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經理在微信工作群裡發了投訴的截圖。
阿姨爭辯：「不給清潔劑，綠水（應該是氯水，阿姨不認識，就叫綠水）都不讓保潔員用，就只給了一點漂白水。」
物業經理和環境公司經理有一個專門的對接群，保潔員不在裡面。一旦有投訴，物業經理先把照片或截圖發到雙方經理都在的群裡，管理保潔員的經理再把投訴截圖轉到保潔員所在的大群。微信群的出現，讓保潔員的工作變得更加即時性，且要求效率。母親手機裡的訊息提示音總是響個不停，這也導致母親的工作令人更加異化和工具化。母親無法接受我將她的微信在手機鎖屏時設定為靜音狀態，即使在下班時間，母親也總忍不住去反覆檢視微信群訊息。有時候，深夜11點還能聽到她的微信叮叮響。
雖然這個錯誤不是母親的問題，但她實在看不下去了，在群裡連發了幾條語音。
「拿什麼香？得有東西才能香。
「你說樓下商場的洗手間是香的，也不看看別人用的什麼材料。
「那裡還配有香薰蠟燭，你這給了什麼？」
在寫字樓打掃衛生一年，母親漸漸成了一個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對投訴，她總能守住自己的立場和節奏。
有一次，她在群裡被副經理點名，又是有人投訴洗手間的檯面上有水。那時，母親正在更高的樓層打掃另一個洗手間。
母親看到群裡的圖片，沒有忍住。她最討厭別人不停地催促她。她發了語音過去，條理清晰。
「我看到了。檯面有水她拍讓她拍，那是她的工作。
「我還在上面，要一層層地做，我又沒長翅膀，能馬上飛下去。
「趕快去做得有一個過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孫悟空會變分身，一飛就能飛下去。」
母親不喜歡有人對她指手畫腳。在母親看來，保潔班組的副經理，雖然能幹，但擋不住事兒，分不清輕重緩急。上面一投訴，她怕得要命，馬上就截圖轉到保潔員的大群裡。
「作為領導，有些事能攬就應該攬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業的問題，怎麼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潔員身上。比如紙巾太差，清潔劑太少，作為經理就應該向上反映。
「給她權力她不用，跟我們村原來那個村支書一樣。總是怕這個怕那個，讓別人把你當下飯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問題。」
但副經理是一個聽不得意見的人。每次開會，只要保潔員一插話，她就讓人閉嘴。有時還罵很難聽的話：「你這個聾子！一腳給你踹死。」
她也讓母親閉嘴。
「我們都長嘴了不讓我們說話？我們長嘴了不讓我們說話是什麼道理？」母親不明白。
這些意見母親只跟我說了，並沒有機會對她的經理說。副經理每天忙著應付各種檢查和投訴，也累得夠嗆。她的胸前總是汗津津的，有著大塊的汗漬。
檢查衛生的督管雖然經常拍照投訴保潔員這兒幹得不好、那兒幹得不好，但碰上有租戶在樓梯道抽菸卻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一次，母親看到督管迎面碰上幾個在樓道抽菸的人，督管什麼也沒說，等他們抽完，拿著掃帚去把菸灰掃了。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態度，與他們所處的位置是緊密相關的。屁股經常決定了腦袋。
副經理在開會的時候要求保潔員們每次見到她，必須說」經理好」。母親很少說，她要麼打個笑臉，要麼點點頭，這就表示說過」經理好」了。
面對投訴，母親的態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
經理說，我又沒罰你錢。
「你憑啥罰我錢，我一沒撿紙皮，二沒犯錯誤。
「你上午罰我錢，我下午就不做了。」
有些阿姨性格弱，也確實需要一份工作，被罰錢了還留在那裡幹。
有一位阿姨，一個人負責六個樓層的衛生，還經常被批評，常常哭得眼睛紅腫，要離職，又拿不到離職書。但是，有的保潔員卻被安排到沒有人辦公的空樓層看房子，一天也不用幹什麼，工資照拿。母親覺得很不公平。
副經理想讓人額外做事的時候，嘴巴就變得很甜，又是管保潔員叫家人們，又是叫姐。
有的人圍著副經理轉，但母親繞著走。她覺得，只要把自己崗位做好，什麼都不說，對方就拿你沒辦法。
面對不在她工作範疇的要求，母親總是態度冷淡。
「待會兒再說」是她的口頭禪。
有一次，開完會，副經理拍拍母親的肩膀：
「姐，你把十三樓再帶著。」
十三樓公司多、人多，難打掃程度在保潔員中是出了名的。並且多打掃一層樓並不會多一分錢工資。
「我一個人顧三層樓，這麼大個崗位我還帶十三樓？做不了，你去找崗位小的人做。」母親把副經理的要求擋了回去。
「要是我哪天被開除了，我要把心裡話說完了再走」。原來，母親是抱著時刻準備辭職的心態在工作。
她雖擅於隱忍，但從來不是一個擅於討好別人的人，且受不了被不公平對待。在她幾十年的打工生涯裡，有好幾次都是跟管事的鬧翻後憤而離職。現在年齡大了，脾氣還柔和了一點。
「媽媽，你好像在哪裡打工，都會跟人吵架。」我跟她開玩笑。
母親外出打工第一次跟人吵架，也是跟」垃圾」有關。
那是2013年下半年，母親四十五歲，很健康。她的腿還沒開始疼痛。我和弟弟在唸大學，她和父親供養了兩個大學生，她感到充滿希望和幹勁。
一個鄉民給母親在縣城附近介紹了一個垃圾分類的活兒，管吃管住。那時候，我家在縣城沒有住處。姑姑家已經在縣城買了房安家。母親坐班車進城，頭天晚上住在姑姑家。
第二天一早，母親去找介紹人。他把母親帶到了十公里之外的廢品處理廠。母親和同伴們要做的工作是從已經撿來的塑膠裡挑油瓶，大的和大的，小的和小的，厚的和厚的，薄的和薄的，各歸一類整理。這些塑膠瓶被機械碎成粉末，清洗，裝袋，拉走，再製作成新瓶子。
母親被安排專門挑大瓶子，幹到上午10點時，她已經裝了十幾車。緊接著，她又收到通知，馬上要去另一個地方幹別的活兒。
她停下來，站著休息了一會。這一站，就被管事的班長看到了。
班長指著母親的眼睛說，不要偷懶！
他的動作和說話的語氣刺激到了母親。
「我就站了一會兒，你憑啥這麼說我？」
母親用激烈的言語罵回去，對方也被母親的人身攻擊激怒了，兩人鬧到了老闆那裡。
老闆好言相勸，讓兩人彼此放對方一馬。但母親堅決要走。她連中飯都沒吃，就收拾東西離開了。
「不能讓這樣的人給我管著。」母親甚至連工錢都沒要。那時，幹一天活兒的工錢是60塊，半天30塊。
在保潔職場，儘管母親顯得如此」強硬」，但這份強硬是十分脆弱的，建立在她十分」小心翼翼」的基礎上。
在高階寫字樓，母親別在右胸口第二粒釦子上方寫有」保潔員」三個字的名牌編號是：0364。母親每天都要佩戴名牌。入職的時候，經理明確告知過，若是沒有佩戴會被點名批評，若是將名牌丟了，就要罰款30塊，重新去領一個新的。我去購物app上以」保潔員工牌」為關鍵詞去搜尋，跟母親所佩戴的名牌樣式相同的，定價大多在3至5元。
有一天，開完晨會拍集體合照的時候，母親被副經理發現沒有佩戴」保潔員」名牌。頭一天晚上她洗了外套，把名牌摘下來放在桌上，第二天上班忘了拿。副經理讓母親站到隊伍後面去，免得被甲方發現。「只要沒發現都好說。」保潔員們懷著這樣的僥倖心態面對不遵守規則時的小失誤。
為了讓自己不那麼熱，母親儘量待在有空調的衛生間裡，但人們進進出出，她也不能待得太久。空調的冷氣和熱風在樓梯道交匯，黏稠的質感令母親眩暈。有時候她很困，就坐在樓梯道的臺階上打一會兒瞌睡，但不能睡得太沉，總是在迷迷糊糊中驚醒，起來幹活。她很擔心被督管」捉」住。有一次，一個保潔阿姨坐在空置辦公室裡遺留的真皮白沙發上，把頭靠在沙發邊沿，似睡未睡。這一幕正好被巡邏的督管撞見，拍了照，被投訴，照片從甲方微信群流轉到保潔員微信群，阿姨被一頓批評。「她運氣太差了，被捉住了，罰了200塊錢。」以前，母親還有在空置辦公室偷一會兒懶的念頭，現在完全打消了。「那裡在人眼睛皮下，太容易被捉到。」
母親的工服外套是灰色的，入職寫字樓的時候，花120塊買了兩件。衣服不是很合身，xl的，外套把她的屁股都包住了。「穿得夠夠的，一天也不想穿了。」但無論天氣多熱，母親還是得穿這件她從來沒有看上過眼的衣服。sectionid="衰老"衰老
盛夏快過去了。天空呈克萊因藍，雲彩像棉花糖，一會兒變成海豚，一會兒變成花朵，一會兒消散了，一會又聚起來。太陽曬在皮膚上不疼了。
8月25日，星期四。天氣預報說颱風」馬鞍」即將登陸深圳。
這天，我被安排去上海出差。下午5點的飛機，這意味著我上午可以在家辦公。
父親這天也被安排在家休息。
母親6點多就出門去一街之隔的寫字樓打掃衛生了。
8點多，我被父親接電話的聲音吵醒，語氣很焦急。我匆忙起床，從父親手裡接過電話。是母親的經理用母親的手機打來的，說母親突然肚子痛，需要趕快去醫院。
我問母親在哪兒，她說在工作間。我讓她待著別動，和父親去找她。我帶上了她的身份證和雨傘。馬路上，雨尚未下起來，只是風很大。母親在寫字樓工作一年來，除了偶爾腿不舒服，很少喊疼。雖然只有幾百米的距離，但我的腦子裡閃過了很多可能性：食物中毒？胃潰瘍？我想立馬奔到她身邊。我跑到大堂門口，掃場所碼，坐貨梯上到她工作的樓層。在工作間沒有看到她，折返，下樓，再打電話，跑出一身汗。母親說她在路邊。
她挎著帆布包，用手捂著肚子。
「媽媽，你怎麼了？」
我和父親奔向她，將她扶住。
「7點多幹活的時候還好好的，突然就疼了。」
「哪裡痛？」
「肚子拐角這裡，一陣一陣。」
「你是不是沒吃早飯餓的？」
「吃了麵包的。剛剛經理也讓我喝水吃東西，吃完就吐了。」
「趕快去醫院吧！我來打車。」
母親堅持要先回家把工作服換了，換上日常的衣服。我和父親扶著她回去。到家後，我用開水衝了一碗雞蛋粥，但母親喝不下去。
我幫母親去換衣服。
此時，我的父親，居然拿出一個碗，盛滿清水，試圖在碗裡將一雙筷子立起來。
「爸爸！快出門！」
那雙筷子並沒有立起來。
父親這麼做，是有理由的。很小的時候我肚子痛，父親也這麼做過。在陝南農村，傳說如果筷子能立起來，就是被逝去的親人在天堂說壞話了，禱告禱告，就不痛了。
但此時，我真的感到很無語。
