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小菊
秋天的晚上，有涼風。
母親跟我出門散步，她想在臨近的幾條馬路上找找，看能否再遇到她一年前認識的，幫她找到寫字樓保潔工作的環衛工小菊阿姨。
母親已經很久沒見到她了，總在我面前唸叨。阿姨沒有留下電話號碼，母親也沒有加上她的微信，就這樣失去了聯絡。
一開始搬到現在所住的小區時，我也經常遇到這位環衛工阿姨。她負責我們小區樓下的馬路清潔。有一次，我下班回來，碰到母親跟她坐在臺階上大聲用方言交流。我走過去陪她們坐了會兒。阿姨正在給老家的兒子打影片電話，影片裡，她的孩子們正在摘櫻桃，紅彤彤的櫻桃，水靈靈的。
我每次見到她都會報以微笑，她知道我是春香的女兒，我知道她是母親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們對彼此沒有更多瞭解。她的故事我更多是從母親口中知道的。
小菊阿姨在深圳掃馬路已經十五年了。老公早些年因病去世，留下兩個兒子，她靠掃馬路幫兩個兒子娶了媳婦，讓他們在老家成家立業。
近些年，阿姨新找了一個老伴，是四川廣安人，在深圳開貨車。有好幾次，母親碰到他幫阿姨掃馬路。阿姨告訴母親：「一個女人在深圳閒言閒語的，工友介紹，彼此覺得合適，就答應著，一起做個伴，租房子也有人承擔一半。」
阿姨每個月還撿一些塑膠瓶賣，一個月能額外獲得50到100塊左右的收入。夏天的時候，有一次，母親連著三天都沒見到她。再次見到，問起來，阿姨告訴母親，她淋了一場大雨，病了三天。
連著一個月，母親都沒有在小區樓下碰到阿姨，原來阿姨負責的清潔區域，換了一個瘦高又沉默的雲南阿姨負責。
母親開始在我面前唸叨。
「她應該是回老家了，她之前跟我說過，退休了就回家帶孫子，她已經幹夠十五年了。有退休金。
「她回去了什麼都沒給她一點，我不曉得她要走。如果曉得，我把我的襪子給她兩雙。」
「你哪來的襪子？」我說。
「你給我買的。」
「我給你買的你不穿，給別人。」
「我們是老鄉啊！我沒有別的給她，要不就是去超市給她買點好吃的。」
我提議，既然阿姨在深圳掃了十五年的馬路，肯定有不少工友還在這附近工作，我們去問問，他們也許有阿姨的聯絡方式。
於是，每天下班後，我跟母親一起沿著馬路散步，詢問正在打掃衛生的環衛工，有誰認識掃了十五年馬路的陝西阿姨。
打聽的過程中，我們結識了環衛工阿姨詠秋。她負責公園對面的那條馬路。
那天，她剛好加班到晚上10點準備下班。我和母親遇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在整理工具，所以有時間跟我們聊天。
原來，詠秋阿姨跟陝西阿姨是一個班組的，她們在一起共事了好多年。
詠秋阿姨告訴母親：「她8月就走啦，回去給大兒子帶孫子去了！」
「她怎麼不說一聲就走了，我說怎麼找不到她了。」
我加了詠秋阿姨的微信，她把陝西阿姨的微信推給我。
陝西阿姨有一個跟她性格契合的名字：小菊。
我隨口問了一句，阿姨你打掃衛生多少年了？
詠秋阿姨告訴我，明年4月就十七年了。
1988年，十八歲的詠秋被姨媽從四川南充帶到深圳。詠秋的姨夫是深圳最早一批做基建工程的轉業軍人，1979年就來深圳了。1987年，姨媽一家把戶口遷過，1989年分到住房，在深圳紮了根。
詠秋剛來深圳的時候，我們眼前的雙向車道，只有一米寬。她一開始在電子廠打工，工錢5元一天。在工廠上了幾年班後，詠秋回家結婚，生了兒子。孩子三歲時，詠秋把他帶到深圳，請姨媽幫忙帶，她和老公繼續進廠打工。到兒子快念小學時，詠秋又把孩子帶回老家。陪著孩子唸到小學五年級，把孩子託付給公婆。詠秋又來到深圳。
