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觀的說法，是被金錢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來抵消生活磨難的一生。五十四年來，她總是為別人活著，為丈夫活著，為兒女活著，連婚姻也是遵從了父母的意見，嫁給了同村的六舅舅。
「掙錢」這兩個字把她的人生纏得死死的。這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一種被分配的命運。
姑姑第一次外出打工是被母親帶出來的。
一切都源於幾十裡外一個叫千家坪的村子發現了大型釩礦。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同村的很多人都去那兒打工，回來告訴村裡的人，那邊在新建廠房，開挖山頭，正是需要勞力的時候。
我的父母便是其中一員。母親在工地上給工人做大鍋飯，一個月1000塊，後來漲到1100塊。父親在礦區修大型水井，砌石牆，開始一天70塊，過一段時間後漲到100塊。工錢論天算，做就有，不做就無。從早到晚，一天要幹十幾個小時。
那時候，父母在村裡還種著莊稼，所以經常需要請假。有一年土豆成熟的時節，他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回去收土豆。姑姑家亦如是。
我在高三暑假曾經在礦區待過幾星期。我和母親住在臨時工棚裡，每天給二十多個工人準備飯菜。母親凌晨四點就得起床，晚上忙到深夜才能睡，起早貪黑。她既得精打細算不能浪費老闆的糧食，又得讓工人吃飽有力氣幹活，還要準時。
母親常做的老三樣就是臊子面、蒸饅頭和大米飯。工地條件簡陋，一口臨時搭建的超大鐵鍋，灶火靠燒柴。每次光和麵就得和兩大盆。好在母親熱情又靈活，跟工人們相處得很融洽。他們常誇母親的飯菜做得好吃。也許是因為習慣了做大鍋飯，母親在不幹這份職業之後，在家裡做飯，經常會放多了鹽。
母親充滿幹勁，忙得顧不上身邊的女兒。我被她呼來喊去，打下手。工人們都很熱情，有很多工人都有跟我一樣即將讀大學的兒女。母親總是將我介紹給他們。母親沒有唸到書，這是她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我考上大學，或許令母親感到滿足，對刻骨的遺憾有些彌補。更本質的是，對一個母親來說，女兒比自己書念得高，走得遠，本身就值得開心，這樣我就不必重複她的命運。
然而，那時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想象大學生活，無心關懷我的父母正在經歷什麼，只盼望著早點開學，早點結束在工地又熱又髒的日子。我待到弟弟也放了暑假，我們便一起回了老家，父母仍舊留在那裡打工。
這家大型釩礦隸屬於一家國有企業，公司的官網上介紹，公司成立於2007年，註冊資金3.24億元，目前已形成年產2000噸高純五氧化二釩生產線一條，年產500噸優質偏釩酸核（粉狀）生產線一條，年產1000立方硫酸氧釩、電解液生產線一條。我的父母、姑姑還有其他一些親人，便是在2007年之後，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型煉凱生產線的基礎建設中。
姑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礦區做飯，50塊一天，只不過是給老闆們做。當時給老闆做飯的廚子因為家中有事，請假一個月，緊急需要招工。母親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姑姑，姑姑同意來頂替一個月。小老闆有十幾個，對飯菜的質量和速度要求比較高，姑姑做事慢，性格內斂，大批次、快節奏的工作要求讓她無法適應。蒸出來的饅頭往往沒發酵好，用母親的話說，結實得像石頭。二十多天後，原來的廚子回來了，姑姑掙了1000多塊，此後，再也沒做過大鍋飯的工作。
當時的礦業公司正蓬勃發展，資金豐厚。不僅要開挖礦山，建設斜礦提煉廠，還要蓋房子給工人住，蓋辦公樓。丟了工作的人，很快就可以在這裡找到活兒幹。搭鋼管架、和砂漿、刷牆、刷漆、箍水井、收拾垃圾……這些工作在建築工地上被稱為小工。女工一天80塊。姑姑在礦上做了一段時間的小工後，聽說西安的工價更高（超過100元），在一個熟人包工頭的帶領下，和六舅舅一起去西安的建築工地了。
我的父母仍留在礦區，直到基本建設完成，再也用不到這些出力氣的工人。
後來，礦區招來了大學生。靠近礦區的農民們也發了財，拿了拆遷、山林補償，還順帶解決了工作。我上高中的時候，每次坐去往縣城的班車，都要經過礦區。
那裡的房子、馬路、巨大的水井，都令我感到熟悉，有時候還會碰上在那裡工作的鄉民，跟我打招呼。那彷彿是充滿朝氣的幾年，一座礦山，解決了四里八鄉很多鄉民的生計問題。
姑姑和六舅舅去西安時，也正是中國房地產蓬勃向上的年頭。他們加入建設城市高樓大廈的農民工隊伍。他們跟著熟人包工頭從西安市區到浦河、到寶雞、到藍田……他們是典型的工地夫妻，就像《百年孤獨》裡的吉普賽人一樣，哪裡有活兒幹就去哪裡。每到一處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簡單的飯，把汗水灑在城市，把年輕力壯的身體消耗在鋼筋水泥的建築裡。
母親離開礦區後，曾跟姑姑一起在濡河的建築工地待過一年。姑姑雖然沉默，做大鍋飯不在行，但她很瘦，身段靈活。她擅長具體的事情，與六舅舅在施工現場配合默契，遞鋼管，刷漆，裝防護欄……姑姑像男人一樣幹活，爬得很高，有時候需要上到幾十層樓。母親害怕，姑姑卻很輕鬆的樣子。