我們下樓，計程車開到半路，母親說她好一些了，要返回家休息，不去醫院了。我堅持要去。到了醫院門口，她又退縮，自我欺騙，對我說，我的身體我知道。
無論如何，這次她是不會贏過我。
掃碼，測核酸，排隊，掛號，抽血，驗尿，做ct。測核酸的時候，棉籤深深捅進母親的喉嚨，她在垃圾桶邊嘔吐了很久。不適感讓她咳出了眼淚，滿臉通紅。快中午的時候，同在深圳的弟弟也請假過來了。
很快，我們拿到了檢查結果。讓母親痛到出汗的是尿道里的小結石。醫生建議先輸液，吃藥保守治療，告訴母親要多運動，爭取把結石尿出來，不用做手術是最好的。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不過想到，醫生讓她多跳跳，尿出來的可能性更大，而她的腿是無法使勁跳的，心又提起來了。
把母親交給弟弟，我返回家中拿行李趕飛機。好在臺風天並沒有影響飛機正常起飛，我如期到達了上海。
因為尿結石，母親休息了三天，經理一直催她去上班。母親把在醫院的檢查憑證發給經理，經理沒再說話了。
我的母親，對醫院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因為那裡是」花錢不眨眼」的地方。我不敢告訴她這次進醫院的花費，但她還是在一堆單據中看到了，並表現出震驚。「半個月白乾了！」
母親的腿疾之所以至今還是隱患，與她對醫院不信任有極大關係。
第一次腿痛發生時，縣城醫生給母親開了400多塊錢的藥。他建議母親住院，母親拒絕了，說自己還要掙錢，有很多活兒要幹。藥很靈，母親喝了兩天就明顯緩解了，她覺得腿好了。第二次腿疾發作於她徒步十幾裡去參加親戚的滿月酒之後。當晚，她用燒酒加艾草敷腿。一敷，第二早上母親就站不起來了。到鎮上，醫生說得去大醫院作核磁共振。膝蓋全烏了，腫得像石頭。去大醫院一檢查，膝蓋積水了。醫生抽了兩針管黃色積液出來。隨後，在我的強力勸說下，她來到西安檢查。左腿被確診為滑膜炎。此後幾年間，她無數次進醫院做康復，忍受銀針紮在腿上的疼痛，體重從154斤降到124斤。雖然花了不少錢，最終還是醫院讓她的腿不再那麼受折磨。
在深圳，她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可以報銷的專案。她總想著有病要回老家縣城醫院治，那裡可以報銷。
有一次我發現她狀態很低迷，一直咳嗽。買了感冒藥吃了並不見好轉。連著兩天，她拒絕了我幫她請假休息的提議。第三天下班，晚上9點多，她用方言跟經理請假。「經理啊，給你添麻煩了，我咳嗽得沒用了，上氣不接下氣，渾身百節都痛。」在家待了一天，吃了藥沒有好轉，她再次用同樣的話請假。經理都準了。
她堅持認為，感冒了不能沾涼水，不能洗澡。戶外的溫度有37攝氏度，兩天沒洗澡讓她的身體散發出汗味。我說，醫生從來沒有說過感冒不能洗澡，並且水是熱的。她不為所動。我放棄了溝通。母親就是這樣，她認定的事情很難被說服改變。
她躺在沙發上，很痛苦的樣子。我覺得她洗個澡，好好休息一下可能會舒服點，但她不會聽我的。我們之間看似很近，但隔著跟銀河一樣的距離。
母親的經理們很可能非常瞭解她這種想要多賺錢的心理。每次母親想休息的時候，經理都會跟她訴苦：「找不到人替代」「別人都沒休息你為什麼休息」「你看你還這麼年輕，多做一天多賺一點二母親往往心軟，休假就變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給我的一貫說辭就是：經理不給假。這像是一場合謀。
母親在做保潔的三年裡很少請假，這是其中一次。
對於母親，她更在意的是，每去一次醫院都意味著她那天的工錢」憑空消失」。她希望自己健康，並且常
常安慰自己，「我的身體我知道，看了也沒用二在我看來，這樣的安慰背後，何嘗不是恐懼。她更怕的是去一趟醫院檢查出一身毛病。因此只能自我欺騙，祈禱上天能夠眷顧自己。
母親剛來深圳的時候，我帶她去北大深圳醫院運動科看她左腿膝蓋的頑疾。生拉硬拽帶到醫院，在年輕的醫生面前，母親用方言一句句陳述自己身上的病痛，陳述自己左腿的疼痛過往，她說一句，我們給醫生翻譯一句。我心裡驚訝於母親對疾病的描述能力，她向醫生訴苦說，在左腿上花的人民幣都能做條」錢」褲子了；也驚訝於在我們面前哪兒哪兒都不痛的母親，在醫生面前，每按一處身體部位，她都說很痛。
醫生建議她多休息，常做下蹲和擴胸運動。她無法堅持，把醫生的建議拋諸腦後，只有在我們表達強烈反對時，才象徵性地休息。
我決定給父母做一次全身體檢，在2022年國慶假期結束前一天帶他們去。
一開始，他們推託不去。當我告訴他們，這是我所在公司的福利時，他們才同意去。
這是父母第一次在大醫院裡做全身體檢。體檢在早上9點，醫院通知讓8點半到。從家到醫院，打車十分鐘就可以到。
他們頭天晚上謹遵囑咐，晚上10點之後，不進食、不喝水。
第二早上，我起床去洗手間時，發現母親已坐在客廳門口，一副完全準備好的樣子。我告訴她，為了防止人多，我們8點出門就好，讓她接著睡個回籠覺。但也不知道她有沒有聽，我繼續回房睡覺了。
出門的時候，母親也沒有聽從我讓她穿丁恤和運動鞋的建議，堅持穿了在她看來很涼快的寬鬆襯衫，以及她從老家帶來的自己親手做的千層底黑麵布鞋。她認為這樣才舒服，並不理會她可能是醫院裡唯一一個穿布鞋去體檢的人。
「沒有人會朝你腳上看你穿的什麼鞋，舒服就行。」
母親驚歎於深圳醫院裡的乾淨與流程化。在我的引導下，她乖乖排隊，抽血、稱體重、做心電圖、做腦ct。做ct的時候，母親發現她起了個大早，但耳朵上的耳環卻沒有摘。她有點焦慮，手忙腳亂的，在我的協助下才終於搞定。
做完體檢後，我帶父母去蓮花山公園散步。深圳短暫的秋天來了，雖然陽光還是明晃晃的，但已經不熾熱了。人的心也跟著陽光明亮了起來。公園裡正在為深圳每年11月底的筋杜鵑花展做準備。
半個月後，體檢結果郵寄到家。報告顯示，母親除了尿道有炎症外，也有冠心病風險。
此外，母親的子宮裡有一個躺了28年的節育環。
節育環兩側帶著小巧鉤狀的陰影，深嵌進肌肉組織，與子宮內壁粘連。這是計劃生育留下的產物。我的母親懷了六次孕，只留下了兩個孩子。兩次自然流產，失去的是兩個女孩，兩次被迫引產，被引掉的是兩個男孩。
面對我們姐弟倆都遠在深圳的現實，母親不止一次帶著懊悔的口氣跟我說，如果我多幾個兄弟姐妹，他們就不至於沒有孩子留在身邊，不至於想回老家回不去。
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面對來自她催生的焦慮，我都會想到她體內的節育環。我想，或許是因為她曾經失去了四個孩子，所以才希望我和弟弟無論多難，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春天的時候，母親喝了我們買給她的」驢膠補血顆粒」，斷了半年的月經，突然來了一次，此後便徹底沒了。被母親稱為」禍害」的月經，曾經無數次讓她感到羞恥，在月經的前兩天總是讓她痛得直不起腰，讓她不方便在工地上做工，耽誤她掙錢。現在身體裡的河流乾涸了，母親既感到輕鬆，也有些傷感。我說，媽媽，你徹底擺脫性別束縛，像你說的，跟個男人一樣了。母親嘿嘿笑。
母親手機裡她最年輕的一張照片是十年前我幫她拍的。她穿著藍色上衣，站在老屋門口操場邊的櫻桃樹下，左腿還很健康。照片上的母親與我記憶中像男人一樣的母親很不一樣，像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雖然留著短髮，但不凌亂，沒有一根白髮。她的身體很敦實，很強壯，她從未化過妝，皮膚看起來白皙飽滿，沒有皺紋，眉毛修長，帶著微微的笑意，眼神意味深長，甚至有些優雅。
十年後，五十四歲的母親體重比照片上輕了十多斤，身高彷彿也縮短了。她留了長髮，並用染髮劑染黑，綻放笑容的時候，眼尾的皺紋盪漾開來，像是要跑到頭髮裡去。她的背有些微駝，像個老太太一樣自然地背起雙手，邊走邊東看看、西瞅瞅。
母親常在其他老年人身上看到自己身體的衰老。
在經過廣場上一群跳舞的大爺大媽之後，她跟我說，五十多歲這個年紀，就像她年輕時在農村見到的上了年齡的柴油機，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時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撲通撲通」冒黑煙。這時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機點著玉米芯，再去油箱給柴油機點火——「撲通撲通撲通……」終於開始運轉。她感慨，現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這一把火的時候。要一次次點火，才能運轉下去。
父親則在這次體檢中查出了輕度腦萎縮。
他們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識到這件事。sectionid="掛在樹杈上"「掛在樹杈上」
有很多細節可以讓你一眼辨別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潔員。她們的頭髮常常用髮網兜住，盤在腦後，她們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駝背；她們喜歡穿比身體大一號的長袖長褲，有時候直接穿著工服，她們總是走得很匆忙，有些還能明顯看出腿腳不靈便，來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她們都說方言，面對陌生人更加細緻的問詢很謹慎！她們有一張疲勞的面孔，伴著黑眼圈和蠟黃的面色。
母親工作的寫字樓位於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綜合建築群，於2013年開盤。這片建築群包含兩幢辦公樓，一座酒店，兩幢商務公寓，還有一個大型商場。
負責將人們運到寫字樓各個樓層的電梯分為三種：
貨梯、客梯和貴賓梯。這是這棟大樓里人群階級劃分的隱喻，幹體力活的走貨梯，白領們走客梯，商界、政界要人走貴賓梯。
保潔員們沒有許可權乘坐白領上班時用的客梯，只能乘貨梯。貨梯的轎廂四壁被複合木板保護著，上面塗畫了各種筆跡。連氣味都不一樣，帶著塵土和汗水的味道。電梯上升和下降的時候，伴隨著轟隆隆的噪音。
