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軍的軍事威脅星離雨散，宋廷中的聯蒙攻金派頓失最大合法性。由此，「海上之盟」的歷史記憶重新佔據了宋人的心智，「蒙古威脅論」成為朝野間的共識。當時有位叫袁燮的朝臣指出：南宋應予高度重視的不是金國，而是蒙古，今之蒙古，正如女真初興之時，「方興之勢，精銳無敵，豈可不豫為之備」。
從歷史的後續發展來看，南宋對蒙古的戒備心理顯然是有先見之明。但問題是，宋廷除了對蒙外交轉趨冷淡，幾無其他應對之策，弊政不革，農政不修，兵備不講，邊防不固，在史彌遠的現實扭曲力場中，彷彿只要斷絕與蒙交往，蒙古的威脅就自動消失了。
南宋的確精準識別了蒙古崛起的大勢，卻消極以對，仍然沿襲著史彌遠時代以來的苟安政風。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寧宗趙擴駕崩，史彌遠擁立趙貴誠為新帝，改名趙昀，是為宋理宗。在史彌遠的操控之下，南宋對蒙外交賡續著冷處理之策。
成吉思汗至死都沒有放棄和宋的念頭。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據《元史·太祖本紀》，成吉思汗病逝前，留下了著名的「假道伐金」遺言：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
南宋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遣人使宋，其使命很可能是落實成吉思汗的遺言。但南宋甚至沒等蒙古使節到臨安，就匆匆打發其回府，顯然是拒絕了假道宋境之議。
既然「文借」不成，蒙古人索性「武借」。自窩闊臺接任蒙古大汗以來，蒙古人在金軍集三十萬重兵的關河防線上頓足不前，假道宋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成吉思汗去世那一年（1227年），蒙古人已先行預演過武借一幕。這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遣一支偏師，突入南宋的利州路（轄陝南、川北及隴南一部）。交戰之初措手不及的宋軍甚至不知道對手是誰就敗了。在這場蒙宋歷史上第一次正面軍事衝突中，宋軍幾無還手之力，利州路大片地區慘遭荼毒，史稱「丁亥之變」。
紹定四年（1231年）三月，成吉思汗四子、右路軍統帥拖雷親自帶兵長驅直入宋境，縱橫陝西、甘肅、四川和湖北大片土地，如入無人之地，「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五城被屠，「彌望數百里無炊煙」。還沒正式開打，僅僅是一個「假道」，南宋便已然潰不成軍，元氣大傷。宋軍與蒙軍在實力上的天淵之別，就以這樣鮮血淋漓的方式暴露在世人面前。
「假道」還為南宋留下了一個後患無窮的隱憂。蒙古人此役深入四川腹地，探悉了川中地理、防務等狀況，為日後大軍長驅入蜀創造了條件，「這正是宋蒙戰爭全面爆發後，蒙古以四川為進攻重點，並得以迅速打入四川內地的重要原因」。
紹定四年（1231年）十二月十七日，拖雷率蒙古軍泅渡漢水而北，全軍脫離宋境，完成了假道宋境的戰略大迂迴計劃。
《元史·睿宗傳》寫道，「寧不謂我師從天而下乎」，乍然出現在河南腹地的拖雷之師令金國陣腳大亂，金哀宗急調駐守潼關的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完顏陳和尚與黃河一線的武仙所部，共計二十萬大軍，緊急回援南京開封。紹定五年（1232年）正月，蒙古軍在三峰山之戰中殲滅十五萬金軍，「流血被道，資仗委積，金之精銳盡於此矣」。金軍苦心經營十八年的關河防線一朝被破，「自是金軍不能復振」。
金軍最後的精銳，凋謝在三峰山麓。
蒙古人經由宋境，踏過數十萬宋人的屍骨，此刻已無限接近數代宋朝精英念念在茲卻壯志未酬的滅金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