那是2006年，她開始在香蜜湖片區做環衛工，一個月工資700元，單位交社保。一做便是十六年，工資從800元、900元、1000元，漲到現在的5000多元。詠秋其實已經退休了，每個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
還在辛苦掙錢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兒子。二十七歲的兒子在成都打拼，談了女朋友，尚未結婚買房。她還得偶爾補貼補貼兒子。
詠秋一天要上12個小時的班。從早上6點至下午6點，中午有一小時吃飯時間。今天是例外，她加了4個小時的班，可以多賺80塊加班費。
詠秋穿著大街上常見的典型環衛工服，黃色長袖、長褲和反光衣，右胳膊上還彆著一個類似紅綠燈的發光體，提示車輛和行人。她還隨身攜帶一個長方形的黑色定位器，這是為了防止環衛工偷懶。「長時間不動會發出提醒，看看你有沒有移動。」
詠秋還有一輛藍色代步電動車。車筐裡放著一把剛買來的空心菜和一條絲瓜，車頭上掛著她打掃衛生要用到的掃把和夾垃圾的鉗子。
我問詠秋，車是公司配的嗎？詠秋說，不是，是老頭跑外賣剩下的。
「你老公還在跑外賣嗎？」
「是啊，他今天還沒下班」
「他多大年紀，身體吃得消嗎？」
「六八年的，跟你媽媽一年的。」
「那他會更辛苦吧？」
「他已經幹了好多年了啦！」
「現在每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七八千吧！」
「那還可以哦。」
「他跑慢一點唄。」（母親插話）
「對，跑慢一點。」
「這多自由，想歇一天就歇一天。」（母親插話）
詠秋說，在外賣站點，甚至有些年輕的外賣員還跑不過她五十四歲的老公，因為他在深圳待得時間久，香蜜湖片區，哪裡都熟。
在做外賣員之前，詠秋老公在公交站做環衛工。
詠秋說，環衛工大部分都是跟她一樣的女人，男人不願意幹，因為這個活兒把人死死捆住了，不自由。詠秋所在的班組有三十五名環衛工，其中只有兩名男性。算上加班，詠秋一個月可以拿到6000塊左右的工資。
詠秋和丈夫租住的地方，騎電動車五六分鐘就能到，一個單間，一個月1200塊，在一樓。
詠秋手機裡還存著1989年自己在電子廠門口拍的舊照片：穿著白襯衫，褐色長褲，斜跨紅色單肩包，留著時髦的短髮，面帶淡淡微笑。
時間過去三十三年，詠秋把青春和壯年都留在了深圳。
好在，年老的時候，詠秋得到了一份養老保障。
好在，還有親人在深圳。詠秋的母親早些年已經去世，帶她來深圳的姨媽也已經七十歲，住在詠秋租住的房子附近。有時候，姨媽出來散步，經過詠秋上班的地方，兩人還能聊聊天。
「在深圳還有點親人挺好的，好多人在深圳都是獨自漂泊。」
很晚了。我跟詠秋阿姨揮手告別，她騎著電動車離去。
回到家，發現小菊阿姨通過了我的微信請求。我告訴她，我是保潔員春香的女兒，我媽說她很想你。
我幫母親加上小菊阿姨的微信。母親發去早前跟她一起拍的自拍合照，附帶一長串語音。
小菊阿姨告訴母親，她回老家，一是因為婆婆去世了，二是想養身體，順便幫大兒子帶帶孩子。
阿姨對母親說：「大姐，我也想你了，我身體養好了，找機會還會再來深圳。」
認識詠秋後，母親會在買菜或去公園散步途中會遇到正在打掃馬路的詠秋。遇見了，就會說幾句話。但有一天，詠秋阿姨也跟小菊阿姨一樣，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出現在馬路上。原來屬於詠秋打掃的區域，又換了一個瘦瘦小小的阿姨。
