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一個胖子」
短暫的春節假期結束了。
母親的新工作是在路邊接了一位保潔班長的傳單後找到的。班長姓姚，後來成了母親的主管，被稱作老姚。他來深圳已經二十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潔賺的錢幫兒子買了房，現在則是給自己賺養老錢。
傳單上寫：政府單位保潔，2800元一個月，無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休。
2021年，正月初七，陽光很好。我帶著母親去見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樓的門口迎接我們。他穿著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裝，上衣中間的一粒釦子搖搖欲墜，皮鞋的鞋幫和鞋底即將分離，一看就是常幹體力活的人。他樂呵呵的，帶著我們一路掃碼，經過安保，進到地下一層。
跟商場相似的入職流程，我幫母親很快簽好了合同。
母親正式入職，成為政府大樓保潔隊的一員。名牌上的編號為：20038。政府大樓的辦公室格局還是沿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格，公務員的辦公室是一個個小房間排列在走廊兩邊，有的裡面六個人，有的四個，有的兩個，有的只有一個，似乎是按科室職位劃分。這棟大樓還是八十年代所在街道上最早建起的幾棟高樓之一，站在天台上可以遠眺深圳灣。送母親入職的那天，尚未到工作人員上班時間，大樓裡有一種寂靜祥和的氣息，陽光從玻璃幕牆透進來，灑在一道道門上，分出一道道橫豎交錯的柵欄。
母親的崗位工作是給其中兩層樓打掃辦公室裡間、走廊和廁所。兩層樓，加起來有近50個房間。要收拾垃圾的時候，母親先輕輕敲門，再進去。經常有人跟她說」謝謝」，還有人跟她說」阿姨，先不用掃了」，母親便安靜地退出去，然後帶上門。
第一天下班，母親回家跟我說，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許也因為是公務員辦公的地方，人都比較禮貌。
每天早上7點上班，晚6點下班，中午有兩個小時休息時間，一個月的工資是2800元。更高樓層大概是有更高職位的領導在辦公，保潔員工資相應會高一些，一個月3200元。每週末，保潔員可以休息一天半（一般是週六上半天班）。
一週後，母親變得坦然，一切跟招工傳單上寫的一樣，這讓她感到舒心。他們說話算話，不像在商場的時候，請假都請不來——這是母親有生之年第一次獲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對於坐在家裡還能照常有錢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議，在她以往的生命經驗裡，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錢。
保潔員們的工作內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廁所、走廊和辦公室的清潔。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兩次垃圾，看到髒東西要及時打掃。沒有垃圾的時候，時間就屬於自己，哪怕發呆也好。在政府大樓裡，沒有人監控她，也沒有人讓她必須時刻保持移動。母親很喜歡這種」小自由」，覺得在這裡被人當人看，而不是下層的農民工。
時間長了，母親熟悉了自己的活兒，也在工作的空隙窺見了各式各樣的面孔。
母親以前以為公務員都很清閒。在她的印象裡，只有很聰明、很會經營的人才能做公務員。但這裡的年輕人都好忙，忙著寫稿子、彙報，步履匆匆。有時保潔員都下班了，他們還在工作。
有時候，母親去打掃，對方頭都顧不上抬，像被電腦吸了進去。有一個女孩在廁所跟母親傾訴，她的頭髮經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歲。她很靈巧，很活潑，經常給母親一些自己的零食。母親推託，但還是被硬塞了過來。一些遺棄閒置的日用品，大家也經常送給母親，有的當垃圾處理掉，有的當廢品賣，花瓶之類的母親就拿回家。
