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子才是有苦衷的。蒙古人在北撤時基本執行的是堅壁清野戰略，留給宋軍的都是無儲糧的空城，而決堤洩洪又幾乎令宋軍的後勤糧運陷入癱瘓，故宋軍一進入汴京就墮入缺糧的窘境。
趙葵建功心切，不顧全子才和部將的勸阻，決意冒著斷糧的風險進軍洛陽。為了緩解缺糧困境，趙葵想出了一個梯次進軍的法子：徐敏子率前鋒部隊一萬三千人先行，楊義率第二梯隊一萬五千人隨後出發，其他人待糧食到了再進軍。儘管趙葵已盡力將軍糧優先供給前鋒部隊，但也只夠五日使用。
七月二十一日，趙葵到汴梁的第二天，即令徐敏子率軍西進洛陽。為節省軍糧，宋軍將五日口糧分作七日食，勉強西行。二十六日晚，兩百名宋軍抵達洛陽城外，本想趁夜擇機偷襲，但潛入城後才發現蒙軍早已撤出城外。二十八日，徐敏子率主力一萬三千人入城，正式光復了西京洛陽。就這樣，宋軍又取得了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至此，三京盡入宋軍彀中。
從六月十二日出師到七月二十八日光復洛陽，宋軍僅用了短短四十餘天，未經大戰，長驅直入，便建下了令人目眩的不世之功。
趙葵迅速向臨安發出了捷報，但新勝的宋軍隨即陷入了危機。收復洛陽次日，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徐敏子所部糧盡，洛陽無糧可就，宋軍只得採野草和麵做餅而食。
更大的危機潛伏在城外。二十九日當天，楊義率領第二梯隊一萬五千人抵達洛陽城東三十里的龍門鎮，正在休整，遭遇了蒙古騎兵的奇襲。宋軍自開戰以來要麼所向披靡，要麼不戰而勝，心態極其懈弛，甚至並未立哨設諜，倉促無備，一觸即潰，大部分人在潰逃中溺死於洛水，只有主將楊義帶著少數殘部倉皇逃入洛陽城。
蒙古騎兵當然不是神兵天降，他們對宋軍的缺糧與分兵瞭如指掌，在入洛的必經之路龍門設伏已久，故意放宋軍第一梯隊入城，再突襲第二梯隊，以各個擊破，分割包圍。
南宋誓師北伐後，蒙古軍隊雖主動撤往黃河以北，卻在三京一帶密佈哨騎，時刻監視宋軍的一舉一動，不戰自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動示弱、誘敵深入之舉。當宋軍挾新勝於汴京與洛陽額手稱慶時，蒙古人正秘密南渡黃河，張網設伏，只待宋軍自投羅網，再作雷霆一擊。
龍門之戰後，宋軍第二梯隊幾乎全軍盡沒，只剩下洛陽城中徐敏子一支孤軍。
蒙古軍兵臨城下，徐敏子所部外無援、內無糧，困守洛陽等於坐以待斃，遂於八月初一棄城突圍。宋軍東渡洛水，起初尚能背水列陣，與蒙軍相持，屢次擊退對方的小規模進攻。次日，宋軍大陣雖在蒙軍的攻勢下巋然不動，但這支斷糧四日的孤軍已無心戀戰，徐敏子帶領全軍向南突圍。蒙軍見久攻不下的宋軍大陣自我瓦解，果斷下令追擊。蒙古騎兵對密集結陣的宋軍步兵固然無可奈何，但追殺行軍中的步兵卻是遊刃有餘，宋軍起先的有序撤退很快演變為土崩瓦解。蒙軍追亡逐北百餘里，宋軍競相馳逃，死傷十之八九。
徐敏子中流矢差點喪命，戰馬死於亂軍。他徒步從小路僥倖逃出生天，南逃沿途收潰兵三百餘人，吃了兩天桑葉、七天梨蕨，於八月十一日才狼狽退至南宋境內。
此時，趙葵和全子才仍身在汴京，當洛陽兵潰的敗訊傳來，兩位中興名帥當即定計「班師」，當晚下令士卒整理行裝，次日凌晨全軍撤出汴京。宋軍在逃亡中丟魂喪膽，連蒙古人的影子都沒見到，後軍竟在風聲鶴唳中潰散，將全部輜重遺棄在了中原。
至此，為期兩個月的端平入洛以陣亡三萬之眾的沉重代價慘淡收場。此時，臨安還沉浸於光復三京的迷夢之中，忙於論功行賞，委任官員，殊不知收復失地已成黃粱一夢。
宋人周密在《齊東野語》中對此役持論較為公允：
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合，未為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
不過，端平入洛幾乎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趙葵和全子才固然狂妄輕敵、貪功冒進，京湖軍和川軍固然未及參戰，軍神孟珙固然不在場，但「宋軍於洛陽所遇之敵，並非蒙軍主力，人數也不多，只是蒙軍的偏師遊騎而已，但宋軍已不能抵禦了」。對此，時人其實也瞭然於胸，詩人劉克莊說宋軍是「重兵潰於遊騎」。大臣李鳴復說得更為沉鬱：「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酋將佐，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
蒙古人就是憑藉這支可能主要由金末北方漢族人武裝構成的偏師，先於蔡州滅金，繼而於洛陽重創南宋北伐之師。在蒙古軍主力不在場的情況下，大談什麼宋軍的戰術之失，進而渲染所謂的失去的勝利，無疑是自欺欺人了。
究其根柢，端平入洛之敗源於宋理宗好大喜功，主戰派逢君之惡，在「收復三京」這樣洋溢著政治正確的熱血口號面前，輕啟戰端，軍事乃至財政的考量都在決策中被選擇性忽略了。雖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但戰爭也有其自身的獨立執行規律，再正確的仗，終究還是得過實力這一關。