母親忍不住上前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詠秋出事了，沒再做了，但她還在深圳。
我給詠秋髮去微信，沒有得到回覆。
母親感到失落，她希望詠秋阿姨平安健康，也感嘆在深圳，和一個人失去聯絡很容易，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打工人。
代替詠秋崗位的阿姨來自瀘州，名叫綠枝，四十八歲，但在深圳做環衛工已經快二十年了。年輕的綠枝被在工廠打工的丈夫帶到深圳，一開始就是做環衛工，起初工資只有400塊。時間過去了，丈夫沒有再進工廠，如今在建築工地上做工，幹一天活兒，有一天錢，住在工地。綠枝阿姨和詠秋阿姨一樣，住在竹子林的群租房裡。
對面的公園剛剛搞完一場相親活動，被拆卸下來的紙板和空水瓶堆積在靠近公園那條馬路的垃圾桶邊。綠枝阿姨騎著電動車，把垃圾裝進巨大的黑色塑膠袋，一趟趟往對面馬路的垃圾站點送。
綠枝阿姨以前不會騎電動車，共享單車在深圳出現後，她才去學了騎車。會騎電動車讓她的環衛工作變得稍稍輕鬆了一些。阿姨在電動車的車身上綁了一個邊角有破損的紅色圓錐體路障。晴天，她把用來遮大雨的車篷收進去，被別人遺棄的路障此時成了一個完美的收納工具。下小雨的時候，阿姨有一把可以像帽子一樣固定在頭頂的花傘，10塊錢就可以買到。戴上這頂傘，再披上雨衣，就不會淋溼了。我常常在雨夜，看到頭頂花傘的環衛工在馬路邊移動，雨衣隨風舞動，像有翅膀的精靈。
因為打掃的區域靠近公園，經常有人在這條馬路上遛狗。「有人會用紙巾把狗屎包起來扔進垃圾桶，有人會直接丟進綠化帶，還有人會直接讓狗拉在路邊，」綠枝阿姨說，「我很討厭那些餵狗的，最討厭的就是狗屎，處理不完的狗屎。」
綠枝阿姨也是從早上6點開始上班，上到下午6點。但她一般都會爭取加班，再從晚上7點上到10點，每小時15塊的加班費。這樣，阿姨每個月才能掙到6000塊。阿姨有一個兒子在成都念大學，每個月都需要生活費。
阿姨說：「小孩不親，小時候跟著在深圳生活了幾年，上小學就送回老家了，現在不聽話。」
母親問：「孩子不親媽媽親誰？」
阿姨說：「現在在外面，不知道親誰。」
這是一個無解的困境，錯失的時間永遠不再回來。
跟母親在寫字樓工作面臨的監管一樣，綠枝阿姨也時刻被」監視」。一直有督管騎摩托車在路上巡邏，遇上沒打掃乾淨的地方，電話就會打到綠枝阿姨的手機上。
環衛工只能獨立工作，如果巡邏的督管看到兩個環衛工在一起聊天，便會拍照，投訴，然後罰款。如果聊天的是路人，環衛工還可以用問路這樣的話術圓過去。這讓我想到，小學的課堂上因為交頭接耳而被體罰的經歷。
綠枝阿姨問母親；「你有退休工資吧？」
母親遲疑了一下：「我有啊！」接著說，「我做一天，一天退休工資，做一天，一天退休工資。」
兩個人哈哈大笑。
我問過很多像母親一般年紀來自農村的保潔員一個相同的問題：你為什麼要來做保潔？
他們的回答可以總結為兩個字：養老。
母親現在每年都交著陝西省的農村養老保險，一年300元。我的父親已經超過六十歲，他已經開始領養老金，每個月可以領110塊，一年1320塊，連負擔他從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鐵票都不夠。可以預見，母親將來的養老金也不會高到哪裡去。母親無法想象，如果他們不趁著能幹的時候攢點積蓄，兒女生活壓力又那麼大，等他們老了需要花錢時找誰？用母親的話說：喊天天不靈，喊地地不應。