母親在辦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掃出最多的垃圾就是頭髮。她也發現，年輕人越忙，工位下清掃出的頭髮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掃出一小撮。
母親雖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時間她需要遵守規則，不能隨便去別的樓層。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廁所旁邊的工作間。因此，她總能碰到一些人，他們來廁所並不是真的要上廁所，而是借用這個空間處理別的事情。
這時候，廁所就成了職場的」避難所」。
讓母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領導，她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給孩子的班主任，說到動情的地方，幾乎是哭訴。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聽話了，沉浸在遊戲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認真上課，念一個好大學。
女領導個子高高的，很溫和，她給過母親很多東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幾大包零食、水果。每次送出的時候，她都說，阿姨，你不要嫌棄，這些東西沒壞，你拿回去。母親還能怎麼拒絕呢？她只能一個勁兒地說」謝謝」。
還有一個男生，總是肚子不舒服往廁所跑，一待就是半小時。母親擔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來，給急的。
母親偶爾會跟一個比自己兒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幾句。他每天帶一個包子、一個雞蛋的早餐來上班。男生從東北考上深圳的公務員，總是很忙，有時週六還來加班。母親問他，結婚沒？有孩子沒？瞭解之後，發現這孩子跟自己兒女的境況差不多，都是工作壓力大，在深圳落腳很不容易。男孩告訴母親，自己的父母也做過保潔，母親因此更覺得親切。
工作中，細枝末節的苦惱也不少。
母親負責的兩層樓相鄰，但衛生狀況卻截然不同。上一層樓的人愛乾淨，下一層則不然。每天下午三點，母親要提著一個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層樓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層的兩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會用紙巾包起來丟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則將垃圾隨地扔。
母親對幾間六個女孩坐在一起辦公的屋子印象深刻。不論哪次去，垃圾桶裡面都是飯盒、茶葉、紙巾，堆得滿倉滿棟。母親曾經很委婉地跟她們說，也許這裡需要一個更大的垃圾桶。
還有一次，母親去一間辦公室收垃圾，敲門許久不開，就多敲了幾次，過了一會兒，門開啟一條縫，裡面的人探出頭來，輕聲說：阿姨你晚點再來哦！原來他們在裡面蒸煲仔飯，鍋碗瓢盆擺了一地。不用說，又有一大堆垃圾等著打掃。
另一次，母親打掃到一個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邊有一些紙盒，她問女孩還要不要，女孩說，可以扔了。
母親把紙盒拿出來放在電梯口，先到下面那層打掃，準備返回後再一起收。但不一會兒，母親接到管理處電話，問她打掃衛生時有沒有拿女孩的快遞。母親有點懵，她確實沒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釋，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紙盒，並且是跟她確認過了。女孩也沒再堅持。