很明顯，這是一部專供像我母親一樣」做工的人」乘坐的電梯：保潔員帶著拖把、水桶，快遞員抱著摞得比自己臉還高的包裹，拉貨員推著裝滿物品的推車，修理工揹著工具袋……他們經常擠在一起，等著各自要去的樓層，臉上的表情總是很焦急。
保潔員沒有許可權乘坐客梯，但貨梯則對所有人開放。尤其是下雨天臨近上班打卡的時間，客梯太過擁擠，白領們便在客梯入口處打完卡，轉頭乘貨梯。他們手中拎著雨傘和早餐，人太多的時候，早餐就可能會被擠癟，跌在地上，雞蛋破碎，粥灑滿一地。
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哥坐在轎廂裡側的凳子上，專門負責開電梯。母親稱他為」電梯司機」。每當有人進來，他都會面無表情地問一句：去幾樓？得到回覆後，幫忙按下按鈕，便低頭刷短影片。他一天有12個小時得待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跟著電梯轎廂上上下下。我陪母親去工作的次數多了，他便認識了我，表情也變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們進電梯或出電梯的時候，大哥都會調皮地伸出手，並說一句」請上車！「或」請下車！「，彷彿我們乘坐的是一輛頂級豪車。
這輛」頂級豪車」也會偶爾出故障，「說壞就壞」。
一次，母親正和保潔員老劉一起乘貨梯下負一樓停車場開會，「唯當」一聲巨響，電梯停在了十三樓，一動不動。母親、老劉以及開電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覷，還是老劉機智，趕緊給經理打電話，緊急報修。一會兒，專門給寫字樓維修電梯、穿著深藍色工衣的」工程師」小哥用工具開啟了貨梯門，母親和老劉在他的幫助下轉乘客梯下樓。這樣的事情第一次發生時母親感到害怕，後面就見怪不怪了。
寫字樓裡的一部部電梯讓母親想到礦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韓城煤礦的日子。早高峰時期，一群群年輕人像烏螞蟻一樣擠進電梯，電梯上升，一層層把他們運輸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時間，電梯一層層下降，他們又一個個回到城市裡的家。煤礦礦井的升降梯也運送一個個青壯勞動力，只是方向剛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親在下班時間遇見的年輕面孔和煤礦上那些臉被煤灰染黑的年輕人一樣，眼神里都佈滿疲憊。
母親所在的保潔員班組加上大經理和副經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潔，剩餘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齡超過五十五歲。男保潔負責寫字樓外圍衛生，女保潔負責大樓裡的樓道、廁所及電梯衛生。母親在寫字樓做保潔，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組內的人，就是維修工了。這些全員男性、年齡在三四十歲的維修工們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物業公司為他們租了小區房做宿舍。母親經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們，有時候還看到他們在天台上嗑著瓜子喝啤酒。
寫字樓裡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有可能壞的，而保潔員們遇到的突發情況就更多了：水龍頭像洩氣了一樣說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馬桶，漫出臭烘烘的糞水，被按壓多次的洗手液閥門垂頭喪氣，門鎖不聽使喚，無法開關：牆頂漏水，地板滲水，牆皮脫落；空調在夏天吹熱風或乾脆罷工……這時候，保潔員們需要用」報修」的方式來挽救災難現場。
「報修」有嚴格的流程：保潔員報給經理，經理報給甲方物業，物業在系統裡下單，維修工人收到下單的提示才會去現場檢視、維修。如若不走流程，無論情況多緊急，維修工們都會視而不見，不理會保潔員們的請求。報修從輕到重分好幾個等級，保潔員們報修的時候，都按最嚴重的」加急」等級來報，如若不是」加急」，維修工們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報」加急」，便意味著沒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維修工小哥跟母親說：「阿姨，你別在週末報修，我們週末也想像那些坐辦公室的人一樣，休息一下。」母親表面上同意了，但什麼東西要壞之前是不會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緊急情況，還是得」加急報修」。修理完，被汙染過的環境，遺棄的垃圾仍舊是保潔員來處理。
週六、週日是保潔員的大清潔日。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貴賓梯紅地毯要洗乾淨、晾乾，在週日晚上鋪好。貴賓梯是專門接待貴客用的，馬虎不得。大樓的外牆、地面要用高壓水槍沖洗，牆縫、地縫裡沖洗不掉的汙漬要用刮刀刮乾淨，或者直接用手去摳。寫字樓大堂裡的琴葉榕葉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乾淨。大樓裡五十二個洗手間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時只需要哪裡髒了清洗哪裡。
做這些工作的，絕大部分是像我母親這樣的阿姨。
母親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潔員調侃，因為諧音近似」疲勞女」。阿姨倒是很樂觀，她說，名字是我老媽取的，又不是自己選的。
有一天，母親感嘆：皮xx，疲勞女，我們都是一樣啊。
皮阿姨五十六歲，江西吉安人，比我母親還大兩歲。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帶到深圳來找工作，之後就沒回去過。在老家的兒子和老公說：「你連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釋說，沒能回去主要還是因為疫情，行動不便不說，還耽誤掙錢。來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幫人採菱白，一天掙150塊，因為常年泡在水裡，腳得了風溼。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飯店做刷碗工，一個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眼下，除了寫字樓這份活兒，她還另兼了一份保潔工作。下午5點半從寫字樓的崗位下班後，6點又趕到另一處地點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沒有休息時間，開會的時候總打瞌睡，經理批評她：「你要錢不要命哦！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夢中彈起來，醒了。她很瘦小，一陣風就能吹倒的樣子。因為缺少休息，她病過一場，好幾天都沒能來上班。問她為什麼要如此辛苦，她說，兒子沒念大學，在老家刷漆，還沒娶上老婆，老公還在老家的工廠裡，她因為年齡過了五十五歲，廠裡不要了，才來深圳。
皮阿姨負責寫字樓大堂的地板清潔，雖然只需要負責一層樓，但面積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來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髒印。一個週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隊裝修工拿著梯子進來了，要修理大堂損壞的燈泡。剛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兩大排腳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覆覆，不斷地彎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無邊無際的忙碌中，沒有一點空隙留給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頭。
寫字樓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個巨大的人造景觀：四隻拖著長長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壯的樹上，地板上還蹲著兩隻。樹下有一個大水池，水池邊有熱帶綠植，營造出一種西雙版納風情。
這棵」孔雀樹」已經有些老舊，孔雀是塑膠做的，樹幹是石灰加褐色的塗料，樹葉也是塑膠片。打掃孔雀樹的是來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親所在班組年齡最小的阿姨，四十九歲，但出來打工已經二十二年。2000年，她跟著老鄉一起進廠，東莞、深圳都待過。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從下午1點半到晚上9點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幫廚，一個月能掙4000多，兩份工作的工資加起來有7000多塊。
