16小時制，加班費160元一天。母親在大半輩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險一金為何物，這次同樣沒有。
當時，深圳市的最新最低工資標準是：全日制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為2200元/月，非全日制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20.3元/小時。
她選擇了8小時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點至下午3點。這符合她最初的預期。
緊接著，經理叫來一個保潔阿姨，說讓她帶帶我母親，看看活兒應該怎麼幹，算是」培訓」。母親帶著清潔工具跟著她的」老師」走了，雖然她只會說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個小時，母親就算是入職了這家深圳福田區的高階商場，成為一名保潔員。
她擁有了一套工衣，一個名牌，一個盤住頭髮的髮卡，辦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親擁有了自己的職業名稱：保潔員。雖然只是一名保潔員，她還是很開心終於找到了工作，滿心期待著拿到工資的那一天——那將是第一次，她的工資以準時到賬的方式打進銀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錢，都是現金。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領外套、黑色的直筒褲，盤發的髮卡是古典的深藍色蝴蝶結，她在縣城大潤發超市買的薄底黑色瑪麗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場。編號為」6165」的不鏽鋼制、長條形名牌，必須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釦子上方。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親著一身標準的保潔員裝扮，穿過熙攘的人群，迎著深圳熹微的晨光走進深南大道旁的超級商場，正式開啟了她在深圳的保潔工作。sectionid="這就是生活呀"「這就是生活呀！」
沒有準確的統計資料顯示，深圳有多少座面積超過5萬平米，需要一支保潔隊伍來做衛生清潔、維持光鮮的大型商場。
深圳是一個狹長的多中心城市，從不缺購物的地方。我們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區中心區，以我的日常經驗觀察，每隔兩公里便會有一座購物商場。在這裡生活的人，幾乎都會把」搞錢」作為待在這兒的重要目標之一。年輕人如是，年老者亦如是。
母親工作的商場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這個商場附近是每平米售價超過10萬的公寓樓，市值萬億、最賺錢的銀行，需要面試家長才能進的國際幼兒園，以及靠高分和學區位置才能被錄取的中學。在人來人往的
繁華商場，幾乎沒有人會關注這些五六十歲的清潔人員是怎樣在這個超級城市生活的。也沒有人會在乎我的母親，這個從陝西農村來的五十二歲阿姨，為什麼會在這裡做保潔？她是誰的母親？她為什麼而來？
母親負責的保潔區域是商場負一樓電梯、地板及扶梯。這是整個商場最難打掃的地方。這一層聚集了眾多餐飲類店鋪，還連著地下鐵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飯時間，人流量巨大。
保潔這份職業的工作職責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環境清潔。如果要追溯這個名詞的來源，它其實源自英文」housekeeping」，簡稱」hk」，「hk」也是香港的簡稱。
母親對遠方最迫近的想象就是深圳灣對面的香港，這還是她來深圳後覺得可能抵達的遠方。來深圳之前，她從未想過可以來深圳：來深圳後，站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灣，看著對岸天水圍的燈火，母親說：「他們不知道過的是什麼生活？跟深圳差別大不大？」
「香港」這兩個字讓母親想起1997年，想起她帶著孩子們去村裡的王醫生家看」香港迴歸特別節目」。那天，一村的人只看到了升國旗，電視機螢幕就變成了一片紛紛揚揚的雪花。十七年後，我來深圳工作，有一天無心上班，便在下午跟老闆請了假，從白石洲坐公交車去深圳灣口岸。我坐在木棉樹下看海，看著對面的高樓，像是完成一種」終於抵達遠方」的儀式。那時候，我對將要在深圳這座超級城市如何展開生活沒有規劃。
我跟所有沒有背景的大學畢業生一樣，像一葉孤舟被扔進社會這片大海。
五十二歲的母親，也像當初的我一樣，試圖在這座城市找到屬於她的海域。
對母親來說，「保潔」兩個字是動態的，意味著一連串動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潔員的微妙心理來說，他們希望商場里人越少越好。這樣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腳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會有那麼多奶茶杯、髒紙巾、頭髮、廣告紙、口罩需要撿拾。然而，對商場來說，顧客是上帝，只要不是發生特殊情況，它就敞開大門，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保潔員們需要保證，每一個顧客走進商場看到的一切都是乾淨的，這是引發消費的前提。她們幾乎
