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歲的水仙阿姨在保潔隊伍裡算是很年輕的，是商場車庫夜班的班組長。她皮膚很白，眉毛細長，化著淡妝。她是雲南人，但是嫁到了四川仁壽，有兩個孩子，兒子在成都打工，女兒在綿陽讀大學，她手機裡儲存了很多兒子和女兒的自拍照片。水仙阿姨在深圳待了21年，一直在龍華的工廠打工，做得時間最長的是在一家包裝廠製作各種包裝盒。因為還年輕，她兼了兩份工，另一份是在商場不遠處的寫字樓，也是做班組長，管理10個保潔員。她的丈夫在深圳做保安。問起她當班組長的感受，她說，不太好乾，找事的人很多，督管時不時就來檢查。
保潔員也會形成自己的共同體，他們不僅會互相介紹活兒幹，有時候也帶著鄉土社會特有的」關係」色彩。
母親工作的商場，有一個大型高階超市，一顆包菜可以賣到30塊。她在這裡認識了那位專門負責處理過期蔬菜水果的保潔員，江西人。
超市裡的蔬菜、鮮肉很少打折，以原產地和新鮮為招牌，保質期僅一天，吸引周邊的人購買。賣不完的即將過期的蔬菜水果會在晚上11點左右被江西大叔拉到停車場附近，他會從垃圾車裡挑出還可以吃的蔬菜，分給在商場裡打掃衛生的其他老年保潔員。有些過期的肉他會拿來低價賣，但這是很有風險的行為。
母親是從被他送過菜的保潔員口中知道這些事的。
每天晚上11點左右，打掃完超市最後一遍衛生後，分菜的江西大叔會在停車場附近準時出現。
上夜班的保潔員這時候正好下班。他們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帶回江西大叔分給他們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蓮藕、快過期的鮮切面……各種各樣被劃傷的菜、臨過期的食品，被帶回家。它們並沒有壞，只是保質期過了一天，只是不夠新鮮。超市的菜要想賣到足夠貴而不被投訴，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鮮的東西，那不夠新鮮的就會被丟棄，整推車地往外扔——這是人們獲得」新鮮」背後的代價，卻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潔員們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滿隨機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時候，送菜是一場交易。有時候，他需要對方用撿來的紙殼、廢品跟他換菜。豬肉、牛肉等一些肉類製品他是不會送人的，只低價賣。這成為他保潔工作之外的一份額外收人，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賺百來塊。
不到兩個月，江西大叔拿即將過期的肉往外賣的事就讓超市經理知道了，他被開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舉報。不久後，他去了不遠處的商場重新找了一份保潔工作，沒有人問他的來處。新來的負責處理超市過期菜的保潔員，再也不敢送菜給他的同行們。
母親還在商場裡認識了做拋光的劉師傅。
拋光，是指用專門的工具將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師傅們在晚上10點商場關門後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負責檢查的監工來驗收。驗收完畢，師傅下班，商場開業。
每天早上8點多，當母親拖地板拖到男廁所附近時，就會看到劉師傅，這往往是劉師傅準備」起床」的時間。劉師傅是一個外包臨時工，拋光的活兒三四個小時就幹完了，那時天還未亮，他乾脆就隨身攜帶一個小摺疊床，住在負一層的男廁所裡。監工來驗收完了，他就立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親和劉師傅在清晨遇見的時候，經常這麼打招呼：劉師傅說一聲」哎呀」，她回一句」哎呀」，劉師傅再回一句」這就是生活呀」，母親接一句」這就是生活呀」。這是兩人之間的秘密，她沒有告訴監工劉師傅在廁所住的事，他們心照不宣地結成了同盟。
租房太貴了，劉師傅告訴母親，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沒有帶床的時候，他曾經偷偷在一家餐館的沙發上住過幾晚。後來被發現了，管事的說，再」住」的話就罰他1000塊。害怕被罰錢，劉師傅就買了便攜床，搬」家」進了男廁所。母親認識他的時候，劉師傅已經在這家商場做拋光半年了。