我問阿姨怎麼看待自己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說，其實沒掙到錢。
阿姨雖然只有四十九歲，但孫子已三歲了，兒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過得尚可。
「孔雀樹」一個禮拜打掃一次，主要是擦樹幹和拖孔雀臺（樹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塵撣一撣就可。「這棵已經老化了，可能過段時間要換新的來。」
我問芙蓉阿姨，除了這棵」孔雀樹」，打掃衛生的時候有沒有碰到別的讓人難忘的事。阿姨說，那應該是給大堂裡由幾萬顆水晶石串起來的五棵」水晶樹」做清潔。阿姨指給我看，那五棵有著像雲朵一樣樹冠的水晶石假樹，被圈在一個大理石牆壁旁，正對著孔雀臺。在燈光的照射下，它們亮晶晶的，閃爍著富麗堂皇的光芒。阿姨說，為了讓這些珠子更亮，當時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兩天。
在高度城市化和專業分工的今天，我們很難看到，完美的背後，一個普通清潔工的工作現場。我們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歲的阿姨，在兩天的時間裡，擦了幾萬顆水晶石。我們對細節無止境的要求，最終的壓力都落在了最基層的員工身上。類似的現象，在很多其他工種中也可以看到。我沒有問芙蓉阿姨，擦完最後一顆水晶，她感受到怎樣的工作價值。
母親在寫字樓工作的一年來，很多保潔員從入職開始就沒休過一天假。一個時刻保持乾淨的超級城市背後，是一群人的過勞。
在所有保潔員裡，你能一眼看出夏青的氣質跟別人不一樣。首先她顯得年輕，另外，她化著妝，文了細長的柳葉眉。
她在母親負責樓層的一家食品公司裡做保潔，每週固定來一次，一個月薪水1000多塊。夏青是大涼山西昌人，家裡有三姐妹，她是老大。阿姨說，她本來在一家會員制超市工作，公司有買社保。2019年前後，因為父親生病，她經常要請長假回家照顧和處理家事。直到2019年年底，一天，她正在上班，接到親戚打來的電話，說父親去世了。她立即買機票回家，跟領導提了辭職。那時候，阿姨已經在那家超市工作十五年了，到五十歲就可以領退休金。
2022年，夏青五十歲。如果三年前她沒有辭職，也許現在就不用幹這份保潔工作。「老大要承擔責任。沒辦法。」阿姨跟我說。她打了好幾份鐘點工，這家打掃完，還要去另一家，時間很緊張。
很多阿姨來深圳前一直過的是沒有被規則化的農村生活，成為保潔員後，嚴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會、每隔一個小時的簽到，讓她們感到」頭昏腦脹、來自四川、有著火爆脾氣的冬容阿姨入職前就跟大經理打好招呼：「不要讓我簽字、開會，一開會排隊，我腦子就炸了。」大經理應允了。兩個月後，副經理不明緣由，讓阿姨跟大夥一樣，不能例外，否則就要換崗位。她很氣憤，轉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離開了，算是辭職。公司沒有扣她的錢，幾天後她又在附近的寫字樓找到了工作。
在母親的班組裡，我是唯一一個進入保潔員休息室，會幫忙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子女。去的次數多了，大家就都認識了我，不等我問，總是熱情地與我分享各種新發生的事情。
以前我不是這樣的。在母親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過她的工作現場。那時，我與母親的同事進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從未覺得我與他們會產生深刻聯結。
2013年夏天的一個暑假，我去母親工作的釩礦看她。母親的主要工作，是把礦土從車上卸下來，混合了鹽、鹼、煤後，再鏟上分流盤。十四個盤子，上下各七個。按順序，從頭到尾，反反覆覆。「我都是用膝蓋頂住鐵鍬往盤子上倒，每鏟一下，都像是磕一次頭。人家說，我磕頭一天磕到黑。」工錢按處理的礦渣車數算，一車四百五十斤，從車上剷下來一次，再從地上鏟上去一次。母親經常一天鏟六十多車，五六萬斤礦土。晚上睡覺時，她甚至無法側身。
有一天，她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麼」滾球子」的。我拒絕了。
當時四十五歲的母親，穿得不修邊幅，有時候還很粗魯，遇到不公平的事，還會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幹架。
我在大學學喜歡的專業，坐在明亮的教室裡聽老師講文學、哲學和電影，星期天還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購物，去圖書館看書，去參加社團活動——母親在其中傾注了大量勞動。我正在經歷的一切都是她沒有經歷過的。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她正在忍受勞作時身體上的痛苦。每次，她帶著想要說教我的口氣說」你不知道你媽有多累」時，我只有短暫的愧疚和短暫地為她感到不公平，過一會兒便拋諸腦後。我似乎是在理所當然地享受當下，故意忽略母親。
拒絕和母親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許是因為怕看到母親的」痛苦」。我上學的學費正是母親」滾球子」掙出來的。我想到自己在學校毫無成就，甚至帶著一些享樂的生活，就無法面對眼前的真實。我沉默面對母親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選擇了不去回應。
我想如今我可以誠實面對母親的保潔員工作，願意去傾聽保潔員們的分享，本質上是因為我在社會這個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漸意識到，我和他們有一樣的來處。我雖然做的是白領工作，但我們仍處在同一個階層。
最令我難受的，還是保潔員們老家親人生病的訊息。
來自貴州的雲霞阿姨把手機裡的照片拿給我看，上面是一張扎滿根針、帶著呼吸機、眼睛緊閉的男人的臉。我心底一沉。阿姨告訴我，那是她的姐夫，本來在廣州打工，突然腦溢血，在醫院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姐姐雲朵本來也在寫字樓裡做保潔，只好辭去工作，去廣州醫院照顧，天天喊丈夫的名字，但他一直沒反應。
其他保潔員圍過來，阿姨傳著照片，大家除了表示同情也毫無辦法。母親安慰她說，自家大姐也是去年腦溢血，現在連飯都自己吃不到嘴，要人照顧。另一個阿姨插嘴，自己的老公也是腦溢血，在老家休養，好可憐。
雖然把痛苦說出來沒什麼用，但心裡會好受些。當每個人都分享出自己的痛苦，也許痛苦就沒有那麼令人難過了。
過了兩週，母親告訴我，雲朵的丈夫在廣州的醫院裡去世了，運回了老家安葬。「靠營養針維持了一個多月，一直昏迷，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因為變故，雲朵徹底辭了職。
也有阿姨直到離開時，大家才知道她背後隱藏著的痛苦。
茉莉花阿姨是母親班組裡唯一一個在深圳擁有一棟樓的，且兒子唸了北大。她的驕傲寫在臉上，雖然很少跟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私事，但對於家裡在深圳有樓，兒子大學好、工資高這些事，她從不掩飾。
一個週六，母親和茉莉花阿姨以及另一位叫梅影的阿姨，一起負責做貴賓梯的大衛生。從二十六樓擦到負四樓，整整半天，她們三個人在一起分工合作，一個人擦壁面，兩個人擦電梯外面的木質柵欄式裝飾。三個人一邊擦，一邊閒談。
茉莉花阿姨邊擦邊說：「我啥都會做，這種打掃衛生，只要勤快就行，又有啥’巧’呢？我們這種打掃衛生沒什麼’巧’！」
梅影阿姨插話說：「你這麼有錢，為什麼還來打掃衛生？」
按照茉莉花阿姨的說法，她確實不缺錢。但她閒不住，一閒下來就打麻將，因此輸了好多錢，有時候一天都要輸掉大幾千。來做衛生，把自己的時間填滿，這樣就沒空去打麻將了。
茉莉花阿姨和她的老公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深圳，靠開賓館起家。後來買地皮蓋了一棟農民房，自此實現財務自由。兒子月薪超過3萬，每個月固定給阿姨發2000塊的零用錢。母親問，你有錢，怎麼還點兒子的微信紅包？阿姨說，我兒子說讓我買好吃的，那為什麼不點？
梅影的物質條件也不差，早年跟丈夫離了婚，一個人瀟灑自在。她的女兒在香港工作，偶爾回深圳，她一個人住著女兒在南山的大房子。她告訴母親，自己有100萬存款，每個月還定期在網上買理財產品。
這個上午，令母親的生活經驗有些被顛覆。她再看梅影和茉莉花阿姨的眼光好像都不太一樣了。母親有些羨慕兩位阿姨身上的自在和安全感，那可能是她一輩子都無法獲得的東西。
後來梅影因為和業主吵架被開除了。能打破規則、不服從職場不合理的規則背後，是得有底氣支撐的一她不像大多數保潔員那樣，她有託底。
茉莉花阿姨和梅影因為住處離得不遠，又在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兩人經常約著一起坐地鐵回家。梅影被開除後，茉莉花阿姨還堅持在寫字樓工作，但獨來獨往。
一次開會，茉莉花阿姨看著不對勁，身體左右搖晃。經理說，你有糖尿病還不快去休息。母親這才知道她的身體並不健康。她也有不似表面的地方。
五十五歲的薔薇阿姨是湖南懷化人，唯一的兒子跟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做程式設計師，但跟我不在同一座辦公樓。阿姨跟我說，她跟兒子住在竹子林附近的小區，
兒子工作很忙，她除了做保潔，還幫兒子洗衣做飯。兒子在深圳這樣的城市有一份薪水還不錯的工作，或許令她感到驕傲。當其他保潔阿姨表示」你很有福氣啊」，薔薇阿姨大方地笑笑。
