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元史·世祖本紀》，圍鄂之初，忽必烈對宋軍和賈似道都頗為輕視，輕信「賈似道率兵救鄂，事起倉卒，皆非精銳」，認定拿下鄂州不過旬日之間。
但出乎忽必烈意料的是，鄂州守軍智勇皆備，又是堅壁清野，又是以緩兵之計騙得蒙軍撤圍數日；蒙軍主力撤出四川令援蜀的呂文德騰出手來，率軍於九月中旬突入鄂州，之後勇將高達也率援軍入鄂。
賈似道以其權位之重，調遣起各路援軍如臂使指。僅從這個層面出發，宋廷用賈似道已然用對了。
十月，賈似道進入鄂州，總領援鄂各軍。
關於賈似道在鄂州的表現，時人曾有「公自荊疾馳，拒守漢鄂，身當百萬師，晝夜死戰百餘日」的評價；賈似道本人戰後也自曝在鄂隨時預備捨身殉國，「命之短長直在屈伸肘間」。
這些都是一味道德拔高的溢美虛詞，並無太大參考意義，對賈似道援鄂最客觀的褒獎來自敵人——忽必烈。
為加強城防，防止蒙軍突入城內，賈似道下令建木柵環繞城牆內壁，形成夾城。據《元史·廉希憲傳》，當忽必烈聽聞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時，對左右近臣給出了一句無法更高的評價：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另有一則在《元史·郝經傳》中的記載是，蒙軍久攻鄂州不下，軍中將領推諉於忽必烈愛重的漢族士大夫，說就是因為聽了士人少殺人的胡扯，宋人才沒有出於恐懼而開城投降。忽必烈以賈似道為標杆駁斥：
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從以上兩則忽必烈逸事來看，大有將賈似道視為儒帥，與其惺惺相惜之感。回想圍城之初他對賈似道援鄂的不屑，可見賈似道在短短一個月內，便以其表現令忽必烈刮目相看。
時至十一月，鄂州被圍已近三月，蒙軍使出渾身解數，殺傷宋軍一萬三千餘人，一度還攻破鄂州城東南角，但最終功敗垂成，疫病流行軍中，破城之望益發縹緲。
忽必烈進退維谷，原本預期的速決戰已被拖成了曠日持久的攻堅戰，鄂州不破，所謂順江東下直取臨安更是妄念了。
再不下一個決斷，忽必烈的大業就危險了。
此時，又是郝經，他在十一月初呈上那篇與《東師議》齊名的《班師議》，力勸忽必烈與宋議和，班師北歸。
《元史·郝經傳》是這樣說的，郝經主和的理由有兩條。
其一，短期滅宋已無可能，宋人已知蒙哥駕崩一事，軍氣大振，「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如果再不趁冬天果斷撤軍，來年開春「疫必大作」，蒙軍「恐欲還不能」，甚至可能重蹈當年金兀朮被韓世忠困於黃天蕩之覆轍。
其二，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正留守蒙古本部，在汗位之爭中已佔得先機，如忽必烈不果斷議和北歸，則有腹背受敵之憂，「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郝經還以完顏亮當年南征時眾叛親離為前車之鑑，警告忽必烈要防範阿里不哥先下手為強，「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
郝經給忽必烈的最終建議是：「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
從《東師議》到《班師議》，郝經以其驚人的預見性，向忽必烈證明了儒生的價值。
不僅是郝經，出身金蓮川幕府的漢臣基本力主班師：渡江先鋒董文炳的弟弟董文用，一日三諫，以為神器不可久曠，待忽必烈登基之後，再遣一支偏師，即可了結江南事；最早加入幕府的劉秉忠則以卜筮之術為忽必烈打氣，「龍飛之時已至，可速回轅」。
漢臣的這一共同立場並不難理解。一方面，他們深受正統觀念影響，認為忽必烈必須正名為先，儘快北返登基；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歷史上的宮廷政變了如指掌，對兄弟爭位的步步驚心與攻守套路爛熟於胸。
郝經等人的苦諫中，最能打動忽必烈的想必還是「爭位」這個點。
按照忽必烈本來的計劃，打鄂州不過是探囊取物，而後可以有兩個選擇。
其一，攜新勝之師北返，以軍功壓服阿里不哥等爭位者，畢竟，蒙古社會最認可的就是軍功。
其二，乘勝自鄂州順江直下，速戰速決，攻陷臨安，基本完成滅宋大業。這並非痴人說夢：十五年後，蒙古人拿下鄂州，繼而僅用了十三個月就入主臨安。屆時，無論是奄有江南的雄厚財力，還是一舉滅宋這潑天軍功，舉世間又有誰能與忽必烈一爭？
也就是說，鄂州之戰的主線仍然是爭位。忽必烈戰前的選項也無非兩個：直接北歸爭位，有時間之利；先取鄂後爭位，有軍功之利。
忽必烈選擇了先取鄂後爭位，但這並不算是一個決策失誤，而更像是一場賭局。既然鄂州沒拿下，賭局輸了，忽必烈的理性選擇不是將錯就錯，越陷越深，而是認賭服輸，儘早止損。也就如郝經所言：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
正在此時，忽必烈之妻察必來了一封信，向忽必烈密報了阿里不哥陣營的一些可疑動向，特別是對方正調兵遣將，威脅忽必烈的大本營開平。
郝經的勸諫，察必的情報，最終讓忽必烈下了決斷。