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將這個豪宅小區比喻成一個巨人，那麼垃圾房就是他的排洩口，雨虹一家是處理這些排洩物的人。黑色塑膠垃圾桶超過雨虹的身高。她戴著塑膠手套和口罩，身體靠著垃圾桶邊沿，麻利地從裡面分揀出可以賣錢的垃圾，迅速丟進身邊地板上用來分裝的空盒子。這些垃圾最後都變成錢，變成一家人在深圳賴以生活的資本。
母親每次經過垃圾房都跟雨虹打招呼，雨虹會像兔子一樣從垃圾堆裡快步走出來，自然地和母親拉手。「嫂子你個子不大，你咋這麼有用呢？」母親說。雨虹不到一米六，86斤。她把上衣撩起來給母親看，她的腰一隻手臂就可以環抱。
五十八歲的雨虹來深圳二十七年了，和丈夫承包豪宅小區的垃圾房也已十二年。
雨虹一家來自安徽淮北。
1996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雨虹已經有了三個孩子，最小的兒子兩歲。當時，雨虹和丈夫都有重型卡車駕駛證，跑運輸，最常去的地方是連雲港和福建。在那個燦爛的夏日，她在縣城的大喇叭裡聽到蓬勃的男聲：「深圳開發，歡迎來深圳找工作！」
雨虹的父親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母親是學校的語文老師，早年間從上海被下放至淮北。雨虹有七個兄弟姐妹，前五個都是女孩，她排名老二。父母將他們每一個孩子都供到了初中畢業。
父親說：「你們五姐妹去深圳闖一闖吧！」在當時的淮北，她們成了最早闖深圳的人。
在父親的幫助下，五姐妹在縣城民政局開到了外出務工的介紹信，在公安局辦到了有印章的邊防證。
雨虹不記得具體是哪天從淮北出發的，只記得從羅湖火車站下車的時候，站臺上深圳勞務部門派來的年輕人已經在等著她們。「你們這五朵金花，真漂亮！」
她們被領到當時的羅湖酒店做服務員，一干就是六年。2002年，羅湖酒店著火，裝修需要時間，姐妹們一時間都失去了工作。
「深圳不是養閒人的地方」。
雨虹又去了別的餐館做服務員。中途聽說保姆的工資比服務員更高，一個月可以掙600元，雨虹動了轉行的心思，但一直沒有機會。
不過，生活的轉變往往發生在一瞬間。
某天，雨虹工作的餐館裡，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剛會說話的孩子在用餐。女子不斷跟站在桌邊的服務員重複兩個韓語單詞：컵」keob」杯子」），「물」（mul，「水」）。儘管女子一遍又一遍地說，年輕的服務員還是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麼。
雨虹那時喜歡看韓劇，也因此熟悉了一些韓語。情急之下，她自己拿著杯子接了一杯水，遞給孩子母親。韓國女子一個勁兒地雙手合十對雨虹說：「사합니다」（「謝謝你！」）
不一會兒，返回餐桌的女子的丈夫知曉了事情的經過。他用中文告訴雨虹，自己在三星工作，老婆剛從韓國過來，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如果雨虹願意，可以來他的家中做保姆，一個月1100塊。
這是一個遠遠高出雨虹預期的工資。
雨虹當即決定去。韓國人一家姓李，房子就買在如今垃圾房所在的小區。也是從那年開始，雨虹五姐妹陸陸續續都在這個小區找到了保姆或鐘點工的工作。2010年，雨虹偶然得到了承包小區垃圾房的機會，她從老家叫來丈夫，一起開啟靠賣廢品賺錢的日子。