但薔薇阿姨總是請假，斷斷續續地工作，有時好幾天不來，有時又突然出現。直到有一天，阿姨在微信群裡發了一張高鐵票的截圖，告知經理，她要回老家了。
原來，薔薇阿姨患有嚴重的腎結石，到了要做手術的程度。母親這才意識到，著薇一直在忍著痛做保潔。難怪她的臉色總是發黑，營養不良的樣子。總是吃冬瓜，說冬瓜幫助消化。
薔薇阿姨沒再來了。
來自湖北襄陽的芬芳阿姨六十三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深圳開工廠，但並未在深圳定居，小兒子是上門女婿。來寫字樓做保潔員之前，阿姨帶大了大孫子，在大兒子的工廠幫了五年工，還在醫院打掃了三年衛生，直到因為超過了六十歲，被醫院辭退，才找到現在這份工。
大孫子快讀高中了，芬芳阿姨堅持出來工作，讓老伴留在襄陽照顧孫子的日常生活。
每到中午吃飯時間，夫妻倆總是微信語音來往不斷。老伴把做的菜跟芬芳阿姨分享，芬芳阿姨把丈夫的語音外放給母親聽：「你看寶貝，我炒了豬頭肉，還有魚肉，你看你打工吃不上，辛苦了！」
這樣互相關心的親密關係，令母親羨慕。
母親感嘆：「你兩口子真好！」
阿姨也感嘆：「還真是，從年輕到老，沒吵過架。」母親更羨慕了，她想到常在她口中被稱為」榆木疙瘩」的我的父親。
除了在寫字樓做保潔，芬芳阿姨在下班後還去餐館做小時工，洗四個小時的盤子，一小時22塊錢。她想攢夠40萬養老錢，現在只有25萬，缺口還很大。
來深圳之前，芬芳阿姨和丈夫在老家種了十幾畝地，每年收上萬斤麥子，養了兩頭豬、幾百只雞。
保潔班組裡的男性經常會被安排做需要使用機械的活兒，去打掃寫字樓外圍和做機動工。從外表看，他們也有一些可以被歸納的共同點：都在六十歲上下；因為工作需要，他們都穿黑色的平底鞋，走路總是很快：頭髮都理得很短，平頭或寸頭；很少有胖子，都有一雙骨節凸出的手和一張歷經滄桑的臉。
喜年是母親所在保潔隊伍裡的機動工。每當有崗位需要助手，副經理就會喊：「喜年去做！」其他保潔員形容他：「喜年最聽經理的話。」
他來深圳十三年了，當了七年洗碗工，三年保安，眼看著，保潔員的工作也幹到第三年了。
我經常在週末碰到喜年拿著高壓水槍在馬路邊沖洗紅色地毯，白色水柱擊打在地毯上，濺出水花，也沖走了汙垢。有時候，他正拿著掃把清掃寫字樓外圍地板上的落葉，有時候，他在用大抹布擦洗牆壁……他看起來慢條斯理，性格溫吞。喜年上連班，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共十六個小時。晚上8點之後，白領們下班了，甲方的督管也不會再時不時來檢查，他可以稍微鬆懈一下，不用幹什麼事。用保潔員們的話來說，臨近深夜的這幾個小時，就是」混時間」，掙一點」便宜錢」。
寫字樓一樓有一個堆放雜物的倉庫，大門跟寫字樓外牆的大理石壁面一樣，因此一般人很少能注意到。倉庫裡是保潔員們日常做寫字樓外圍大清潔時要用到工具，還有地毯、紙盒、沙發、椅子、桌子、置物架、簡易衣櫥、水馬（路障）、拖車……
在臨近下班的那兒個小時，喜年會推門進去。一張放滿報紙和明信片的白色桌子在倉庫最裡面，圍繞著桌子的是一圈舊沙發。他在沙發上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坐下，開始趴在桌子上刷短影片——這是喜年的一大愛好。他常常分享自己打掃衛生的情景，獲得了五萬多點贊，還在上面與老鄉聯絡。
喜年眼下最愁的是兒子的婚事。他的兒子三十五歲，性格內向，在東莞一家企業做外包，因為疫情原因，父子倆已經半年沒見過面。
喜年是雲南楚雄人。他說，近十年，在楚雄的小姑娘出去就不回來了，男孩都是從外面帶姑娘回來。「我們那時候過二十五歲就找不到物件了。我很著急，他還不急，現在這個年紀，是人家挑他，他沒權利挑別人。」喜年的女兒遠嫁到陝西漢中，他去過女兒家一次。「很窮，很差，把我女兒拐跑了，我已經不認這個女兒了。」
他出了30萬存款幫兒子在老家縣城買了房子，還花了12萬裝修。兒子每個月還1700元的房貸，但說房子他是不會住的，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被父母管教。他想試著在廣東留下來。喜年再一次感到失望。
喜年老家的房屋已經坍塌，縣城的家兒子並不認同，他在深圳只有出租房，老了能去的唯一可稱得上」家」的，估計只有花了他大半輩子積蓄的縣城新房了。
我認識的許多保潔員都跟母親和喜年一樣，無論男女，總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
當其他保潔員問及母親」你兒子結婚了嗎」，母親總是掛著尷尬的微笑。這已經不是她可以做主的範疇了，她帶著憂愁的心情，說出像玩笑一樣的方言：「我的兒媳婦還掛在樹杈上。」
「掛在樹杈上」，一種懸而未決、不穩定的狀態。
這時，母親身邊那些兒子三十四五歲還沒女朋友的保潔員，便會搭腔安慰母親：「有女朋友就好，讓孩子們順其自然吧。」母親也是這麼安慰自己的。這些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保潔員，婚姻大多被父母包辦，傳統得像亙古不變的河流。一切的選擇的都是跟隨」什麼年齡幹什麼事」。當物質在當下農村年輕人的婚姻門檻中被抬升到至高無上的程度時，他們發現，在農村有房後，得在縣城有房，還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質要求似乎變成了一個無底洞。「兒子沒有成家，我都沒有奔頭了。」不止一位保潔員這麼向我表達對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潔阿姨，四十多歲的女兒經歷一次失敗婚姻後，近些年一直單身。阿姨勸說女兒再找一個，女兒的答覆是：不合適，不如一個人過得好。
他們有一樣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兒子結婚、女兒嫁人，確認兒女獲得世俗意義上的」幸福」，作為父母的他們就無法真正獲得」自由」。
而我的母親，即使她的女兒已經結婚，也還是會擔心那無法驗證的猜測。她旁觀我的生活，從一些細枝末節中判斷我過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現出悲傷或逃避，她總是第一時間站出來對女婿表達失望：「她什麼都不圖你的。」我的母親用一種」道德綁架」式的語氣跟我的丈夫說。
喜年的妻子也在做保潔，負責打掃地下車庫的衛生。妻子木訥寡言，呼吸著汙濁的汽車尾氣，拿著掃帚和簸箕來回穿梭，每當妻子乾的活兒被投訴時，經理就會在群裡通知喜年大叔，或者打電話給他：「快去給你老婆幫忙！」他們沒有住宿舍，而是和另外四家人一起在寫字樓附近租了一間兩室一廳的房子，最多的時候，裡面要住12個人，每家每個月房租700塊，騎車四分鐘就能到上班的地方。喜年對自己每天的晚餐很講究，要炒一份肉、一份雞蛋和一份青菜，再配一瓶啤酒。雖然幹著體力活，但他的狀態並不苦哈哈。
老周是母親班組的另一個機動工，是那個敢跟副經理拍桌子的人。他今年六十五歲，湖南邵陽人，跟」微信之父」張小龍是同鄉。
在去寫字樓做保潔前，老周在我居住的小區做垃圾分類。我常常在小區的垃圾房看到老周，他很瘦，總是佝僂著背在忙碌。小區的人把可以回收的紙殼、塑膠瓶、玻璃等好分類的垃圾都遞給他，他見到人總是笑盈盈的，筋骨很好的樣子。
老周的弟弟小周也在深圳做清潔。我經常看到他來給哥哥幫忙，整個小區的廢品回收都歸這兩兄弟，賣出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據說一個月可以掙到上萬元。
2021年夏天，我在小區的天台上碰到過好幾次小周。深圳夏天的溫度都在30攝氏度以上，幾乎每晚，我們一家人都會上天台吹風。風從海邊來，我們往往待到10點多才下樓。天台的風景很美，可以望到遠處的海。天上有云與月牙，風不斷地吹散雲，它們像棉花糖一樣，變幻著不同形狀。
我常常看到小周靠著天台邊沿的欄杆，抽菸、給家裡人打影片電話、刷手機。他貌似很怕碰到生人。也許看著我們一家人不像是有惡意的樣子，他漸漸主動跟我們搭話。
原來，他就住在天台頂樓的雜物間。為了不被管理處趕走，他每天要等樓裡的人開始睡了才敢上來。房間只有五六平米，說是房間，其實只是樓梯連線天台的一個狹長過道。裡面擺滿了他的生活物品，一張廢棄的白色床墊就是床。
床頭是衣服，床尾放了一個行李箱。桌子上有鍋碗和辣椒醬，方凳上有礦泉水。一個小燈泡吊在床頭，但他怕被人發現，很少開。東西都是撿來的。他洗澡、洗衣服都在天台上的水箱旁邊，那裡有一個公用水龍頭，有一個用床單搭成的簡易遮蔽處，住戶在空地邊養了不少花草。
除了幫哥哥做垃圾分類，小周還負責打掃小區的衛生，每天早上4點半起床，做一個半小時。6點，他去另一個高檔小區打掃車庫，做八個小時，下午4點多下班，再回到我們居住的小區繼續給哥哥幫忙。
這些工作的工資加起來有6900塊。每個月，他一天都不休息，像老黃牛一樣，日復一日。之前他租了一個小單間，但上下班要走二十分鐘，天氣熱了，來回很累，為了上班方便，他乾脆住在了現在的過道里。
2020年秋天，深圳開始大力推廣垃圾分類。每個小區都設定了垃圾分類投放點，新增了寫有分類標識的垃圾箱。丟垃圾時，還有穿著紅馬甲的人來指導應該怎麼投放。
這些穿著紅馬甲的人在官方語境裡被稱作垃圾分類督導員。但他們的工作並不能保證垃圾真正完成分類，他們大多是在居民將垃圾丟到錯誤的垃圾桶時提出建議，同時將一些大件垃圾簡單分類。而在保潔員的語境裡，做垃圾分類督導算是掙一份」便宜錢」，不用花費太多力氣，一個小時20元，每天兩個小時，一般是晚上7點至9點，大多都被物業或社群安排給相熟的人做—小周和老周首先獲得了這個崗位。
做督導員雖然掙的是」便宜錢」，但也是一份處於時刻被監控的臨時工作。督導前要在小程式」深分類」上點選」開始督導」，打卡，兩小時後在」深分類」上點選」結束督導」，上傳完成分類的垃圾桶照片、極少的睡眠和不斷上漲的年齡，讓老週記憶力減退。儘管他總是強迫自己記住打卡，但有時還是忘記，忘記一次懊悔一次，因為那意味著兩個小時白乾，無論如何申訴都沒用，系統只認打卡記錄，街道辦按打卡記錄付工資。