劉師傅不到四十歲，是個東北人，總是樂呵呵的。他有一兒一女，都在東北，老婆留在老家帶孩子，幾乎是他一個人養著全家。除了母親所在的這家商場，他還兼了附近另外一個商場的地板拋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點這邊的商場驗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區樓下買一根玉米、一個包子做早餐，吃完馬上就趕往下一處，晚上再趕過來，兩點一線。時間就是金錢，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報的。雖然沒有社保等其他保障，但每個月他也還是能拿到萬把塊，維持一個家的運轉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無法實現這個看起來簡單的目標，因為疫情，東北的工作很難找。
一個簡單的背包，裡面裝著他工作用的拋光劑等工具，一張便攜床，一個水壺，就是劉師傅落腳這座城市的證據。
與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個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動來做保潔，而是被動捲入進來，把保潔工作當作人生的一個過渡期。
這一年，商場保潔裡的臨時工尤其多。很多暫時找不到工作的人把保潔作為一個新路子。一個來自湖南的男人，家裡的養雞場倒閉了，他想著先來做幾個月，形勢好點了再把養雞場重新開起來，但沒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親離職時他還在，一位負責清潔商場外圍地板的保潔員，之前在香港開貨車，封關後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只好一直在商場做日結臨時工，220元一天。後來商場不招日結工了，他無法接受長期工的低工資，就離開了。母親再也沒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回到香港。
這就意味著，保潔員這份工作的穩定性很差。
入職的時候，母親的合同裡寫，一個月有四天休息時間。但現實中，她總是休不到假，經理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比如，你看別人都沒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給你假……，性格不夠強硬的話，在這個群體裡面會吃虧，最髒最累的活兒會被分配給最不會表達自己訴求的人，他們更不會利用相關法律手段維護權益。
在沒有制度保護、工資低、住宿條件極差、紀律嚴苛、沒有假期的情況下，大部分保潔員都受不了，幹幾個月就會離開。當然，離開的大多是比母親年輕的。
母親的目標是做到年底，過年前十天再離職。無論條件多差，比起她之前乾的活兒都不算什麼。她跟我說，只要不是被開除，她是不會辭職的。
因為人員流動性大，商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在崗的保潔員能介紹一位新保潔員入職，並且能幹滿兩個月，就會有100元的獎勵。可即使如此，依舊招不來長期工。
商場的經理也經常換，母親才入職沒幾天，招她的經理就辭職了。
年底時，母親所在班組換了班長。新班長是比母親早入職幾個月、從四川來的小棉阿姨。小棉要上16個小時班，主要負責的是女洗手間。母親和她經常見面聊天。小棉阿姨很漂亮，扎著長長的馬尾，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膚，做事認真，積極響應需求。有一天下班後，小棉阿姨坐在管理處的凳子上流淚。她從來沒有在一天中走過那麼多路，腳上起了核桃一樣大的水泡，破皮了，透明的表皮和紅色的血肉黏連，很痛。經理跟她說，你休息兩天，要堅持。也因為做事認真，人又利落熱情，快年底時，小棉被提拔為班長，升了職。她的工作轉為監督其他保潔員，發現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及時糾正，有時候也要親自上手。小棉有兩個兒子，都在成都。她一個人在深圳打工，春節不打算回家。來深圳前，小棉的工作經歷跟母親很像-—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搭鋼管架，刷牆。深圳沒有讓她感受到特別的差異：「反正都是幹活。」她的下班時間比上連班的保潔員更晚，晚上11點半，她還需要開一個總結會，給甲方總結一天的工作。