那一年，姑姑和母親所在的工程隊，在一個叫杏園村的地方蓋了32棟樓。母親至今仍記得那時的房價，高樓層4370元一平米，別墅區7400元一平米。母親認識當地的一家人，一戶四口，拆遷補償了四套房子，還有幾百萬。甚至有傳言，某個村裡的村支書選舉，候選人要家家戶戶上門發紅包，不花幾十萬壓根兒選不上。
那時的母親見過成群的人拿著現金去看房、買房。十年後，回想當時的情景，母親還是覺得不可思議。母親和姑姑一起蓋那些房子的時候，絲毫不覺得這些房子跟自己未來有什麼關係，母親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和弟弟供出大學。現在，那裡的房子早就超過了單價1萬塊。當時，姑姑和母親的工資是一天120塊，年終的時候，老闆耍賴，只肯給母親算100塊一天的工價，沒有合同，門口人（方言，意思是」同一個地方的鄉民」），又不能撕破臉，母親心裡很不爽快。她和姑姑從正月初七一直幹到冬月，掙了2萬多塊。
那年冬天，姑姑和我們一起回到村裡過春節。所有親人聚在她家拜族譜，姑姑忙前忙後，十分開心。
第二年正月，親人們又去西安跟著那個老闆幹。但我父母放棄了，他們在縣城郊區的國營農場找到了修剪和綠化的活兒。
在建築工地打工的年頭，姑姑和六舅舅總是正月走，臘月回，堅持了六年。
2015年冬天，姑姑在遞鋼管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手腕，中斷了她的工地打工生涯。那個春節，用我母親的話說，六舅舅焦慮得兩眉蹙一眉，擔心我姑姑找不到新工作，家裡斷掉一份收入。那時候他們已經在縣城買了房，這當然是他們辛勤勞作的結果，花去的一分一毫都是血汗錢。
正月裡，正當六舅舅愁得很的時候，小區門口的修理廠缺一個洗車的，託人找可以立即上班的工人，管吃不管住。姑姑的手腕還沒完全好，六舅舅便先代替她上了一段時間的班。不久之後，姑姑就接了班，六舅舅繼續去西安建築工地上打工。
直到確診胰臟癌之前，姑姑都一直在這家修理廠洗車。最開始的時候工資是1500塊一個月，第二年1550，第三年1600。到病情沉重到已經吃不了飯時，姑姑的洗車工作即將滿四年，工資馬上就要漲到1650元。她還惦記著檢查完，回來繼續做。
做這份洗車工作的幾年裡，姑姑雙腳經年累月地穿著膠鞋，泡在水裡，雙手戴著手套，沒有乾燥的時候。然而，在縣城，這是一份女性很難找到的」好活兒」，沒有一點關係還無法獲得。因此，即使在感覺到腹部非常不舒服，甚至腫起來的時候，姑姑都不願意放棄這份工作。直到她吃不下飯，在親人的催促下，才去西安檢查，拿到確診結果。姑姑辭了工，她私下跟母親說，洗車的活兒不是很累人，還管吃管喝，淡季有時一天只用洗兩三輛車，相比工地，算輕鬆的。
洗車的時候，需要用水管澆水噴洗，一些椅角昔兄裡的灰塵雜物都會被清理出來。硬幣是常見的一種。在老家的方言中，硬幣被稱作」分分洋」。姑姑在洗車的三年多時間裡，積攢了幾大塑膠罐的分分洋，她還送了母親一些，說可以在婚禮的時候伴著糖果送給孩子們。母親幫六舅舅整理姑姑遺物的時候，看著那幾百個一顆顆撿回來的硬幣悵然若失。她與姑姑之間的關係，除卻親情，還有女人之間的理解與疼惜，畢竟她們的命運自青春期就早早地交織在一起，彼此託付，彼此幫襯。
也正是因著這種節儉、勤勞，姑姑一家經營的日子在一眾親人中間是令人羨慕的：女兒早早嫁人了，對方條件也不錯，兒子有穩定的修車手藝；姑姑和六舅舅一年還能掙幾萬塊。等兒子再把媳婦娶回家，她的人生任務就算完成了。可就在一家人都鬆了一口氣的時候，厄運卻來了。
姑姑什麼都跟母親說。
在母親的記憶裡，姑姑2018年就跟她透露過吃不下飯的問題。
那一年，母親因為腿疾在家休養。7月，有一次見到母親，姑姑說：「春香姐，我一點都吃不了飯，你能跟我一起去醫院看看嗎？」
她們約好見面，一起搭公交車去縣城大醫院，找一個她們都認識的王醫生。王醫生告訴她們，要去掛號，要辦就醫卡，她們很害怕這一系列的流程，最後放棄了，轉而去找在汽車站門口開飯店的孫姓表叔。他在縣城開了十幾年飯店，認識的醫生多。
表叔跟她們說，去找一位姓曹的老中醫看看，他門口掛個牌子，說是治了不少疑難雜症。
母親和姑姑又馬上奔赴中醫館。
曹醫生邊號脈邊對姑姑說：「我先給你當胃病治治，最好去檢查一下子。我給你開三副中藥，要是喝得見效呢，你再來找我給你開，要是喝得不見效呢，你就趕快再去大醫院檢查。」
姑姑拿著中藥回家了，繼續幹著修理廠的洗車工作。
幾天後，母親打電話給姑姑，問她喝完藥的感受。姑姑說：「我強些了，喝完了我還上去撿兩副喝喝。」母親心裡鬆了一口氣。但姑姑其實還是吃不了多少飯，她也抗拒去醫院。直到2019年端午節前夕，眾多親戚聚在一起吃飯，姑姑的身體從體徵上看就知道不對勁，又黑又瘦。父親罕見地發了脾氣，讓六舅舅趕快帶姑姑去西安：「必須！一定去西安！」在一眾親戚的勸說下，姑姑決定聽從親人們的意見，去西安的醫院檢查。隨後，她經歷的便是漫長的化療、放療，醫院到家，家到醫院，兩點一線。
那一年，母親在縣城郊區的別墅裡給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做保姆。老人患有肺癌，正在康復期，母親像照顧一個孩子般照顧她。她們還一起種花生、種玉米、種秧瓜，一起逛超市，母親為老人搓背、洗澡，飯端到手上，給她衝藥、倒藥。老人說吃什麼，母親就為她做什麼。別墅有三層，很豪華。有魚池，養荷花，有水晶石、轉梯、古色古香的實木傢俱、昂貴的按摩椅。母親包攬所有的衛生。有時候老人的兒女回來，母親還要做一大桌飯菜。
