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時候看情況」
2022年11月上旬，我們在封閉的間隙搬了家，從那個住了兩年多，時常被擠得」齜牙咧嘴」的小兩房，搬到了同小區一個更大的房子。
母親極力阻止我們搬家，因為那意味著我們得付比6000元更多的房租給房東。得知新房租的具體價格後，她立即在心裡換算：「這比住旅舍還貴，商南最好的旅舍平均下來一天都不要這麼多錢。」但她的阻止並不起作用。母親帶著責備的怨氣，每天下班後幫我們搬家。搬家的時候，她才意識到自己從外面撿回了多少」破爛」，才終於看到這個小小的出租屋裝下的東西一卡車都拉不完。
我們一邊扔，一邊搬。
搬到新家後，母親的臥室像是一張滿是褶皺的海綿舒展開來。睡覺的時候，她的腿終於可以在床墊上伸直了，想怎麼翻身就怎麼翻身。躺在床上，抬高枕頭，側身，母親可以看到窗外從海邊起飛的飛機。她依舊沒有拉窗簾睡覺的習慣，天氣晴朗的時候，還是會一架架數飛機：「一會兒冒一架，一會兒冒一架，亮著光，飛機不停地跑，不知道天上每天飛多少人？」她會分析機身的大小、翅膀的開合、飛行的高低，數著數著，就睡著了。有時候，她會在床上看見海邊升起的圓月。
廚房也終於有了窗戶，站在洗碗槽前洗菜的時候，可以看到對面的豪宅陽臺。「那陽臺多好，都抵兩間屋子那麼大。」母親常看到有人在陽臺上喝茶、跳舞。她常想，要是我兒女有一套這樣的房子多好，但她很快意識到，這是」想不到」的事情。
每個月，物業貼在門上帶有支付二維碼的水電費收款單令母親」心驚肉跳」，隔壁領居門上的」居家隔離」封條令母親」心驚肉跳」，穿著白大褂的人開著救護車進小區令母親」心驚肉跳」。我們在」心驚肉跳」中過著家庭生活。
住進新家後不到一個月，母親跟我一起經歷的兩年多的疫情防控生活，開始出現變化。每天都要做核酸、沒有綠碼無法通行的日子結束了。
緊接著，我們一家人陸陸續續開始感染。那一週，我始終昏昏沉沉，有一種不知道該怎麼度過的感覺。我的朋友圈裡有人用」劫後餘生，乏善可陳」來形容這一年，我大致也是類似的心境。咳嗽持續的時間最長，我的嗓子像積雪的馬路被大掃帚一遍遍掃過，每掃一下我便狂咳不止。
在感染風暴中，母親去常光顧的菜場買了五個大梨子，每天給全家人燉冰糖雪梨。她刷短影片，上面的專家說要喝冰糖雪梨。對她來說，最好的特效藥就是那鍋冰糖雪梨，而不是我們搶購不到的」奈馬特韋利托那韋」。
另一款」特效藥」是蘿蔔片煮麵疙瘩，她說，小時候感冒，外婆就是做蘿蔔片面湯給她吃，從來沒買過感冒藥。母親總是想到外婆，我問母親：「媽媽，你每天都在想外婆嗎？」
「每天都想。」母親說。
她從不說自己」陽了」，她脫口而出的都是」感冒」。
驚奇的是，一家四口人，母親症狀最輕。高燒退了之後，她便恢復了元氣，休息了三天便又活蹦亂跳地去上班了。
每次她下班回家看到病怏怏的我，我都覺得她的表情帶著一些歉疚，似乎她不應該去上班，而是應該照顧家中東倒西歪的病號。
但其實我知道她的私心。那幾天，她所在班組的保潔員都」感冒」了。一開始有人還瞞著，高燒到臉發紅了還堅持上班。當大家都發燒了，也就無所謂了，連經理也請了一週長假。她所在的寫字樓更沒有什麼人坐班。母親之所以康復後就立馬上班，是因為她」算計」著，這是一份」便宜錢」，相比平時，那些天的衛生很好打掃，基本沒有什麼人去衛生間，這樣好掙的工錢她捨不得放棄。
12月31日，母親獲得了一天假期。
感染病毒初愈的一家人去深圳灣看這一年最後的日落，沿海棧道上到處是人。圓圓的太陽低懸空中，金色的陽光灑在海面上，閃著粼粼波光。魚兒們躍起來，一頭扎進水裡，又躍起來，再一頭扎進水裡。母親也跟著歡欣雀躍，「嘿呀，嘿呀！」拍起手掌，給魚兒們鼓勁，像是回到了農村，旁若無人。