過了一會兒，母親想想還是感覺自己被冤枉了。她對這種懷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辦公室，倚在門框上，輕聲問她：美女（這個稱呼是母親來深圳後學會的），快遞找到了沒？女孩說，是自己大意了，摻雜到桌上一堆東西里去了。
母親又跟女孩解釋了一遍，自己不會亂拿別人的東西。此後，母親每次去女孩所在的辦公室打掃，都能感覺到女孩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弄得母親反而有點過意不去。
母親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務的物件打電話到管理處，就像外賣員怕差評一樣。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對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幾步路之外的工作間，有需要，她馬上就可以去收拾乾淨，而不是大費周折打電話到自己的領導那裡。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會發生。一天，母親突然又接到了管理處的電話，說有一位男士打電話來說自己座位底下弄髒了，需要打掃。母親接到電話後去檢視，原來是下雨天，他腳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實是很小几塊，用紙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卻打了電話給管理處。
母親不能理解，這種舉手之勞為什麼需要驚動一位保潔員的上級。她有些生氣，但還是忍住了，拿著拖把，將地板拖了。
拖完後，她對這位男生說，帥哥（也是她來深圳後才學會的叫法），後面再有地板髒的時候，你直接來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樓道，就在工作間，幾步就到了。她盡力保持笑容。
母親通過辦公室門上的標誌牌確定裡面人的職位。
她認識了各種各樣的」處長」（這並不代表真實的職位，母親統統稱呼他們為」處長」）。
其中一個」處長」看起來還很年輕，瘦瘦的，雲南人。母親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處長」就給了她一個20塊的紅包，這也是母親第一次領到廣東的」利是」。
後來母親常去打掃，彼此就熟悉了。他很愛乾淨，垃圾桶裡只有一些差錯稿子的廢紙。每次母親去打掃的時候，「處長」總說，阿姨，我這裡不用打掃。每次有新公務員入職，都是這位」處長」帶著，一個個辦公室介紹，讓新人適應環境。
4月的一天，星期六，「處長」一個人在加班。母親正在打掃走廊，「處長」看到了。
「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來打掃衛生？」
「處長，你今天咋也來加班？」
「我今天有點事，也來加個班。加一兩個小時就走。」說完，「處長」轉身回了辦公室，不一會兒，他拿了個紅包遞給母親。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給你一個紅包。」
「處長，我不要，這是我們的職責。我沒有什麼能給你。」
「處長」非要給，母親無法拒絕。他可能把母親當成養老沒保障來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雖然事實確實如此。
「謝謝你的紅包。」打大半輩子工，母親從沒遇到這種事。「真是好人。」母親心裡想，懷著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紅包。在她心裡，欠了「處長」很大一個人情。
過了一段時間，母親經常看到」處長」的女兒下午會來辦公室寫作業。
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後對我說，想把家裡的雲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給朋友。我很好奇，母親居然在政府大樓交到了朋友。她告訴了我，「處長」女兒最近在大樓裡寫作業，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還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愛吃。