夏天結束時，小區更換了物業管理方。老周和小周同時離開了，垃圾房裡不再有他們的身影，天台的雜物間也清空了。
直到母親在寫字樓的保潔班組裡偶遇來入職的老周，才知道他們已經離開了我們居住的小區。問起他的弟弟，他告訴母親，去了福田另外一棟大廈做保潔。
於是，老周和母親便成了同事。
算上在寫字樓做保潔，現在的老周每天要做三份工：凌晨4點至6點，打掃一處小區的樓梯道及地下車庫，每月4800元，早上7點至下午5點半，打掃寫字樓外圍，每月3300元，6點半至8點半，在一個待拆遷小區做垃圾分類督導，一個小時20元，一個月1200元。老周每天只能完整休息四五個小時，一個月共賺9300元，這在同鄉眼中是很高的工資。
這些錢雖然看起來數字很大，但在深圳，這是老周用一天十幾個小時的體力勞動以及極其節儉的生活換來的。
我問老周，上班時不困嗎？老周說，人年紀大了，睡不了那麼多覺。
2002年，老周被在深圳做保安隊長的同村老表帶過來，二十年來，他一直在做跟清潔相關的工作，在各個物業公司或環境公司流轉，還一度做過小經理。一開始，老周的工資只有500塊。
一年年過去，做清潔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維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資略高一點的水平。隨著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對清潔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要做的事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忙碌，重複做著機械性的動作，像
陀螺一樣轉個不停。相比都市白領，他們更是一群真正用時間和體力換金錢的人。
老周打算再幹五年，幹到七十歲就退休。在深圳，老周認識二十多個老鄉都在做保潔。二十年裡，老周用做保潔的錢養大了兒女，幫兒子買房、娶媳婦，現在人老了，掙的錢仍要補貼兒子。
兒子不靠譜的婚姻令老周很苦惱，倒不是兒子找不到老婆，而是已經結了三次婚，結一次生一個孩子。大孫子已經上小學六年級了，學費和生活費由老周出。
一提起兒子，老周便滿臉愁容。年輕的時候對兒子陪伴太少，總是用錢彌補，帶著愧疚去溺愛，令兒子變得自我放縱。這三年，兒子在老周資助下開的快餐店、腸粉店、美容美髮店都倒閉了，後來乾脆回老家待著，照顧新婚老婆待產。
面對兒子的境況，作為父親的老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兒子開口要錢，他還是會給。他不給，老伴也會揹著他偷偷給。他不打算管這些了，眼下就是能多幹一天算一天。「老子還管兒子幹啥，大了，管不了了！」若碰上一些小病，老周就硬扛。他睡覺的地方正對著空調口，夏天有一段時間，受風面癱了，口臉歪斜，但老周堅持上班。在工友的勸說下，才去醫院買藥，用了好長一段時間恢復。
老周的女兒嫁在韶關，偶爾過節時會回老家看看外甥女，倒是給了老周不少安慰。
弟弟小周也是被老周帶到深圳來的。他的經歷跟老周類似，用做保潔賺的錢給兒子在老家縣城買了房和車，年老了，還在工作。
這像是母親那一代農村人的宿命。他們用苦力換錢，養大了孩子，但孩子並沒有如預想中那般，獲得爭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們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繼續託舉家庭。sectionid="老了怎麼辦"「’老了’怎麼辦？」
母親保潔班組的班長是在換了微信頭像後，其他人才知道原來他當過兵。
頭像是一張青春的臉龐，穿著軍裝，戴著正中央貼有五角星的帽子。
「班長」其實是一個虛職，並不掌握實際權力。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給這棟樓裡的二十四部電梯簽到，每個小時籤一次。
我是在一個週末幫母親打掃完衛生，在一樓打卡機旁邊等著母親打完卡下班時，遇到班長的。他排在母親前面。
班長看到了我，母親對他笑了笑，告訴他：「這是我女兒。」
班長也笑笑，對我說：「你媽媽跟我們說過，說她跟你住在一起。」
打卡結束，我們一起走出大門，到了馬路邊。班長停下來，跟我聊了他的故事。
班長今年六十四歲，2021年10月4日加入現在這家環境公司做保潔，比我母親早入職三天。他幹了沒多久，就因為沉著穩定的性格及良好的心理素質被安排當班長，每個月工資3500塊。
在來這棟寫字樓之前，班長在另一座大廈裡當了十年的夜班保安，從晚上7點上到第二天早晨8點。這份工作是他從原單位內退之後，政府安排的，每個月除了保安的基本工資，還有800塊的政府補貼。
做到2018年，他六十歲了。按規定，大廈的物業不能再聘用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於是班長正式退休了，每個月可以拿五六千的退休金。
「保潔員們都說你當過兵？」
班長笑了，拿出手機給我看他的微信頭像。
班長只念過小學，之後就在老家湖北棗陽務農。當兵是在二十歲，那是1978年1月，體檢、政審通過後就正式入伍。一開始在荊門，1981年到錦州，在石油化工六廠。
1983年秋天，班長所在的團跟著大部隊南下深圳。他作為一名基建工程兵，專門負責深圳的城市管網建設，他的工種是鉗工，主要工作是擰螺絲。就這樣，班長成為深圳改革開放城市建設中的一員。
在一份《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大事記》報道里，這麼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兩萬基建工程兵集體轉業到深圳，參與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他們用青春和汗水開出一條條馬路，築起一棟棟高樓，創造了三天建一層樓的」深圳速度」。
那一年，班長二十五歲，正值青春年華。
他是兩萬分之一。
他記得剛來深圳的時候，落腳在福田區竹子林。天天刮颱風，住在一個山包上的簡易房裡，周邊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時候泡麵都沒得吃，只能找當地老百姓買一點，或者買從香港走私過來的食品。此後幾十年時間裡，結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並分到房子，定居下來。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設打交道。
班長參與了眾多城市建設工程中的室內中央空調安裝工作——深圳圖書館、深圳音樂廳、金威啤酒廠、深圳電視臺大樓，等等。
2007年，班長被原單位買斷工齡，內退做保安，每個月拿固定退休工資，當年說好的股份因為原公司經營不善也沒有了。
「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來做保潔呀！」
班長搖搖頭說，都是為了兒子一家。
他的兒子在給老闆做司機，兒媳的工作在幼兒園。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孫子孫女身上。
班長告訴我，孫子孫女上幼兒園、上補習班的錢，都是他從退休工資和保潔工資裡出。兒子和兒媳的工資負責家庭日常開銷，老伴負責做飯、買菜及家務活。一家六口住在原來單位分配的房子裡。在深圳幾十年，班長只有這一套房。
班長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但他們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陽賣菜，收入不錯，一個月能掙1萬多。
兩個妹妹嫁到了棗陽，生活也還過得去。上次一大家子在深圳見面，還是兒子結婚的時候。
有一次，母親問班長：「你’老了’怎麼辦？」在母親口中，「老了」便是」去世」的意思，她是在詢問班長落葉歸根的去處。班長回：「我老家都沒房子了，都塌了，也沒有人情往來。老了？老了再說。」
班長已經在深圳生活了三十九年，從身份和心理上，都已是一個深圳人。
自從2021年10月來這棟寫字樓做保潔以來，三百天裡，班長沒有休過一天假。除了中間有一次因為疫情，所有活動都停止了，他帶著被褥住在地下車庫，被動休息了一天。
班長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十分老舊的小區。小區裡有一個四川來的阿姨，補鞋手藝很好，我常常帶著穿壞的鞋子找她修。每次經過那片小區，相異於周邊高檔樓盤的氛圍，總是一下子攝住我的心。每棟樓下方的石桌上都有打紙牌或下象棋的老人，以男性居多，聲音洪亮。坐著的人身邊還圍著一圈看熱鬧的人。
我跟班長聊起自己看到的場景，班長說，那些人都是他的戰友。他們早在十幾年前就退休了，生活只剩下了閒暇，每天的日常就是玩拖拉機、鬥地主、打麻將……團裡的戰友們也都落在深圳，分散各處。大家境況遭遇不同，慢慢日常生活中就很難經常聯絡了。但每年八一建軍節，戰友們還是要見一次的。
又一個週末，我再次在保潔員們位於寫字樓地下二層的休息室裡遇見班長。
負二層是地下停車場。保潔員的休息室在停車場的最裡側，一片長條狀的區域被隔成了三個房間。經理常常待在裡間，中間放清潔工具和雜物，保潔員們待在外面一間。
進門處是一個長方形的冷藏櫃，裡面放的是保潔員帶來的餐食——大部分保潔員並不是像我母親一樣住在寫字樓附近，可以中午回家做飯。靠近冷藏櫃附近的櫃子上有一臺可以接熱水的飲水機，並排還有兩臺微波爐，供保潔員們熱飯用。房間中央是一張長兩米左右的白桌子，相向各放一排椅子。每天早上和中午，保潔員們先到這張長桌子處碰面，然後再一起去室外集合開會。桌子上擺的最多的是保潔員們帶來的各種顏色的保溫杯，母親的是銀白色。