不過，哪怕端平入洛一無是處，它也不應承擔與其無關的歷史責任。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是，端平入洛導致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宋蒙戰爭，甚至被視為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彷彿沒有端平入洛，宋蒙就可以在長期和平中相安無事。
時人王埜的一番話頗具代表性：
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
清代大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的闡發則更進一步：
全子才、趙葵首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並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
端平入洛的確是宋蒙戰爭的序幕，將其視作導火索大概也沒錯。但是，從當時的地緣局勢來看，宋蒙「必有一戰」，有沒有入洛，蒙古大軍遲早都會大舉南侵。將戰禍甚至宋亡的原因推給端平入洛，並不公允。
這並不是推測。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宋軍尚在北進途中，蒙古大汗窩闊臺正在草原上召開諸王大會，首次明確提出了滅宋的戰略目標，並有御駕親征之意。《元史·塔思傳》記載：「先皇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如？」木華黎之孫塔思主動請纓：「臣雖駑鈍，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可見，攻宋本就是蒙古的既定國策，或早或晚而已。
在蒙古驟然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征服帝國的時代，南宋對蒙政策其實從來都不存在所謂的最優解。在蒙古冠絕古今的絕對實力面前，南宋的軍政轉圜空間其實相當有限，和、戰、守三策各有利弊，但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南宋的存亡大計。
只能說，端平入洛很可能是南宋的最差解，在連起碼的軍事和財政準備都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將收復希望全然寄託於蒙古人主動放棄三京。這哪裡是什麼北伐？分明是一場十賭九輸的軍事投機。
退一萬步說，即使蒙古人真的如宋理宗君臣所願，不戰而棄河南，再坐視宋軍師法金軍，從容重建關河防線，那南宋就真的山河無虞了嗎？
答案自然是可疑的。端平入洛前，大臣吳潛就曾詰問主戰派：「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堅忍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南宋或有十五萬兵，但戰鬥力豈能「百戰堅忍如金人」，因而也就談不上據關守河的「持久歲月」。更何況，當年金人的關河防線攔住的也只是蒙古偏師，拖雷率蒙軍主力一個「假道宋境」，關河防線就和馬奇諾防線一樣形同虛設。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南宋的相對最優解應該是閉境自守，趁蒙軍北撤之機整軍經武，增強財力、軍力，而不是像端平入洛那樣輕於一擲，自損國力。
但是，這一穩健政略卻因最需要耐心、堅忍和長期主義，而往往在政治實踐中異化為士大夫的空談義理、凌空蹈虛，繼而淪為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
入洛喪師後，主戰派自然失勢於朝堂，主守派推出了真德秀與魏了翁，希冀這兩位舉國交推的理學大師能夠挽狂瀾於既倒。真德秀入朝時，帶來的救世良方竟是他親撰的《大學衍義》；而魏了翁一見到宋理宗不是大談「明君子小人之辨」，就是「修身齊家」。對於如何處理社會危機、尋找救亡之道，理學家們束手無策。這就是所謂「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吧。
而曾經壯志凌雲的宋理宗，經此一役已是心灰意懶、萎靡不振，對蒙政策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由銳意進取轉為畏敵苟和。
但時至今日，蒙古人還願意和嗎？蒙古宰輔耶律楚材斥責宋使的一段話給未來四十餘年的宋蒙關係定了主基調：
你們只恃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在川蜀山城釣魚城，也聽得見蒙古人嗒嗒的馬蹄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