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造孽，不識字，沒有退路了。我們走了，誰來打掃這些衛生？」母親這樣感慨。
但其實，因為要在」簽到表」簽字，在寫字樓做保潔的三年時間裡，母親用碳水簽字筆寫了幾千次自己的名字，已經能把」春香」這兩個字從歪歪扭扭寫到工工整整了。因為要看我寫的故事，她學會了閱讀。她還在手機上學會了拼音輸入法，首先學會的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我父親的名字……一天，我正上著班，母親把我們一家人的名字一個個發到我的微信上。
我曾在家門口的公園裡，看到了清潔機器人，有著白色長方形箱體，箱體前方有兩個大轉盤掃把，面部呆萌，兩隻眼睛可以發光，常在深夜公園沒什麼人的時候出沒，沿著林蔭道，一路轟隆隆地駛過，把散落在地上的樹葉吞食進肚子裡。它會轉彎，遇到障礙物或者感知到身體附近有人，就會停下來。
我把這種景象拍下來給母親看，母親的評價是：「你看它好聰明，現在人咋這麼聰明，能造出這東西。有了這些，就不會要我們這些老年人了……」也許有一天，它真的會進化出更高階、更智慧的版本，真正替代我母親所做的保潔工作。
用美國社會學家格雷伯的話來說，我母親和她工友們所做的工作屬於」狗屎工作」，對社會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環境糟糕。但對我的母親和她的工友們而言，保潔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們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老年時該何去何從？母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母親年輕時的好朋友，住在我家上頭的鄰居譚大姐，現在在老家縣城做保潔，一個人打掃三棟居民樓加一個廣場，沒有假期，一個月工資1700塊。即使如此，譚大姐的這份工還是託人走了關係、塞了紅包才找到的。「’橋’上沒人還找不到，打掃的面積有我在深圳二十個那麼大，就這，在縣城還是一份好工作。」這麼一對比，母親更加惶惶然，覺得更加不能輕易離開深圳。
在母親眼裡，保潔行業的天花板是那些她在寫字樓裡看到的用繩子垂吊在高樓樓體上，清洗大樓玻璃和外牆的人，也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蜘蛛人」。
一次，母親問一個剛做完一面牆清潔，暫時歇息、，蹲在地上整理繩索的小夥子：「師傅，你在那麼高地方，暈不暈？」
小夥子說：「習慣了就好。」
母親問：「你這一天多少錢？」
小夥子答：「室內600，室外1000多。」
「每天都有活兒做嗎？」
「每天都有，按天算工錢。」
「帥哥，你是哪裡人？」
「廣東的，旁邊這個四川的。」
看到那些仍在高樓外牆上手腳並用、來回騰挪做清潔工作的小夥子，母親說：「你們這些人太優秀了，也太辛苦了，給再高的工資都應當。我的兒子我捨不得讓他打這種危險的工，太嚇人了。」這個場景讓母親想起七年前她在西安建築工地上做小工，站在三十二層樓高的鋼管架上，給大師傅遞料，她蹲在鋼管上，頭暈目眩，不敢朝下看。
母親說，她以前總想著，人生完成了一個階段，下一個階段就好了。
養孩子的時候想著把孩子養大就好了。
孩子養大想著把孩子供出大學就好了。
孩子上了大學想著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
然而事實上，母親沒有停止」工作」的時候。尤其是她的兒子還沒結婚，女兒還沒生小孩，「活兒不做有活兒在，有了娃娃宥世界」，她對圓滿生活的期待還遠未實現。這種越來越難按」算計」進展，「八字沒一撇、九字沒一勾」，懸浮在生活中的恐懼，讓她無法放鬆。她很難讓自己閒下來。她跟我抱怨：「別人問我，你有幾個孫子，幾個外孫？我都沒法答覆……」她總是主動或被動地將自己置於永無止境的勞動中，她迫切感覺到時間在身後窮追不捨。她彷彿心裡懷著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歲之前還能打工的時光，以免將來無法自食其力。
令她難過的是，她覺得自己的兒女們在讀了不少書，獲得了所謂的好工作之後，也不過是工作的奴役，並沒有所謂的」岸」可上，隨時可能會被拋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對職場萌生退意時，堅決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買什麼買什麼，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現在這麼好的工作」母親的恐懼是德國社會學家羅薩《加速》一書中」滑溜溜的斜坡」現象的現實印證：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領域裡，都有一種站在」滑動的斜坡」上或」向下執行的自動扶梯」上的感覺。行為者在永遠充滿著多維度的變化的條件下進行活動，而通過」不採取行動」或」不做決定」而實現的靜止狀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適應持續變化的行為條件，他就會失去連線未來的條件和選擇。
