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也就是南宋應約出兵攻蔡州的同月，前後把持朝綱長達二十六年的史彌遠去世，沒有等到太廟祭告滅金的高光時刻。
這份榮耀由宋理宗一人獨享。自嘉定十七年（1224年）登基以來，趙昀委政於史彌遠，垂拱而治，潛光隱耀九年，而今，趙昀終於等到了飛龍在天的一刻，《宋史·鄭清之傳》所謂「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
宋理宗親政後，大有重新整理政治，澄清天下之志，下詔次年改元「端平」，以示與民更始，針對史彌遠時代的弊政開啟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史稱「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一開始，朝中便充斥著清算史彌遠的聲音。但宋理宗大體上算是一個厚道人，對史彌遠的擁立之功始終心存感念，不忍下手，「上以其定策功，終始保全之」，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給史彌遠定性。
宋理宗甚至連史彌遠去世前安排的右相接班人鄭清之都沒換掉，只是貶斥了史彌遠最聲名狼藉的幾位黨羽，就適可而止，還讓鄭清之成為端平更化的主持者之一。
端平更化最孚眾望的是，宋理宗部分出於個人對理學的尊崇，召還了真德秀、魏了翁、杜範、遊似等一批理學名臣，一時間眾正盈朝，時人贊為「小元祐」，將之與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等舊黨當政的「元祐更化」並稱。
但宋理宗此時的關注點不僅僅在內政的「更化」上，金之覆亡激發了他的「收復」之志，這位剛親政的青年皇帝心中充滿了建立蓋世之功的雄心，一如當年的宋神宗。
金亡後短短數月間，宋廷先後三次遣使赴西京洛陽附近的鞏縣拜詣祭掃祖宗皇陵，「如此頻繁的相同活動，一方面說明宋廷急於‘恢復’故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透露宋廷對三京地區正在進行軍事偵察，醞釀著一次新的軍事行動」。
宋理宗對朝臣大打感情牌：
朕惟國家南渡之後，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同此情。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宋理宗下令在朝百官「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又令「在外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由此宋廷上下和戰之說並起，聚訟盈庭，莫衷一是。有學者認為，至遲到此時，宋廷已在謀劃收復河南的軍事行動了。
從太廟祭告滅金到三次謁陵，君王的主戰訊號已經釋放得這麼明晰，朝臣自然心領神會。
主戰派的代表人物是身為邊帥的趙範、趙葵兄弟，他們是名將趙方之子。紹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理宗親政之初曾分別召趙氏兄弟御前奏對。那時他們還沒有什麼主戰傾向，《宋史全文》卷三十二記載，趙範大談「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主張對蒙施行羈縻之策；趙葵更是明確提出和蒙，「今邊事未強，軍政未備，只得且與之和」。
但半年未過，這對兄弟就搖身一變，成為主戰派。其主因自然是逢迎宋理宗豐沛的收復之志，也另有邀功的私心作祟，「趙氏兄弟見史嵩之、孟珙獲蔡州大捷，分外眼紅，故想再立新功，躍躍欲試」。
再加上，趙氏兄弟也算知兵之人。紹定四年（1231年），趙氏兄弟擊殺投降蒙古的兩淮地方軍閥李全，傲睨得志之餘，連帶著對蒙軍的戰力也不以為意起來，頗有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之輕狂。
主戰派雖用心不純，但出兵之議並非全然乖謬悖理。除了收復中原這種拿來壓人的方向性原因，主戰派也提出了兩個切實的出兵理由。其一，蒙古滅金之後，師老兵疲，對慘遭戰爭荼毒的蕪城也缺乏據守興趣，塔察兒率軍北渡黃河，中原軍力空虛，這是難得的時間視窗，主戰派甚至幻想可以不戰而取河南。其二，金國降人向趙範、趙葵兄弟獻計，南宋「非扼險無以為國」，金人守黃河，據潼關，在關河防線抵禦蒙古人十餘年，南宋自可效仿。
雖立場不盡相同，但南宋大部分臣僚其實都反對出兵，認為南宋的國力、軍力都不足以對蒙開戰，當務之急是改革弊政，增強國力，切不可輕舉妄動。《宋史·李宗勉傳》記載，監察御史李宗勉認為，眼下大宋「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宋史·真德秀傳》中理學大師真德秀則乾脆質疑起「收復」的合法性：「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
還有大臣試圖以諷喻點醒宋理宗。太常少卿徐僑穿著一身破舊衣服進宮，宋理宗震驚於他的清貧，誰料徐僑反唇相譏：「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宋理宗愕然：「朕何為貧？」徐僑順勢說了一大段南宋和宋理宗面臨的各項重大危機：權幸用事、將帥非材、天災不斷、盜賊並起、帑藏空虛、軍餉剋扣……意在勸諫宋理宗固本為先，用兵莫操之過急。
這場有關「大宋往何處去」的國是之爭，最終以主戰派得勢而告終。主戰派勝利的背後，除了宋理宗收復之志甚篤，宰相鄭清之的支援也不容小覷。