第二天下午，母親打掃到」處長」屋裡的時候，看到」處長」女兒也在，她拿出了核桃。「處長」一開始拒絕，母親說只是想著孩子可能愛吃。「處長」接過核桃，說，那我就拿著吧，謝謝阿姨的心意。即使這樣，母親仍然覺得還是虧欠了「處長」，無親無故收了別人100塊錢紅包——她的道德觀念就是這樣，不能虧欠別人。
還有一位」處長」，是個廣東人，總有很多人去他那裡談事。「處長」有五十多歲，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親說，他就是當官的面相。往往，母親去他那裡打掃的時候，垃圾桶幾乎沒有垃圾，地板也乾乾淨淨，有時候早上去打掃，會撞見」處長」自己在擦桌子、書架和沙發。母親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乾淨。
有一天，母親斗膽問」處長」，深圳的房子為什麼這麼貴？跟黃金一樣貴。母親說，自己的兒子談了廣東的女朋友，卻買不起房，焦慮得很。
「處長」安慰母親，不要著急，在深圳連公務員都買不起，別說打工人了，慢慢來吧！母親心裡鬆了一口氣，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母親也有遇到煙癮和茶癮都很大的」處長」。有一位看起來快退休的」處長」，一個人一間辦公室。他的電腦總是停在系統碧草藍天的介面。有時候母親打掃到他那裡，兩人還嘮嘮嗑。「處長」有一個大煙鬥，桌上和地板上總是有菸葉碎末和菸灰。他也愛喝茶，垃圾桶裡總是堆滿茶葉，茶鏽斑斑。他笑著告訴母親，自己快退休了，也沒有太高的學問，年輕的時候運氣好，就進到現在的單位，待了一輩子。他看起來不忙，經常有人找他簽字。
母親對這些」處長」們印象都不錯，跟她腦子裡刻板的、威嚴的形象很不一樣。
閒聊時我問母親，在政府大樓的時候，對公務員整體是什麼印象？母親說，她沒有遇到過一個正在懷孕的年輕女性，也」沒有一個胖子，他們都很友善，沒有戾氣」。
廣東，特別是深圳和廣州，被外界認為遍地是隱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一個段子是說，在深廣，如果你遇到一個保潔員腰間繫著數量可觀的鑰匙，那他可能是家財萬貫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他們刻意低調收斂財力，踏實本分地勞作。此類故事組成了外地人對廣東的富庶想象之一。
實際上，母親在政府大樓的同事們大多都要打幾份工。遇上這樣的」富婆」保潔阿姨，還要等到她在深圳待得足夠久的未來。
一位雲南來的阿姨，比母親大兩歲，一天要上三個班。早上7點去政府大樓，做辦公室清潔；中午休息時間，她要去附近一個家庭做家政，下午6點下班後，她又趕去附近一個單位給十幾個人做晚飯。加起來，一個月的工資超過1萬塊。她一個人來深圳已經十幾年了，交了社保，六十歲後可以拿退休金。前幾年她當了奶奶，同鄉的老人一般會選擇回老家帶孫子，但她不願意，而是每個月出2000塊給兒子，讓兒子找保姆照顧孫子。
她的大部分工資用來接濟兒女，一部分存著，和老鄉們合租在附近小區，一個月租金1000元左右。雲南阿姨有著和母親差不多的口頭禪：老了，掙點錢自己花，幫不了兒女，也不能拖累兒女。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雲南阿姨是母親遇到的唯一一位在深圳自己交社保，老後有希望拿到退休金的保潔員。
作為清潔工主管的老姚，已經五十八歲了。他一個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帶孫子，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在老家需要接濟贍養。他的好脾氣常被其他保潔員拿來調侃或取笑，但他依舊樂呵呵的。保潔員們對他的評價是：老姚是一個好人。