「現代社會是越轉越快的旋轉木馬，飛速地在原地踏步。我們舞蹈得越來越快只是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動著卻越來越難了。日常生活變成了浸泡著需求的海洋，在那裡看不見岸邊。」在一個」加速」社會中，我和母親的恐懼相同，像黑夜一樣的恐懼讓我們難以真正閒下來，在休息中獲得愉悅與平靜。
我安慰母親，讓她不必擔心。「至少你的女兒會寫作，再不濟，也可以跟媽媽一樣去做保潔養活自己。」母親表現出不屑，她一定是不相信我能吃這種苦。「你要是做保潔，肯定不如你娘。」
母親辭職後，她對自己2023年的生活計劃顯得有些模稜兩可。跟新經理辭職的時候，經理說，你明年要想來還來。母親說，到時候看情況。
「看情況」這三個字裡包含了不少玄機。她有可能還會去，有可能再也不去。
「看情況」，也是保潔員們面對」是否辭職」「是否換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還打算在深圳待多久」這類問題時常用的回答。不要驚訝於他們的選擇總是搖擺不定。用母親的話說，保潔員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
家陝南農村父母輩的大多數鄉民，都是過著」打頭顧頭，打腳顧腳」的日子。他們都是沒什麼可以託底的人，更談不上有多少社會支援，如若兒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運如同一棵長在黃土高原的麥苗，一陣風沙吹來，便能淹沒他們的頭頂。
母親把自己投入到為2023年春節做準備的家庭生活與家務勞動中。
連著兩年春天，她都去公園找一種叫」黃鶴菜」的野菜，我們陪她一起。
她在林子間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樣，麻利地挑選出雜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經由父親傳遞，放到空地上。我負責摘除它們的根莖，留下葉子。
這些」黃鶴菜」被母親拿來做涼拌菜，還包了餃子。有苦味，也有甜味。sectionid="媽媽的話"媽媽的話
我是2020年來的深圳，女兒一開始要我來我還不來。女兒叫我來看看，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城市。
深圳不冷，空氣好，冬天跟春天一樣。
深圳這麼多高樓大廈，要用多少跟我們一樣，從農村來的保潔員？我來深圳遇到好多跟我同年的姐妹，跟我一樣做保潔員。這些姐妹大部分和我一樣沒有文憑。
來深圳才發現，深圳的老人都拿工資，農村人在家種地沒有錢。我做保潔，為的是能有一點養老錢。
和我一起做保潔的姐妹告訴我，她的孫子孫女在深圳上學很不容易，一個補習班一個小時350元。我的孩子從來沒有上過補習班，從七歲開始上小學一路到高中。從小到大，孩子從來沒有叫我們開家長會。有一次，我到縣城妹妹家，妹妹正好開完家長會，我回家問我孩子，你們沒有家長會嗎？孩子說，跟你們說了也沒用，說了你們也沒時間去。
我的孩子每一茬都趕上」苦」時候。上小學的時候，生產組上的學校撤掉，去村上，小學快畢業時，村上的學校撤掉，去鄉上，初中剛開始，又把學校撤了去鎮上。七八歲，走七八里山路去學校；十一二歲，離家二十里；十四五歲，離家一百里；二十歲，離家幾千里。
孩子上一點」苦」學，出來把我帶到深圳，要不連來深圳的」夢」都不用做。我年輕的時候想去很多地方，都沒能去成。先是想去北京做護理工，後來又想去新疆摘棉花，還動過心思去廣州皮鞋廠。直到五十多歲，來了深圳，才算得上第一次出遠門。「銀錢冷冰冰，兒女疼人心。」跟著女兒在深圳，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老家不一樣的地方，我這也算是實現了「夢想」。
搬家後，我在女兒租的房子的窗戶上可以看到連通香港的大橋，看到車子像烏螞蟻一樣在馬路上橫穿直穿。晚上可以看到一閃一閃亮晶晶的燈，我不知道大橋有多長，一眼望不到邊。
我來深圳快三年，見到了各種各樣打工的人：做裝修的，養花的，走水電的，粉牆的，做保姆的，做家政的，做理菜員的，修電梯的，還有做綠化的。我之前從來沒見過外國人，來深圳見到了好多種顏色皮膚的外國人。