保潔員的隊伍裡沒有年輕人，並且永遠缺人，最終只有來自農村且年齡偏大的人會留下來做長期工。整個下半年，這家商場的保潔員人手都不夠。一開始，管理處還會從外面找臨時工，有一些是從」三和」來。一個臨時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給勞務中介20元中介費。這招致了全日制保潔員的不滿，要求漲工資。後來，商場效益看起來也不怎麼好了，管理處就乾脆不再找臨時工，全日制保潔的活兒變得越來越多，一個人要頂幾個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到深圳的每一個大型商場，每一個」美麗」的公園，每一棟高檔的寫字樓。深圳幾乎所有的保潔和綠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歲左右的老年人承擔起的，他們來自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如果有心留意，會發現，他們是如此龐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大部分是農民——絕大部分是像我母親這樣的，在維持一座超級城市的」乾淨工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說，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我當即想到了我的母親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潔員群體。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沒有人來打掃衛生，處理那些遺棄的垃圾，會怎樣？往更細處想，你所在公司的廁所，連著兩天沒有人來打掃，你如何忍受？
我問母親，第一天去商場上班的時候，你害怕嗎？你擔心你幹不了嗎？
「沒有，第一天去試就感覺能幹，但還是很煩總是被人催，老是讓我們趕快些、趕快些！」
在商場，母親經常碰到有人來問路。
「問我椰子雞在哪裡，一開始我不知道：還有問我’四個椰子一隻雞’在哪裡，我說我不曉得：還有人問我’金爸爸’在哪裡，我說’金爸爸’我知道：又問電影院在哪裡，我說電影院我知道：又問廁所在哪裡，我說廁所我曉得。」她知道的，她就一一指給問路的人。
椰子雞餐館不是母親負責的區域，但是，她被問最多的就是」椰子雞在哪裡？二她很納悶，有一天終於搞清了椰子雞餐館的位置。後來，母親終於知道了，椰子雞原來是深圳的」特色菜」。後來，商場內新開了一家牛蛙火鍋店，椰子雞店的人流量就屈居第二了。
疫情緩解的時候，每到週末，商場負一樓的廣場，中間一小片地方經常會被圍起來搞活動。有時候是音樂會，有時候是兒童歌唱比賽。還有一次，商場不只從哪裡弄來了很多動物，圈成一個商場動物園，有名貴貓、梅花鹿、小山羊、寵物豬、羊駝，還有孔雀。動物們昏昏欲睡，任人圍觀。母親去瞄了一眼價格，一隻貓要3000多。她跟我開玩笑說，把你家吉祥（我養的橘貓）也拿來展覽看看，說不定能賣一個好價錢。
商場裡的盆栽有專門的人養護，一對湖南夫妻每隔半個月就會來換一次那些作為景觀存在的綠植。讓母親尤其驚訝的是商場頂層的透明玻璃設計，玻璃上流動著晶瑩的水波，還有永遠是綠色的大葉植物。母親在負一樓拖地拖累了的時候，常常抬頭仰望頭頂的」熱帶雨林」。
母親在商場裡第一次見到了外國人，白皮膚的，黑皮膚的。當遇上外國家庭，尤其是帶著孩子的外國人時，她更是無法停止注視。一對有著金色捲髮、雪白皮膚的混血雙胞胎，是她見過的最漂亮的孩子了。她很好奇：「他和一箇中國女孩在一起，生的孩子怎麼還是外國相呢？」
12月，超級商場進入節日時間。
先是聖誕節。11月，工作人員就開始造景。欄杆和扶手上被綁上了亮晶晶的星星、紅色的圓球、綠色的塑膠柏樹葉子。工人們在餐館聚集的負一樓中庭搭建起了兩米高的聖誕樹，上面是星星閃閃的裝飾。餐館的服務員們也戴起了紅色的聖誕帽熱情招攬顧客。母親從來沒見過聖誕樹，不知道聖誕老人從哪裡來，她無心享受歡快的背景音樂jinglebells。有人在觀摩聖誕樹的美麗，有人在聖誕樹下撿拾垃圾。母親還從未見過如此熱鬧又花花綠綠的景觀：「花了很大代價造給人看。」
聖誕節之後，便是元旦了。關於聖誕的一切人造景觀被一一拆除，用拖車運走。緊接著製造新的景觀。這次，中庭擺上的是」招財進寶」「財源廣進」，還有紅色財神爺人形玩偶。玩偶們立於兩棵繁花錦簇的塑膠桃樹下，手上捧著金黃色的大元寶，身邊也堆著大元寶。財神爺的前方立起了兩面紅色的戰鼓，經過的消費者都可以拿鼓槌敲一下。
商場還邀請了演員來表演節目，活躍氣氛。越多的人，意味著越多的垃圾，越多的汙染。為了不被投訴，忙不過來的時候，經理和班長都來邊上守著，給母親幫忙。
儘管進出需要嚴嚴實實戴好口罩，人們還是湧向為節日舉行儀式的商場。人們在期待，被疫情侵襲之後，能迎來一個好年頭。2021是牛年，超級商場打出的標語是：「2021牛氣沖天！」
商場是消費主義的產物，是景觀社會的極致呈現。