母親認為老姚是一個勤快的主管，有時候甚至有點主次不分了。他從不偷懶，人手不夠的時候，很多活兒他都親自上手幹，多賺一點兒。也由於一天到晚都忙於多幹活多掙錢，老姚並沒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因此，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務，各自回到清潔崗位後，基本就不會再有人來打擾保潔員們，給他們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兒。管理處的經理也很少去找保潔員麻煩，開早會的時候總是對他們說，你們辛苦了，只要幹好自己的崗位，將來會幫忙爭取給保潔員加工資。在這份工作裡，母親感到了信任。
相對於其他保潔員，母親顯得熱情，也相對幸運。她和我住在一起，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開支，她做保潔掙的這筆錢，就能按自己的心意存起來作為養老錢。
我後來才知道，政府大樓這份保潔工作，即便有法定節假日仍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這裡不包吃住。假期多，錢就相對少。很多來做保潔的老人，在乎的一是能賺多少錢，二是要包住。如若兒女不在身邊，深圳的租房成本是他們承受不起的。政府大樓裡一部分保潔員承包了打掃食堂的活兒，他們可以在正式員工吃完飯後在食堂用餐，一日三餐管飽。
給政府大樓掃外圍廣場的是保潔員裡最年輕的一位。他看起來只有三十多歲，嘴裡會一直嘀嘀咕咕，但表達不清晰，只顧低頭幹活，有一片樹葉也會立馬掃起來，像是有強迫症。後來母親才知道，他是被老鄉帶過來的，可能患有自閉症之類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深圳這座城市，容納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韌性很高。這些來這裡工作的保潔員、清潔工，無法在老家獲得經濟來源，卻被深圳接納了。
政府大樓的可回收垃圾不會被丟棄，而是由每層樓的保潔員分類整理，送往負三樓的地下倉庫累積起來，每個月賣一次。賣垃圾所得的錢，分給大樓裡的保潔員。平均下來，每個月，因為賣垃圾，每個保潔員可以多拿150塊錢。這令母親感到公平，覺得政府大樓裡的管理有方法。不像在超級商場裡，撿紙皮還要被懲罰。
母親就是在來來回回送垃圾的路上認識了小山叔。小山叔負責的是政府大樓活動室的衛生。活動室是用來讓公務員們休息的場所，面積有上千平米。裡面有健身房、圖書室，還有咖啡機。活動室裡人不多，小山叔主要的工作是拖地板，擦桌面、鏡框及牆面上的灰塵，活兒不多，每天收集起來的垃圾一隻垃圾袋都裝不滿。有時候，小山叔要協助活動室的管理員給圖書上架，給牆上的鏡框換照片。
常來鍛鍊的是幾個已經退休，但在政府大樓裡仍保留有辦公室的」處長」。他們總是一早就來跑步，練太極拳，有時候還加人合唱團。週六的時候，常有中年女性帶著孩子和瑜伽墊來，孩子在閱讀，女人在練瑜伽。
有一位」處長」每週三都把家庭郊遊用的髒墊子帶到活動室讓小山叔洗，洗完了還讓拍照反饋，確保洗乾淨了。後面有幾次，小山叔不發照片了，「處長」就沒再提出這種過分要求。「洗是小事，感覺沒被信任」小山叔說。
活動室裡有兩臺咖啡機，每天都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過來清洗機器，一個月可以賺5000多塊。小山叔覺得這工作也太好乾了。但小山叔不敢用智慧咖啡機，因為他聽保安說，這臺機器是進口的，值很多錢，用壞了賠不起。小夥子很熱情，主動邀請小山叔品嚐咖啡，他幫小山叔打了一杯拿鐵。「嚐起來澀澀的。」但此後，小山叔也沒主動去打過咖啡。那是小山叔人生中第一次嚐到咖啡是怎樣的味道。小夥子每次來清理咖啡機，都會清出半桶咖啡渣。深棕色的碎末散發出濃濃的香味，他對小山叔說，咖啡渣是極好的花肥。小山叔把這些咖啡渣裝進塑膠袋，放進帆布包裡。他把咖啡渣帶回女兒一家的出租房，埋在陽臺的月季花盆裡，月季一朵朵綻放。
小山叔覺得，月季也有了咖啡的香味。
保潔人手緊缺的時候，小山叔會利用中午和傍晚休閒時間打掃政府大樓的食堂，主要是拖地。打掃食堂沒有額外工資，但可以免費吃和公務員一樣的三餐，品類豐富。公務員們一個月900多塊的餐費，每餐食物不限量，隨便打多少都行。小山叔發現，其實公務員們都吃得不多，也不愛吃肉，反而是蔬菜、紅薯、玉米、南瓜等素菜最受歡迎。對小山叔來說，打工管飯，這既免去了開伙做飯的麻煩，又省錢。所以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加班。六十一歲的小山叔來深圳前一直在建築工地上蓋房子，他蓋了一棟又一棟的房子，看著房價從幾千一平米漲到幾萬。直到有一天，他覺得站在鋼管架上有些頭暈眼花，差點摔下來，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幹了，需要做輕鬆一些的工作。再說，工地上也不會再要他了。在深圳工作的女兒把小山叔帶來深圳。廣東的食物讓小山叔感到甜蜜蜜的，一切都很甜，連饅頭裡都放了糖。他希望這樣的好日子能持續下去。