因為是地下停車場改造而成的房間，保潔員休息室的頂部並排安裝著三根巨大的排風管，佔滿天花板，發出轟轟轟的噪音，一秒都不停。兩側的牆上則貼滿了需要保潔員遵守的各項規則，還有兩隻黑色的搖頭風扇。有一個空調，常年處於關閉狀態。
距離1點半開會還有十幾分鍾。
母親讓我坐在班長旁邊的椅子上。他剃了頭髮，恍惚間我有些認不出來。他把手機遞給我，讓我看相簿裡他儲存的孫子孫女的影片。他說，那是他的希望，他堅信他們會念大學，過上更好的生活，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此投資。
1點半到了。經理從裡間走出來，開始召集保潔員開會。
保潔員們排成兩隊。經理面向保潔員，站在隊伍的正前方。班長站在經理旁邊，垂著手。
一個每天都會重複的開場——
經理對保潔員們大聲說：「下午好！」
保潔員們回：「很好！非常好！」說完豎起了大拇指。
有時候保潔員們喊的聲音小了，經理會調侃他們說，你們沒吃飯嗎？要求保潔員們重喊一遍。
經理安排完下午各自要乾的活兒，保潔員們就散會，各忙各的。
班長下午的工作仍舊是給大樓裡的24部電梯每小時籤一次到，附帶檢查其他保潔員的衛生工作，遇到不乾淨的地方及時通知糾正。
我本來以為，班長的活兒應該很輕鬆，畢竟只是籤個到而已。但事實不是如此。
每一個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每天都需要用到電梯。疫情之後，每天在電梯開門處的側面都會有一張簽到表，它的全稱一般是《xxxx大樓保潔防疫電梯轎廂消毒記錄表》。
這張表是需要保潔員來籤的。母親所在的這棟寫字樓，需要一小時給電梯消一次毒、籤一次到。週日的寫字樓沒什麼人，我決定先陪班長走一次簽到流程，再去給母親幫忙。
班長工作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放在一個有蓋的竹編籃子裡，裡面有消毒水、溼紙巾、乾毛巾和黑色垃圾袋。因著班長有門禁卡，我得以窺見這棟高檔寫字樓的電梯內部（母親和其他保潔員平時都走貨梯，他們沒有門禁卡）。與我平常見到的電梯最不一樣的是，每一個轎廂裡面都有一個古樸的實木方凳，上面放著酒精免水洗手液和一包紙巾。
「真不愧是高檔寫字樓。」我對班長感嘆。
每到一部電梯簽到，班長要先把籃子放在自動門中間卡著，讓電梯多停一會兒，一旦卡的時間過長，電梯就發出警報聲。簽完一圈下來，我們花了四十分鐘，一小時已用去三分之二，緊接著，他又要開始簽下一個小時的字。才2點40分，班長的微信步數已經顯示超過一萬七千。
這樣的工作，我體驗了一圈就感覺很是重複。班長一天要往返十幾趟，不能停。
「籤這個腦子還得清楚，不然就亂了，唉，眼睛都花了……」
班長告訴我，有時候，他也會一次性把幾個小時的到都簽了，但前提是不能讓甲方督管投訴，投訴了就倒霉。一個小時消一次毒其實很難做到。週末還好，工作日寫字樓人來人往，不斷消殺會影響電梯執行效率。有時候碰上大檢查，保潔員們實在沒辦法，就在噴霧器裡臨時裝水，先應付過去。
我們重新回到大堂的時候，眨眼間，班長彎腰撿了個東西，放進了挎在手上的竹籃裡。我貼近去看，發現是一根白色的線頭。他告訴我，判斷地板乾不乾淨的小訣竅：要對著光投射過來的方向，側著去看，這樣大理石上的灰塵、腳印就看得一清二楚。
班長的工作還包括分配物資。每天早上，負責打掃衛生間的保潔員需要從班長手上領取一天的紙巾和消毒液等。有時候，班長還需要幫副經理幹一些很細碎的雜活，比如做登記表格。班長很少拒絕。「官大一級壓死人。」他說。
我告別班長，去樓上找母親。
班長在保潔員中口碑不錯。
可能母親這一輩對當過兵的人有天然親近感，但更重要的是，班長不找保潔員的麻煩，脾氣好，很少主動發表意見，也不讓人感到高人一等。
一次，他去母親所在的樓層檢查，發現樓梯上有腳印，他招招手讓母親記得打掃。
母親跟班長說：「我們都是打工的，不要彼此為難。」班長點點頭，表示同意。
那天，我問班長，你怎麼看自己在保潔班組裡面的角色？
班長嘿嘿一笑：「我就是個小不點兒。」sectionid="一個紅火人"「一個紅火人」
一個星期四的下午，離保潔員們2點的集合會還有十幾分鍾。部分保潔員提前到了負二層停車場邊角處的休息室，圍坐在長桌上喝水，聊天。
六十八歲的木蘭阿姨旁若無人地唱起了歌。
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來好風光
好地方來好風光
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
當年的南泥灣
到處呀是荒山
沒呀人煙
如今的南泥灣
與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
她的歌聲充滿激情和力量，身邊的同事們很淡定，對此見怪不怪的樣子。一問才知道，木蘭阿姨愛唱歌是出了名的。一邊刷馬桶一邊唱歌都是有的。
木蘭阿姨是母親所在的保潔班組裡年齡最大的保潔員。她在2022年春節前幾天入職，接替母親的崗位，打掃三個樓層的走廊、電梯及洗手間。母親以要回老家過年為理由，跟經理請了春節假，木蘭阿姨入職那天就是母親準備開始休假那天。
開晨會的時候，木蘭阿姨匆匆跑來，被經理發現沒有穿襪子（按規定，每次晨會要拍一張合照）。
「沒穿襪子怎麼拍照？」
木蘭阿姨的老伴在寫字樓的車庫做衛生，歸屬另一家環境公司管理。得知母親要請假，他推薦了自己的老婆。如若不是因為年底難招人，已經六十八歲的木蘭阿姨是很難被聘的。
被斥責沒穿襪子的時候，阿姨的老伴剛好就在旁邊，他立馬把腳上的黑襪子脫下來給木蘭阿姨。「你穿我的吧，趕快穿！」阿姨就這麼加入了母親所在的保潔員班組。
第二天，母親開始休春節假。直到半個月後，2022年正月，母親復工後才跟木蘭阿姨真正熟悉起來。
母親重回原來的崗位，木蘭阿姨則被安排到更高的樓層，工作內容跟母親一樣。因為都性格剛直，幹活麻利，受不了別人眼色，兩人很快成了可以聊天的朋友。
木蘭阿姨來做保潔前，在附近兒子為她和老伴租住的出租房裡帶小孫女。她只負責白天，早上把孫女從兒子家接過來，晚上再送回去。正式做保潔後，老伴辭去了在地下車庫的清潔工作，回家帶孫女。
兩個人的角色倒換了。
木蘭阿姨性子直，脾氣大。小孫女打不得罵不得，經常跟兒子」投訴」：「壞奶奶，臭奶奶……」出來工作，對她來說何嘗不是一種自我解放。
木蘭阿姨是湖北黃岡人。2005年，她跟著兒子南下深圳，那時她還不到五十歲，但已經做了奶奶。阿姨的兒子出生於1977年，九十年代末期，考上湖北的一所師範大學，畢業被分配在離黃岡不遠的荊州，工作幾年後，覺得人生不應該被困在這樣的小地方，且工資太低，便決定辭去教職，下深圳找工作，哪怕是在深圳做零工，也要離開湖北。
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農民家庭供出一個大學生並不容易。兒子去上學的那年夏天，木蘭阿姨和丈夫還在家中擺了酒席，請親戚朋友們吃飯。
決定離開湖北時，兒子已經結了婚，兒媳婦和兒子是大學校友，也做老師。大孫女剛剛出生，一切都很穩定。眼下兒子卻要丟掉他們眼中的鐵飯碗。夫妻倆勸不住兒子，但提了一點要求，還是要繼續當老師。「考的是什麼行業就做什麼行業，你的命運自有安排，不是你想幹啥就幹啥。」
為了照顧大孫女，木蘭阿姨和丈夫跟著兒子一家一起遷徙到深圳龍崗。兒子聽了母親的話，在一所中學找到了代課老師的工作，只是待遇比在編老師差不少。在當代課老師的兩年裡，兒子一邊教書一邊考在職研究生。
2011年，兒子終於成為福田區一所公立高中有編制的生物教師。第二年，兒媳婦也正式考到教師編制。一家人才算在深圳真正立了足。現在，夫妻倆一個是高三班主任，一個是高一班主任，在臨近的惠州買了房，也申請到了公租房。大孫女已經快滿十八歲，2023年就要參加高考。
兒子和他的小家庭不斷通過自身努力尋找更大發展機會的同時，木蘭阿姨則在拼命掙錢。她不僅把大孫女帶大，也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機會。
大孫女兩歲半能走路、會表達的時候，木蘭阿姨買了一輛小三輪車。早上5點，洗把臉穿好衣服就出門，去布吉農批市場批發甘蔗和菠蘿，拉回來在兒子租住房子附近的街道上擺流動地攤，賺差價。一個菠蘿進價7毛，買回來可以切成三瓣，插上竹籤，放在裝有鹽水的玻璃瓶裡，一瓣賣5毛，一個菠蘿賺8毛。甘蔗要挑關節相距比較長的，關節離得越長越好賣。一車菠蘿加甘蔗有四百來斤，能賣三四天，平均下來，木蘭阿姨每週去一次農批市場，刨去成本能賺300塊。
當流動攤販也不能耽擱照顧孫女。阿姨買了一根牽引繩，一頭系在自個兒腰上，一頭綁在孫女手腕上，走
哪兒就把孫女帶到哪兒。
大孫女六歲上幼兒園後，木蘭阿姨找了一份給東北餃子館洗碗的活兒，一個月900塊。孫女五點半放學後，先把孩子接到餃子館。在餃子館洗了兩年碗，又去賓館洗，那裡的工資更高。
「什麼苦都吃過！」在賓館洗碗的時候，經常有婚宴，一擺就是十幾桌。對阿姨而言，婚宴結束，那些髒了的碗筷，便是一場巨大的苦役，得提前計劃好怎麼去做。「用水把髒碗髒盤子衝溼，放到大塑膠盆裡，放洗潔精。大小分類，一秒鐘撈一個，一秒鐘撈一個，三個池子，一個放洗潔精泡過的，一個放基本乾淨的，第三個池子專門沖水，像流水線。」阿姨洗碗很快，還帶了徒弟，要辭職的時候，店長挽留，不讓走。
阿姨得出一個自己的真理：「管你做什麼，專心一項，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價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個人無論在哪裡工作，如果你做到讓別人捨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個地方就留下一個品牌，留下一個能幹的印象。」
這一點阿姨也踐行到了現在的保潔工作中。入職至今，她從未休假。每次遇上突發事件，經理都喊木蘭阿姨去頂崗。母親被檢查出尿結石而請假的那個上午，便是木蘭阿姨兼了母親的崗位。阿姨說，能幹就幹，又不會累死人。
木蘭阿姨雖然年紀最大，但腿腳很好，走起路來飛快。
有一次，她在其他保潔員面前很自豪地說：「哪個都做不過我！」
別的阿姨故意回思她一句：「現在是看年齡，又不是看你會做！年齡超了，你也幹不久。」阿姨沒再說自己能幹的事情。
