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開禧北伐十年前，南宋中樞就從多個渠道收到了蒙古崛起侵擾金國的軍情，這些情報雖內容不一，但主戰派如獲至寶，所謂「虜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魏了翁語，見《答館職策一道》）。韓侂冑下決心發動北伐的原因雖多，但蒙古擾金確是其中重要的一個誘因，以後見之明來看，韓侂冑的預見性並沒有錯，但有操之過急之失。
「嘉定和議」簽訂僅三年後，也就是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親自領軍大舉伐金，史稱「蒙金戰爭」。
蒙古大軍在蒙金戰爭的第一階段便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在當年八月的野狐嶺之戰中大敗金軍，號稱四十萬大軍的金軍全軍覆沒。這一數字雖很可能被誇大了，但金國無疑在此役喪失了唯一一支可以機動使用的野戰大兵團，《金史》評論野狐嶺之戰「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絕非誇大之語。
野狐嶺之戰後，蒙古騎兵長驅直入，直抵金國都城中都城下。
南宋使節餘嶸在金國境內一路北行時，恰巧遇見了從前方潰退下來的金軍敗卒。餘嶸見狀繼續北上，不僅想盡量接近雙方戰場打探軍情，也欲尋機與蒙古人建立直接聯絡，但前行不久就被金人攔下了。金人強令其折回，以免宋使目睹金軍「破敗俘執」之慘狀，有損國威。
餘嶸雖未酬所願，但還是掌握了大量蒙金戰爭的一手資訊。是年十月，餘嶸回到臨安，就向宋寧宗趙擴奏報了此行收集的蒙金軍情，敏銳地將蒙古比作崛興之初的金人，認為金國「有舊遼滅亡之勢」，建言宋寧宗即刻「備邊自治」，以應付時局之變。
金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完顏珣為避蒙古兵鋒，下詔遷都南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倉皇辭廟之中，金國大有亡在旦夕之勢。訊息傳來，驚愕失色的南宋中樞議論紛紜，大致分成了兩派。
一派以理學名臣真德秀為代表，主張對金強硬，索性斷交，罷停歲幣，將這筆錢用來整軍經武。一向持重的真德秀甚至提出乘金國疲敝之機，對金宣戰收復失地，所謂「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
另一派以淮西轉運判官喬行簡為首，主張不罷歲幣援金抗蒙，「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遣使予幣，可使為吾捍禦」。還有人極有預見性地指出，若不予歲幣，金人恐鋌而走險，對宋開戰。
這兩派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頗。金國固然是南宋地理上的屏障，但以蒙古壓倒性軍事優勢而言，金國敗亡只是時間問題。南宋「援金抗蒙」對金國國祚之延續並無實質性作用，不僅徒耗國力，而且可能激怒蒙古，促其滅宋；而對金斷交絕幣，最大的風險就如以上所說的：金人固然遠非蒙古對手，但攻宋可能還是有餘力的。
蒙古人在蒙金戰爭初期幾乎所向披靡，金國旋踵而亡似乎已成定局。但就在此時，蒙軍主力突然從蒙金前線撤走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由其全權指揮攻金。
而成吉思汗親率的蒙古軍主力則在滅西遼後，發動了世界史上著名的蒙古西征。其以十萬以上的兵力，歷時七年，一路打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喬治亞和亞塞拜然腹地，征服了中亞最強大的國家花剌子模，連帶消滅了對方的四十萬大軍。
那麼，成吉思汗留給木華黎多少人用來對付金國呢？乍一看也不少，有十萬人，但仔細端詳，這十萬人中正牌的蒙古軍只有寥寥一萬三千人，而其他都是汪古人、契丹人和漢人。
蒙古人戰略重心的轉移，給了奄奄一息的金國喘息之機，否則金國很可能在野狐嶺之戰後數年內亡國，而不是苟延殘喘到1234年。
但絕處逢生的金國剛緩過氣來，第一件事竟是出兵伐宋。金貞祐五年（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金宣宗下詔攻宋，西起大散關，東到淮水流域的漫長金宋邊界線上。在蒙金戰爭中毫無招架之功的金軍重拾英銳，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進攻。
此時金國事實上同時進行著三場戰爭。金大安二年（1210年），也就是蒙古攻金前一年，西夏遭蒙古進攻時，向金國求援被拒，特別是當時的金帝完顏永濟（死於政變，被稱作「衛紹王」）幸災樂禍，放話稱「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有事實盟友關係的兩國由此反目成仇。蒙古退兵之後，西夏憤然出兵攻金作為報復，這場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十三年，《金史·西夏傳》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