幾個月後，主管老姚被上級調走了，去華強北一家電子廠負責衛生清潔，他邀請母親同去。但如同我們在職場上也會遇到的情況，領導換崗了並不意味著員工也得跟著走，母親還是覺得政府大樓更方便，就留了下來。她說，有好幾次，管理處領導去檢查，表揚她的衛生做得好，她很開心。即使沒有加工資，她還是感到得到了認可。這種認可，對母親很重要。
面對並不穩定的環境，母親不止一次跟我說，在政府大樓工作，讓她感到被尊重，認識了不少好心人。母親做得格外認真，她想著能一直做下去。
然而，並不是所有事情都會朝母親期待的方向發展。即使她總是跟我宣稱，她這輩子計劃中的事情一定會想辦法辦成。
2021年春天，我們得到了姑姑病重的訊息。
從4月開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惡化的陰影籠罩。那時候，母親每天從政府大樓下班後，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影片電話，在路上，在天台上，在客廳，在陽臺，在她自己的房間裡。她們隔著螢幕說了很多話。
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經吃不了東西，眼看著狀況一天天糟糕下去。
母親形容自己焦急的心情：心焦得都㩢得斷。「㩢」在陝南方言中是指把一根木柴抵在膝蓋上用雙手摺斷的動作，這個動作伴隨著忍耐、疼痛和斷裂爆發前的煎熬。這也像是琴絃斷掉的過程，在崩斷前，經歷了無數力量的拉扯。
父母回鄉的計劃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父母決定7月12日動身。我給他們買了從深圳直達縣城的火車票。
出發前一天是週日，我帶母親去華強北逛逛。下午坐在街邊休息的時候，母親提到，老姚告訴過她，他的新工作是在華強北的電子廠做保潔領班。我建議母親給老姚打個電話，約他見見，我們可以一起吃個飯。電話撥過去，母親跟老姚交流了一番，掛了電話，她告訴我，老姚今天已經提早下班回家了，等下次他來香蜜湖的時候再見面。母親有些遺憾。
父母如期出發。送他們去車站的路上，母親一邊說希望姑姑的病能好，一切平安無恙，一邊又說要提前給姑姑」準備東西」，要買厚厚的棉花鋪在棺材下面，要讓姑姑的女兒買一套體面的衣服。她陷入對過往親人死亡的回憶中，是如此地撕裂和混亂。
二十五個小時後，他們抵達位於秦嶺南麓的小縣城。他們離家不到一年。
母親下了火車就直接去了醫院。姑姑的癌細胞已轉移至全身，癌痛讓她身體蜷縮，大喊大叫，眼睛也已經看不見。姑姑抓住母親的手，摸到了母親手腕上我外婆留給她的銀鐲子，認出是母親來了。她哭著說，春香姐，你咋從深圳回來了？你回來了怎麼找得到工作？
母親跟政府大樓管衛生的新經理請了兩週的長假。
她深知，這次回去，可能就要丟掉這份工了。在老家的日子，母親的日常就是醫院、家裡兩頭跑。
事實上，母親這次回鄉，不僅是為了送姑姑走最後一段人生路，也是為了看望她的姐姐，我大姨。那段時間，大姨因為腦溢血剛做完手術，在縣城中醫院復健。母親每天搭公交車，往返於兩個醫院之間，總是看完姑姑去看大姨，看完大姨看姑姑，一天天都消磨在醫院裡。無非是送些吃的，陪在她們身邊，響應她們的需求。
微信群裡不斷彈出的工作群訊息讓母親心慌。她甚至還抱著姑姑能夠好轉，她能立即抽身回深圳工作的想法與祈願。事實卻是，姑姑的病一天天暗沉下去，吃了止痛藥便是昏睡。看著此情此景，母親也跟著親人們一起時不時流淚。
姑姑住院一個月後，醫院不再接收。姑姑的農曆生日要到了，她的兒女便把她接回了縣城家裡——親人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每到傍晚，姑姑便開始說胡話。那些已經離世的親人的名字從姑姑嘴裡冒出來，她迷迷糊糊地感到他們在喊她。
「哪這麼多人喊我？」「他們喊我去城裡玩。」
她回答得很用力。