來深圳做保潔後，母親能一眼辨認出誰是她的同類，也能一眼辨認出在大街上走的深圳老年女性，哪些是手裡拿著養老金，不用打工就能安享晚年的。
母親說，後者都穿得很講究，不會像保潔員一樣總是穿長袖長褲。她們都穿長裙，冬天是羊毛裙加外套，夏天是脖子上有盤扣的中式長裙。更顯眼的特徵是，她們的頭髮都是精心打理過的羊毛卷爆炸頭。sectionid="垃圾生意"「垃圾」生意
每天晚上10點，車身印有」shenzhen」「字樣橙綠相間的巨型環衛垃圾車會準時出現在老張夫妻所在的垃圾房門口。整理好的廚餘垃圾被裝在綠色垃圾桶，穿著橘色環衛工服的人將它們一桶桶抬上車，運往垃圾處理廠。
當整個城市沉入寂靜，垃圾房正進入最後的攻堅時刻。深夜的垃圾房亮著白到刺眼的燈，哪怕垃圾房上頭的小區居民樓的燈都滅了，老張夫妻倆仍還深陷垃圾山中。垃圾房在母親買菜、去公園、散步必經的路上。有時候，母親還會在垃圾房裡碰見老張的小兒子，還有穿著黑白相間深圳校服的大孫子，埋首於垃圾整理中。
這座垃圾房位於母親工作的寫字樓旁邊豪宅小區的一層，門朝著馬路開啟，門口便是公交站臺。豪宅小區一共有7棟居民樓，714戶人家，每天的生活垃圾經居民們簡單分類後，便被運往老張夫妻的垃圾房。
老張夫妻令母親羨慕，他們在深圳靠賣垃圾月入過萬，給兒子置了業買了房。
2022年冬天的一個雨夜，母親買菜歸來，在垃圾房門口像往常一樣遇到老張。他正試圖把一塊木板往停在公交站旁的三輪車車廂上放。
在車廂上面架上木板，就可以摞起更多的垃圾。木板下放破銅爛鐵，木板上放紙殼，紙殼上還可以加塑膠。小三輪車裡的垃圾經常有兩個老張那麼高。平時，他就是這樣開著三輪車，一趟趟把整理出來的可賣錢的垃圾，運往附近的竹子林廢品收購點。
但那個雨夜，因為腳痛，老張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保持平衡。他身體越超著，搖搖晃晃，木板始終無法搭上。長期熬夜令老張的臉色黑得像鍋底一樣，雨水在他臉上的皺紋裡匯成水溝，順著脖子流下去。
母親給老張搭了把手，兩人在公交車站的雨棚下聊了幾句。原來，老張的腳因為嚴重的真菌感染，痛癢難忍，所以才總是站不穩。
母親問老張：「為什麼今天必須弄完？」
老張說：「不弄不中。」
廢紙殼淋溼了，回收站不要，也沒有額外的倉庫。
即使當前廢紙只值4毛5—斤，但總比一分錢賣不出去要好。母親又幫著他把幾捆紙殼抬到木板上，摞起來，用塑膠紙蓋著，壓住。溼冷的雨，混合著廚餘垃圾的髒水，在垃圾房外的馬路上淌出很遠，行人跨著步子掩鼻而過。
「老張身體壞了。」母親嘆息。
不久後，母親沒有再在垃圾房看見過老張。他離開深圳回老家了。
他的妻子雨虹和小兒子留了下來。
以往，雨虹的主要工作是把垃圾桶裡的塑膠、紙殼、泡沫、鐵製品等可以回收的廢品分出來；老張負責把廢品捆綁、裝車，送往回收站：他們的小兒子則負責把垃圾從垃圾分類點運到垃圾房。現在，三個人的工作，攤給兩個人。雨虹把丈夫之前的工作也承擔了，開起了三輪車，瘦小的身體載著高過頭頂的垃圾飛馳著。
每天，雨虹和小兒子要處理20大桶、體積超過100立方米的垃圾。從下午1點至凌晨2點，他們埋身於垃圾堆。凌晨2點，垃圾全部分完類後，彩虹會先回到出租房睡覺，小兒子繼續留守垃圾房，等著凌晨5點另一輛垃圾車拉走」其他垃圾」後，垃圾房才關門。第二天中午，雨虹休息完，吃完中飯，便回到垃圾房，把垃圾拉到大型回收廠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