不能停下來，每一個毛孔都要被」勞作」填滿，這也是管理處採取兩班制的緣由，早7點至下午3點，或下午3點至晚上11點。有的保潔員會選擇連上兩班，一天工作16個小時。母親選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點就可以下班了。
打掃衛生間被母親認為是商場裡最適合她的崗位，因為不用過多走動且面積不大。但這個崗位需要連上16個小時，況且早有別的阿姨在崗，不會輕易退讓。雖然知道自己的崗位任務艱鉅，母親還是決定先幹起來。
她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收拾完下樓，出小區，走一段馬路，過紅綠燈，掃碼，跟保安打招呼，坐貨梯，到達商場負一層管理處，這時大概6點50分。錄入指紋打完卡，經理會給他們開一個簡單的早會，分配一天的活兒。然後她就要立即開始工作了。
她最集中工作的時間在上午10點以前。10點，是商場開門的時間，她和她的同事們必須確保給顧客呈現一個乾淨得發光的商場。經理對保潔員的要求更嚴格，不能在眼見的範圍內有一絲汙漬。母親先花一個多小時拖地板，然後用半小時擦電梯，給電梯消毒。這中間，她去地下車庫的水龍頭下洗兩次拖把。
擦欄杆是所有流程裡最簡單的活兒，被母親放在了最後，這是她做事的邏輯，把最難的先做完。10點半，有半個小時休息時間，一些沒來得及吃早飯的保潔員，便會抓緊時間吃點東西。這同時也是午餐時間，上白班的保潔員是沒有中午休息時間的，唯一的吃飯時間便是這半小時。為了方便，母親頭天晚上就會準備好自己的飯食，放在帆布包裡，到吃飯時間拿出來在微波爐裡熱好。十幾個保潔員只有一個微波爐，誰先熱到飯要靠搶。
吃完飯之後，她所有工作內容便是拿著清潔包在負一層來回轉悠。遇上有汙漬的地方，用毛巾擦乾淨，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點下班前，這5個小時的工作顯得很無聊，也是異常難熬的時光。長時間來回走動對母親來說不僅無趣，也會影響她的腿。但是在當初入職的時候，為了得到這份工作，她向經理隱瞞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隨意跟商場裡的其他人說話，被經理看到了會被批評不務正業，某種程度上，這壓抑了她愛表達的天分——她必須時刻在場，況且，商場裡到處是監控。
每隔一個小時，母親都要去電梯間的簽到表上籤到。母親自從十歲離開校園後，再沒拿起筆寫過字。簽到表裡，她的名字寫得歪歪扭扭。「春香」這兩個字共十八筆，母親要寫上三十秒，一筆一畫湊起來，超出了邊框。
按照保潔公司對保潔員的規定，保潔員在工作的8小時內，不能停下來休息，商場公共區域裡也沒有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凳子。母親只能趁監管不在的時候，溜去女洗手間進門處的長凳上歇幾分鐘。
負責給這家商場做保潔的是一家環境類外包公司，專門承接各個商場、寫字樓、小區、政府單位的保潔綠化工作。他們是乙方，商場是甲方。商場的管理處有一支專門監督保潔員的隊伍，大多是年輕男女。他們的工作任務是在需要清潔的區域巡邏，及時發現保潔員沒打掃乾淨的地方——有時候是紙團，有時候是口罩，有時候是飲料杯，有時候是樹葉，有時候是潑灑在地板的汙漬，五花八門。他們會把這些遺棄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發到微信群裡。每次」垃圾」被監督人員在有領導的大群裡公開發出時，母親的經理就會如臨大敵，畢竟是讓甲方不滿意了，她會立馬通知相應責任區域的保潔員去打掃，嚴重一點則會罰款。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錯，老闆也會立馬讓我把錯誤彌補回來一樣。權力都是分層傳遞的，我們都在這個系統裡。
保潔員們很討厭這些年輕人，說他們沒有同理心。
在一次檢查中，母親被一個女孩當面指責地板上的黑色汙漬沒有擦乾淨。她當場就哭了，說著對方聽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塊汙漬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讓女孩自己來試試。檢查的女孩聽不懂，有些悻悻然，沒再投訴，以後也很少再去母親打掃的區域檢查。後來母親聽到女孩們在背後議論說，山裡來的人很難纏，耍賴打滾，她又獨自生了一場悶氣。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幾次，她都被監管的年輕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間供顧客等人的長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釋，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運地獲得了諒解。後來，當再發現母親在洗手間的凳子上或馬桶蓋上歇息時，女孩大多隻是溫和地提醒她休息時間不要太長，或者假裝沒看到。她對此很感激，有時候我會在商場裡偶遇那個總是對母親」視而不見」的女孩，母親會認出她，要求我跟她說」謝謝」。