深圳灣裡有很多母親沒見過的鳥：黑臉琵鷺、鳩鶴、大白鷺、蒼鷺、池鷺、紅嘴鷗、琵嘴鴨、針尾鴨、白眉鴨……這些鳥兒讓母親的眼睛應接不暇，她統一稱它們為」鴨子」。
「鴨子」們非常聰明，瞄準，下墜，一條魚到嘴。
有的」鴨子」腿特別長，遊累了便單腳站立在礁石上曬羽毛。還有成群的」短腿鴨子」爭搶遊客丟在水裡的麵包屑。一排排的」鴨子」像約定好一樣，停在海中間的浮球上，一旦有」鴨子」飛起來，另一隻就馬上佔據位置，這令母親感到驚奇，讓她想到，秋天時，每隔一陣便從老家屋頂飛過的大雁隊伍。
太陽漸漸沉下去，人群開始倒數，母親也跟著倒數：10，9、8、7……「一年又過去了。」海面像附著了一層霧靄，對岸星星點點的燈光亮起來。
這一年過完，母親所在保潔班組裡的大部分保潔員都因各種各樣的理由辭職或被辭退了。
到母親也辭職的2023年1月13日（農曆臘月二十二），本來三十多人的保潔班組只剩下六個人。
保潔員們主動辭職的理由很簡單，回家過年。尤其是2020至2022這三年，很多人已經連著兩年沒回去了，2023年這一年，無論如何要回去。
對同樣在這棟寫字樓工作的白領來說，回家過年不至於到需要辭職的程度。但對於在入職時便條件不對等、沒有法定節假日的保潔員而言，年底時，辭職就成了那些決心要回家的人的選擇。回家本身對他們就是一件要下很大決心的事情，他們離家太久。為了能在洶湧的春運浪潮中買到車票，他們一般會比普通白領提前一到兩週返鄉。然而，環境公司最長只允許保潔員請一週的假，再長就很難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崗位被替代，請的假便不算數了。既然兩頭都不穩妥，不如就安心回家，來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
被動離開的理由則五花八門。
偽造身份證將自己年齡改大十歲、一輩子單身的四川班長圓大伯，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被強制勸退了。他主要負責寫字樓南側的外圍清潔，在這裡做保潔的兩年間，他經常被經理批評，小麻煩不斷，共計被罰了六七百塊的工資。哪怕保潔隊伍很缺人，經理也仍舊不會收斂脾氣，今天讓這個滾，明天讓那個滾。被勸退後，圓大伯沒有抗爭，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保潔班組。他私下跟母親說，還想再做一年，再回老家。
他是一個很活潑且帶有幽默感的大伯，我去找母親的時候，他經常會比劃出孫悟空檢視前方是否有危險的姿勢大聲說：「你好啊！」這是他跟人打招呼的標誌性動作。得知自己要被開除後，他再也沒做這個姿勢，見人也很少說話。有人想讓他介紹工作，問，你這兒好嗎？
他答，不好，不要往這兒來。
母親之所以覺得圓大伯可以親近，是因為他跟自己一樣，不認識多少字。母親是到寫字樓工作後才發現，原來保潔員當中，還有人一天學堂都沒進過，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來自四川、五十七歲的翠柳阿姨就是其中一個。她不僅不識字，還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前任經理直接喊她」聾子」。她被老鄉帶到這棟寫字樓裡做衛生五年了，沒換過地點和崗位。簽到表上的」姓名」和」時間」欄，翠柳阿姨都是瞎填的，經常會寫上16：68、10：76這樣的時間，經理派老鄉小英阿姨去跟翠柳解釋，無論如何講，她都還是不懂一小時是60分鐘。經理只能放棄，讓翠柳阿姨以打」✓「代替簽字。