當我的母親得知雨虹如何主動利用幫韓國人家辦業務的機會，與管理處掌握實際權力的人交朋友，如何從對方的談話中得知垃圾房有空缺，如何勇敢地毛遂自薦時，她感到佩服：「嫂子，膽子真大！」
母親想起年輕時，她和父親還尚未出門務工。有一次，在縣城汽車站開飯店做生意的遠房孫姓表叔告訴母親，他認識的一家麵食店要轉讓，建議父母去城裡盤下來，做一個生意人。但那也意味著，他們得放棄在農村的一切，那些莊稼、牲畜，以及熟悉的生活，離開家，去和城市正面交鋒，應對那些聰明又體面的城裡人。
啟動資金需要4萬塊，他們的積蓄只有270塊。不敢貸款，怕還不起，村裡只有開藥方的赤腳醫生王醫生家是萬元戶，但借錢也借不到。迫於現實，他們喪失了勇氣，失去了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可以跨越階層、變得富有的機會。
看到雨虹，母親回想起當初的選擇：「也不後悔，如果當時去了縣城，就沒時間陪你倆了，你倆可能書就讀不出來。都是命吧！」
在疫情尚未發生以前，雨虹通常是在晚上僱主家裡不需要人幹活時，來垃圾房給丈夫幫忙。疫情發生後，韓國人一家搬去了香港。因為隔離政策，三年裡，僱主一家從2020年初到香港後，便再也沒有回深圳，最後乾脆陸續賣掉了在深圳的房產，定居香港。
疫情期間，深港不通關，雨虹沒法去香港韓國僱主家繼續做保姆，也沒有回過老家淮北。如若不是我和母親主動走進垃圾房，怎麼也想不到一個整天被垃圾圍困的女人，竟然可以說一口流利的韓語，寫一手漂亮的韓國字。母親更是感到驚奇，開玩笑說：「嫂子，你教我學學韓語！」
二十年前，當雨虹來到位於香蜜湖的這處小區時，附近十字交叉路口兩側還不是如今令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高階樓盤，而是墓地。墓地附近是很小的一座土山，山被剷平，蓋上了房子。這令母親感到震驚：「房子蓋在墓地上，人還住得挺好，買房照樣買！不愧是深圳！」
韓國男主人給雨虹買來雙語教材，她一邊學韓語的同時，女主人也漸漸學了一點中文。中間有三年，雨虹還跟著女主人一起去深圳大學上語言學校，在女主人學習的過程中，她也跟著重新溫習了知識。在做保姆的二十年裡，雨虹跟著僱主一家去過無數次香港，還去過兩次韓國，其中一次去了僱主的老家釜山。「是個普通的三線城市。」雨虹評價道。令她印象深刻的還是首爾。
僱主在首爾的家並不大，「不算太窮，也不算太富，算是上等戶吧」。雨虹覺得首爾很乾淨，比深圳還乾淨。
免稅店裡的化妝品很便宜，在香港賣幾塊錢的一張面膜，在首爾只需要4毛錢，深圳上千塊的」雪花秀」，在首爾只需要幾百。雖然雨虹的韓國菜手藝贏得僱主的稱讚，但在首爾，天天吃泡菜還是讓她苦不堪言，「韓國人連漢堡裡也是加泡菜」。
雨虹從來沒跟老家的人提起她去過韓國。雨虹說，說了沒什麼意思，無論你去了哪裡，你還是個打工的，既然還是個打工的，就沒什麼好說的。她一開始也沒跟老家的人說過自己在深圳做的是」垃圾」生意，做的年數多了後才說起。「這是下等人做的活兒，沒什麼好說的。」
雨虹去韓國僱主家裡時，僱主家的大女兒才兩歲。
如今，大女兒已經在首爾大學讀完了博士，僱主家的二女兒也已從香港大學畢業，小兒子即將參加高考。可以預見，孩子們都將會走上一條精英之路。後兩個孩子從出生起，便由雨虹帶著。她不僅是保姆，也是孩子們的中文住家教師。她給孩子們讀了無數個睡前童話故事，最小的孩子最喜歡聽《賣火柴的小女孩》。雨虹和僱主一家處成了家人，「像是我自己又養了三個孩子，尤其最小的那個，跟我特親特親」。有一次，女主人帶著小兒子回韓國，第一天坐飛機去，第二天就回了深圳。孩子哭鬧著要跟雨虹在一起，四歲了還管雨虹叫」어머니」（「媽媽」）。女主人並不生氣，孩子叫什麼都好。二十年裡，雨虹的工資從當初的1100塊漲到了1萬多。