有時候想想，兒女到了深圳，過大城市生活很不容易。深圳是一個錢總是不夠用的地方，房子跟黃金一樣，物價太貴，一斤玉米麵賣5元9毛8一斤，在我們老家能買三斤。來深圳工作好找，但掙的錢大部分又花到了深圳，不管啥都比我們老家貴很多很多。花錢就像打水漂。
我喜歡掙錢。十幾歲的時候，我跟我的媽媽上山去挖草藥賣錢，挖白雞、柴胡……我沒上學後，媽媽上坡走到哪兒就把我帶到哪兒。記得有一次，我們孃兒倆在山上遇到了惡風暴雨，媽媽把我摟在懷裡，一邊躲雨一邊禱告：「老天爺，別下了，再下我們孃兒倆就要淋死在坡上了。」我對這件事記得特別清。
我媽媽還跟我說：「女兒有個女兒福，送走女兒無剩谷。」我有了孩子後，只想著要好好愛我的孩子。
我現在還是喜歡掙錢。三年裡，做保潔的姐妹，來的來，走的走，有一半我留有微信，有的沒有微信，就失去了聯絡。
女兒讓我少玩手機，叫我看書寫字。現在，我能工整寫我的名字。
有一天，女兒跟我說：「媽，我要把你做保潔的事寫成一本書。」
我說：「你那個娃開玩笑啊你！娘都能讓你寫成一本書?」
女兒說：「真的，我想把你寫成一本書。」
女兒常常把沙發當桌子，把地板當凳子，趴著身子寫。女兒還沒大學畢業的時候跟我說過，說她有一個想法，想把我們老家寫成一本書。沒想到，她先把我寫成了一本書。
2023年7月sectionid="後記一-挖筍"後記一挖」筍」
當五十二歲的岳母春香決定來和我們一起深漂時，我們不會想到，接下來的兩年多，會經由她的引領，認識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深圳。
岳母識字不多，也不會說普通話，卻自帶觀察和表達天賦，從不怯於用方言與人攀談，彷彿全世界的人都應該能自動聽懂她的話。
用她自己的話說，她也是一個」紅火人」——對生活充滿好奇，喜歡交朋友，撈故事，講起來繪聲繪色，有時剎都剎不住。妻子小滿這本書中的很多」金句」，就是從她嘴裡直接」搬」過來的。
2020年國慶節前夕，一到深圳，岳母觀察的雷達就開始啟動。特別是在商場找到保潔工作後，晚上回到家，總要給我們講述她當天遇到的新鮮人和事，分享她的發現和感想。妻子小滿一邊聽，一邊補充提問，並鼓勵她繼續觀察。慢慢地，備忘錄中記錄、積累的素材越來越多，小滿就把它們梳理成篇。很快，她寫下來的那一篇篇記錄，就開始呈現出它們自身的意義了。
隨著寫作的深入，我們從岳母的個人經歷和視角，逐漸看到了深圳保潔員這個龐大的群體，看到維持這座超級城市運轉的各個細節背後的人，以及這個群體背後公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
在深圳這個乾淨整潔的超級城市，我們習以為常的每一個潔淨的公園、商場、寫字樓、廁所背後，常常是由-群人的過勞在維繫的。造成這種過勞的原因，既有清潔公司因為持續缺人或降低成本而讓員工上連班（很多人每天工作長達16個小時，且無休息日），也有保潔員為了多賺錢主動打多份工。可以說，這種過勞是一種被動與主動的合謀，是」時間就是金錢」最直接的體現。因為在老家，他們連這樣賺錢的工作機會都沒有。
如果開啟往裡看，保潔員面臨的共同難題還有更多：養老保障問題（絕大多數都沒有五險一金），子女的教育、成家問題，孫輩的撫養問題，落戶問題，家鄉不斷萎縮乃至消失問題等。
這些觀察和寫作，也讓我們對方圓兩公里內的」附近」，也有了更加具體、深入的體認和互動交流。就像一把探測儀，切入保潔員、環衛工群體，切入公務員、金融金領和白領，切入小區垃圾房，切入我們平時常常忽視或無法深入溝通的人。
除了為基本生活而奮鬥的大多數情況外，我們也看到一些保潔員中的」異類」：從兒子家中」出走」，避開婆媳矛盾，享受個人自由的木蘭阿姨；工作日做保姆，週末跑全國旅遊，希望在大理獨自終老的雨虹阿姨：還有財務自由後，為了避免沉迷打麻將輸錢，選擇用保潔填滿時間的茉莉花阿姨……
我們也透過岳母的眼睛，看到了因工作做不出來而急得頻繁蹲廁所的公務員男生，看到了工位下頭髮越掃越多的年輕女孩，看到了不敢懷孕的焦慮職場女性，看到了埋頭寫稿彙報、好像要被電腦吸進去的忙碌打工人……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個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我和小滿這樣的白領，憑著一點知識和運氣，暫時爬上了樹，可以不用再整天為吃的發愁。但當我們從高一點的視角俯瞰，大地上到處都是為生計奔波的父輩和同齡人。如果從更高的視角看，我們的掙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領域和程度略不相同而已。
系統中的每個生命，似乎都有自己的磨盤。小滿寫作的過程，也是我們發現和認識這些磨盤，並從中獲得思考和領悟的過程。
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中，把對一個地方和人群的體認，稱之為」挖」（dig）。「挖」紐約，「挖」洛杉磯，「挖」墨西哥……比照來看，岳母和小滿完成這本書的過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別人。