後來，還是四川老鄉告訴母親，翠柳阿姨是因為小時候得了腦膜炎，耽誤了治療，才引致聽力障礙。母親跟翠柳阿姨常各說各話，牛頭不對馬嘴，雖然沒有完成任何資訊交換，但也算是」聊天」了。母親最開始入職寫字樓做保潔時，正是翠柳阿姨帶著母親學習所有流程，算起來，翠柳是母親的」師父」。在母親眼裡，翠柳並不可憐，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成家了。她的生活狀態也不差，偶爾還會去廣場上跳舞，有漂亮衣服穿。關鍵是，翠柳的脖子上、耳朵上、手上都戴著金飾，全是兒女買的。那金閃閃的大鐲子令母親羨慕。
因為聽力障礙，翠柳很依賴老鄉的幫助，在別處也很難找到工作。這一年，她決定先辭職，短暫返鄉，回來後再重新入職，繼續來寫字樓打掃衛生。
剛來深圳的一段時間，母親不敢在任何同事面前說自己不認識多少字。
我問母親：「媽媽，看到有人比你識的字還少，你是啥感受？」
母親說：「好一點兒，嘿嘿，還有人跟我一樣。強一點兒。要是所有人都識字，我不識字，那可難受……」
我問：「你覺得找到了同類嗎？」
母親答：「那肯定。我想著我們這幾個不識字的好笑，我們這一代農村人太可憐了，連個字都不識，原來也不是光我不上學……」
因為讀書少，母親吃盡了沒讀書的苦頭，她身上這也痛那也痛，就是賣苦力留下的印記。她認為老了還要做保潔就是不讀書的結果。
我記得在我們姐弟倆還在讀書的年紀，她經常嚇唬我們：「不好好唸書，就跟你娘一樣做苦力！每天身上髒得像泥巴狗一樣！」她就是用做苦力的方式把我們養大。這些保潔員中的大多數，也是做苦力養大他們的兒女。
負責大堂清潔的」疲勞女」皮阿姨幹活認真又仔細。年底時，經理接甲方要求：大堂關乎一棟寫字樓的門面，要花更高的工錢請更年輕、形象氣質好的保潔員幹。皮阿姨從寫字樓辭職，在附近的小區找到了另一份保潔工作。
皮阿姨的兩個江西老鄉，一個不得不應兒子要求，回去侍候兒媳婦坐月子；一個因為跟副經理吵架，憤而離職。後者年輕的時候腰部受傷，沒做手術，留下後遺症，工作的時候比其他保潔員慢。她跟副經理說，給她安排的崗位太大了，要求縮小崗位。副經理很生氣，推操了她，阿姨氣不過，就走人了。
在深圳有房的茉莉花阿姨，因為糖尿病，接連幾次在工作中暈倒後，自動離開了。
管理保潔員們時間最長的副經理辭職後，去了深圳機場附近的一處建築工地做帶班，依舊是管理保潔員，打掃空房間。寫字樓裡有幾個因為超齡被辭退的保潔阿姨便去了副經理那裡，一個月3300塊，副經理還幫她們找到了住處。
這一年，母親撿到過八次工卡、四次手機，她都主動上交，拍照片告訴副經理，物歸原主。這一年，三方加起來管理母親和她的保潔員同事們的經理超過五個。
在保潔員口中，經理是管理他們的人，是一個代稱，雖然他們總是扮演」惡人」的角色，但做到經理的職業路徑比一般的職場升遷要吃更多苦頭，有時候也是不得不扮演」惡人，
新來的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經理，在深圳保潔行業待了十多年。她最開始在酒店做清潔，一個月的工資只有500塊。在進入深圳還要邊防證的年代，像母親這樣的老年群體是無法進入保潔行業的。深圳的清潔人員開始大規模使用外來老年務工人員也是近十年的事情。隨著深圳快速發展、平均工資不斷提高、房價不斷飆升、人力成本上升，月薪3000元的保潔工作只能留給像我母親這樣的群體。
更真實的原因是，深圳這座超級城市正在經歷」人口紅利」的消失。曾經的年輕人越來越老，當下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他們不再願意也不是必須要投身艱苦的勞動。隨著人口出生率的降低，這種境況也許將一直延續。
年底保潔人員的不斷流失，意味著春節前後這一個月，人手是嚴重短缺的。母親和其他仍舊留在深圳的保潔員除了要做自己的本崗位外，還要被抽調來兼顧其他人的崗位，有的阿姨一個人要做六層樓的衛生。垃圾桶裡的垃圾堆成小山。但環境公司並沒有給這些留下來的保潔阿姨增加工資。