疫情期間，雨虹雖然沒能幫助僱主照顧家庭，但僱主把深圳幾處房產的鑰匙都留給了她。遇上有人上門看房的，都是雨虹去現場協調，僱主的房子都是在雨虹的見證下賣掉的。僱主一家在深圳房地產勃發時期多處置業，這些標價上千萬人民幣的房子，賣出的資本所得令雨虹無法想象。也因為這些房子，僱主一家實現了財務自由。
雨虹沒有在深圳買房，掙到的錢都拿來養留在老家的三個孩子。孩子大了，存的錢則用來給兩個兒子在淮北買房、買車、娶媳婦。她用在深圳的奮鬥，換來了在淮北相對殷實的家境。雨虹並不是沒有想過在深圳買房，但」膽子太小，沒敢貸款」。雖然雨虹夫婦在深圳靠著」垃圾」讓兒孫輩在縣城擁有了足夠體面的生活，但說起自己的垃圾分揀工作，她仍舊覺得是」沒什麼前途的人才會幹的工作」，不值得大肆宣揚。這跟母親對待她的保潔工作態度一樣：「娘沒什麼用了，才只能做保潔。」
如今，雨虹的三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大兒子在不遠處的另一小區承包垃圾房，做著跟母親一樣的生意。
十三歲的大孫子已經留在深圳念小學。小兒子跟著雨虹。女兒則嫁到了南京，做4s店生意。
母親以前以為雨虹很可憐，在閒聊中得知她的經歷後，母親佩服得五體投地。「嫂子你也太厲害了，掙到錢了。太有用了。」母親嘆息一番，不忘感嘆自己還是來深圳太晚。
1996年雨虹來深圳時，她的三個孩子全部丟給了爺爺奶奶照顧，她只有過年時才回去看看。孩子們不愛讀書，雨虹自覺「錯過了他們的成長期，尤其是小兒子，說起來是有些虧欠的。」但雨虹很豁達——不是作父母的不供孩子讀書，而是孩子不願意讀，那就沒辦法。說起僱主家學業優異的三個小孩，雨虹說，主要還是孩子們自己愛讀書，家裡有一整面書牆，孩子們放學回家寫完作業都是在讀書，有時候喊吃飯都說要先把一本書讀完。
到今天的景況，雨虹已經很欣慰了。自己的孩子現在踏踏實實，願意跟著做這份垃圾回收工作，把自己的小家庭日子過好，也不錯。
母親跟雨虹說話的時候，他的小兒子正來來回回從小區樓棟底層的垃圾分類點運送垃圾桶過來，忙碌又敏捷。母親問他，年輕小夥子為什麼願意幹如此辛苦的工作？他說，有錢賺就行。
其實在跟著父母進入垃圾行業以前，雨虹的小兒子也輾轉於各地打了不少工，還跟著姐姐一起在南京做過生意。來深圳時，他已經結婚生子。現在，七歲的孩子跟著妻子留在老家，只有寒暑假才會來深圳住住。「孩子喜歡老家，在老家舒服，老家啥活兒也不用幹。」
在2020年9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開始實施以前，雨虹的丈夫老張做垃圾回收時，要專門逐棟樓地上門收垃圾。垃圾強制分類後，他便只需要去每棟樓底層空地，將垃圾分類點初步分好類的垃圾運過來。垃圾房變成了「專項垃圾暫存點」，接收傢俱、電器電子產品、綠化垃圾、年花年橘、花卉綠植等廢棄物。實際上，他們一家人的工作量相比以前減輕了。
這座垃圾房伴隨著1997年該小區建成而存在，掩映在一片濃郁的竹林裡。十二年來，雨虹的家族成員圍繞這處小區打轉，沒有離開過。如今該小區的商品房每平米參考價超過12萬元人民幣。
站在雨虹阿姨的垃圾房裡，可以看到鐵門外走路的人、等公交的人、上下車的人、拿著鮮花的少女、騎腳踏車的中學生，還有站在馬路對面遠遠地向雨虹問路的人。一隻黑白相間的奶牛流浪貓時不時來光顧。垃圾房的天花板，像是一條正在蛻皮的蛇，皮膚一層層炸裂，捲起來，似乎風一吹就會落在堆滿垃圾的地板上。
