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251年到1257年，忽必烈與蒙哥的政治蜜月期持續了六年。
蒙哥汗七年（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春，蒙哥派遣親信阿藍答兒和劉太平等人，南下鉤考忽必烈領地財賦，這也就是大蒙古國史上著名的「阿藍答兒鉤考」。所謂鉤考，本是一個財政審計的中性概念，但此次蒙哥及其勢力藉此發難，卻更像是一個藉口。對此，《元史·姚樞傳》用了八個字解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
所謂「得中土心」，按照國內歷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持蒙古本位主義的「保守派」與傾向漢化的忽必烈勢力積怨已久，「阿藍答兒鉤考」是保守派對以忽必烈為首的「漢法派」進行的一次徹底整肅，「實際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漢人治漢地的成績，並徹底瓦解他的勢力」。
蒙哥於價值觀上是站在保守派一邊的。據《元史·憲宗本紀》，蒙哥「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是一個蒙古本位主義者。
但蒙哥與忽必烈的矛盾很可能不僅僅侷限於價值觀層面，也附有鮮明的權力鬥爭色彩。《元史·趙良弼傳》就是這樣解釋事件起因的：「阿藍答兒當國，憚世祖（忽必烈）英武，讒於憲宗。」
「阿藍答兒鉤考」的考量可能大於所謂的「漢法派」與「保守派」之爭，未必是蒙哥特別針對忽必烈之舉。有西方學者指出，蒙哥即位後推行「集權化」改革，將諸王在封地的部分行政權力收歸中央，「旨在確保對外戰爭必需的資源以及中央—地方機構的效率和忠誠。對忽必烈漠南勢力的清算，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環，意在打壓後者愈來愈強烈的‘自治’傾向」。
對於權力鬥爭的訴求，保守派一方似乎也沒有過多掩飾。阿藍答兒找出了忽必烈的兩條罪狀：一是「中土諸侯民庶翕然歸心」，二是「王府諸臣擅權為奸利事」。
兩條罪狀指向一致：忽必烈在中原的威望與勢力已然對蒙哥造成了實質性威脅。
價值觀分歧與權力之爭相互纏繞，彼此牽拽，不必也無法分得太清楚。
阿藍答兒鉤考嚴重打擊了忽必烈勢力，元人蘇天爵所撰《元朝名臣事略》中描寫得極有現場感：「虐焰熏天，多迫人於死。」據說被折磨而死的，就多達二十餘人。
阿藍答兒非但沒有對忽必烈的近臣侍從網開一面，金蓮川幕府中人還成為鉤考的重點追查物件。忽必烈甚至親自掏錢，補上了一些欲加之罪的虧空。
正當忽必烈窘迫無計之時，曾獻韜晦之計和止殺之計的姚樞站了出來。姚樞勸解忽必烈：「大汗既是君主，也是哥哥；大王既是臣子，也是弟弟。這事沒辦法計較是非曲直，遠離大汗本就容易遭受禍端。當務之急，是主動將王妃和世子送到喀拉和林，作久居的打算，如此大汗對您的猜疑也就煙消雲散了。」
依姚樞之謀，忽必烈兩次向蒙哥請求覲見。蒙哥汗七年（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十二月，在得到蒙哥的允准後，忽必烈即飛馳而至蒙哥身邊。
兄弟二人的見面場景極為溫情脈脈，大概是先開懷暢飲，繼而抱頭痛哭，依《元史·姚樞傳》的說法是「皆泣下」。據說忽必烈還未及辯白，蒙哥就下令停止鉤考，撤銷鉤考局。
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略顯俗套的大團圓結局：蒙哥中了奸人的離間計，兄弟鬩牆，但與弟弟忽必烈相見後，血脈親情瞬間壓倒了權謀計算，兄弟和好如初。
但現實政治遠非如此單純，蒙哥也遠非感情用事之人。真實的情形是，蒙哥的確撤銷了鉤考局，但也罷去了忽必烈總領漠南的軍政大權。忽必烈羈留漠北，實際上淪為喪失實權的閒散王爺。
蒙哥念及兄弟之情自然是真情流露，但實際作用也就止於不加罪。至於阿藍答兒鉤考的主要目標，即徹底消除忽必烈對汗權的威脅，蒙哥的政治理性又豈會為一次見面所動搖？
阿藍答兒鉤考是忽必烈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看起來，他將永久閒散下去，再也回不到金蓮川。
命運或許存在某種限定，但自由意志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