「這些人就跟我的老姊妹一樣。」對於每一個離開的保潔員同事，母親得知後，都會主動跟他們拍一張合照。母親能做的似乎只有這些，照片至少能證明他們在一起工作過。
留下來的保潔員也各有各的理由。
擔心回家後，轉年找不到工作，是最根本的原因。
經理不止一次在開會的時候說，公司正準備清退六十歲以上的保潔員。雖然環境公司一時找不到人，但對他們來說，僱工裡面超過六十歲的工人也給公司帶來了風險，他們的健康問題是一個隱患。這就使得身份證上年齡越大的保潔員，越不敢輕易請假和辭職。
有的保潔員為了留下來，甚至託關係去偽造身份證，將實際年齡改小。不過，這個」身份證」只是一張複製卡片，只能勉強應付檢查，並不能聯網，也無法作其他用途。這一切的背後，不過是想保住一份保潔工作。
菖蒲大叔便是因為超齡而不敢辭職，他六十八歲，是山東濟寧人，光頭，有著一雙大眼睛。菖蒲大叔跟翠柳阿姨一樣，有聽力障礙，每次別人和他說話，他都要把頭使勁側過來，把耳朵靠近說話人的嘴巴，才能勉強聽清。菖蒲大叔很活潑，愛與人打交道，年輕時當過兵。他在這棟寫字樓裡做了十年保潔。
母親問菖蒲大叔：「你咋這麼能吃苦，做這麼多年？」
大叔的回答另母親意外：「我的目標是在深圳買房子！」
他常把」要在深圳買房子」掛在嘴邊，說得多了，其他保潔員都當菖蒲大叔是在吹牛皮。
母親問菖蒲大叔：「你現在攢的錢能買多大的房子？」大叔嘿嘿一笑：「連一個廁所都買不到……」
深圳這座城市最流行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另一句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用《向深圳學習》書裡的說法，這些老人也跟這座城市一樣，要趕在真正老去之前，完成對失去時間的救贖。
深圳由一個漁村變成一座超級城市，是開啟大門擁抱世界之後，與失去的時間賽跑的結果。對像我母親一樣從農村來到深圳的保潔員而言，深圳就是一個新世界。
來深圳之前，他們在封閉的農村，在凝固了的時間裡，流下汗水和淚水，留下一身傷痛，只賺到了很少的錢。深圳，起碼是一個單位時間裡勞動力價值更高的地方。他們要麼打很多份工，要麼一天工作16小時及以上，在保潔工作體系的協同下，把時間佔滿。保潔員在深圳，但深圳的一切公共設施和文化生活都無法與他們產生連線。他們與已經老去的身體賽跑，用時間換取金錢。每天有一些錢到手對他們很重要。在他們的觀念裡，沒有」退休」一詞，問及他們準備什麼時候真正休息，他們大多是帶著苦笑告訴我：「到幹不動為止。」
我的母親也是如此。總結起大半輩子的打工生涯，她說出了一句令人難過的話：「一輩子一點兒都沒偷過懶，腿都做跛了還要做。」
或許跟公司的經營狀態有關，前一年，春節期間保潔員人手不夠時，經理還從外面招了鐘點工來做輔助。今年不僅沒有請鐘點工，連讓留守的保潔員春節期間工作三天、休息三天的提議都被駁回，更談不上有什麼福利了。這些在一起工作了一年的保潔員們，年終的時候，都沒能聚在一起吃一頓飯，母親感到很失落。至少她以前在工地和煤礦上打工時，老闆好歹還會開一個團圓會，感謝大家一年的付出。
另外一些是跟隨兒女留在深圳過年的，比如我母親。
更多的還是想留下來再掙一些錢。「小不點」班長留下來了，喜年大叔也留了下來。他們能留下來，除了踏實肯幹之外，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理由——他們會操作用來沖洗地面的高壓水槍，會開大型掃地車。
我問母親，做保潔員三年了，在你心裡深圳是怎樣的城市？母親沒有正面回答，她用方言說：「金閣欄，銀閣欄，不如自家的窮閣欄。」
四川的小英阿姨和母親同班組，她是留下來的保潔員之一，不回老家過年。