它以便利、乾淨和香噴噴的氛圍，營造幸福的氣泡。每一個走進商場的人，都會被門口穿白色套裝的保安歡迎。總有幾個住在周邊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場帶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飯、購物。母親感嘆，還是有錢人的生活舒服。
我總在想，是誰在為消費者創造這幸福的映象呢？
是像我母親一樣的保潔員，還有理貨員、店員、服務員、保安……而我們作為消費者十分輕鬆就得到了這一切。在母親未在這家商場做保潔之前，我也無數次出入這裡，吃過椰子雞，買過生活用品，買過花，看過電影……如今，正是因為母親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乾淨背後的付出是什麼。
我們租住的房子是小小的兩室一廳，一個月的房租加水電費6000多塊。母親給老家親戚打電話，尤其我在她旁邊的時候，總是很大聲地跟親戚表達她很幸運，要不是女兒在這裡，她都沒有機會來看這座城市，來做這份」輕鬆」的工作。雖然這些對話裡有些討好的意味，但我還是為母親高興。
臘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母親辭去了超級商場的保潔工作，休養身體。她很開心，達成了自己的掙錢目標。每次工資到賬的那一天，她都要讓我查查數目有沒有錯。
我們一家人第一次在異鄉團圓。
老家的親戚們打來電話，詢問母親在深圳的工作情況。母親沒有告訴他們自己是在深圳做保潔。她每次都顧左右而言他地含糊其辭：「做做歇歇，不是天天都做工，掙得不多。」sectionid="貓都知道疼崽子"「貓都知道疼崽子」
我需要上班到臘月二十八才能休假陪母親。
閒暇讓母親感到無聊，她終於開始認真審視這個由我們租來的月租6000元的房子，按照她在農村時的習俗，要在春節前灑掃庭院，迎接新年。
我們的」家」在一片豪宅樓棟包圍之中的一處破舊小區裡。這個小區九十年代末期由香港開發商承建，原業主大部分都去住更大的房子或移居國外了。住在這個小區的人在年齡上形成了兩極分化。一部分是租客，來自周邊寫字樓，我的鄰居便是一位做英語培訓的年輕人：一部分是早年買房的老土著，住在這裡，圖一個方便、熟悉。
我們之所以租住在這裡，主要是因為離上班的地方近，房東是認識的朋友。我們再也受不了深圳地鐵1號線早高峰的擁堵，也不想再跟中介拉扯。更重要的是，在我畢業後的六年裡，從城中村到合租房到大通間，現在，我迫切需要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一個家門口有公園、去哪裡都方便的住處。
父母來了，房子裡原本計劃用作我的書房的房間，便歸他們使用。「家」從戶型圖上看是方正的正方形，實用面積36平方米，分成客廳、兩間臥室、廚房、洗手間和陽臺。當父母第一次跟著我踏進家門，把他們帶來的行李放在客廳的地板上時，客廳頓時就滿了。我租來的」家」，像一個肚子塞得滿滿當當、幼崽擠得即將掉在地上、咬牙切齒的袋鼠。我看到母親臉上的喜悅很快消失了，飄過淡淡的愁雲。但她已經來了。很久之後，當她評價深圳」家」的」小」時，都會拿縣城房子的」大」來對比：客廳都比你這整個房子大。深圳房子很小，卻需要那麼多錢。「我兩個月的工資都不夠女兒付房租。」同時她又想到，自己住的這個小房子市場價值700萬，是房東衝著旁邊高階中學的學區位置買來的。
2020年初，深圳的房子又經歷了一波漲價潮。也許是因為隔離與輾轉，人們忽然意識到，有一個自己的房子很重要，那似乎能帶來一些安全感。
父母的房間除了一張床、一個衣櫃，其餘的地方都堆滿了書。母親把她的東西塞進靠牆的衣櫃，由壓膠板拼合而成的衣櫃」蹴牙咧嘴」的，經常有t恤、襪子從壞掉一隻把手的門縫裡跳出來，表示抗議。實在塞不下的便放在床頭，放在書櫃上。因為床上堆了太多東西，她睡覺時很少能伸直腿。客廳沒有餐桌，只有三隻並排的與電視櫃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我們吃飯、喝茶都在這裡，也方便移動。廚房和廁所都只能容下一個人。陽臺屬於貓和植物。到處都是滿的，我們夫妻和父母四個人同時在家時，就會交通擁堵，時常要為貓讓道。
我想母親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來後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時間比我們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鬧鐘吵醒我們，她便從不拉上窗簾睡覺，靠天光判斷時間。同樣怕吵醒我們，她起床後幾乎不開燈，摸黑穿衣服。有好幾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時才發現。晚上，我們都在家裡時，她總是待在自己的房間，我喊她出來時她才出來。更多時候，她會上頂樓的天台，在那裡給老家的親戚打影片電話，跟人聊天，坐著發呆。她洗完澡會把用過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間：洗髮水用得很少；洗乾淨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邊角：我們買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給人一種她不是在跟我們過生活，而是在」寄人籬下」。