她們倆有一種天然的真誠和親和力，通過理解之共情，讓受訪者放下防備，袒露心懷。甚至把很多從未對家人講過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覺中都說給了她倆聽。
「挖」故事的過程就像挖筍。微微凸起的表面跡象，需要用正確的方式，順著仔細梳理，才能挖到完整的
「筍、有的故事紮實飽滿，讓人驚喜或久久嘆息。有的則因為講述者時間匆匆等原因而顯得淺腳浮根，或是挖到一半就斷了，深處的根，仍留存在土裡，無法不人。
剝開層層筍葉，故事的核心才得以展現。這些故事反過來也在給我們提供營養，讓我們看到更廣大的人群的故事。在聆聽和書寫的過程中，和他們一同悲歡沉浮。視野心胸放寬後，一些小我的執著和糾結也就自然放下了。
岳母剛來深圳和我們同住時，我第一次見識到一種高分貝、高能量，表面緊張激烈、如火山般一觸即發，內裡又互相高度依賴乃至依戀的母女關係。通過兩年多的記錄與」合作」，特別是對母親打工史的深入瞭解，小滿逐漸理解了分歧和衝突的原因，母女倆的爭吵也越來越少。
更具體的是，她倆和很多保潔阿姨都已成了朋友，關注著彼此的動態。有時在街頭偶遇，會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欣喜，一種」原來你也在這裡」的安慰。
特別是對小滿，有時隔了幾天沒見，有阿姨就會問
岳母：「你家’千金‘最近怎麼沒過來玩啦？」這種互相牽掛和唸叨，在陌生的大都市裡，彌足珍貴。
在深圳這座移民城市，每個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礦。小滿這本書就像是一本岳母和保潔員版的」人在深圳」。
可以期待的是，母女倆的」挖」故事之旅，仍將繼續。因為岳母已經篤定：「我不回老家了。」
餅乾
2023年5月sectionid="後記二-我想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後記二我想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
2023年初夏，當我完成《我的母親做保潔》書稿，我問媽媽：「媽媽，這一路走來，你感受如何？」
媽媽用微信發來：「寫書是我女子的夢想，夢想成真。辛苦了。」
2020年秋天來深圳做保潔員的時候，媽媽已經四十年沒拿過筆和書本了，幾乎算個文盲。因為要看我寫的故事，媽媽開始閱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然後盲猜整句話的意思。我每寫完一篇初稿，會先列印出來，把字號放大給媽媽看。媽媽的標準很簡單也很嚴格：讀不讀得通，讀不讀得完。如果她能讀通，又能讀完，她就告訴我，還不錯。
我每次都懷著忐忑的心情等待媽媽的反饋，我在無數個下班回家後的夜晚，看到媽媽戴著老花鏡端著a4紙在沙發上小聲默唸我的文稿。媽媽語感很好，識字越來越多。她會告訴我哪裡寫得不對，哪裡還需要補充。我也會給她反饋，讓她多留心哪些細節、哪些人。媽媽開玩笑說：「你從我這裡套訊息。」再後來，得益於短影片教學，媽媽慢慢學會了拼音輸入法，學會了在手機上打字，我們的線上溝通就不再只是長長的語音了。
我聽了她的話，用媽媽也能讀完這本書的要求去寫整本書。我保留了她日常對話中的陝南方言，儘量用比較樸素的語句行文。
媽媽是我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
但我一開始去寫媽媽在深圳做保潔的故事，是奔著想解決我們母女關係的危機，想和她達成理解而去的。
當時的我，剛從記者轉行進入大廠不久，在職場上，我面臨很多挫折和壓力，感到自己被」系統」綁架。父母重新跟我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給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適。在那租來的狹小的房間裡，經常爆發爭吵，我們母女理直氣壯地互相看不慣。一次爭吵之後，母親一把鼻涕一把淚要收拾包袱走人。要不是她不會在手機上買票，又找不到去車站的路，估計會真的離開。
心平氣和下來之後，我決定，不再管束她了。試著從瞭解媽媽在超級商場的保潔工作開始去理解她。媽媽給我帶來了非常具體又生動的」附近」素描，一個我很少留意但又處處在接觸的保潔員群體的生存境況拼圖。