白天，垃圾房是無處下腳的，只有到晚上10點之後才能騰出一點縫隙落腳。角落裡有一張藍色的簡易單人床，床頭放著灰色的被芯，雨虹累了的時候，便去躺一會兒。一個綠色的布面圓凳子，靠著鐵門放著，雨虹經常坐在那裡把一張張紙殼摞起來，再用繩子捆住。垃圾房的牆上有兩隻撿來的乳白色鐘錶，一隻是方形的，時間靜止在中午12點07分；一隻是圓形的，指標正常行走。牆上的《垃圾房日常檢查表》裡簽著雨虹的名字。
除了賣這些廢品賺錢，雨虹和小兒子每個月還能各拿到小區物業發放的2700元工資。牆上的掛鉤上，掛著雨虹常背的包包，一個是印有」平安喜樂」的帆布包，一個是粉紅色的單肩包。靠著牆邊，撿來的簡易木架上，有一隻青藍色的電蒸鍋，裡面的食物在沸騰。是糯米雞湯，雨虹拿來做夜宵的。湯裡有雞腿、糯米、枸杞、紅棗，黏稠的糯米雞看起來營養豐富。食物的香氣飄過來，沖淡了垃圾散發出的腐敗氣味。
除了煮在鍋裡的食物和雨虹的自有物品，垃圾房裡的一切都是別人丟棄的廢物。站在垃圾房裡，我看到的是一個物質充裕的世界。被丟棄的眾多物品，有些並不是壞了，只是不被喜歡了，只是主人要更新，或者因為變動的生活無法帶走。母親無法理解的」為什麼明明沒壞，卻要丟棄」的事情，在這裡氾濫成災：嶄新的鐵鍋，花瓶，毛絨玩具，指甲刀，文具，陶瓷碗……應有盡有.這些」廢物」，被雨虹以」能賣」和」不能賣」的標準分揀。
雨虹賣廢品的收購站在一條隧道的盡頭，有營業執照，來自四川的老闆夫婦經營著三四百平米的垃圾回收場。他們做垃圾生意二十年了，養有一幫工人，有十輛大卡車將這些收購來的廢品運往周邊工廠，重新加工使用。
不僅雨虹，周邊拾荒者、保潔員、家政工、收購廢品的人收集的垃圾，都往四川老闆這裡賣。母親撿來的縫紉機就是被上門收購廢品的阜陽老高賣到了這裡。
和雨虹不同，老高沒有自己的垃圾房，常年騎著一輛三輪車上門收購廢品。因為不缺斤少兩又價格公道，積累了不少熟客，經常會有電話喊他上門收購。母親也是老高的熟客之一。
2000年，老高和另外兩個阜陽老鄉一起來深圳收廢品，從事這行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裡，他過著他口中」自由自在，沒有人管」的日子，靠著賣廢品賺來的錢供養一雙兒女讀書，幫兒子娶了媳婦、買了房，現在已經有一個孫子和一個孫女了。老高眼下蹬的這輛藍色小三輪車已經是第八輛了，早些年，他天天和交警躲貓貓，被沒收了好幾輛車。
老高今年六十歲，駝背，很瘦，戴著眼睛，見人總是熱情地笑。他初來深圳的時候還和老鄉們一起在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小區合住過，那時候的月租才幾百塊。現在他和老鄉們搬到附近更老的一個小區，一個月2000塊房租，三個人平攤。老高的貨源全仰仗著二十多年積累
的人脈，電話一響，確定好地址，他蹬起三輪車就走。能讓老高賺到一些錢的主要是大件，如洗衣機、冰箱、飲水機等。
老高總是匆匆忙忙的，雨虹經常碰到他，兩人碰見了，微笑著點個頭算是打了招呼。
母親問老高：「你咋不去承包一個垃圾房呢？」
老高說：「我做自己的老闆，一個人多好，想放假就放假，想休息就休息。」
雨虹當下的生活與老高形成了鮮明對照。
春夏秋冬，晴陰風雨，哪怕是在除夕夜，垃圾房都沒有關門。垃圾永不停歇，雨虹沒有假期。「搞得夠夠的了。」雨虹感嘆。為了掙錢，一家人捨不得放棄這個行當。「要賺錢，現在的社會只要有錢就好。」這是雨虹得出的結論。