有一段時間，母親愛上了在天台上數飛機。她從來沒坐過飛機，卻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飛機。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飛機從海邊起飛，飛過頭頂時，她就在心裡記下來，再起飛一架，便在原來的數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數了36架飛機才下樓。「一會兒冒一架，一會兒冒一架。深圳真好。在農村一連幾個月都看不到一架飛機，記得第一次有飛機飛過村裡，全生產隊的人都出來看。」她想起小時候跟外婆一起看飛機的瞬間，每次出門追飛機，外婆總是帶著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謠：「飛機飛機你停停，個個喜慶上北京。」母親對於我可以坐飛機出差去全國各地感到羨慕。「你把媽媽也帶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發前跟我開玩笑。
春節前的那幾天，母親把在超級商場學到的保潔技巧用在了這個小房子裡。她清理了每一間屋子，廚房和客廳的連線處鋪上了地毯，再也不是溼淋淋、黏糊糊的了。茶几上擺滿的杯子、零食也被小心地收納進塑膠筐。陽臺上的植物也變得疏朗有致。
我們懷著一團亂麻終於被理出頭緒的心情，在深圳等待2021年新年。
在此之前，我的每一個春節都是從異地返鄉，跟弟弟一起與父母在商南縣城完成一次雙向奔赴。更早的年月裡，我們一家是在縣城會合，再搭一天一趟的班車回到老屋所在的鄉村過年。
眼睛所及之處是綿延不絕的山，水泥公路在山上蜿蜒盤旋。車從秦嶺的心臟裡穿過，清新的寒風吹過臉頰，空氣裡有樹木花草乾枯的味道。
開班車的夫婦搭伴開車十幾年了，司機的老婆從漂亮的年輕姑娘，變成了有兩個孩子、身材臃腫的母親。她見證了我們這些孩子從這條路上走出去。
春節是夫妻倆最忙的時候，司機的老婆總能憑著你的外貌，認出你是哪家的女兒或兒子，時間在她這裡是沒有作用的。就像這裡的山一樣，無論你從它身上開多大的口子，總能憑著它的形狀、氣味，找到年少時留下的東西。
隨著年月往後延，村莊變得越來越寂寞。老人們被兒女接到城市的高樓裡，有些老人無論兒女如何軟磨硬泡就是不肯到城裡住，兒女就只好開著車把一家人載回村。團圓，仍舊是春節最重要的主題。
2016年之前，我們在縣城還沒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春節，我們一家人都要在父親年輕時蓋起來的白牆灰瓦的房子裡團聚。我在那裡度過了26個春節。
搬到縣城後，春節回老屋就變成了儀式性動作，雖然不會再在那裡過夜，但對聯是要貼的，祖宗也是要拜的，爺爺奶奶墳頭的燈是要點亮的。
我記憶中的春節總是伴隨著母親對父親口頭上的埋怨，她總是因為家中有太多活兒要幹而父親又顯得太過木訥，生出嫌棄情緒。雖然平日他們也因為彼此幹活多寡而爭吵，但這種情緒在春節時會達到頂峰。父親作為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北方男人，家務事對他來說簡直是酷刑。每到春節一片混亂的時候，父親總是不知所措，母親形容他是提線的木偶，牽哪兒動哪兒。最終的結果就是，活兒都讓母親一個人幹了，父親落了個清閒。
春節前後，整個家都是母親的主場。
年輕時，父母在鄉村務農，年是從臘月初八就開始的。這大半個月裡，母親要找」殺豬佬」殺掉餵了一年的大肥豬。她喂出來的豬總是最肥最壯，每次男人們去豬圈逮豬之前，她都躲在家裡，不忍心看這一系列慘狀。煮出來的第一碗年豬肉要擺出來敬奉天地和祖先，同時感恩豬的付出。年豬殺完後便是醃製。外公在世的時候，母親會把豬肚子、豬腰子挑出來，再加上一塊瘦肉，隨著大年二十九的那一揹簍年貨送過去。因為外公經常腰痛，在村裡人看來，吃動物的某個部位，就能治療人身上相應部位的疼痛，所以無論每年送給外公的年貨怎麼變化，豬腰子是必須要送的。
最重要的豬肉準備好，接下來便是磨豆腐，這項工作她也要承擔大頭。用當年收穫的新鮮黃豆，放在清水裡泡一夜，泡到發脹，然後用機器磨成糊狀，更早是用石磨將泡發的黃豆研碎。然後在開水裡煮沸，用酸湯水」點漿」，再把呈塊狀的豆腐花放置到方形的竹筐中，用布包裹，用石塊把水分逐漸壓出，便是豆腐了。一整塊大豆腐用菜刀劃成十幾、二十幾個方塊，天氣寒冷，水桶就是天然的冰箱，一桶豆腐就夠一家人吃一個春節。