我白天在一個嚴密的系統裡做著」螺絲釘」般的工作，在高速運轉中印證自己的價值。我在寫字樓上班的時候，我知道媽媽也同時在工作。在晚上，她會給我帶來跟我職場體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然後我可以在節假日把故事寫出來。在疫情紛紛擾擾的社會大背景下，這種合作讓我獲得一種寧靜的秩序。讓我感到我不僅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還可以有自己的」飛地」。這推動著我更自信地應對本職工作，更多地去行動，讓二者互為支撐。
隨著媽媽更換工作地點，給我帶回來的故事越來越多，我開始在節假日的時候，進入保潔員的工作現場。
一開始只是幫她打掃衛生，因為她腿不大好，家裡人都認為需要協助她。隨著去的次數越來越多，我開始有意識地去觀察保潔員這個群體，尤其是那些保潔阿姨們。
瞭解得越多，尤其是2021年，因為姑姑離世，我們重新回到故鄉回望自己的成長，我越來越意識到，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為，看似接觸到的圈子，其實不堪一擊。我跟保潔員們有一樣的來處，都是」無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夠踏實。
我們應該意識到：眼睛沒有看到，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沒有發生；也並不意味著，只要假裝沒有發生，一切都完美無缺。我們應該警惕用」勤勞」「無私奉獻」這樣的詞彙去讚美保潔員對城市清潔的付出，而忽略、無視他們無法被保障的實際性權益——這不合理且荒謬。
保潔是一份極致壓榨個人時間而獲得報酬的工作。
如我書中所寫，即使如此，卻只有深圳這樣的城市才能容納這些老年人。他們都在用」工作」，來為自己賺取養老錢，獲得一份搖搖晃晃的安全感。與在工地上有明確的」清退令」不同，保潔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隱性的，有騰挪空間，可以協商的。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超齡」老人加入保潔隊伍，深圳保潔員的生存縫隙在不斷被壓縮。我所認識的這些保潔員，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發揮自身能動性，盡力在身體還能動的時候，讓自己有」工」可做，不至於連勞動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尋找機會，明確知道深圳只是賺錢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個階層劃分中的地位。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只是總在城市的邊緣處。
他們也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我們。
我並不希望引發過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通過保潔員群體的故事，我們也能關照自身的處境，對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們能多關心這個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個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選擇，理解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僅僅由他」是否足夠努力」而決定。
當我逐漸看清維持這座超級城市乾淨地運轉背後的具體的人，我會時刻提醒自己，在上洗手間的時候不要把水滴在地上，紙巾扔在紙簍裡，避免增加保潔員的工作量。垃圾儘量做好分類，不只是為了響應政府號召，而是想到這樣可以減少類似像雨虹阿姨這樣的分揀員的精力。在辦公室碰到保潔阿姨，我也會點頭致意或簡要攀談，對身邊的陌生人儘可能釋放善意。
雖然我的出發點是想從媽媽那裡獲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隨著我寫作的深入，我發現，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間。我們依然會因為一些小事爭吵，但同時，我們也彼此都更相信對方，更堅定地支援對方。我支援她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閱讀、認字，她不遺餘力地支援我寫作。本質上，是媽媽和我一起完成了這本書。
本書除媽媽」春香」為真名外，其餘均為化名。雖然我很想用真名，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還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有的保潔員並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在做保潔。