鄭清之主戰可能有三個原因：其一，得到了宋理宗的授意；其二，作為史彌遠的「餘黨」，鄭清之更需要邊功來鞏固自身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其三，鄭清之早年曾受趙方所託，當過趙範、趙葵兄弟的老師，大詩人劉克莊曾語帶譏諷地評價鄭清之師生，稱他們「鳴劍抵掌，坐談關河，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均為紙上談兵之輩。
後世在為宋軍出師尋找正當性時，曾有一個看似義正詞嚴的說法：蒙宋結盟時，蒙古曾許諾滅金後將河南之地歸還南宋，但戰後背約，因此南宋才武力履約。這一說法的根據是《宋季三朝政要》中的記載。
但很多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專力元史的陳高華先生就明確指出，「並不存在蒙古答應歸河南地而後來背約之事」。最有力的證據在於，「遍觀當時南宋臣僚有關奏議與朝廷詔令、制誥等，竟然都未見有記載」。
尤其是宋理宗的出師檄文，「作為此役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宮廷文書，對‘蒙古背約’或‘南宋如約’出兵之事，在理應申明的地方，卻隻字沒有提及，而是講了另外兩條理由」，可見此說「連宋廷自身也沒有承認，也不去宣傳和張揚」。
無論主戰派宣陳再多的國仇家恨和宏大戰略，說千道萬，其實他們最根本的失策在於高估了宋軍的戰鬥力。
再多的情懷，再多的謀劃，在蒙軍武力的絕對優勢面前，都將化為烏有。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南宋中樞最終下了進軍中原的決心，史稱「端平入洛」。所謂入洛，更淺近的表述應當是三京之役，即收復東京開封府（汴梁）、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
然而，如此規模宏大的收復失地目標，宋廷僅僅動員了兩淮方面的六萬軍隊，且基本都是步卒。憑這點兵力就想收復三京，席捲中原，近乎痴人說夢，端平入洛從一開始便帶有決策上的先天不足。
宋軍要知道，按照參知政事（可理解為副宰相）喬行簡戰前的質疑，宋軍沒有二三十萬精銳，不足以言戰。《宋史·喬行簡傳》載：
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鬥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
在聯蒙滅金之役中，直接參戰的為孟珙統領的京湖制置司精銳，聽命於該戰區的最高官員史嵩之。端平入洛軍興之前，宋理宗和鄭清之本計劃令史嵩之在京湖方向出兵呼應，與兩淮之「協謀掎角」。但史嵩之堅決抵制開戰，《宋史·史嵩之傳》記載，他上書六條，「力陳非計」。宋理宗君臣只得退而求其次，轉而詔令史嵩之負責為入洛籌劃糧餉，誰料史嵩之仍然油鹽不進，以荊襄疲敝為由推卻，「荊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徵調既繁，夫豈堪命」，甚至向宋理宗放了反對入洛的狠話，「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擺出「我不遵旨任憑處置」的強項姿態。
史嵩之為何如此反對入洛，原因未明，但京湖軍畢竟與蒙古人在蔡州城下並肩作戰過，對蒙軍的戰鬥力有最深切的瞭解，這很可能會影響史嵩之的戰和判斷。無論原因如何，由於史嵩之反對入洛，作為下屬的孟珙自然很難帶兵參戰了。就這樣，宋軍大舉進兵中原時，他們不僅少了一支參與滅金的精銳軍團，更缺了一位宋軍軍神。
鄭清之也想督促四川制置使趙彥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但趙彥吶也如史嵩之一樣抗命不遵。鄭清之規劃中的兩淮、京湖和四川三路宋軍齊出，最終只有六萬餘淮軍參戰。
六月十二日，宋軍正式出師。參與「三京之役」的宋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趙葵率領的五萬主力，由泗州（今江蘇盱眙西北）渡淮北上；另一部分是由全子才率領的一萬餘淮西軍，由廬州（今安徽合肥）北上。宋軍此次軍事行動看似規模浩大，其實起初參戰的也就全子才這寥寥一萬多人，而這支部隊承擔的軍事任務卻過於宏大：直取汴京。
宋軍開局進展異常順利，甚至超越了主戰派的樂觀預期。從廬州到開封，全子才軍一路幾乎未遭遇任何像樣的抵抗，蒙軍似乎望風而逃。宋軍此時最大的阻礙並不是什麼蒙古鐵騎，而是蒙古人造成黃河南岸決堤，宋軍在一片澤國中行軍苦不堪言，據《齊東野語》記載，「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
六月底，全子才率軍收復了宋太祖的龍興之地南京應天府（商丘）。七月初二，全子才所部已抵達了汴梁東郊外。正當宋軍準備攻城時，汴梁城內發生兵變，蒙軍主帥崔立被殺，亂軍以城來獻。七月初五，宋軍兵不血刃就光復汴梁，成就了岳飛終其一生都沒有達成的偉業。
此時，距離靖康之變（1127年）已有一百零七年，大宋王師終於再度踏入舊都。但全子才軍看到的蕪城卻與《清明上河圖》中的那個汴京大相徑庭，四顧蕭條，寒水自碧，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昔日的繁盛帝都僅餘居民一千多戶、守軍六百餘人，只有大相國寺和原北宋宮禁「不動而已」。
七月二十日，趙葵才帶著五萬宋軍主力，趕到汴京與全子才會師。趙葵一到汴京，就指責全子才按兵不動，沒有乘勝進攻洛陽：「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