母親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才能完成所有流程。在這一天，全家人經常被她命令著，要喝一碗熱豆漿，吃一碗豆腐花，最後豆腐做成的時候，還要蘸著辣椒醬吃一碗熱豆腐，一天的午餐和晚飯就解決了。
那幾天，一切都熱氣騰騰的。這種氣氛與一直需要大火燒水有關係。記憶中，每到過年前總是要下雪，天氣總是會很冷，而無論是殺年豬還是磨豆腐，都需要大量開水。父親要提前幾天就開始準備燒水用的木柴，把它們碼在灶頭，整整齊齊供母親使用。
廚房有兩個灶，一個是平時煮飯用的雙門灶，另一個是外公親手搭起來的獨門灶，上面有一口很大的鍋，這個灶只有在春節需要大鍋燒水的時節才會用起來，平時都被母親拿來做了置物臺和儲物箱，木鍋蓋上和鍋裡總是堆滿了廚具和食物。當兩個灶同時燒起大火，水溫不斷升高並冒出熱氣時，一切都變得活潑起來。不斷燃燒的樹木在爐子裡嚅嚅啪啪，樹身不斷化為橙紅的木炭。我和弟弟在木炭下埋藏土豆和紅薯，將它們烤出金黃的外殼。有時忘記了時間，土豆和紅薯也就跟著一起變成炭了。
如果那一年，剛好屋頂有雪，厚厚的積雪便會在廚房熱氣的蒸騰下融化，雪水順著屋上的瓦片流下來，在地上形成泥濘.當一切勞作結束，炭火化為灰燼，泥濘結成冰土，便到了需要關起大門休息的時候。
還有件重要的事是大掃除，一般會在臘月二十八這一天進行。父親會在家附近的竹園挑一根最筆直的竹子，留住最頭部的枝葉，便是一根長達十幾米的掃把，可以夠到屋頂最高處。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掃掉結在房屋各個角落的蜘蛛網——這項任務交給父親。母親的主要工作是等父親掃完蜘蛛網後做收納整理，把一年中用得凌亂的七七八八再重新歸置。彷彿整理完這一切，我們又在新一年獲得了一個新家。
臘月二十九這一天，是屬於家庭的」炸菜日」，母親要炸各種各樣的麵食，以供整個春節食用：麻花、紅薯圓子、饊子、油饃……一天下來，全家人都覺得臉上油乎乎的，因為總要在母親的熱情邀約下，不斷去廚房品嚐這些東西炸得好不好。當然，答案肯定是以讚揚為主。
大年三十是母親最忙的時候，雖然她早就計劃好了晚上的」團圓飯」做哪些菜，但還是忙個不停，且看不上別人插手。早飯一般是北方敬財神的大花饃，父親在中午十二點前貼完春聯後，她便開始忙晚飯了。廚房是母親的領地，我們只有打下手的份兒，經常是需要我們剝蒜，需要我們去地裡扯蔥……柴火被燒得紅彤彤，冒著火苗，映照著每個人的臉。吃飯前依然要先敬奉天地，敬奉灶神和祖先，然後鳴鞭炮，最後才是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一般是十個菜，意味著十全十美。有剩飯也沒關係，意味著年年有餘：吃米飯不能用水淘，不能喝湯。按照母親的說法，這是老祖宗的規矩。破了這規矩，當事人每每在出遠門的日子，就會碰上下雨的天氣。在春晚還只是純粹提供娛樂的那些年月，一家人會準時在八點前吃完」團圓飯」，等著春晚開場。
晚上十點左右，父母的親朋好友會打著手電筒領著小孩來家中串門，母親為孩子們分發一小掛一小掛的鞭炮。孩子多的時候，家中的一面牆會成為」擠矮子」的遊戲場地。遊戲規則其實很簡單，即一排人貼著牆站，然後用力往中間擠，被擠出來的人退出遊戲，往往最矮小的那個總是最先被擠出來，這個遊戲因此得名。吵吵鬧鬧到凌晨兩三點，村裡各家都要開始準備」出神」。
「出神」是每家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儀式，要把各種貢品擺上桌，抬到門外，大香爐裡插滿香燭，人們朝著太陽昇起的東方跪拜、祈禱。內容大多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這樣的祝福語，我和弟弟也會跟著父母一起參與，直到太陽真正升起來，父母才會把桌子收回來。跪拜完後，父親開始燃放大年三十夜就已經準備好的鞭炮，這些鞭炮纏在竹竿上，長達幾米，要爆炸十幾分鍾，父親在外面放鞭炮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們躲在房間從窗戶裡朝外看。各家的鞭炮陸陸續續響起，一場場進行接力，父親會朝著天空的各個方向晃動竹竿，算是呼應，響完後，往往是一地的紅色炮紙。新年的太陽一曬，紅色紙末便融進雪裡，化進泥裡。新的一年便開始了。
更早的時候，在北方鄉村，正月初一，村子和村子之間還會進行放鞭炮比賽。我們小時候，奶奶講過一個故事：七八里外，有兩個村子，一個叫陰坡，一個叫陽坡。有一年除夕（傳說往往沒有確切的時間點），兩個村子的村長打賭，比正月初一早上誰的鞭炮響聲時間更長。陰坡比陽坡富，當然買了足夠多的鞭炮。陽坡窮，鞭炮少，但有一個聰明人想了一個辦法，讓全村人在鞭炮快放完的時候，集合在一起揚連枷。那時還沒有打麥機，北方農村給小麥脫粒需要用到一種手工製作的草編工具，叫」連枷」，將收割回來的麥子鋪在地板上，揚起連枷，捶打麥穗，地板就會發出像鞭炮一樣的砰砰聲。連枷彷彿炮引子，村人齊心協力一起引燃，「鞭炮聲」不斷，一直響到中午。陰坡村民感到納悶，跨過冷水河，來到對面，才發現了其中緣由，雖心中有怒，但從結果上來說也是輸了。