她留下來的理由是，除了現在這份工，她還在同樓層做了一份打掃辦公室的兼職，每天空閒時間去做，兩個小時70塊，兩個半小時90塊，一週三次，一個月可以多賺1000多塊。這樣的兼職機會來之不易，阿姨捨不得丟。
保潔員做兼職都是偷偷做，不能讓經理知道，一旦知道就要被批評或者開除。
有一次，母親撞見了正在做兼職的小英阿姨。
母親輕聲問她：「你在另外打掃辦公室吧？」
阿姨點點頭，並示意她再小聲些。
過後，阿姨還專門給母親發來微信，提醒母親不要告訴別人。
小英阿姨的兩個兒子都在深圳務工，做裝修。他們計劃開車回老家，回去之前，來邀請母親一起坐車回，小英阿姨拒絕了。兒子們有些生氣，摺下一句話：「你活一百歲哦，打工打一百歲哦！」
幸運的是，在寫字樓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裡，或許是因為天天開會都強調」安全第一」起了效果，除了老劉在下班後摔了腰之外，沒有保潔員受過工傷。
2022年，是母親三年裡在深圳待得最完整的一年，老家沒有發生她必須要回去的事情。一整年，她都在寫字樓裡做保潔。
一年365天，有330天她都是早上6點40分出門，趕到7點開早會前到達公司，11點半回家吃午飯，1點半又去公司，5點半回家，每天八小時。
春夏秋冬，迴圈往復。每天早上，從家到寫字樓路上的七八分鐘時間裡，母親通常會遇到樓下在手推車上賣早餐的攤主，遇到環衛工小菊阿姨及其他輪班的阿姨，遇到成群結隊去商場、公寓樓、寫字樓上班的保安，遇到制服上寫著」物業」的年輕人，更多是遇到跟她一樣做保潔的阿姨們。偶爾會遇到早起遛狗的人。有時候，母親出門，樓下的環衛工已經將馬路掃完了，在路邊打瞌睡，她跟人打招呼：「嫂子怪早哦，一早都把馬路掃光了」這反而把對方驚醒。熟悉了之後，母親才知道，阿姨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床開始掃馬路，已經掃了二十三年，退休八年了，每個月能領2000多塊退休金，還掙6000塊工資。阿姨的電動車車身掛著一排塑膠袋，裡面裝著撿來的紙殼、塑膠瓶。「比我們老家的小夥子都賺得多。」母親感嘆。母親問阿姨早餐吃的是什麼？阿姨把飯盒開啟給母親看，裡面是一塊已經撒好調料的幹泡麵，8點左右，她會把保溫杯裡的水倒出來，泡一碗麵吃。
早高峰時，母親會遇到在走廊奔走的白領。他們抵達辦公室後的第一件事要麼是上廁所，要麼是拿起水杯衝咖啡或泡茶，匆匆忙忙。我們的咖啡和茶飲廣告總是營造著舒緩、閒適、有格調的氛圍，然而，在高階寫字樓裡，咖啡和茶飲只存在於白領們匆忙的腳步之間，功能在於提神，為一天的打工生活開啟一個」清醒」的上午。
母親休過兩次長假，一次是年初因疫情居家的那一週，一次是年尾因疫情全家都病了的那一週。
我問母親，如何總結這一年？母親的回答讓我意外，她說，從年輕到老，打了這麼多年工，還是今年在深圳掙的錢最多。
年底時，母親在老家縣城大潤發超市買的那兩雙黑色瑪麗珍方口鞋都穿爛了。
母親拿出鞋底磨出洞的鞋子向我炫耀：「女子，你看，划得來吧！穿30塊錢的鞋，我掙了幾萬塊。」
我回應母親：「這是兩雙功勳卓越的鞋！是媽媽的戰靴。」惹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還有一個變化。這一年多，雖然母親的手因為清潔劑的腐蝕變得粗糙，但因為深圳溼潤的空氣，母親臉部的皮膚倒變得溫潤光滑了。母親從來沒感到皮膚像現在這麼好過。「在農村，整天都在灰窩裡，再好的人都要變成醜八怪，臉都不敢見人，家裡來客都要躲起來。」我記得母親在西安建築工地上做小工那一年，因為給牆刷漆，導致臉部皮膚過敏，紅腫得像熟透的蘋果，去醫院開了藥才治好。那之前，母親不用面霜，那之後，我會隔一段時間買面霜給她。有好幾次，她試探性地向我透露，面霜又快用完了，我便再買給她。在深圳，母親養成了每天擦面霜的習慣，她為自己臉上有柔和的光澤感到喜悅。