「哎！哎！」「來了，來了……」
不久後，便又陷入沉睡。
五十四歲的生日過後，姑姑加速衰弱下去，也不說話了。8月7日晚，母親陪著姑姑到後半夜，握著她的手，看著她的生命一點點流逝。
2021年8月8日，姑姑離開了這個世界。這一天，是東京奧運會的閉幕日。遵從她生前的願望，親人們圍著她，將她抱在懷裡，最後從縣城運回商山深處的老家。她在那裡出生、長大、結婚、生子，從那裡走出去打工，經歷波折，最後又回到那兒去。
等父母在老家處理完姑姑的喪事，政府大樓的管理衛生清潔的經理告訴母親，她的崗位招到了人來代替。顯而易見，母親失去了在政府大樓的保潔工作。她和父親乾脆回到村裡久未住人的老屋，在那裡待了一個多月——母親有件大事要做。
或許是因為姑姑的離去讓父母意識到，死亡的陰影已經如此逼近他們這一代，辦完姑姑的喪禮，在母親的主力推動下，他們決定趁著回到老家的空當，趁著村裡七十歲的老木匠還能勞作，把棺材做起來。他們沒有問我和弟弟的意見，固執地安排，將來某一天自己人生走到結尾時，必須在老家的祖屋，與出生地相連。他們把這項工程稱作」做大傢俱」。
開工之前，母親給了自己很多心理暗示。比如告訴我說，外公在五十歲的時候就為自己準備好了「大傢俱」，但活到了八十八歲。奶奶也是六十多歲就做好了，也活到了七十六歲，所以不必在意。
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母親從手機上給我發工程進展的影片，每一天都是陰雨綿綿。一個星期後，工程完工。母親還是感到沮喪和虛無。「人生真是無意義啊，忙活一輩子，最後還要自己準備一個大盒子裝起來。」
姑姑是母親同性好友間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門遠行，母親都是把家裡的鑰匙交給姑姑，讓她照看花草。
母親和姑姑是以」換親」的形式，決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輩子的幸福賭上我父親的幸福，我母親則是賭我六舅舅的。她們都是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們同一天結婚，送親的隊伍相遇在村裡的古樹下，姑姑和我母親彼此交換手中的花手帕，也許就是在那一刻，註定了她們此後的惺惺相惜與信任。
她們彼此都稱呼對方為」姐、兩年時間，姑姑從確診到離去，母親雖有心理準備，但還是感到來得太快了。姑姑最後一次從醫院化療回來，在影片裡跟母親說，她走不了遠路，託她照看的縣城陽臺上的花估計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種的那片地也已荒蕪。
從深圳返鄉的那天深夜，母親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從縣城大醫院看完姑姑回家，開門的時候卻發現，花草竟然全活著。那些吊蘭像是煙花般炸開，爬滿了陽臺。sectionid="女的是菜籽命"「女的是菜籽命」
10月，陝南最好天氣也來了，空氣清爽。
我也利用國慶節假期返鄉。
姑姑落葬，「大傢俱」也已完成。父母規整好老家的房屋，把一切收拾妥當，從村裡回到了縣城的家。
我除了要見見親人們，也準備再次帶父母來深圳。
母親在深圳的時候，我經常感到她侵佔了我本來就很」小」的家。她把撿回來的」垃圾」塞滿床底，廚房裡總是多出些瓶瓶罐罐，砧板和菜刀經常挪了位置，客廳的進門處總是有腳印，莫名的汗水味……她離開後，我重新規整、打掃了房間，把她房間的被套床單扔進洗衣機，被子拿上天台曬，床底的」垃圾」分類整理，砧板立在了我順手的洗碗池狹槽處。一切都恢復了我喜歡的樣子。
隨著她離開的時間越久，房間裡她留下的痕跡和氣味越來越少，我發現我很想她。我發現她在深圳的時候，其實為我做了很多事。我經常一天打好幾個電話給她，問姑姑的病情，問她在做什麼，甚至有時候，她覺得我在浪費話費，表現出不耐煩，一句話沒說完就結束通話。她經常不帶手機，不接電話。
在深圳的時候，她也是這樣，不帶手機出門，有時候去買菜，有時候去天台。當我打電話的時候，發現她的手機在她房間的床上震動，我氣急敗壞，在她回來的時候嚴厲地質詢她：你為什麼不帶手機？要是出了事情怎麼辦？出門為什麼不微信說一聲？馬路上那麼多人那麼多車，誰知道會出什麼事？
她反而理直氣壯：帶個手機多麻煩，你還擔心我被車撞，被人騙？我能出什麼事，就過兩個紅綠燈而已，我這種鄉下老太太，眼睛清楚得很！