木蘭阿姨跟我的母親一樣，沒有唸到書，小學只上到二年級上學期。字沒認識多少，但學會了不少紅歌。十五歲，阿姨就和現在的老伴訂了親，二十一歲結婚。丈夫高高瘦瘦，脾氣溫和。「他得讓著我，家裡裡裡外外活兒都是我幹，有時候把我惹毛了，我就在家裡睡覺，活兒就沒人幹了，哈哈哈！他吵架了總跟我說，‘我是不惹你，不是怕你’」
年輕的木蘭，在水田裡插秧，一天能插三畝，不直腰，像機器-樣前進。第二天早上起床，背上都是蚊子咬的紅疙瘩。因為太能幹，村裡人形容木蘭是人工插秧機和收稻機。村裡搞基建，修橋樑，修水庫，木蘭像男人一樣，挖土，挑土，一天要挑幾個方。
因為能唱會跳，她還在村裡的宣傳隊待了兩年，婚喪嫁娶，她都被請去唱歌。現在，她打掃衛生時常唱的還是她年輕時會唱的那些——《太陽起來照四方》《瀏陽河》《赤腳醫生向陽花》……
一個週日，我去看母親，遇到了木蘭阿姨。她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阿姨，聽說你唱歌很好聽，唱一首聽聽吧。」
阿姨沒有推辭，清了清嗓子，唱起了《赤腳醫生向陽花》。
貧下中農人人誇
一根銀針治百病
一顆紅心吶
一顆紅心暖千家暖千家
出診願翻千層嶺
採藥敢登萬丈崖
迎著鬥爭風和雨
革命路上啊
革命路上鋪彩霞鋪彩霞
廣闊天地把根扎
千朵萬朵紅似火
貧下中農啊
貧下中農人人夸人人誇
廣闊天地把根扎
千朵萬朵紅似火
貧下中農啊貧下中農人人夸人人誇
唱完後，阿姨哈哈大笑。「唱歌就是圖個樂子。」
充滿活力的木蘭阿姨告訴我，她有十幾件漂亮的旗袍，等不做保潔了，就天天穿。
辭去洗碗的工作是在2011年，那之後，木蘭阿姨在龍崗的衛生站找到了做清潔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一度當了班長。
大孫女漸漸長大，阿姨的空閒時間便多了。2018年前後，她一度陷入」賭博」，白天做清潔，晚上去街邊的麻將館打牌，有時候還買馬和鬥地主，陸續輸掉了3萬多塊，幾乎是打工一年掙的錢。「把老頭子都氣吐血了。」
「那是怎麼戒掉的呢？」
「小孫女兒出生了，要帶小孫女兒。」當兒媳婦告訴木蘭阿姨再度懷孕的訊息時，阿姨很開心，小孫女快出生時，阿姨便辭去了在衛生防疫站做清潔的工作，準備全身心帶小孫女。
但實際生活總少不了磕磕碰碰。
為了帶孩子，同時兼顧兒子和兒媳的工作方便，一家六口人擠在一起，兩室一廳，老兩口住在客廳，大孫女住兒童房，夫妻倆住主臥。那時，阿姨主要照顧小孫女，兼顧打掃和做飯，老伴則在母親工作的寫字樓地下車庫做清潔。
阿姨脾氣火爆，孩子鬧情緒的時候，她總是忍不住兇幾句。最危險的是有一次，她正在廚房炒菜，轉身去客廳拿東西，一回頭髮現，兩歲的小孫女把廚房門從裡面關上了，開門的鑰匙也留在廚房。
阿姨緊張死了。給兒子、兒媳婦打電話，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阿姨急得要哭：「孫女啊，這要是把房子燒了，你賠不起，奶奶賠不起，爸爸媽媽也賠不起啊。」她蹲下來，安撫孩子，指導房間裡的孫女站在小方凳上開門，好在，小孫女很聰明，竟順利開啟了門。阿姨衝進去抱起孩子，關了火。兒子趕回家，看著慌亂的母親，卻沒有給好臉色。阿姨很生氣：「孩子我也帶了兩年多，可以離手了，你們請人帶吧，我不帶了。」
兒子也沒想到母親的態度會如此急轉彎。一家人坐下來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木蘭阿姨和老伴搬出來住，夫妻倆白天都要工作，小孫女還是不放心交給別人帶，那就白天跟著爺爺奶奶，晚上接回自己家。作為父母，阿姨還是心疼兒子，答應了這個方案。兒子給她在家附近小區另租了一個單間，一個月給老兩口出2600元，其中1600元是房租，1000元是照顧孫女的生活費。
搬出來後，阿姨決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格局，出來工作。她讓老伴辭去在車庫的清潔工作，代替她去照顧孫女。這一系列決定，阿姨做得絲毫不拖泥帶水。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講究效率，務實，用最實用、最划算又最經濟的辦法解決家庭矛盾，維護利益與平衡。這種用市場經濟解決家庭問題的方式，反而使雙方都獲得了自由。
在我小時候生活過的陝西鄉村與小城，老一輩如果跟子女分開住，會被認為是遭到掃地出門和子女不孝。
木蘭阿姨讓我想起童年，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跟雞窩的故事。
奶奶在我上小學二年級時去世。她一直跟我們一起住在秦嶺南麓山腳下的老屋，進門右手邊很亮堂的那間房間就是她的。有一段時間，奶奶自己在房間門口搭了雞窩，養了幾隻雞。她在秋天從田裡撿來的糧食以此派上用場。那些雞把雞屎拉得到處都是，一向很少發脾氣的父親向奶奶發火了，他主要還是考慮到人雞共處一室很不健康。
於是，在一個早晨，父親好言勸說無效後，把奶奶養的雞從雞窩裡拿出來全扔在屋外，拆了她的雞窩，吼了奶奶。記得那天，奶奶把自己的鋪蓋拿出來，要離家出走。當然，她也沒走多遠，就在自家的屋簷下。她表示當晚要睡在屋外，父親沒有理會。後來，姑姑回孃家好言相勸，父親賠禮道歉，奶奶才從屋簷下搬回屋裡。
在我童年時，常聽到或看到村裡有老人離家出走。他們大多是和兒子兒媳鬧矛盾，但都走不遠，最後又自己回來。鄰居家的王姓老人出走一天一夜，他拿了一把鐮刀，一路披荊斬棘，把村裡人常走的山路收拾得坦坦蕩蕩，最後又回來了。不像是離家出走，反像是一個俠客。而我的奶奶，在她的認知裡，離家出走就是從屋裡搬到屋外，讓過路的人看看自己的兒子是多麼不孝順，讓父親迫於輿論壓力再把自己請進去。最終，父親還是向他的老母親妥協了。直到奶奶起不了床，喂不了那些雞後，那個雞窩才得以真正被拆掉。
而二十年前，木蘭阿姨就已經完全瓦解鄉土社會的這套邏輯，學會接受新的生活秩序了。
在南下深圳的這十七年裡，木蘭阿姨適應了城市生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她作為父母為兒子犧牲的十七年。她和老伴用自己的勤勞託舉起兒子一家在深圳立足，穩定地工作、生活。
但木蘭阿姨對自己嫁在老家縣城的女兒是有虧欠的。木蘭阿姨三十一歲，小女兒五歲那年，她突然吐血，進了急救病房，查出來是胃的毛病。醫生符她的胃兒乎切掉三分之一。看著醫生端出來的血肉模糊的組織，丈夫嚇得大哭：「你把我老婆的胃都割完了，吃飯往哪兒裡裝？還怎麼幹得了活兒？」
醫生安慰：「沒事，用三個月慢慢恢復，把胃撐起來，就能復原。」一開始阿姨只能喝一點水，過兩天能吃一碗粥，再後來能慢慢吃飯，在丈夫的精心照顧下，她逐漸恢復了健康。
母親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呢？有一次，木蘭阿姨和母親在洗手間碰到，阿姨把衣服撩起來給母親看腹部的傷疤。那一道豎著的長疤痕像一隻螟蚣趴在她鬆弛的肚皮上。阿姨跟母親聊起她的女兒，聊起她內心的愧疚與悲傷。
「我把女兒虧了，」木蘭阿姨說，「那時候沒有錢，只把兒子供了出來，女兒沒上大學，早早嫁人。」女兒生孩子的時候，因為要帶孫女，木蘭阿姨自覺在養育外孫女的事情上也沒幫上忙。
在寫字樓工作快一年後，木蘭阿姨準備辭職。
9月的一天，阿姨告訴我母親，她不準備刷馬桶了。她要換工作。阿姨找到了兩份鐘點工，一份是給一家有很多茶室的資產管理公司洗茶杯，一個月700元，早上去幹一個小時就好，另一份是給一家公司打掃室內衛生，一個月1500元，不用打卡，幹完即走。「一共2200元，我掙這麼多錢就行了。」阿姨很有底氣，在深圳打工這麼多年，他們老兩口已經攢夠了養老錢。她一年還有1000多塊的農村養老金。「能放手就放手，不要那麼拼，人生短短幾十年，還能活多少年？很早就想通了。」
阿姨一點都不擔心經理扣她工資。「他敢扣我工資，我用《勞動法》告他。」
母親很羨慕木蘭阿姨的灑脫。物質條件不差，喜歡跳廣場舞，還會玩抖音、唱歌，身體很結實，沒什麼地方痛。
阿姨的保潔工作辭了兩個月才辭掉，每次跟副經理提起辭職，副經理都以沒有人手接替而拒絕。
直到兩個月後，副經理跟大經理吵了一架，憤而離職。
副經理在晨會上哭著跟保潔員們告別：「明天就不來了……」
隔幾天，公司招來了一個新的副經理，新經理很自信，開晨會時跟保潔員們說：「做經理就要有做經理的樣子，金子到哪裡都會閃閃發光。」
新經理不怎麼管事，接近年底，保潔員的崗位職責越變越多。木蘭阿姨趁著新舊經理的交接期，順勢走人了。
阿姨離職那天，母親專門做了幾個陝西的蔥油烙餅帶給她。阿姨小心地塞進手提包。
我們再次遇到木蘭阿姨是在她租住的小區裡。一個週末，我陪母親去回收站打聽廢品的價格行情。突然聽到背後有人喊母親的名字：「春香！春香！」
母親幾乎是要跳起來和木蘭阿姨擁抱相認：「咋得了哇！碰到你了！」周邊的路人被母親太過開心的表情和驚詫的語氣嚇了一跳。她們自顧自地大笑、說話，不顧周圍人的眼光。
阿姨戴著遮陽帽，身上穿著」公園服務」標識的淺綠色工服。看來她又找了工作，並沒有如她之前所說，享受老年生活。母親問及緣由，她說，現在在公園打掃廁所，只是暫替一位回雲南老家的阿姨頂班。
「我帶你去我租的房子看看。」不由分說，木蘭阿姨拉著母親的手，下臺階，開鎖，進門。一切都樂樂和和的。
阿姨的房子租在破舊居民樓的一樓，房間是被改造過的單間，一個窄長的通間，光線陰暗。進去首先是床，然後是一張靠牆的簡易桌子，用來做飯，算是廚房，桌子邊上就是廁所。面積不足十平米。
木蘭熱情地給母親介紹，母親一邊看一邊感嘆：「這麼大一點兒的房子要1600，太貴了，太貴了……這在我們老家200塊都沒人要……都沒有老家的廁所大……」
那一刻，母親突然明白，為什麼同在深圳租房的我弟弟，每次面對她要求去看看他在寶安月租2200元的」家」時，都以各種理由搪塞了過去。
我問母親，你覺得木蘭阿姨是怎樣的人？
母親說，木蘭是一個」紅火人」。當母親形容一個人活得熱烈，充滿希望，她會說那個人是一個」紅火人」或」活潑人」。
母親其實也是一個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