對母親來說，她還需要慢慢適應深圳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性。人是不能以純粹的好壞來區分的。
下午的時間太漫長，有一些保潔員會趁監管不注意，利用這些時間撿垃圾來賣，主要是撿紙盒，以獲得一些額外收入。但這也有風險，被管理處發現了會被開除。母親心裡癢癢，但她無法行動，因為她的腿不能支撐她到處奔走。每當談起這些，她總是恨自己沒用，恨自己為什麼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訴她，你能堅持把這份工作做下來已經很不錯，人不是總要跟人比，掙跟別人一樣多的錢。
禁止保潔員撿紙皮，意味著全深圳都在倡導的垃圾分類第一步在超級商場這樣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潔們評判一件東西是否能成為垃圾的標準是能否賣錢，而不是髒不髒。按理說，像我母親一樣的保潔員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場行情的人，能敏銳察覺廢紙殼、廢鐵、玻璃、塑膠的價格漲跌。然而，因為保潔公司嚴厲的懲罰制度，保潔員們在收垃圾的時候，都是一股腦裝進黑色大垃圾袋，從貨梯運到停車場的垃圾中轉站。
後來，一位四川阿姨把撿來的紙皮藏到裝消防栓的盒子裡，藏到洗手檯的擋板後面，樓梯道的鐵門後面，都被管理處督管一一發現。阿姨不僅在大群裡被通報開除，還被罰了500塊。
母親也就再沒提過想去撿紙皮賣錢的話，儘管她還是很羨慕小區附近那對專門撿紙皮的夫妻——他們有自己的三輪車，有庫房，一個月可以賺幾萬，給兒子們在老家的市區買了房。我說，媽媽呀，你忘了他們比你早來深圳很多年，比你有更多的」關係」。母親認識的人多了，就逐漸發現，原來在她年輕的時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來了就有可能發財的城市。如果那時候有人能帶她來深圳打工，而不是去工地，去礦山，去農場，她的命運或許會不一樣吧。現在是她的女兒帶著她在這裡，雖然心裡還想著努力賺錢，但身體已經跟不上了。
母親常開玩笑說，要是年輕的時候能在深圳買塊地，她的子女們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親愛的母親，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實際。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們回憶起關於人生的重大選擇，都會帶著一種哀傷又調侃的情緒提到：如果那時候，我把我的錢都用來在深圳買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麼多如果呢？母親也只能認命。
雖然工作中淨是條條框框，需要不斷擦拭沾染汙漬的欄杆，撿拾被顧客丟掉的垃圾，但這依然是母親做過的最輕鬆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體力，她表現出在農村生活時那柔韌的樂觀。在來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在礦山上幫工人做大鍋飯、開小賣部，在新建成的樓房裡刷漆，在國營農場裡養鴨的日子，她一天都不願意再去重複。
時間久了，母親摸清了工作的門道，流程也熟練了，便開始跟周圍的人打交道。雖然她的普通話不好，但她一點也不害怕交流。幾乎所有的保潔員都是從農村來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歲，普通話都不怎麼好。她先觀察誰比較和氣，好打交道，便主動趁著空隙上前說出第一句話：嫂子，你是哪裡人？
母親是天生的跟人熟絡的高手。還在農村生活的時候，她能在幹完農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戶人家的門口嘮嗑。初來深圳的她對一切都感到新鮮，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見聞告訴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潔員群體，便是由於我的母親，她是我的另一雙眼睛，幫我看到了這個城市裡一些被遮蔽的現實。
和商場裡同是做保潔的同齡人熟悉之後，母親發現，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靠著超市賣剩的麵包、水果度日。有時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飯也會被這些保潔員撿來當作第二天的主食。有一個患有糖尿病的保潔員，每天的三餐就是將這些撿來的、凍在冰櫃裡的白米飯拌上老乾媽，用開水化開了吃。
整個商場不止一個像母親這樣隱瞞身體疾病來做保潔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時間內不會影響人的生命。也正因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體上的毛病當一回事，硬撐著，硬熬著。
像母親這樣只上工8個小時的是極少數。大多數保潔員是連上兩班，16個小時，意味著沒什麼休息時間，常常有保潔員在商場的角落裡靠著牆就睡著了，開著會就睡著了。他們儘可能想辦法休息，比如頻繁地去廁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監管發現，會在群裡通報批評。