沒過幾天，她照樣把手機丟在床上就出門。
我在害怕什麼呢？
突然的消失。
她在深圳的時候，我每天下班回家，必定是先喊一聲」媽媽！「，以確保她在家。
她總是在我快下班時，發微信問我，回不回來吃飯？若是回來，她會掐著時間做好飯菜等著我。她總是用期待的眼神看著我，問，飯好不好吃？她肯定是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如若我否定了，她臉上會掠過一絲失望。一個女兒似乎是沒有權利說自己的母親做飯不好吃，但我通常會直接說出來：辣了，鹹了。我發現，下一次她會調整口味，在我吃飯的時候試探性地問我：「不鹹吧？」母親離開深圳回縣城前，叮叮噹噹在廚房忙了一天，包了幾百個餃子冷凍在冰箱裡，留給我做早餐。
有一段時間我總是感到心臟不舒服。我被固定在板子上，醫生給我一個圓球，說你要到實在堅持不下去了才能捏，否則不要捏。我被推進做ct的機器裡，耳朵裡一直傳來」吸氣——呼氣——屏住呼吸——吸氣——呼氣——屏住呼吸」的命令。我聽著照做，命令間隙是巨大的噪音，「叮……嚀……」，間隔時間有長有短，重複了大概二十次。
我頭暈目眩，想嘔吐，機器是白色的，從廊道另一頭透過來的光也是白色的。我躺在那裡，想到了死亡。此後母親變得格外緊張，每天監督我吃藥，把中藥為我溫好，每天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你今天好些了嗎？
在面對工作中的壓力時，我第一時間都會想到，我母親在付出比我大幾倍的辛苦，仍舊在工作，我不能輕易從職場退出。小時候，她要出門，我經常會黏著她，有時候她帶著我，有時候不帶。她不帶我的時候，我即使是在玩耍，也會在心裡盼著她回來。如果她長時間沒回來，我便會很焦慮，心猿意馬，乾脆坐在門檻上等她。
三十年後的焦慮跟童年時一樣。
母親把我的很多東西從老家帶到縣城的家裡儲存。我小時候背過的書包，戴過的帽子、耳環，用過的日記本，一沓沓的手寫信、明信片，照片，筆記本……她就像是我的生命檔案館，我跟她一起經歷的所有事，她都記得。她繡了印有」家和萬事興」的十字繡給我，為我將來的孩子親手做了四雙老虎頭的千層底布鞋、四雙針織毛線襪、四頂兔子造型的毛線帽。那都是她因為腿病來回跑醫院做康復的那年抽空做的。
雖然我在親人面前說，帶母親離開的理由是，故鄉即將到來的冬天對她的老寒腿來說有些難熬，但另一個隱秘的理由是，我跟母親相處得時間越久，我發現自己越離不開她。
從這個角度說，帶母親離開，有我的自私。
「人死如遠遊，他歸來在活人心上。」
姑姑去世後，常常給母親託夢。母親跟我講述她的夢境。
夢裡正是姑姑病得很嚴重的時候，她穿著水紅色上衣，頭上綁著帶子，頭髮汗溼了，直直地走到母親在政府大樓上班的工作間，推開門。深圳在下雨，馬路像是用鏡子鋪的，雨把地面淋得」光（三聲）鏡鏡」的。
母親在夢中跟姑姑說話：「咋了哇？顯蘭姐（姑姑的名字），你咋爬上來了呢？你咋跑我跟前來了呢？」姑姑沒有回答她。
「我心裡知道她還生著病呢，怎麼現在能走路的？怎麼還來深圳了？我很著急，怕她摔倒，就想去扶她。
我正伸出雙手準備去接她，就醒了。」
母親又想起姑姑很多往事。
得知失去政府大樓的保潔工作後，母親雖然遺憾，但也無可奈何。在那樣的景況下，她必須送從青春時期就一直互相陪伴的姑姑最後一程。
那次返鄉所有的聊天話題幾乎都圍繞著姑姑的癌症及死亡展開。
六舅舅掩飾了悲傷，在親人的聚餐中依舊說說笑笑，但只要觸及姑姑生前的具體細節，他總是無法控制強忍的淚水。
在縣城化療治病的日子，姑姑把植物養得很茂盛，家裡收拾得十分乾淨整潔。為了不至於坐吃山空和拖累兒女，在姑姑生命中的最後兩年，六舅舅還是斷斷續續在西安的建築工地上打工。畢竟，吃藥、住院，都是錢。六舅舅已經五十九歲了，他得趁著農民工」清退令」在他身上生效之前，抓住在工地務工的機會，畢竟每天300多元的工錢，是幹其他工作掙不到的。每次離家之前，六舅舅都給姑姑準備好一段時間的食物，塞滿冰箱。直到下一次回來再待幾天，陪姑姑幾天，又去工作幾天。如此週而復始。好在不少親人都住附近，兒女也都在縣城，姑姑的日子還算不上孤單。每次六舅舅回家，即使身體虛弱，姑姑都會準備好飯菜。最後一次，姑姑包好了餃子等他。
如老家農村裡因為各種機緣巧合結合的夫妻一樣，他們也是爭爭吵吵一輩子，但也從來沒說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