老人是個熱情又周到的人。姑姑每次化療完，身體恢復一些，便會來老人這裡找母親。三個人一起聊天、散步，一起去山坡上撿板栗、挖野菜。那是姑姑生病之後相對自由的一年，癌症讓她不得不休息，她終於不用再費心於掙錢，可以花很多時間跟自己的密友、親人在一起。
姑姑如同商山老家的很多親人一樣，總是先想到他人，忘了自己，總是認為熬熬就能過去，包括疾病。得了癌症，姑姑第一時間想到的並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擔心會拖累家庭，每一次治療都是在親人的再三催促下才去。深陷癌痛，身體無法自主，但大腦依然是清醒的，她仍操心那件我買給她的紅色羽絨服會被親人放進棺材或者燒了，不止一次說，要留給自己的女兒。給她寄回去的抗癌藥，她留著，想著有一天能好起來。她還沒有看到自己的兒子結婚。去世之前，在病床上，姑姑喊得最多的話就是，老天爺不長眼睛。
她肯定曾經感到無比害怕。病情稍微好轉的那段時間，六舅舅出門務工，姑姑一個人睡一間屋子，她總是在枕頭底下藏一把剪刀。在老家的習俗裡，枕頭底下放剪刀是為了在夢裡與」惡鬼」搏鬥。
現在回想起姑姑，會伴隨著很多」如果」：如果她沒有在建築工地上接觸大量油漆之類的化學塗料：如果她沒有長時間在經常吸收汽車尾氣的修理廠洗車：如果她第一次發現肚子脹吃不了東西的時候就去西安檢查，如果身邊的親人能多關心她一點……她打工十年掙的錢，最後大部分都給了醫院。但沒有人能指責什麼。
秦嶺南麓的商山地區，除了部分小縣城，大部分山區屬於典型的險山惡水之地。那裡的人們不僅面臨著地理上的閉塞，也面臨著資訊與精神上的閉塞。父輩的掙錢方式沿用著非常古老的路徑——熟人介紹。以至於，我的部分親人及一些鄉民總是去礦山，去建築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幹那些又苦又累又傷身體的工作。這些掙來的血汗錢，他們自己捨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兒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攢起來，在城裡買房，給兒子娶媳婦。生病，一般都是去認識的那幾個鄉村醫生那裡抓點藥；再嚴重點，就勉強去大醫院做檢查：到完全吃不了東西了或者疼痛難忍了，才會真的動身」上」西安。常常，從西安回來，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這幾乎成了一種常態，一種群體性悲劇。我總是聽母親說，她認識的鄉里鄉親」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後病逝的訊息。
他們經歷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雜草一般，頑強地生存，一場大風颳過，有的還能爬起來，有的便湮滅了。他們活得很用力，面對這些普遍性的悲劇，人們似乎也總結不出什麼，也不知道該怪誰。說到最後，似乎只能歸結於，他們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這是陝南腹地鄉下人的悲歌。
姑姑的墳在老家的青山之間，臨著公路，親人們回老家，都會下車去看看，在路邊站一會兒說說話。老家村中的人越來越少，只留下幾位高齡老人。故鄉已經是一片事實上的孤寂之地。
姑姑去世後不久，跟她一起洗車的同伴彩菊也確診了胰臟癌。她和姑姑同齡，比姑姑洗車的時間更長，姑姑去的時候，她的月工資已經漲到了2000塊。2020年，她經常覺得脖頸痛，又是做理療又是拔火罐，但還是越來越痛。去西安檢查，癌細胞已經擴散，晚期了。
彩菊是一個更苦的女人。三十多歲時，丈夫就在煤礦上因事故喪命。她靠著賠償金養大兩個兒子，又靠著拼命洗車供兩個兒子唸完大學。大兒子做了老師，小兒子畢業後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她卻病倒了。因為姑姑的緣故，母親也認識彩菊，她腿痛在家休養那年，經常去修理廠串門嘮嗑，冬天的時候還去烤烤火。生病之後，面對殘酷現實，彩菊說著一樣的話：我得活著啊，我還有兩個兒子尚未成家。
母親常跟我說，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裡就長成捲心菜，撒到貧地裡就長成黃菜苗。在母親看來，彩菊這樣的命運，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貧瘠的石縫裡一樣——落到貧處苦一生。
修理廠的洗車工馬上又有新人頂上。一切似乎都沒什麼變化。
我回鄉經過姑姑第一次出門打工時的礦區，曾經熱鬧無比的山谷變得十分寂靜。被挖出了巨大豁口的高山，張開了嘴巴，像怪獸，令人心驚。那些房屋，那些巨大的機器，那些曾經忙碌的生產線留在那裡，鏽跡斑斑，雜草叢生。沒有了人。sectionid="我們家我最有算計"「我們家我最有算計！」
「我們家我最有算計！」這是母親最引以為豪的一句話。
她抱怨我父親最多的話是：「老頭子一點算計都沒有！」
哪怕她老了，她對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深信不疑。「我把家顧得圓圓的。」「娘就是箍桶蔑，一家人不會散。」
在深圳，每當看到我堆在門口的快遞，穿不完的衣服，毫無章法的廚房，以及為什麼養兩隻大肥貓而不養娃，她脫口而出的話都是：「你這個女子一點都沒算計！」