據說，從此以後，陰坡的家族就逐漸敗落，陽坡漸漸發達。多少年過去了，這兩個村子至今還有人生活，名字也沒變，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的小姨就嫁到了陽坡。
正月初一清晨，我們還在熟睡，父母便起床準備餃子。在農村的時候，我和弟弟幾乎每一次都會錯過父母包餃子的場景，等我們起床後，面前已經是一盤盤待下鍋的餃子了。母親會在餃子裡包硬幣，有時候是六個，有時候是八個，吃到硬幣的人意味著新的一年會有財運眷顧。
農村的年，真正意義上的結束是在正月十六。燈籠取下來，才意味著年過完了。整個正月，母親不斷接待親戚，想著花樣拿家中的好吃的招待親人。她有九個兄弟姐妹，無論如何湊，都是一大桌人。母親總是不讓她的姐妹們插手，依舊一個人把控全場。後來，我才理解，很多時候，是其他人主動放棄了這些看起來又髒又累的活兒，而母親不得不承擔。
母親送起東西來也很大方，親戚們走的時候，懷裡兜裡被塞得滿滿的，還專門給小孩子們包了紅包。有時候，親戚們推辭不收，母親要追出門好遠，互相推操，彼此說服，最終把紅包送出去。她為此感到驕傲。親人們也是這麼對我們。她對親戚們總是很熱心腸，即使有時候被傷害。我在很多年後才明白，那些春節時在鄉村家庭聚會中歡笑的親戚們，在面對互相」借錢」的問題時，也會變得相當理性。結婚、買房這兩樣理由是最容易獲得通過的，其餘的」借錢」理由要經過重重考驗。我的母親同樣謹慎、有分寸地對待」借錢」事宜，這是我學不來的。在面對親戚間一些讓她不愉快的雞毛蒜皮小事時，她總是隱藏自己內心翻舊賬和責難的衝動。我想，我的親戚們大概也是如此吧，所以才能保持幾十年的互相扶持。
在農村，每近年關時，母親總是小心翼翼。她有些迷信，殺年豬之前她總祈禱一切順順利利，不要出現差錯，比如豬半途沒斷氣，又從案板上爬起來。「案板」其實就是廚房的一扇木門。鄉村的木門是可以靈活取下來的。童年時，無數個放學回家後發現沒有帶鑰匙、父母卻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弟弟都是把木門取下來，自己去廚房燒火做飯，或者吃母親留在鍋裡的飯。母親磨豆腐之前也總祈禱不要失敗，放鞭炮時祈禱一次性響完，貼春聯前也總是囑咐父親不要貼反，吃飯時總是告訴我們不要摔碎了碗……在她的觀念裡，只有這些不出差錯，按照她的祈禱進行，來年才會順順利利。
她常跟我們說，外婆去世那一年的春節，就有一系列的不祥的預兆。殺年豬的時候豬血泛白沫，外公把門神爺貼倒了，把燈籠裡的煤油燈摔碎了，五舅舅玩鞭炮的時候把眼睛炸了……母親常常在春節想起外婆，她在春節所進行的一切充滿儀式感的流程，都是從外婆那裡習得的。在母親的記憶裡，大家庭的年從臘月半就要開始忙了。在貧苦的歲月裡，似乎一年到頭的辛苦都是為了過年這一天。除夕夜吃完團圓飯，外婆不讓別人插手灶臺上的活兒。她會熬一大鍋苞穀米，在深夜包餃子。初一早上，她一個個喊孩子們起來吃飯。「二女子，快起來吃餃子啊！」——外婆這麼喊母親，那是母親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刻。後來，她也用這樣的語氣在每年正月初一喊我和弟弟起床吃餃子，我也覺得，那是一年裡聽到的最充滿喜悅和希望的聲音。
當我們一家人離開鄉村後，上面這些習俗也就漸漸消散了，但記憶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親的記憶裡，也留在了我的記憶裡。母親也在鄉村度過了她生命力最為豐沛的歲月。這種儀式給她以尊嚴，也給了她面對來年生活的動力。
當要在深圳度過異鄉的第一個春節時，母親歡欣雀躍，充滿期待。和我們在一起生活半年後，即使中間經歷了各種不適應與爭執，母親還是在深圳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除了審視和整理我們的」家」，她開始去探索小區周圍的環境。她雖然只會說方言，但不怯於跟陌生人講話，她的嗓門很大，經常會把人嚇一跳，但她改不掉，她用真誠的熱情感染別人。她認識了所住樓棟幾乎所有的老人，瞭然於這些在小區買了樓的老人家裡有幾口人，子女做什麼工作，一個月拿多少退休金。進出電梯遇上這些老人時，母親都會跟他們搭上腔，有時候還順手幫忙扔垃圾。她在天台上除了看飛機，也交到了朋友。天台上視野開闊，可以看到深圳灣，經常有老人帶著小孩在這裡曬太陽。有時候，我跟她一起上天台，她完全無視我的存在，跟老人熱絡地聊天。他們各自講述自己的生活，那些話她跟許多人重複過很多次。那些老人從母親的語氣裡感受到羨慕，尤其是當他們說自己是帶孫子或者只是在深圳拿著退休工資養老的時候。