他們很少在老家的人面前說自己在做的工作，我媽媽也是，他們用貶低自己工作的方式來評價自己，並不認同自己所從事的」保潔員」職業，認為這是」下等人」做的事。她總覺得相比那些拿著養老金的老人，她自己沒有一點用處。親戚朋友問起來，媽媽總含糊其辭地說：「掙點小錢。」有的阿姨下班後，會先去洗手間把工服換掉，穿上自帶的衣服，把髮箍摘掉，頭髮重新紮起來，不想被人認出是一個保潔員。為避免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一些涉及隱私的地方做了模糊處理。對於我堅持要寫上媽媽的真名，媽媽表示：「你總歸有你的理由，況且老家的人已經瞞不住了。」
這些跟我有過交往，跟媽媽共事過、成為朋友，現在還經常見面打交道的保潔員，大多來自中國大地上某一個普通的鄉村，普通的縣城。他們來深圳之前，雙腳都曾沾滿泥土，大部分人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壯年時期。
在官方語境中，他們有一個身份定位——農民工。我給他們取化名的時候，常用的是山川四季、花草樹木。感謝他們曾如此真誠地對待一個保潔員的女兒，向我敞開他們的世界。
下面可能是一個遺憾。雖然我讀了不少關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田野調研的書籍，但因為我早早出來工作，在學術上並無積累。自認為，本書如若是一個人類學作者用專業的民族誌調研手法來做，可能會更加豐富多元，也更加深刻。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的媽媽也就不一定能讀完、讀懂這本書了。
實際上，經由保潔員群體，這兩年多，我認識的人幾乎能構成深圳整個」垃圾」產業鏈條的完整拼圖。在全民倡導垃圾分類的背景下，一座超級城市的垃圾之旅是如何展開的，本書雖有所涉及，但並未深入肌理。
我要想看清另一個被遮蔽的世界，便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我是在高強度的壓力與緊張的」勞作」節奏中完成這本書的，如若本書有什麼錯漏之處，都是作者小滿的責任。
接下來是一些感謝的話。
感謝我的丈夫，他曾經是一名文字編輯。他逐一看了我所有的文稿，提出了意見，有些我遵循了，有些我反駁了。他陪著我一起去幫我媽媽打掃衛生，無數次在公園散步的時候一起討論如何進展下一步。用鏡頭記錄我們一家在深圳的生活。此外，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他承擔了很多家務勞動和家庭事務。他毫無怨言，把推進這本書的寫作，當作自己事業的一部分。我很幸運有這樣的隊友同行。
感謝我同在深圳的弟弟，他雖然是一個理工男，但面對文字時很認真。他詳細讀了兩遍文稿，分享了感受，提出了建議。有很多我們共同經歷的往事，他為我提供了更生動的細節補充。
沉默寡言的父親也讀了絕大部分文稿，分享了感受。
感謝我的編輯蘇本。作為一名素人作者，能遇到賞識自己的編輯是如此幸運。我在春天的北京見到了她。
我們之間聊天的句子，像春雨下，田裡的玉米苗一樣，不用經過刻意的排布，自然地冒了出來。我之前沒有多麼明確地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會有成長經歷跟我完全不同的人被我的寫作強烈吸引，而這個人並不是我在原有的圈子裡磨合出來的。她就像是夜空中的螢火蟲，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時而出現，發光，照亮一下我。她推薦了很多書給我，讀得越多，我就越對自己的寫作沒底。我能有的也就是認真地對待，儘量不辜負。
感謝我身邊有一幫一直在用不同形式創作的朋友們，他們鼓勵過我，給過我寫作建議：梁堅、蔣平、蘇靜、溫麗虹、吳呈傑、羅婷、陶琪、王附、張勃穎……
感謝豆瓣、「真實故事計劃」等平臺推薦」張小滿」早期並不成熟的文稿。我的編輯正是通過豆瓣找到我的。
感恩我有一份跟寫作互為補充和觀照的工作，它幫助我抵達更廣闊的世界，給予我物質保障，讓我更有力量。
張小滿是平行世界的另一個我，會一直行走在生活的河流裡，記錄和書寫。
最後，感謝媽媽。我想，我書裡的媽媽，身上也有很多人媽媽的影子。希望每個讀到這本書的人都多愛媽媽。
（這篇文章之所用」媽媽」這個稱呼來寫，是因為我感到伴隨著這本書的完成，我跟她的連線更緊密了。我日常中也是稱呼她為」媽媽」，喊出這兩個字，會讓我覺得是一種告白。）
張小滿
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