在母親的語言裡，算計是有計劃、聰明、會安排的意思，意味著她利用好了每一天，把整個家庭的資源與人力都放在了合適的位置上。她在超級商場和政府大樓也是這樣規劃自己工作流程的細節。
我的母親有兩個信仰，一是掙錢，二是相信可以通過供孩子讀書，送孩子們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讀書也需要錢。總之，掙錢就是母親的信仰。她靈活變通，想盡辦法，能省則省，能掙則掙，一分一毫地攢錢。
掙錢要專注。母親說：「一雙手只能按一個鱉，哪能按兩個鱉，人只能專注一樣事。」
每當我顯得好高警遠，或者想魚與熊掌兼得的時候，她就這麼提醒。
在地圖上搜尋，從商南縣城往城郊的山區腹地，便能找到我的老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整片墨綠色，那是巨大的秦嶺，滑動滑鼠齒輪，放大，那些像山體血管一樣的線條，有些是河流，有些是公路，密密麻麻，人也依著河流和公路居住。
俗話說」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從地名就可以看出，這裡不是什麼經濟發達之地。「溝」「村」「灣」「嶺」「坡」「棚」「巖」「崖」「腦」「盤」「場」「灘」「塘」「墩」……這些都是地名裡最常見的字。父母輩的婚姻關係也是圍繞著這些地名展開，很少有人嫁到縣城或外地，幾個嫁到外地的婦女，還是因為被拐騙。在我的成長記憶裡，讀書、走親戚、搭班車去縣城，都要經過這些溝溝村村：東溝、文化坪、汪家嶺、水井灣、梭子棚、千家巖、勒馬崖、炭溝腦、吳家屋場、落馬灘、蘆毛塘、柳樹墩……在我老家所處的位置，一條名叫」冷水河」的河流穿村而過，注入丹江。
2021年10月，我回到縣城後，父母花了一天時間陪我回大山深處的老家。這裡盛放著母親年輕力壯時留下的物證，每一處都印證著，母親在與生活搏力時是多麼有」算計」。
結婚要住在新房裡，這是母親當初答應嫁給父親的條件之一。即使在漫長的婚姻生活裡，母親無數次責備父親的」冷漠」，埋怨父親不回應她噴薄的表達欲和濃烈的情感，但她仍為這座白牆灰瓦、足足兩百平，屋簷筆直、屋樑有手工雕花，一度是村裡最漂亮紮實的房屋而透出隱隱的得意。
被遺棄的房屋如同消失在時間洪流中的過去。看著仍舊完好的房子，五十三歲的母親回顧她的過往，第一時間想到的卻是：「如果是在深圳有這麼大的場子該多好，哪怕只有四分之一，我的孩子也不用如此辛苦。年輕的時候，還想著老了把操場擴大，再在核桃樹下蓋一個洗澡間。你跟你弟估計要把老家丟了。」
這座新房標誌著父母年輕時新生活的開始。
母親做的第一件有」算計」的事是建議父親在農閒時間利用自己的手藝，賺取務農之外的收入。父親的手藝是製作蒸饅頭用的木製蒸籠。整個冬天父親都在家裡乒乒乓乓伐木板，測量，裝訂，用竹子編籠頂。臘月末，父親會把這些蒸籠打包挑在扁擔上，一頭兩隻或三隻，到幾十裡外的城鎮去賣。在鎮上賣蒸籠的錢，父親置換成年貨挑回來。至今仍留在屋簷下的那隻水泥做的圓柱體火爐是某一年最值錢的年貨。
1997年，他們把」算計」著攢下的錢用來裝修房屋。對於全中國人來說，那一年的香港迴歸是一件大事。對於我的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則是最要緊的事。母親嫁過來八年了，她實在受不了房子的粗糙和簡陋。「颳風的時候呼天呼地，泥土渣子從屋頭上落下來，到處都是。你出生的時候窗戶沒玻璃，釘著塑膠紙，外面呼呼響。」母親擅長憶苦思甜，在深圳腳都伸不直的床上，被雜物圍住的小房間，母親不覺得苦，相比年輕時住過的」呼天呼地」的房子，深圳的房子至少不漏風沙，何況還能每天掙到錢。
他們裝修好正屋，蓋好廚房，還把廚房過道左側的廁所屋頂改成了水泥平頂，用來晾曬糧食。1997年結束，母親擁有了村裡最敞亮的一棟房子。
二十四年後，連同母親牽頭做的」大傢俱」，堂屋裡還有一臺橘色的打麥機，一臺灰色磨面機，一臺壓面機，一架手工木製風車，一個手工大木櫃，一架大木梯搭在二樓樓板上。
這個豔陽高照的秋日，我同母親一起沉入對過去的回憶。每一個物件都提醒母親和我，我們曾如此紮實地在這片土地上共同度過了十幾個春夏秋冬。在田園消逝之前，我曾感受過短暫得像羽毛一樣，有光澤又能飛舞的日子，它們成為我的記憶風景，時不時在我的頭腦中閃現。
在故鄉，春天的開始意味著勞作開始。最先種在地裡的是馬鈴薯，接著是玉米，接著是各類蔬菜：上海青、大白菜、娃娃菜。母親管種菜叫」興」菜。「興」這個字第一次在我的腦子裡變成了有場景的動詞。如果允許的話，她在深圳，最」宏偉」的計劃便是在公園的空地上」興」蘿蔔、「興」白菜、「興」黃瓜……把公園變成菜地，而不是做保潔。
故鄉的春天裡，核桃樹、柳樹、桃樹、櫻桃樹、李子樹、連翹樹、蘋果樹、泡桐樹、香椿樹，統統開始發芽的發芽，開花的開花。在深圳，母親形容一棵樹花開得好看，常常脫口而出的讚歎是：「開得花膨膨的啊！」「膨」是爆米花炸裂時的聲音，是夏天擰開可口可樂瓶蓋時的聲音，是拆麵粉時塑膠袋爆破的聲音，是放學後發現父母在家時開心的心跳聲。開得」花膨膨」的那些花，在母親眼裡，彷彿是在搞舞會，那麼喧鬧，那麼輕盈。
深圳是一個四季有花的城市，「中國第一個國際花園城市」並非浪得虛名。母親很好奇，家附近馬路邊花壇裡的花為什麼總是紛繁多樣還永不凋謝？