一天晚上，我們在垃圾房遇到了雨虹的三妹雨燕，她正在垃圾堆裡挑選被丟棄的舊衣服，一件件在自己身上試，喜歡的就塞進袋子裡，不喜歡的丟進垃圾桶。她是一個看起來更加風風火火的人。雨虹說，妹妹在小區裡給四五戶人家做鐘點工，每個月賺得也不少。我對雨
燕說，你姐姐說你很厲害，做了很多份工。她爽快地笑了：「都是在深圳要飯！」
雨虹還跟韓國人學會了美容和護膚，雖然五十八歲了，但她臉上的皮膚緊緻，偶爾還會打美容針。美容針是她一手帶大的僱主家女兒從韓國寄給她的，她自己注射，從未失手。去美容院一次需要3000多塊，自己動手，199塊的藥品可以用兩次。雨虹文著修長的眉毛，有一頭烏黑的自然捲，像極了韓劇《請回答1988》裡的「豹子女士」。她極瘦的身材，一方面是因為辛勞，另一方面也是刻意維持。
雨虹的目標是工作到六十五歲。在這之前，她等著通關簽證辦好的那一天，到時候，她會把垃圾房交給小兒子，再僱傭一個老家的人來幫忙。她還要去韓國僱主家裡做保姆，直到覺得錢賺夠了的那一天。
到了可以實現」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
她說她要一個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帶老公，也不帶晚輩。
做保姆的時候，雨虹很少浪費假日。她常常一個人出遊，香港、澳門、北京、上海、西安、西雙版納、九寨溝……去得最多的是大理。她不喜歡跟人一起，多一個人就多一個人的需求。「有哪些東西你看上了他沒看上、他看上你又看不上，耽誤時間。我自己的話想買就買，想走快走。」
雨虹不喜歡被禁錮。在疫情封城期間，小區只出不進。雨虹憋得難受，就申請了去隔壁小區做義工，主要是引導居民做核酸。她做了七天義工，解封后又回到垃圾房。
雨虹說，如若我是在香港街頭遇見她，我一定認不出來她是垃圾房裡的雨虹。雨虹出遊時一定會穿上吊帶裙，打扮得漂漂亮亮，拍好看的照片。其實，雨虹不在垃圾房裡的時候，從穿著上，也不會有人看出她在做這份體力活。她的裝扮完全不像刻板印象中快六十歲的阿姨，牛仔褲、棒球帽、小西裝、運動鞋，她總是很輕盈，很有活力。
大理是四季如春，空氣清明。雨虹已經考察過了，在那兒的農村裡租一個可以種菜的院子，一年其實只需要1萬塊就夠。老了就在大理種菜，看山看海。
有一天，雨虹跟女兒說：「去了雲南大理，我就再也不回來。」
女兒問：「那你要是生病了怎麼辦？」
雨虹開玩笑說：「我去山上找一個巖洞，自我了斷。也許你會在新聞上看到我。」
在這點上，我與雨虹相似，我也認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與我母親一定要葉落歸根的生死觀念截然相反。
我問雨虹：「但是你掙的錢還是大部分都給了兒子吧？」
雨虹說：「對的，也得給兒子。
「話說回來，人生的意義就是幹活得幹，掙錢得掙，玩也得玩，要開心一點，自己不要虧待自己，人生短暫幾十年，千萬別虧待自己。
「反正人生不就這樣嗎？人生苦短，失去再也找不回來。」
有一次，雨虹從一堆垃圾中挑挑揀揀，遞給我一個包裝盒，要送給我。
盒子上寫著」福娃friendlies。「，原來是五個不同顏色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估計是因為其中一個福娃的臉上長了黴斑，才被丟棄。我恍惚間發覺，2008年已過去了十五年。
我把福娃拿回家，擺在了沙發上。
在雨虹的印象裡，垃圾真正能賣出錢，也是近十幾年的事。電商的普及，讓垃圾的體量爆發式增長。驟增的垃圾背後，是一座城市膨脹的財富，以及旺盛的消費能力。
