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山之戰後，正當金國危在旦夕之時，蒙古人又給了金人一個喘息之機。
紹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大汗窩闊臺突然率大軍北返，拖雷隨行。
窩闊臺為何放棄滅金率部北歸？史無明載，《元史·太宗本紀》甚至只用了九個字：「帝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因此，這歷來是一個聚訟紛紜的開放性話題。常規的解釋，比如：窩闊臺認為金國已命若懸絲，交給速不臺即可，不必親自動手；暑日將至，窩闊臺急於帶大軍北返避暑；糧草不繼，難以籌集足夠的軍需物資……
這些解釋都各有各的道理，彼此間也不衝突，它們或許都是原因之一，但還有一派觀點認為，「蒙軍主力北歸的真正原因，實與蒙古最高統治層內的權力鬥爭相關」。
所謂權力鬥爭，是指窩闊臺與拖雷的兄弟之爭。拖雷雖未即汗位，但作為成吉思汗的幼子，按照蒙古幼子守灶風俗和規矩，幼子可繼承父親的財產而守家帳，拖雷因此直接掌握了成吉思汗留下的六十多個千戶。
作為大蒙古國的頭號實力派，在成吉思汗逝世後的兩年內，拖雷實際上扮演著監國的角色，甚至有人認為，「窩闊臺兩年之內未能及時即大汗位，拖雷及其所掌握的大批軍隊應是主要障礙」。
在兄弟之爭的視角下，軍功不彰的窩闊臺本想借親征滅金，樹立個人權威，以抗衡拖雷在帝國內的影響力。誰料千里大迂迴的拖雷未按原計劃與大汗會師，據《元史·睿宗傳》，拖雷以「機不可失，彼脫入城，未易圖也。況大敵在前，敢以遺君父乎」為由，獨自以劣勢兵力在三峰山擊破金軍，為自己煊赫的軍事履歷又添一奇功。
《元史·睿宗傳》記載，戰後，窩闊臺盛讚拖雷：「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按照以上邏輯，窩闊臺此言不僅是違心的，而且對拖雷的搶功心存忌憚。若此時滅金，當以拖雷戰功為最，為防止拖雷功高蓋己，窩闊臺才臨時決定留偏師圍攻汴京，親率主力攜拖雷北歸。
之後的歷史發展也部分印證了兄弟相爭之說的合理性。窩闊臺北返後不久，拖雷便神秘暴死於途中。
拖雷之死所引發的爭議甚至還要大於窩闊臺北歸。按照《元史·睿宗傳》的正統說法，先是窩闊臺途中患重病，出於兄弟情分，「拖雷禱於天地，請以身代之，又取巫覡祓除釁滌之水飲焉」，數日之後，窩闊臺病好了，拖雷卻「遇疾而薨」。
窩闊臺患病、拖雷飲下巫咒之水、拖雷病逝，這三件事之間當然有可能並無緊密聯絡，一切都系偶然，完美地符合史官兄友弟恭的儒家價值觀敘事偏好。
但在種種偶然和反常背後，看似有陰謀論之嫌的兄弟相爭邏輯很可能才是真相本身，「窩闊臺為消除隱患，裝病下毒，謀害了拖雷」。至於窩闊臺為何要以巫咒之水殺弟，答案可能是，「採取任何公開行動都將使窩闊臺遭受譴責與反對，引起宮廷混亂。故窩闊臺通過裝神弄鬼，迫使拖雷飲下毒水，且又藉助迷信，宣揚拖雷替兄獻身精神，以平息拖雷家屬、部屬的不滿情緒」。
恰巧，替兄獻身的敘事契合了史官修《元史》的儒家價值觀偏好。拖雷就這樣在多方共謀中完美地「病死」了。
窩闊臺北返與拖雷之死，固然是蒙古宮廷政治的內部事務，但其影響卻波及南宋。
蒙軍主力北返後，蒙古自忖獨力滅金力有不逮，又動起了聯宋滅金的念頭，於紹定六年（1233年）六月遣使至襄陽，希望南宋出兵助糧，進攻此時已播遷蔡州的金哀宗。一種有爭議的說法是，蒙古當時允諾滅金後兩國劃河而治，黃河以南之地歸南宋，這自然也包括北宋舊都汴梁。由於有求於宋，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九記載，蒙古使節的姿態近乎伏低做小，「今北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雲敵使，而實非真敵也」。
茲事體大，史彌遠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將蒙古來使一事上報臨安，南宋中樞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者雖言辭痛切，卻了無新意，仍是「宣和海上之盟不可不鑑」這一套。而包括史嵩之在內的多數朝臣還是主張與蒙古結盟滅金，收復河南失地。無論持何種觀點，南宋君臣都明白，金之滅亡已成定局，無非就是宋軍要不要參戰並從中漁利，出兵的重點不是滅金，而是「和蒙」。
蒙古來使同月（六月）得到臨安方面的允准之後，史嵩之遣鄒伸之等六人陪蒙古使團入蒙報聘。次年（1234年）二月，窩闊臺在草原行帳親自接見了南宋來使。
金哀宗得知蒙宋結盟的訊息之後，「驚悸無人色」。金天興二年（紹定六年，1233年）八月，心存幻想的金哀宗遣使至宋，《金史·哀宗本紀》記載他臨行前叮囑使臣一定要把「唇亡齒寒」的道理帶給宋理宗：
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金哀宗帶去的話不可謂沒有道理，但太遲了，幾年前的金宣宗南伐已然摧毀了金宋兩國間最後一點戰略互信，而金國亡國又在旦夕之間，對南宋已無任何利用價值，金哀宗這些大道理又豈能挽回聯蒙之志已決的宋廷？
對宋人而言更不可思議的是，金哀宗直到此刻還不忘擺出昔日的「上國」倨傲之態，明明是乞和，卻出言不遜，「宋人負朕深矣」，竟然還提出「借糧」一百萬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