直到一個週末的深夜，她在和我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了正帶著二十個工人種花的湖南大叔鄭江河。江河大叔五十八歲，來自常德。正在種花的工程隊成員也大多來自常德，年齡最大的工人已經七十五歲。江河大叔是工程隊隊長，他們在深圳一個園藝公司下面工作，負責整個福田區馬路花壇裡花的更替，一個月工資算上加班在6000元左右。
深夜馬路上車少、人少，適宜工人們在路邊安全開展工作。我和母親遇到他們的時候，是晚上十點半，栽花工程才剛剛開始。身著橘色馬甲的工人們，手裡拿著小鋤頭，把舊花剷起，將一棵棵」千日紅」花苗栽進泥土。被剷掉的還開著紫色小碎花的」藍花鼠尾草」變成垃圾堆在路邊，有市民挑選一些品相好的撿走，帶回家栽種。
「千日紅」裝在黑色筐子裡，從廣州郊區花圃用卡車運過來，有一萬棵。一筐筐」千日紅」從車廂裡搬下來，一盆盆卸在花壇邊，等著工人栽種。車廂騰空後，司機要符卸完的空筐子摞起來，裝回車廂，帶回廣州。他們要加班至凌晨才能將一萬棵」千日紅」栽完。
江河大叔告訴母親：「這些花一個多月後又會重新換一次，不等它謝就會有人打電話。」江河大叔的日常就是帶著工人們在城市四處流動，在深夜種花，哪裡有活兒去哪裡。他做這份工作十多年了。一個月後，母親又遇到江河大叔，這次從廣州運來的是一萬多棵繡球，花壇又一次穿上新衣——十多年裡，他一直在為這座超級城市創造一種」整整齊齊」的美。
在老家鄉村，花就是兀自長在山上、路邊、田邊、河邊……花開花謝，順應四季。即使是在縣城，母親也沒有找到走出幾百米就可以看花的地方。「深圳真有錢，這些花都是錢買來的。沒想到種花也能掙錢。」母親對買來的」花園」一樣感到喜悅。在深圳，母親最快樂的一個際遇便是，怎麼到冬天了，街道兩邊還是」花膨膨」的！那些盛開似櫻花的異木棉像是不知道季節。
而母親在大山深處經歷的冬天總是伴隨著大雪。我小時候上學，要穿過一段竹林，才能去到學校。每到下大雪時，早晨，母親推開門，發現門被大雪封住。往往這時，竹林裡的竹子已被雪壓彎，東倒西歪趴在小路上，擋住前去的路。母親會拿起一把鐮刀，或者找一根長竹竿，將一棵棵落滿雪的竹子扶起來。此時，地上已是齊膝深的雪了，踩起來軟軟的。我常想象是踩在白砂糖上，很放肆，有時會抓一把雪，冰涼的雪碰到舌尖即融。天晴的時候，空氣是清冽且乾燥的，陽光荒涼得讓人惶然，曬到五六點才落山。白日將盡未盡之時，枯黃色太陽照著房前屋後，像是永遠也不會落下去。太陽落下去後，黎明又彷彿忘記到來。黑暗的夜空，黑暗的山，黑暗的村子，無盡的黑暗，令人束手無策的黑暗，黑暗像蛇一樣在膨脹了的時間中爬行。
在黑暗中，我總喜歡跟母親擠在一張床上。我的腳很冷，她把我冰涼的腳拉過去，放在她柔軟的肚子上。她的肚皮熱乎乎的，她用雙手捂住我的腳併發出驚歎：「你的腳凍得像稜冰一樣！」在深圳12月短暫的寒冷裡，母親依然會保持這個習慣。我們坐在沙發上，她把我的腳搬起來，放在她的腿上。我們挨在一起聊天，似乎曾經疏遠她的女兒又回來了。
深圳沒有雪。母親按照二十四節氣」算計」日子。冬至那天被稱作」進九」，2020年冬至，她準備了白蘿蔔瘦肉餡餃子，給我念了一個爛熟於她心中幾十年的諺語：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邊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歸一，耕牛遍地走
在故鄉」不出手」的」進九」天，深圳的氣溫是16.2攝氏度。她終於不用穿那條穿上就讓她幾乎無法邁步的棉褲了，她那條有些僵硬的腿，也不再用毛巾層層包裹。
冬至時節，母親還會製作酵母，用來蒸老面饅頭，饅頭帶著點酸，又甜甜的，十分有嚼勁。酵母是母親第一次在深圳蒸饅頭時，用發酵過後的麵糰混合著玉米粉製成的。粉團揉成一個個小餅，放在天台上曬乾，便是酵母頭。此後每次蒸饅頭就掐一點酵母頭，那是母親的秘方。
在這個沒有明顯四季的超級城市，母親總感到在不休不止地過夏天。她有些微胖，夏天讓她難熬。在超級商場時，空調溫度開得太低，她受不了驟然變化的溫差，冷熱交替，讓她像一包速凍餃子突然跌進了火爐裡，又像燒紅的鐵塊墜入冰窖裡。政府大樓裡的溫度適宜，但她無法長時間在辦公室停留。母親可停留的工具房裡只有風扇，她幾乎要和那臺搖頭風扇長成連體嬰兒了。一旦走在馬路上，灼熱的空氣和陽光讓她無處可藏，有時候還會遇到突然而至的暴雨，短暫得像是一個用盡巧思的玩笑，丟下便立即炸場。節奏快得令母親還來不及撐開傘，便淋了雨。
在深圳，夏天從把落地風扇從床底拖出來清洗扇葉的那一天開始，潔白的扇葉吹出第一縷涼風，讓擁擠的家變得涼爽。休息日，母親會一早起床，在廚房叮叮噹噹，反覆搓洗面團，製作涼皮。用黃瓜絲、胡蘿蔔絲、辣椒油、醋和醬油做調料。一個夏天，我省掉很多點涼皮外賣的錢。
沒有空調和風扇，但母親記憶裡山中的夏天卻是涼爽的。
山裡的夏季，有著太陽照在成熟植物上讓人暈眩的氣味。是麥子收穫的季節，母親帶著我在田裡收麥，雙手拂過麥穗，穿身而過，麥芒劃傷皮膚。麥捆在收割後的土地上堆成垛，一群群麻雀」嘰嘰喳喳」撿拾遺漏的麥粒。麻色的野雞也來湊熱鬧。麥田坡邊有一棵杏樹，母親就像信使一樣，告訴我們，杏子快熟了，顏色已經變黃了……某一個週末，她就會在一次農忙歸來，給我們帶回黃澄澄的杏子。母親用黃色麥稈給我做口哨，編織手環和戒指，用大樹葉和藤條給我製作遮陽的涼帽。我腳下是金色的田野，遠山上有一陣陣蟬鳴。
夏天，也是河水瘋漲的季節，家門口的小河總是嘩啦啦唱起歌。母親在河邊的石板上浣洗衣服，塑膠刷子刷過衣服的聲音清脆悅耳。洗衣服時的母親表情生動，動作麻利，像是與水在嬉戲。我的工作便是接過母親洗好的衣服，晾在河邊的灌木叢上。哪怕後來搬進縣城，夏天母親也總約著姑姑去找本地人才知曉的溪水潭洗衣裳。而在深圳，沒有河流供母親洗衣服，看著公園裡雨後漲滿水的池塘，母親很快樂，她大膽想象：「要是能在這裡洗衣服多好！」
