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九年（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一日，距離鄂州（今武漢武昌）不遠的忽必烈聽說了哥哥蒙哥駕崩的訊息。
在前一年年底，忽必烈取代攻宋不利的塔察兒，成為新任東路軍主帥。忽必烈一掌軍，便又回到了他之前總領漠南時的政治風格，四處訪求漢人名士，諮謀攻宋方略。
問計中，忽必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思路：佔據荊襄，順流直下。
鄂州成為忽必烈在荊襄一帶選擇的戰略突破口。八月底，忽必烈率軍抵達長江北岸，江對面就是鄂州。
就在此時，蒙哥的死訊傳來，忽必烈必須立刻做出一個重大抉擇：是率軍北還，還是繼續進攻鄂州。
北返的好處顯而易見，儘快帶兵回去爭奪大汗之位。但《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忽必烈說了一句頗有些英雄氣的話：
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
此時沒有任何事比爭奪汗位更重要，但忽必烈也並非意氣用事。在這句漂亮話背後，可能有著更深的算計。據《史集》記載，忽必烈的親信及連襟霸突魯也說過相似的話：「我們率領了（多得）像螞蟻和蝗蟲般的（大）軍來到這裡，怎能因為謠傳便無所作為地回去呢？」
蒙哥之死自然不是「謠傳」，但「無所作為」卻干係重大。有一種解釋是，在合法性上佔下風的忽必烈若在此時匆忙北還，在忽裡勒臺大會上當選為大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不如按照大汗蒙哥制訂的作戰計劃，包圍鄂州。如此不僅可以表明忽必烈繼承前任大汗遺志的兄弟同心，也可以展現忽必烈勇於任事，為散佈於中原各地的蒙古各軍充當後衛屏藩之擔當，扭轉他在蒙古世界因行漢法及與大汗蒙哥不睦的輿論劣勢。
同時，忽必烈大軍距離編組成軍還不到一年，「若是此時北上，好不容易編成的軍隊可能又會四散各地，尤其漢人部隊更可謂一把‘雙刃劍’，一旦回到黃河北岸，誰都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同各自根據地的留守部隊聯合起來背叛忽必烈」，「因此，為了即將到來的汗位之爭，也為了當下的穩定，將大部隊控制在自己手中繼續南下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忽必烈進一步的算計可能是：儘快拿下鄂州乃至荊襄，確立對南宋的軍事優勢，再引兵北還也為時不晚。
畢竟，爭奪大汗之位固然需要軍事實力，但程式上仍是由忽裡勒臺大會推舉而定。如果一舉擊敗南宋，為大汗蒙哥完成了遺志，大仇得報，凱旋的忽必烈便眾望所歸，可威服忽裡勒臺大會。
但以上這些無比順滑的邏輯有賴於一個先決條件：儘快拿下鄂州。沒有這個大前提，一切宏圖都是鏡花水月。
如果忽必烈此次攻宋要打上三五年，那麼他不僅沒有所謂的戰功，軍事成就反倒是其減分項。事實上，一旦打成持久戰，哪怕佔據了戰場優勢，忽必烈也會很尷尬，忽裡勒臺大會可不會無止期地等他，競爭者也會抓住這個兩面夾攻的機會。
說得更直白點：如果能拿下鄂州，那麼繼續打對忽必烈爭位就是有幫助的；如果拿不下鄂州，就有大麻煩了。
利弊很清晰，關鍵在鄂州。這是一場賭博。
但忽必烈似乎勝券在握，並沒有把鄂州放在眼裡。只要儘快拿下鄂州，他離大汗之位就又近了一大步。
在鄂州，忽必烈與賈似道狹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