元旦之後，復元後上班的那幾天，母親最想見到的是那位經常在洗手間跟她打招呼的潮汕女孩。
潮汕女孩在母親工作樓層的基金公司上班。嫁的也是潮汕人。
每次去洗手間，她都會跟母親打招呼：阿姨好。
暮春的時候，母親總在洗手間裡碰見她，她像是感冒了，不停地乾咳。
母親問：「美女，你感冒了？不舒服啊？」
「阿姨，我好想睡啊！」
「你莫不是有喜了吧？」
女孩點點頭，壓低聲音告訴母親，懷孕還不到三個月，公司裡還沒人知道。
從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母親看著她的肚子一天天隆起，也算是見證了一個生命逐漸成長。
復工的第二週，母親再次在洗手間見到了女孩，她的臉捂得嚴嚴實實，帶著n95口罩。
母親關切地問：「美女，你沒有被感染吧？」
「還好，還好，沒有感染。」
女孩問母親：「阿姨，你啥時候回去過年？」母親告訴她，會留在深圳。
女孩悄悄告訴母親，這次是二胎，吃了很多苦頭。婆婆家希望能生一個男孩。母親說，順其自然，懷什麼就生什麼，都是緣分。
女孩比母親提早三天休假，還有一個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在寫字樓做保潔的這一年，母親看著年輕人來來走走，倒是跟這個女孩有了牽絆。
還有一個女孩，母親總覺得與她似曾相識。「覺得是這個人，但臉又不是這個人。」一問才知道，女孩在半年裡減肥瘦了五十斤。
雖然母親的清潔區域只是在大樓的走廊和洗手間，但有一種情況可以讓她看清窗外的風景。那便是當一家公司從寫字樓退場，一切都清空的時候。透過玻璃門和落地窗，母親能看到窗外四季如一的塘朗山。山上有像窯洞一樣一排排的墓地。
有時候還能看見用繩子垂吊著的擦玻璃的工人；看見對面高樓上，綠化工在空中花園裡修剪植物，看見有人在商場樓頂的游泳池游泳；看見有人在馬路對面小區的樓頂晾曬衣物。在這些喘息的間隙，母親看到了她保潔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映象。
判斷一個樓層還有沒有公司存留很簡單，看那層樓還需不需要保潔做衛生就知道。
在寫字樓工作的一年中，通過這棟寫字樓裡公司的流動，母親也用她的眼睛觀察到了深圳經濟的晴雨表。
這棟高階寫字樓共三十七層，是深圳少有的層高在四米以上的辦公樓，空間開闊。每層建築面積將近2000平方米，每層有三到四家公司，每家公司的佔地面積在350至800平米之間。2022年，深圳寫字樓的平均租金約每平方米210元。
最熱鬧、最紅火的是賣保險的公司，佔地兩層樓，員工年齡偏大，以四十歲左右的女性居多。
最土豪的是一家做礦業的公司。它所在樓層連樓梯道都鋪著紅地毯，牆上貼滿了宣傳標語。保潔員只能從側門觀察到裡面的內景，有著精緻雕工的紅木座椅、茶几和沙發，巨大的陶瓷花瓶，精美的玉石擺件，地毯，四季不斷的蝴蝶蘭、發財樹，都彰顯著這家公司的財富。
到2023年1月13日母親辭職，她工作的這棟寫字樓共有八層是完整空著的。母親工作的三層樓中，每一層都未能入駐滿員。其中有半層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後，空置時間長達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職這棟寫字樓做保潔的時候，一家做證券的金融公司開始搬家，等到她辭職，這半層依舊空著。她就是從這個半層空著的辦公樓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風景。