垃圾也分淡季和旺季。一年當中，只有春天是淡季。五一至中秋是比較充足的時期。中秋至春節則是爆發期。一個星期中，週五、週六、週日、週一的垃圾量比另外三天工作日要高。在垃圾房工作久了，雨虹得出一個規律：當人們獲得閒暇，便要消費。
這是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小區，雨虹撿到最多的貴重物品，便是花花綠綠的外國錢幣，有的夾在書裡，有的夾在紙堆裡，有的等來了失主，有的交給了物業管理處。
雨虹以前經常打交道的群體也是外國人。因為曾經給韓國人做保姆，她交到的最多的朋友是韓國人，與她們一起聊韓劇、聊美容和養生。進出小區的時候，保安也常誤以為她是韓國人。
雨虹跟我說：「小姐姐，我可以教你學韓語。」
她教了我三句話。
你好녕하세요(annyeonghaseyo)
晚上好좋은저녁이에요(joh-eunjeonyeog-ieyo)
謝謝小姐고마워요아가씨(gomawoyomiseu)
雨虹說韓語時嫩秧秧的腔調，跟她說漢語時差異很大，帶著羞怯和喜悅，向我和母親分享。面對母親說的因為不識字受了很多憋屈的往事時，雨虹鼓勵母親：「長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沒學到。」有雨虹這樣的榜樣在，母親學起拼音和漢字來就更認真了。
有一次，我和母親好幾天沒見到雨虹，他的兩個兒子緊閉垃圾房的大門，埋首整理垃圾。後來雨虹出現了，她告訴我出了一趟遠門，去了上海、蘇州、杭州，還回了合肥弟弟家一趟。
我發現她染了大紅色的指甲，很漂亮。她告訴我：「我喜歡大紅色，花了100多塊做的。」垃圾房裡，面對整整十一大桶需要重新整理分類的垃圾，雨虹顧不上新做的指甲，隨手抓起一個上面還殘留著米粒的快餐盒，跟我回憶起在韓國時，關於別人如何做垃圾分類的見聞。
去韓國的時候，雨虹特別留意了韓國的垃圾分類。
僱主在首爾和釜山的家中都貼有垃圾分類操作指南，垃圾按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分門別類地放進垃圾袋。塑膠餐盒、奶茶杯子丟棄之前會洗乾淨，連附著在上面的標籤都會撕下來。一些破碎的玻璃瓶、碗，要一層層用舊報紙包起來，用膠帶纏緊，以防割傷清潔工人的手。木板、廢棄傢俱不能亂丟，搬運工人上門搬運時，按斤收費。
雨虹一邊說，一邊把垃圾桶裡的可回收塑膠挑出來扔進專門用來裝塑膠的大紙盒裡。她在韓國僱主家做保姆的時候，僱主剛開始還會嚴格按照標準去做分類，後來發現中國沒那麼嚴格，也就按照中國的標準來整理垃圾了。
我跟雨虹說：「如果我們也像韓國那樣嚴格執行垃圾分類，罰款到個人，那也許就沒有阿姨你現在做的工作了……」
雨虹表示無奈。
深圳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才保持了城市的乾淨和整潔，但從另一個側面來說，這也給一些」邊緣人群」提供了工作，讓垃圾行業還有一些縫隙存在。
雨虹做保姆的時候，曾經在早上9點去蛇口坐船觀光。「花100多塊錢，可以坐三個多小時，可以看香港、澳門、珠海/
現在，垃圾完全把雨虹捆住了。
「一分一秒都離不開。」「每天2點回家，要乾兩杯酒才能解乏。」
雨虹很苦惱，她很想找到接盤的。曾經有老鄉來試了幾天，因為受不了黑白顛倒的作息，很快就放棄了。
另外，因為一旦接手，就得給物業公司交4萬塊錢的押金，這個門檻也難住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