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九年（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初四黎明，蒙古軍集結於長江北岸準備渡江時，風雨大作，天昏地暗，「諸將皆以為不可渡」。除了天氣原因，蒙軍將領可能對在長江天塹遭遇南宋水軍仍有畏懼心理。
忽必烈不以為然。此時，曾追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董文炳主動站出來請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忽必烈聞之大喜，便命諸將揚旗伐鼓，強令全軍冒風雨搶渡長江，三道並進，相約先達南岸者，舉烽火為應。
據《元史·世祖本紀》，蒙軍渡江時，「天為開霽」，這或許是個巧合，但軍隊士氣卻往往因此類「神蹟」而為之一振。據《史集》記載，為了讓迷信的蒙古將士安心渡江，軍中還特意給士兵配備了「護身符」。
蒙軍先鋒正是董文炳，他親率兩個弟弟，及近百名「敢死士」，「載艨艟鼓棹疾趨，叫呼畢奮」。
對岸的南宋軍隊據說有十萬之多，艦船兩千艘。但在這場鄂州之戰的前哨水戰中，南宋水軍似乎是一觸即潰，三戰三敗，被繳獲的大型艦船就有二十艘，呂文德的弟弟呂文信也當場戰死。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蒙古水軍似乎直到襄陽之戰時才具備了與南宋水軍分庭抗禮的實力。但從鄂州水戰可以看出，南宋水軍的總體實力相對蒙古水軍儘管還佔據著甚或明顯的優勢，但在一些區域性戰場上，蒙古水軍已有制勝之能，鄂州渡江如此，此前史天澤指揮的川江水戰也如此。
被寄予厚望的南宋長江防線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被突破了。
戰局如此順利，可能連堅持渡江的忽必烈都沒有想到。聽聞捷報，忽必烈扶鞍起立，豎鞭仰指，大呼「天也！」而後躊躇滿志地下令：兵不解甲，乘勝圍城。
可以理解忽必烈的意氣揚揚，連長江防線和南宋水軍都不堪一擊，鄂州孤城又怎能擋得住蒙古大軍的雷霆一擊？要知道，此時的蒙古軍隊，不但有橫掃天下的鐵騎，而且正日趨成為一支步炮騎皆備的複合軍隊。
九月初八，忽必烈進抵鄂州，次日即完成了對鄂州城的圍困。
九月十一日，賈似道上表朝廷，報告了長江防線崩潰的敗報，朝野一片譁然。
九月十九日，宋理宗下「罪己詔」，但這更多是故作姿態，又怎可能真的讓皇帝擔責？
真正被丟擲來擔責的是傳說中有「藍色鬼貌」的右相丁大全。在奸相頻出的南宋時代，丁大全宣告不顯，也算不上由秦檜領銜的所謂四大奸相之一，但從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來看，他被指摘為奸臣倒也沒有冤枉他。
丁大全得勢時，曾遭以陳宜中為首的六名血氣方剛的太學生聯名上書攻訐，六人雖遭發配流放，卻被士林稱讚為「寶祐六君子」。
十月初一，宋理宗罷去丁大全相位。此時，這位權相也就當政一年多而已。
但丁大全奸佞也好，無能也罷，他真的有資格對兵敗負全責嗎？
丁大全罷相前後，朝中對他的彈劾基本都是道德指向的，諸如「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奸回險狡，狠毒貪殘」，要麼就是誇大其詞地批判他「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但丁大全在長江防線的崩潰中究竟有什麼具體的決策失誤，卻無人說得出，至多也就是有爭議的隱匿敗報。
當然，右相丁大全作為首席丞相（南宋與唐一樣，右相實權通常高於左相），對兵敗要負領導責任，但「擊斃」蒙哥的潑天之功，是否也應如此？
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沒有比丁大全更適合揹負兵敗罪責的人了，難不成還真要問責宋理宗？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接替丁大全？
宋理宗相中了主持援蜀的賈似道，拜其為右相的同時，將抗蒙兵事盡付於他，令其督師援鄂。可以說，此時南宋國運已盡繫於賈似道一人。
賈似道集南宋軍政大權於一身，卻受任於危急存亡之秋。蒙哥之死對蒙古帝國的負面影響還未及展現，作為宗王的忽必烈似乎是更危險的敵人，忽必烈攻佔鄂州順江直下對南宋而言是亡國級的風險。
更棘手的是，此前進軍受阻被迫撤軍的蒙古南路軍也有了大動作。八月初，也就是忽必烈揮師南下的同時，兀良合臺率南路軍自雲南再度攻入廣西，十月再經由廣西成功突入湖南境內。為呼應兀良合臺，忽必烈遣偏師攻入江西，意圖實現兩軍會師。
戰火綿延湖北、湖南、廣西、江西四省，作為行在的臨安不僅要面臨忽必烈率水軍順江東下的威脅，且蒙古騎兵自湖南、江西一線這個「柔軟的下腹部」突入浙江，兵臨城下，似乎也為時不遠。
無怪乎，此時宋朝中樞甚至出現了「遷都」之議。
宋理宗的親信內侍董宋臣鼓吹遷都四明（今浙江寧海），多數大臣都不敢非議。素有忠直之名的左丞相吳潛也支援遷都之議，自請為宋理宗死守臨安。
此時，一名年僅二十三歲的中低層文官挺身而出。《宋史·文天祥傳》寫年輕的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三年前，二十歲的他被宋理宗欽點為狀元，主考官王應麟恭賀宋理宗「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節度判官是文天祥仕途的第一站，但他此時就已展現出日後的耿直與鋒芒，慨言上疏「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
宋理宗當然沒有理會文天祥的建議，但還是擱置了遷都之議。除了皇后謝道清「以安人心」的勸諫，還有一個原因多少有些荒誕：吳潛自請死守引發了內廷的猜忌，宋理宗懷疑吳潛正走上北宋末年丞相張邦昌之路，留守時被蒙古人扶植為傀儡皇帝。
宋理宗以一個荒唐的理由，做了一個正確的決策。
對於遷都，賈似道似乎沒有明確態度，但賈似道此時的政治形象無疑是一名主戰派。
對於南宋當前危機四伏的軍事困局，有可能破局的只有賈似道：只要在鄂州城下挫敗了忽必烈的兵鋒，則滿盤皆活。但這又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