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1200年）夏，適逢金章宗完顏璟生日，南宋依照慣例派遣了一名叫趙善義的官員使金賀壽。這位賀金生辰使在歸途中因為外交禮儀的瑣事與金國隨員發生了口角，爭執不下時口不擇言，竟威脅要聯合蒙古夾攻金國：
爾方為蒙古部落所擾，何暇與我較？莫待要南朝舉兵夾攻耶！
自靖康之變（1127年）以來，武力威脅素來都是金人的專屬行為，沒承想這樣的話現今竟然出自南宋使節之口。趙善義雖然因為失言被免官，但「發洩的卻是南宋朝野久被壓抑的復仇情緒」。
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在宋高宗趙構與秦檜的主導之下，宋金雙方訂立「紹興和議」。從此，南宋政治進入秦檜專制期，也就是所謂的「紹興十二年體制」。在「紹興十二年體制」中，作為權相的秦檜雖更為奪目，但一切實則都來自宋高宗的授權，「宋高宗絕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個言聽計從而強幹有力的權相幫他打理和議體制確立前後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擊異見的勢力，壓制非議的輿論，（這些）都由他去畫策執行，成則‘聖意’獨斷，敗則宰相代罪」。
秦檜時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為了維護「紹興和議」體制這一「最大政治資產」，「以暴力徹底鎮壓、排除反對勢力」。所謂反對勢力，既包括以岳飛為代表的抗金武將集團，也涵蓋了更廣義的主戰派。挑戰「紹興和議」，即是挑戰秦檜專權，政見不合與權力之爭相互纏繞，彼此牽拽。
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居相位長達十九年的秦檜去世，在文字獄整肅中噤若寒蟬的主戰派重獲生機。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五月，宋孝宗趙昚繞開太上皇趙構與主和派大臣，對金國不宣而戰，史稱「隆興北伐」。北伐僅歷時十八天，便以宋軍的「符離之潰」而慘淡收場。
「符離之潰」後，南宋雖被迫簽下「隆興和議」，與金人保持了四十餘年的和平，但復仇與收復的傾向卻漸有壓倒主和之勢，成為南宋朝野的主流政治思潮。
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韓侂冑罷黜政敵趙汝愚，總攬南宋軍政大權。為了挽回因慶元黨禁而失去的人望，《宋史·韓侂冑傳》記載，有人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於是韓侂冑以主戰派領袖自居，宋寧宗納其議，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奪秦檜王爵，崇嶽貶秦，韓侂冑不斷在朝野營造北伐的輿論基礎。韓侂冑的所謂主戰自然有政治投機與操縱輿論之嫌，但也的確契合了當時的深層社會心理，得到了陸游和辛棄疾這兩位北伐意見領袖的某種支援，陸游甚至還曾寫詩「身際風雲手扶日，異姓真王功第一」，為韓侂冑祝壽。
正是在此種狂熱主戰的社會氣氛下，才有了賀金生辰使趙善義的「大言不慚」。
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四月，北伐大軍分東、中、西三路攻向金國，拉開了開禧北伐的帷幕。不宣而戰造成的突然性，讓宋軍在戰爭初期手風極順，連連攻城拔寨，特別是勇將畢再遇僅帶了八十七人就一舉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訊息傳來，韓侂冑感覺收復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請宋寧宗於次月下詔北伐，正式對金宣戰。宣戰詔書一開篇就氣勢逼人：「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行文中還大有傳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
不過，這次開禧北伐的所有好運和豪情似乎都留在了前兩個月。幾乎就是在宋寧宗的北伐詔書頒佈之後，敗訊便如雪花一樣向臨安飛來。
開禧北伐之敗自然與韓侂冑的亂政有關，從一開始，他的收復大計便動機不純。因動機不純導致戰備不足，精力多花在輿論準備之上，真正的戰備時間不足三年；因動機不純導致輕敵，韓侂冑一黨深信金國亂亡在即，金軍不堪一擊，即使宋軍準備不足，北伐勝利也是唾手可得；因動機不純導致用人失當，韓侂冑一心想獨佔收復之功，看重的多是跟著他高喊北伐口號的逢迎之輩，反倒是辛棄疾這樣的知兵之人被刻意晾在一邊。
不過，從根本上來說，開禧北伐之敗可能還是緣於南宋實力不足。當時金國處於金章宗的統治末期，儘管國勢不振，但金章宗在位期間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國力的底子還在，人口數量正處於巔峰，「不戰自亂」只是南宋文人的幻想罷了。在軍力方面，金軍固然不再是那支當年「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的蓋世強軍，但此時還未經蒙古大軍的摧殘，主力尚存，完顏宗室也還有一批名將在世。
而在南宋這邊，即使是像辛棄疾這樣的激進主戰派，對倉促開戰也不以為然。辛棄疾對北伐的時間有「更須二十年」的說法，他的政治主張與其說是儘快北伐，不如說是希望朝廷臥薪嚐膽，儘早做好包括練兵、情報、財政等方面的戰爭準備，而不要得過且過，因循苟且。開禧元年（1205年），也就是北伐前一年，辛棄疾還寫下了著名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借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的北伐慘敗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擔憂：「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宋金長期對峙背後可能是一種地緣政治的均勢狀態。《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一書深刻地寫道：
金人入主中原以後，雙方隨著「時移事久，人情習故」，已與南宋在地緣政治上形成了一種勢均力敵的抗衡態勢，誰也吃不掉誰。從紹興末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中經隆興北伐，直至開禧北伐，不論率先發動戰爭的是宋還是金，從來都沒能如願以償過，其間地緣政治的綜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韓侂冑遇刺身亡。這固然是一場帶有偶然性的宮廷政變：史彌遠結盟楊皇后，揹著宋寧宗才暗殺了韓侂冑。但是，當時韓侂冑已有不得不死之勢。在前線戰事不利，主和派重新佔據上風的情況下，朝中眾臣普遍認為開戰元兇韓侂冑已經成了對金求和的絆腳石。代表性說法是《宋史·林大中傳》中說的，「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而在金人那邊，據《宋史紀事本末》記載，也將「獻首禍之臣」當作議和的先決條件之一。
韓侂冑身亡之後，其首級最終竟真的到了金人手裡。金章宗為此還祭告天地，舉行了盛大的獻首儀式，禮畢將韓侂冑首級懸掛於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熱鬧的百姓觀瞻，之後還將其製成標本藏入軍器庫。
周密曾在《齊東野語》中為奸相韓侂冑抱不平：
身隕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
嚴格說來，韓侂冑算不上什麼大奸大惡之人，至少無法與秦檜相比，他縱然以一己之私輕舉妄動，喪師辱國，但非要說他在道德上有多麼不堪，或許有些「欲加之奸」了。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彌遠的一力主導下，宋金簽署了「嘉定和議」。「嘉定和議」雖素有屈辱之說，宋金的關係由「侄叔」降格為「侄伯」，但其實也就是歲幣加了十萬兩，絹加了十萬匹而已，金軍收了銀三百萬兩的「贖地費」之後將新佔之地還給了南宋，宋金邊界維持戰前原狀。
「嘉定和議」簽訂後次月，史彌遠升任右丞相，成為繼秦檜和韓侂冑之後第三個南宋權相，在宋寧宗、宋理宗兩朝擅權長達二十六年，南宋政治進入「史彌遠時代」。
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春，幾乎就在臨安城中的韓侂冑揮師北伐之時，鐵木真正在蒙古高原的斡難河（今鄂嫩河）源頭召開忽裡勒臺大會。在大會上，鐵木真被推舉為「成吉思汗」，蒙古部落組合成一個即將征服四方的大蒙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