除了羨慕之外，母親最常有的心態是自卑和貶低自己的保潔工作。她常跟我說：「做孃的沒有用，老了還要來拖累兒女。」她認為跟我住在一起是」拖累」我，因為我要承擔她一些生活上的花費。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師、護士、檢察官、公安等職業，拿著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因為他們還有餘錢去補貼兒女。母親年輕時，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走上做老師、護士、檢察官、公安等穩定職業的」鐵飯碗」之路，但是她的期待落了空，並且現在看來，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每當母親跟天台上手拿退休金的老人們」謙虛」自稱只是跟著女兒生活，又額外打點工的時候，那些有素質的老人都會讚揚母親，告訴她，能掙一些錢，並且完完全全歸自己，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
我能感受到老人們也很享受和母親大聲聊天。我比母親在這個小區住得時間更久，從來沒有搞清楚對門的鄰居是做什麼的，而母親來了一個月，就跟人家交上了朋友。
她逐漸開始試圖掌控廚房，幫我從家務勞動中解放，緩解我面對高壓工作的壓抑情緒。她總是悄悄幫我洗好衣服，幫我給陽臺上的花澆水，幫我給貓鏟屎，把地板拖乾淨。她開始嘗試自己去買菜，總是對比同一樣菜老家的價格是多少，這裡的價格是多少，一比，發現貴了一倍不止，於是她買回來的菜都是精心挑過的菜或者是超市快關門時的打折菜。
年底的時候，我的工作變得異常忙碌，也很複雜。
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後一言不發，側躺在沙發上，面無表情。母親看到我的臉色，也不發一言。她經常要等著我回家後再上床睡覺，也許她有一些當天的見聞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臉色擋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壓榨一天後，我沒有心思再吸收任何東西，哪怕是面對自己的母親。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經歷的，也不能提供幫助，只會問我，你吃飯了沒？餓不餓？要不要吃東西？當我心煩意亂的時候，我更想一個人待著，但母親只想一直關心你，直到確認你沒事。
2020年除夕那天，雖然是租住的房子，我們仍然為它貼了春聯。
大門——
上聯：燕子堂前繞桃花枝頭俏
下聯：人面相映紅歡喜春來早
橫批：樂此桃源
陽臺——
上聯：天上聚仙佛人間滿歡顏
下聯：蒲扇手中搖悠遊好似仙
橫批：日日皆大吉
這真是一幅理想願景。
同在深圳的表哥和弟弟也來家裡。廚房仍舊是母親的，我們在她的指揮下打下手。菜一盤盤上，又一一被掃蕩，其樂融融的氛圍、油汙碗碟自動消失的餐桌背後，是一個看起來很快樂，隨時準備為子女奉獻的媽媽，臉上被油煙燻出微汗的媽媽，手腳不停的媽媽。
「媽，你真的喜歡做飯嗎？」
「娘不給兒女做飯，給哪個做？貓都知道疼崽子。」
除夕夜，是一桌豐盛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團聚。她說：「挺好的，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免去了你們姐弟倆奔波。」
沒有了在鄉村那些繁複的習俗後，母親在深圳的這個春節，過得還算相對輕鬆。如若是在縣城的家裡過春節，少不了一家家走親戚，今天在這家聚餐，明天在那家聚餐，半個正月在自己家待的時間沒幾天。她從空間上遠離了那些熱鬧，擺脫了一些大家族走親戚、送紅包、人情往來的麻煩，也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自由。我們帶她去看花市，去海邊曬太陽。她對我專門為春節買的20元一斤的大米感到驚奇，她說，這大米，煮出來，在鍋裡是站著的。我想象了一下那個場景，大概是軍訓的時候，操場上立了一操場的新兵。
年底那幾天，母親晚上出門散步的時候，經常在馬路邊碰到」燒紙」的人。
母親對城裡人」燒紙」的隨意嗤之以鼻：「連頭都不磕一個。」
母親想到遠在秦嶺尾巴上、深山裡那些孤零零的」老祖先」們。
她有些惆悵：「離得遠了，連夢到他們都很少了，都不要老祖人了……」
春節過完，正月初三，母親在電話裡拒絕了小棉班長讓她再回去工作的邀約。她在一棟政府大樓裡找到了新工作——仍舊是做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