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生於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也就是成吉思汗攻陷金中都的那一年。
《元史·世祖本紀》記錄忽必烈的編年史事，最早從1244年開始：
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這一年，忽必烈三十歲。
《元朝名臣事略》記錄得更為翔實：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蹟，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
忽必烈得以瞭解唐太宗，乃至有意識地取法於唐太宗，很可能也是受到身邊文學之士的影響。在這一由儒家士大夫參與營建的「潛邸敘事」中，一方面忽必烈在政治生涯之初就被刻上了「重儒」的底色，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忽必烈有秦王李世民一樣的帝王之志。
1244年還是乃馬真皇后攝政時期，貴由尚未稱汗，連蒙哥都不是汗位角逐者，說作為皇室旁支的忽必烈就「思大有為於天下」，甚至有了天命之思，恐有後見之明式的夸誕之嫌。但對於忽必烈集結幕府一念乃受到唐太宗招致十八學士的啟發，這一說法應無異議。
忽必烈最早在漠北藩邸召見的「四方文學之士」倒不是儒生，而是當時的北方佛教領袖海雲法師。時間約在淳祐二年（1242年），早於公認的「幕府元年」——1244年。
有一種說法是，忽必烈日後大舉延攬人才可能是受到海雲的影響，海雲曾建議「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
1244年，海雲南返，法名子聰的佛門弟子劉秉忠仍留忽必烈藩邸，由此成為首位入幕之人。
據《元史·劉秉忠傳》記載：
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
也因此，劉秉忠深得忽必烈信任，「世祖大愛之」。在很早的時候，劉秉忠就開始給忽必烈灌輸「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中原價值觀。
作為「幕府第一人」，劉秉忠不僅「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且有薦人之能。在他的舉薦招攬下，忽必烈幕府如日方升。
淳祐七年（1247年），曾在金朝為官的張德輝加入幕府。《元史·張德輝傳》記載，張德輝入幕後，與忽必烈曾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問答。
忽必烈問：「有人說，遼因為信佛而亡，金因為好儒而亡，是這樣嗎？」張德輝應答：「遼人的事臣未能詳盡知曉，但金國末年之事可是親眼所見。宰臣中雖有一兩個儒臣，但其餘的都是世襲的武將，軍國大計也不讓儒臣參與。儒臣在金國官吏中大略只佔三十分之一，大多幹的還是一些整理文書、斷案理財的邊緣事務。」
張德輝最後扔出一句極有分量的話：「金國滅亡，自當有人承擔罪責，儒臣有什麼過錯？」
作為幕僚，張德輝通過了忽必烈的大考。但這又何嘗不是忽必烈對儒生、儒學、漢法的一次大考？一次對話的意義固然不能過分拔高，但忽必烈就是在這樣與士大夫儒生不斷地爭持與論辯中，逐漸建立起對漢法的認同感的。
但作為一個遠離統治核心的藩王，忽必烈對漢法有無好感，至多隻會影響他的一小塊封地，又能對大蒙古國產生什麼影響？
恐怕連忽必烈自己都沒想到，他「大有為於天下」的時機來得這麼快。
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長兄蒙哥即大汗位，拖雷家族一榮俱榮。沒多久，蒙哥便令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