秋天。母親便是在一年前的秋天第一次來深圳的。
她還會再一次來。
我們正站在故鄉的秋天裡。屋旁一百多歲的核桃樹葉子已經落了，屋後的白楊也只留下筆直的白色樹幹，葉子落在了屋頂上，父親花了好幾天清理。母親好奇那架常在童年時摘給我吃的」野葡萄」還在不在？墳園裡的」八月炸」（一種野果）熟沒熟？正屋白牆上還留有母親」曬柿餅」留下的釘子。秋天裡，一串串柿餅掛在白牆上，有特別的美感。再冷一些，柿餅上會長滿霜，像是落滿了雪花一樣。白花花的柿餅，在陽光下，母親看得很喜悅，很滿足。廚房邊的平頂上常常都曬有黃豆、油菜籽、花生……紅薯豐收的時候，母親會把紅薯蒸熟，去皮，切成條狀，曬成紅薯幹。有無數次，我感到孤獨的時候，就爬著木梯上平頂，躺下來，把雙手當枕頭，看雲。天上的雲不斷變幻，飄散，年少的我應該在腦海裡幻想了不少故事。
深圳的秋天，沒有果實。連行道樹上結的芒果都是不能吃的。但母親會在超市裡買很多黃豆和綠豆種子。
她在我那不到一平米的簡易廚房裡，把黃豆綠豆裝進用礦泉水瓶製作的底部用針頭紮了孔的器具裡，把底部用豆子填滿，蓋上透氣的溼毛巾。新鮮的豆子在毛巾下泡發，長出嫩芽。有很多次，她出門前忘記給豆子們澆水，便囑咐晚出門的我，一定記得。在母親的呵護下，豆芽茁壯成長。整個秋天，我家的餐桌上都是最新鮮的豆芽，充滿香氣。
回鄉那天的午餐是在有著大理石桌面的方桌上吃的。冰涼的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石板背後有一個關於」財富夢」的故事。
年輕時的母親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我和小我三歲的弟弟身上。村支書曾問母親：「春香，你大字不識幾個，你家娃兒咋那麼會上學呢？」母親說：「我就是不識字才讓娃兒上學呢！」父母將我們一路從小學供到大學，從鄉村走向縣城，再到省城，最後在深圳謀得工作。這一切，都有一種我們替他們實現了理想的錯覺。
母親緊緊抓住每一次可以掙錢的機會。那是在2000年前後，村裡的人像是集體發了一場意症，人人都做著一個跟暴富有關的夢。母親在那時開啟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工」。
事情緣於村裡很有威望的醫生在自家田地裡發現了一塊特別的石頭。那塊石頭有著晶瑩剔透的質地，摸起來光滑冰涼。懂行的人告訴他，是大理石，並且可能有一整片礦源。這個訊息一傳十、十傳百，引來了一個河南的老闆，他帶來探測儀，用科學方法證明了整座山都埋藏著大理石礦。
傳言說，負責開採礦產的老闆背了一麻袋人民幣去縣政府財務局。不久後，一批批河南人住進村子。那時，經濟浪潮的海風遠沒有吹到內陸的陝西山區，青壯勞力基本都在家務農。「世外桃源」般的農耕生活就這樣忽然被打破。每個人都覺得，攜帶著財富而來的老闆也會為自己帶來財富。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修路、築房、開採的工程建設中。我的父親母親也在工地上，父親一天掙20塊，母親一天掙15塊。
「那像是一段回到大集體的日子。」
財富夢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礦產開採了一年多時間，礦質變差，大理石滯銷，機器的轟隆聲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機器被當廢鐵賣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現在回到故鄉，依然可以看到」財富夢」遺留下的痕跡：坍塌一半的土牆，遺留在山坡邊
的鋼管、儲水桶和彩鋼瓦，還有那堆積在已經荒棄的田地裡的劣質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記是，一到下雨天，故鄉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著碎石一起向前。礦產開採帶來的」泥石流」危害經過了十幾年的自然修復，仍然頑留。
這場春秋大夢，留下的是一個被拋棄的村莊。這一系列由一塊礦石引發的變故，總讓我想起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裡描述的故鄉」馬孔多」。香蕉公司進駐」馬孔多」，一切都開始改變了，但最終，一切又回到原點。如同」馬孔多」，我故鄉的人們的生活被這些確切發生的事實深深改變，只是如今，人們只能在對往昔的緬懷中漂泊。日子照常要過。暴富夢破碎，村裡人也開始各謀出路，外出打工的人開始逐年增多。他們去伐木、去金礦、去煤礦、去釩礦……
母親第一次短暫而又付出沉重體力的」打工」經歷，像是一個漫長的隱喻。在此後二十多年外出務工生涯裡，他們的掙錢之路總是被各種不可抗力中斷。他們無法做長期規劃，總是臨時決定，被動選擇，沒有告別就突然出發，突然歸家。來深圳務工，是他們第一次抱著把」家」丟在身後的出發。
一開始，父親跟著同村的鄉民外出務工，母親留在家裡。這也是」算計」的一部分。
我能明顯感覺到，困在農村裡，被沉重農活包圍的母親，過得並不快樂。她參與了女兒的成長，又沒完全參與。
她被沉重的農活纏得喘不過氣，農忙季節，她一個人要處理田裡大片的小麥、土豆、玉米，收上千斤農作物回家。而當時的我，只覺得母親強悍又無理。記得有一次，我在臥室的窗戶前，解一道怎麼也解不出來的數學題，但身邊沒有任何人能幫我，我不斷地擦眼淚。她看到後，第一句話是說：「你怎麼這麼沒出息！題做不出來有啥好哭的。」