這些保潔員裡，有一部分是因為兒女在深圳工作，跟隨兒女而來，比如我的母親，有一些是為了擺脫無意義的婚姻；有些是為了給兒子掙錢娶媳婦。更多是跟我母親一樣，給自己攢點養老錢，同時找點事幹。還有人就是為了活下來。一位六十二歲的保潔員被老鄉帶到這家商場前，曾在北京掃過五年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凍得手臉皴裂，痛得不行，一個月也只有3000多塊。他來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擔心在北京有一天凍死在路上都沒人知道。
在商場裡負責負一樓和負二樓四個女衛生間清潔工作的，是海棠阿姨。負二樓連著停車場，負一樓連通地鐵，人來人往，海棠阿姨每天工作16個小時，一個月的工資5300元，為了掙到這些錢，她沒有可以喘息的片刻，不停地來回於被水淋溼的檯面，裝滿髒紙團的垃圾桶，被弄髒的馬桶。
海棠阿姨做這樣的工作已經五年了。她是廣西人，與母親同歲。她住在保潔公司為員工提供的宿舍裡，八個人住一個單間。她沒有時間做飯，常常撿拾商場面包店當天賣不完的麵包吃，還把撿來的麵包送給過母親。
在來深圳做保潔之前，她和丈夫在東莞一家玩具廠待了六年，每年正月去，年底回，一開始底薪只有900多，工資慢慢漲，到後來有2000多，再後來，公司要從東莞搬遷，廠裡賠了他們幾千塊錢，夫妻倆就辭了工。
在玩具廠之前，她則在老家廣東人開的煙花爆竹廠裡做工：再往前，她在家鄉的烏石礦山上撿礦賣錢。海棠阿姨有四個姐妹，她是老三，跟我母親一樣沒讀幾天書。
此時，她的兒子在廣州模具廠打工，丈夫在老家裝修自家房子——夫妻倆投了幾十萬在那棟三層小樓上。蓋樓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兒子。兒子二十九歲了，尚未結婚，海棠阿姨心裡很著急。母子倆雖然在相鄰的城市打工，但很少見面。海棠阿姨說：「我沒休息時間，不能陪他。」
老董是整個超級商場裡得到最多表揚的保潔員。他來自雲南，崗位與海棠阿姨相同，負責商場負一樓和負二樓男衛生間的清潔。工作區域包含：洗手間的所有門把手、洗手檯、水龍頭、馬桶、牆面、地面、垃圾桶、地漏。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潔，從早上8點至深夜11點，衛生間要每小時保潔一次，老董連軸轉。他的工作很繁瑣，但他做得很認真，從不敷衍。老董是超級商場唯一一個從來沒有被投訴過的保潔員。經理開會的時候當著其他保潔員的面表揚老董：「你們都向老董學習，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頭表揚，老董從未得到過物質獎勵。
保潔員是商場的隱形人，站在邊緣處。商場對乾淨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過保潔員的個人時間被嚴重剝奪而實現的。老董的時間被壓榨到極致。「商場不讓坐，一直幹。」老董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一天要走三萬多步，他的腳後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痛一痛的。他每天6點鐘起床，凌晨才回到位於城中村的宿舍，還要煮第二天的飯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個小時。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來商場做保潔，保潔員們把他們三個稱為老董、小董和董師傅。他們三人都上連班，互相關照，替對方熱飯、帶飯。有時，餐館打洋前剩下的飯菜，好心的店員會送給老董，這樣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飯了。
算上加班，老董一個月可以掙6000塊，這些錢大部分都拿來補貼大兒子。老董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做上門女婿，不用怎麼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兒子，沒法打工賺錢，要靠胰島素和降血糖的藥維持基本健康。兒媳婦在老家帶孩子。「我沒有辦法。」老董說。在老董痛著腿，一遍遍上樓下樓，往返於兩個衛生間，洗洗刷刷的同時，商場播放的背景音樂是《天鵝》。這首優雅又溫柔的大提琴純音樂在乾淨的空間裡流淌，讓人感到舒緩。
來到超級商場的人因為這柔美愜意的音樂會在琳琅滿目的貨架前駐足更久時間。無論貧窮或富有，來到超級商場，人都只有一個代稱——「消費者」。消費者們慢悠悠地閒逛，彷彿只有在這裡才能停下來，獲得一份安心和歸屬感。就像五星級酒店的大堂，永遠有令人舒心的音樂，打著」歡迎回家」的廣告語，顧客付出金錢，收穫滿足與幸福。
在舒緩的音樂節奏裡，老董停不下來。他看得很明白：「公司為了節省成本，寧願讓一個人多幹，也不願意多招人。」不久後，老董的弟弟因為回老家參加女兒的婚禮，丟了在超級商場的工作。弟弟之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江南廚子」殺魚，一個月5000多。老董還留在超級商場做廁所清潔。他快六十了，也許過一段時間，環境公司就不要六十歲以上的人了。「能幹一天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