寫字樓空置也令甲方憂心。所以有客戶來看場地，物業就格外熱情。經理在開會的時候三令五申：不允許保潔員私自去空置樓層，一旦被發現就要開除和罰錢。
夏天的時候，一次，物業帶著客戶來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潔員在空蕩蕩的房子里拉了一個晾衣繩，一條褲子正隨風飄蕩。客戶沒說什麼，但房子沒看上。
物業馬上查出來是負責男廁所衛生的保潔員林大伯乾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歲，在深圳做清潔工作有二十年了，僅在這棟寫字樓做保潔就已長達八年。當天下午，林大伯就被開除了，並被罰了1000元工資。面對質詢，林大伯給的理由是，鋪地毯時太熱，衣服汗溼了，便晾在那裡。
實際的情況也許更復雜。那段時間為了防止保潔員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潔員統一將鋪蓋、換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帶到地下車庫，打地鋪過夜。林大伯也被這樣安排，這件衣服應該就是為了方便，洗後晾在空置樓層的。
被開除後，林大伯在附近小區的車庫又找了一份保潔的工作。地下車庫沒有空調，幹了三天，太熱了，他沒要工資，另尋機會。幾天後，他在附近銀行大樓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節，他留在深圳，沒有回老家。
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寫字樓裡做保潔，與他同歲，上連班。
沒做保潔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幫女兒帶孩子。現在，她的崗位是打掃寫字樓外圍，丈夫被開除後，她仍舊留下來繼續做。夫妻倆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嫁了個潮汕人，在深圳做鋼琴培訓老師，因為疫情，生意慘淡。女婿沒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兒，但也無力額外資助，因為兒子的情況更令他操心，早些年兒媳出了車禍無法工作，兒子在老家，一個孫子在長大，需要花錢。年輕時，林大伯夫妻倆在湖北種棉花。
還有一件事令母親印象深刻。年末，在新經理的號召下，位於地下車庫保潔員休息室的冰櫃終於被清理了。那些不做飯、又捨不得買飯、更加不會點外賣的保潔員，從周邊酒店、商場撿來的，存放在冰櫃裡的盒飯、麵包、過期的老乾媽、飲料，被一股腦當垃圾丟掉。一些保潔員想阻止，但發現的時候，為時已晚。同時被清理出來的，還有深藏在冰櫃椅角昔兄裡上百隻被凍死的蟬螂。新經理很誇張，對那些阻止清理的保潔員大吼：「你們沒看到嗎？螳螂都有上萬只！」
當母親發現，這一年，她積累下來的工資超過之前任何一年時，她感到很幸運。來深圳之前，她總是擔憂自己因為腿疾無法再工作，成為累贅，那種生活讓她感到恐懼和害怕。每當我們帶著嚇唬的語氣告訴她，如果不好好休息，將來可能癱瘓坐輪椅，她就會很生氣。
母親還發現，小區樓下的店鋪招牌頻繁更換。有一家店，最開始是賣古董、名人畫像，後來改賣名煙名酒，再後來賣韶關本地菜……不久，招牌又砸了，店門口用紅色水馬攔起來。每一項生意都沒超過三個月。這家不斷摧毀又重建的店鋪，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的隱喻——-種在縫隙中求生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