我念到初中後，她便斷斷續續外出務工。把家裡的牲畜和農田託付給親戚。她像個男人一樣，幹活動靜很大，用很大的搪瓷碗吃飯，穿得不修邊幅，有時候還很粗魯。但她似乎全然不在乎。每個星期天離家去學校的時候，她總是問，生活費夠不夠？不夠的話再給一點。每當我表現出對學業不用心的狀態，她總是能敏感察覺，要我多努力。
青春期的我懷著羞恥和愧疚面對強悍的母親。當我身處那些家庭條件比我好的同學之間，當我看到別的同學穿名牌運動鞋、漂亮的新衣服時，我拒絕母親給我的校服打補丁。尤其是他們的母親是那麼優雅和體面，而我的母親與她們截然相反，但我又拿著她辛苦掙來的錢在唸書。
初三，我轉學到更遠處的鎮上，我的同齡人總是上學上著上著就消失不見。那些能結伴跟我去學校的人越來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邊玩水的女同學，她很冷靜地告訴我，下週她就不來了。她們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職業學校，有的跟著家長去打工，有的談起了戀愛、離校出走。
因為交通不便，沒有公共汽車，我常被託付給來村裡做生意的順路貨車司機。順路去鎮上的鄉民大部分是男性，我要忍受他們在車上和其他村的男性一起說黃段子。在天色暗下來之前，我在內心祈禱，車快點開，快點開。每次抵達校門口，我幾乎都是跳著下車，彷彿凌遲前突獲緩刑的得救感。還有一次，母親徒步五十公里把我送到了學校，在我的宿舍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那時候的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人要吃這種苦，為什麼從村裡到鎮上，怎麼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圍的恐懼。但這一切似乎也給了我力量，讓我更有意識地去讀書，讓我更堅信知識是有用的。很多年後，我向母親講起我每次搭車去學校時的無助與害怕，母親只簡單說了句：「那時候，實在是沒辦法。供你們讀書需要錢。」我在無數時刻，都有一種」倖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長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棄」的決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隨波逐流的。我那些從課堂上消失的同學，他們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我上大學之後，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錢，需要父母更辛苦地工作。其中有一年，母親跟著父親上了韓城煤礦，成為煤礦上的一名廚師，順便開了個小商鋪。
那一年發生的事，在母親的記憶裡如燒過的一場大火。
母親通過老闆在廚房門口石墩上留下的菸頭數，來判斷煤價是漲還是跌。跌的時候，總是有厚厚一層菸灰。煤礦上最大的老闆，工人們叫他」大老金」。大老金很高很瘦很豪爽，在下峪口有一片四合院一樣的四棟三層樓房，他極少出現在礦區。大老金嫁女兒，礦上所有工人也被邀請，流水席設在他家門口的街道上，馬路上鋪了紅地毯，掛起紅燈籠，來者不拒，來客不必隨禮，宴席整整設了三天。
開採煤炭為」大老金」和包工頭們帶來了鉅額財富，邀請工人們參與他們人生中的喜事，是一種財富炫耀，也是一種施捨。父親所在洞口的小老闆，兒子滿月酒也同樣邀請了礦上的工人去吃席。宴席設在豪華酒店裡，還請了樂隊來唱歌。工人們在暗無天日的礦洞冒著生命危險掙錢，從未也捨不得自己消費去豪華餐廳吃飯。有一個參加宴席的工人乘坐電梯從一樓到七樓，那是他第一次坐電梯，電梯到了的時候他不知道該如何出來，遲遲不肯邁出雙腳。
那一年，陝西的年度煤產量為4.6億噸，增長14.2%，平均煤價700元/噸。媒體如此形容那一年的煤炭價格：價格總水平大幅降低，中期市場價格急劇下滑，四季度以來基本保持平穩。
母親最開心的時候，是老闆給工人們發工資。會計拎著一大塑膠袋100元的」紅皮」進屋，等著工人一個個來結賬。每次發錢，拆封的時候，會計都會問母親借那把她在下峪口市場買的、平時做針線用的墨綠色手柄的剪刀，咔嚓一聲，一萬塊錢就被剪開。母親開玩笑說：「一剪剪幾十萬，一剪剪幾十萬，剪子發財哦！」
領完錢，礦工們分成兩撥去下峪口縣城。一撥是匯款，像我父親這樣，把錢匯給在唸書的孩子或留守在家的老婆：另一撥是更年輕一些的礦工，他們大多沒結婚，去縣城是為了玩」老虎機」（當時流行的一種賭博形式）。有礦工輸掉了過年回家的路費，有礦工輸到沒了孩子的奶粉錢。
母親的廚房只管小老闆們的飯菜，不管工人，工人要獨立搭灶。礦區的女性像我母親這樣掙工錢的很少。她們大部分都是跟著丈夫一起，照顧丈夫。那年夏天，母親在礦區遇到了很多懷孕的新媳婦，帶孩子的年輕女人，五十多歲的婦女。男人們下井之後，她們其實沒什麼事可做，就圍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打麻將，或者上山摘花椒、看黃河。
事實上，我的母親也是跟隨我父親，才選擇去了礦區，她沒有更多的路徑可選擇。那些在礦區帶孩子做飯，顯得百無聊賴的女人們也是沒有別的路可選。
在惡劣的環境中，父母為我和弟弟攢夠了下一學年的學費。她想，從今往後，她再也不會去煤礦了。
這一年，是母親整個打工史裡面永遠無法忘記的一年。她用」兇狠」的態度對抗來自生活的」兇惡」。
當她跟我講起在煤礦的經歷時，還是那麼地」咬牙切齒」。母親跟我講述這些」苦」，總是會對比現在的」甜」。她常常帶著後悔的語氣：「那時候還是太老實了啊！不夠有算計！要知道深圳的錢這麼好賺，應該早點來。」
我來深圳工作後，在這座超級城市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中產人士。他們沒有一個跟我在老家遇到的人一樣——從語言和著裝能一眼看出，他是農民。初入職場的我也在極力避免讓人從裝扮和言語上，看出來我的自卑與心虛。幸虧我在的是一個包容的職場環境，大家都不在乎你從哪裡來。
我進入一個崇尚自由的氛圍，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時代。因為曾經的記者工作，我接觸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權威、有見解的人。相比這些影響深圳的人，我更願意去關注一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丟了孩子的父親，罕見病患者，自殺的母親，寫詩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歡有人用鄙夷的、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去諷刺和批評那些來自農村的城市」失敗者」。我會在心裡默默遠離這種人。
我做了很多練習，從學會不再貶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從哪裡來」「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到將自身的經歷和感受坦誠地用文字講述出來，我走了很遠的路。
這一天，我在老屋拍了很多照片。把一些遺留在老屋抽屜，小時候用過的筆記本帶到了縣城。還帶回了一個歷經一百多年時光，奶奶的父親編織的籃子。籃子有著辮子形的鎖口、穩固的弓形提手、緊密的花紋，表面已變成深褐色，蔑條上泛著銅色光澤，用它盛水甚至都不會漏——我要把它帶回深圳。
2021年10月4日，我們一家從商南坐汽車至十堰，再從十堰轉高鐵至深圳。
離開縣城前，母親如第一次出發時一樣，不斷洗洗刷刷，收納整理，將能送人的食物都送給親戚們。她再次去大潤發超市買了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兩雙，一共30塊。她第一次帶到深圳的那雙，經歷了超級商場和政府大樓的保潔工作後，鞋底已磨破了。
母親又一次」肩扛手提」地在秋天來到這座」火熱」的城市。相比第一次出發時的茫然，第二次有我陪著，她底氣很足，內心更有打算。雖然丟了政府大樓的工作，但她相信自己能再找到工作。
「春香這次去深圳，肯定要待幾年。」告別的時候，舅舅們說。
母親常常在深圳做夢，夢到老家。她夢見自己在一片麥田裡，在一片菜地裡，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在鬱鬱蔥蔥的樹林裡。這些夢都跟綠色有關，在母親看來，夢見綠色，預示著想念親人，或者要有親人上門做客了。
我們在深圳，大部分親戚都在老家縣城，哪會有親人這麼頻繁地上門呢。每次說完自己的夢，母親都很恍然。
在那事實上已經荒蕪的故園裡，過去沒」錢」可掙，現在更如是。年輕時的父母，正是奔著能讓子女走出去才背井離鄉，現在他們的目的達到了，而回歸田園的生活，卻變成了一場虛構的幻夢。這個夢，在深圳這座抹去農村的城市，在這個連家中的陽光也要靠更多錢才能買到的城市，更是沒有實現的可能。
那個我曾經極力逃離，卻在記憶裡又一派田園牧歌的地方，構築了我的精神核心。那些童年在山裡飛奔的日子，躺在麥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頂看雲的日子，在古樹下乘涼的口子，等待炊煙升起的日子，在雪地裡打滾的日子……那一個個瞬間綿延起來，時常撫慰和治癒在鋼筋水泥裡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從深圳離開，回到田園，變成一無所有的人，母親會支援我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幾十年來，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為了讓我們走出來，在城市的縫隙裡獲得一個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輕易放棄。尤其是，母親為了這一切吃了那麼多苦頭，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故鄉也並沒有我的」田園」，父母不在那裡，那裡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敗的房子。被父母清理過後的屋場，只需一個春天，其中的荒草便能重新收復失地。
眼下，對母親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